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彻桑土于未雨，则可以绸缪而无忧；索衣裘于大寒，则必至已晚而无及。舒缓于閒暇之际，窘迫于警急之时，侥倖或能支持，舒缓便复如故，玩心一启，不复关防，事变乘之，束手无策。当斯时也，悔何追乎？此思患豫防，所以明著于《易》；有备无患，所以丁宁于《书》。有国家者，不可不致警于此也。臣是以于强敌之方退，而辄进豫备之二议，以见旱则资舟之义焉。一曰定规模以一人心，二曰据要害以饬武备。夫所谓定规模以一人心者，战守和之说是也。国家自边衅既开，三者各持一说，分朋植党，异议纷纭。人心不齐，规模不定，事功难立，职此之由。且深沟高垒，贼不能窥，守非不可也。然专持此说，谨谨自固，则敌或以数万之兵为牵制之举，直捣江南，摇撼腹心，此岂能端坐而独存乎？坚甲利兵，贼莫敢玩，战非不可也。然专持此说，冒昧而前，则胜负无一定之形，首尾无相应之援，力独无助，气竭易衰，此岂能偏师而却敌乎？况敌情变诈，以和误人，专以此谋，又堕其计矣。三者不可专一，则其用贵于相度，随时而施，自有活法。是以近者朝廷措置得宜，两阃翻然协力，当战而战，卒成武功。是守者虽守，而未尝专锢于守；和者虽和，而未尝专泥于和也。然机括方转之时，正规模坚守之日。是必上流里鄂渚而表江陵，下流里京口而表维扬，中则里金陵而表合肥，各命制阃，各置重屯。三者虽分，事同一体，俱以守备为先，俱以战禦为应，俱以和议为欸敌之计，俱以相援为缓急之图。其施为之形虽若有殊，而互用之谋实相联络。规模一定，人心翕然。敌在术中，制之易耳。使强敌惩今日之败，而果无易我之心，厌用兵之久，而果定讲解之说，则与之要约，各保封疆；啖以金缯，姑务休息。却乘和之少暇，益严战守之豫防。彼若变诈之复生，则此应敌之有素，纵横颠倒，无适不宜矣。夫所谓据要害以饬武备者，三边之守禦是也。国家自边衅既开，不知于要害固守，坐使强敌，动便长驱。川蜀之当守在诸关也，自诸关失守，而四路为其所冲突。京湖之当守在襄阳也，自襄阳失守，而诸郡为其所蹂践。濠、光，两淮之门户也，使守禦之坚，救援之速，则强敌安得至丰、黄之境哉？幸两城之间，守者之志不屈，援者之气不衰，大挫彊敌之锋，少张中国之势，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然彼之耻于败衄者，其为后谋必深；我之快于连捷者，其为后防必怠。以我为防之怠，当彼为谋之深，胜不可常，为忧方大。是必即极边要害之郡，为今秋备禦之防，常如敌至