始余读《左氏》，爱其文辞，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秋》也。其后益读《公羊》、《谷梁》，爱其论说，又知有二书而不知有《春秋》也。《左氏》之事證于前，二家之例明于后，以为当世之事与圣人之意举在乎是矣。然考其事则于情有不合，稽其意则于理有不通，意者传之妄而求之过欤？乃取《春秋》之经治之，伏读三年，然后知所书之事与所以书之之意，是非成败、褒贬劝戒之说，具在夫万有八千言之间，虽无传者一言之辩，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传》则《春秋》之事不见，不见其事而自为之说，是诬也。虽然，彼恶知三家之善诬也哉！或先经以始其事，或后经以终其说，曰某日为某事，某人为某辞，其详至于数百千言。又臆圣人之意，此某事也，讳之而后云某也；此某为之也，欲有所见而后云某也。观之经则简略而难知，寻之《传》则明白而易见，故后之学者甘心于见诬，而有志之士虽有疑于其说，欲质之而莫得其术，于是是非蜂起，各习其师，务立朋党，以相诋訾，甚于操戈戟而相伐也。岂不悲哉！彼恶知古今虽异时，然情之归则一也；圣贤虽异用，然理之致则一也。合情与理，举而错诸，天下之事无难矣。且尝谓圣人之辞至约也，然而不惧后之人惑者，何也？恃情与理以自托其言而传之于后世，后之贤者亦恃情与理而能知圣人于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经之传，由此道也。且圣人之有作，欲以绳当时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避也，故明著之经。今曰考之经而无见，必待传者之说而后明，是圣人之经徒为虚文而已。且圣人岂必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乎？其无为传，则《春秋》遂无用于世矣？假如圣人知后世必有为之传者，岂不曰吾经之不明，则传者得为异说以纷纶吾辞，吾辞将不信于后世，安得不为此虑也耶？是故其辞必完具于一经之间，其事必完具于一辞之中。虽然，圣人岂敢以一辞之约而使后世之人晓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辞之难明者则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也，则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变例以为言者，然后褒贬是非之意见矣。夫事之多变，则辞之不同。例之不一，与日月之参差不齐，盖不可胜视，及其慎思而精考，则若网在纲，举而振焉，顺乎其有条理也。圣人以辞与例成其书，以情与理而自托其言，则所以虑后世者亦至矣。辞与例，其文也；情与理，其质也。文质不备，君子不为完人；文质不备，《春秋》不为完经。世之学者舍情理而专求乎辞例之间，是以多惑而至于失也。《左氏》之失也浅，《公羊》之失也险，《谷梁》之失也迂。《左氏》求圣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略其褒贬，故常取于近而失之浅。《公羊》谓圣人欲以成后世法，必有惊动人之耳目而难言者，故常志于难而失之险。《谷梁》谓圣人茍致意焉，不当浅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于远而失之迂。虽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说。《左氏》自以为所传当时之事，足以取信于后世，虽失之浅而不嫌。《公羊》、《谷梁》自以为传当时之事略矣，不得不为险迂之论以自见。呜呼！学圣人之道而方且以自见为心，宜其不合而多失也。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论，以为三家之论不去，则学者之疑不决，而圣人之经终不可复见。故度当时之事以情，考圣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违，然后辞可明而例可通也。于经之下，各析而解之，名曰《春秋经解》。噫！后之君子，其有意于情理之说乎，吾言其有取焉尔；其无意于情理之说乎，吾言其有罪焉尔。

或问曰：《春秋》以日月为例，信乎？何其扰扰纷乱而不可合也？应之曰：子考之《春秋》而疑之耶？抑将用传者之说而后疑之也？苟用传者之说，是宜扰扰纷乱而不可合矣。《左氏》不著日月之例，独于公子益师卒则著之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彼盖不知经于他事皆以日月为例，惟于崩、薨、卒、葬与诸侯之弑者则不著例焉，盖以为人之善恶必见于其行事，则亦无事于死而后为之褒贬也。彼弑君父，天下之大恶矣，于《春秋》之文无所贬，以为其恶不贬而自见，又奚区区以日月例为哉。故自天子崩、公薨、大夫卒、内夫人、内女卒、中国夷狄之弑君与凡书葬者必从而日焉，其尊卑、外内、轻重、大小一皆同之，凡以见其不为例焉尔。若夫赴告之不备，史氏之阙遗，然后吾从而阙之，不嫌也。由是言之，《左氏》考圣人之例亦太疏略矣。彼二传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也，则又强为之说，是以其辞至于乖乱而不可信矣。或者又曰：「然则《春秋》于他事阙日月者少，而于卒葬之事阙日月者独多，何耶」？应之曰：凡卒葬之事见于经者几且三百，最多而繁也。且又一国之事，其来赴之辞一有不备，则日月之失，史氏遂不可得而书矣。若夫其他会盟、战败、入灭之类，见于经者大抵不过数十，而又非一国之事，其来赴者，诸国所与有事焉者皆至焉，然后可参證而得日月之详也。且尝谓《春秋》独于此不以日月为例者，岂以其多阙而后不可为例乎。以事言之则如此，以理考之又如彼，二者其将有得于圣人之意也。且夫史氏之记事有常体矣，其书必曰某时某月某日某事矣，其失日月者则阙之，亦必曰是阙日月者也。惟圣人修经然后立例焉，盖曰天下有内外，国家有大小，位有尊卑，事有轻重，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夷狄，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详所重而略所轻，此《春秋》之意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有详略之中则著月焉，此其常也。其有当略而详与当详而略者，圣人岂徒为是之纷纷哉，盖有寓于其间而后云尔也。故有当日而不日者，如「公败齐师于长勺」，「公败宋师于乘邱」，「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公子慭出奔齐」，「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及齐大夫盟于蔇」之类是也。有不当日而日者，如「卫侯衎复归于卫」，「卫侯出奔齐」，「吴入郢」，「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宋、卫、陈、郑灾」，「取郜」、「取防」之类是也。有当月而不月者，如「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许凡三迁，「楚人灭江」，「楚人灭黄」，「吴灭巢」，「灭项」，「公如齐纳币、观社、逆女」，「公如晋，至河乃复」之类是也。又有不当月而月者，如「宋人执滕子婴齐」，「宋司马华孙来盟」，「郕伯来奔」，「宋人及楚人平」，「成楚丘」，「取郐」，「取郓」之类是也。至于事有同日，而后事属先事，则于先事加日焉，如「甲午，宋灾」，「宋伯姬卒」之类是也。又有两事皆当日，先事故不日，则后事亦不复日，如「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之类是也。其事有同月，先事不当月而后事当月，则于先事月之，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围宋」，「葬曹文公」之类是也。又有两事，先事当月，固自书月，后事故不月，虽继月不嫌也，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正月，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齐」之类是也。又如两事，先事故不月，后事虽当月，亦不复月，不嫌也，如「春，公至自齐，祭叔来聘」，「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类是也。其有事实异日而嫌于同日，则各著日以别之，如「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卫雍」，「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雷」，「庚寅，大雨雪」之类是也。有事实同日而嫌于异日，则先著日以见之，如「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庚申，莒溃，楚人入郓」之类是也。有事不当日，以书晦朔则不得不日，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戊申朔，陨石于宋五」之类是也。有一事而再见者，其于事日月先略而后详，如「冬，公如晋」，「十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冬，会诸侯伐郑」，「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戏」之类是也。有以后事之例證先事者，如「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继之以「公如晋」，则疑于公如例月者也。然于下书「秋，公至自晋」，则知公如晋是不月者矣。有以先事之例證后事者，如「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继之以「公至自会」，则疑于公至例月者也。然先书「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祖」，则知公至是不月者矣。考日月之例至于此，见圣人之用心其谨且严而可畏也。彼曰无例云者，是未尝深考乎《春秋》之例者也。使其深考乎《春秋》之例，则亦不遽云尔矣。虽然，《春秋》之阙日月者固有之，如桓之四年、七年无秋冬，定十四年无冬，桓十四年书「夏五」而阙其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阙其事，僖二十八年书「壬申」而不系之月，桓十七年书「五月」而不系之夏，昭十年书「十二月」而不系之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朔与日者，皆阙也。彼传者又以为从史之阙文则近于无功，故不得不为异说以附之，使圣人之旨汩乱而不可考者，诸儒好异之罪也。嗟夫！不信史之阙文，以求圣人之意，是犹航断堑之水而欲至于海，亦不可得矣，盍亦避碍而通诸理乎。《左氏》之略也，《公羊》、《谷梁》之凿也，持是三者以考《春秋》，适足以多惑而已矣。故余撮其大概而论之，附于卷末，使学者得从事焉。

《春秋》之为书，辞约而例繁。欲其严也，故其辞约；欲其明也，故其例繁。例者，辞之情也，然则学者当比例而索辞，然后可也。例不胜其多，故有与为例，而疑于义者著之，无与为例，而不疑于义者不著也，其要在是矣。呜呼！不知例要而欲知《春秋》，是犹舍舟楫之用而以济夫川渎者也。

《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夷狄，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轻重矣，安可不详所重而略所轻乎。大概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时，此亦易明尔。然而以事之轻重错于大小、尊卑、疏戚之间，又有变例以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于参差不齐，而后世之论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权事之轻重而著之为例，分其类而条次之，可以具见而不疑。若夫事有疑于其例者则备论焉。且尝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也，故号《本例》。呜呼！学者苟通乎此，则于《春秋》之义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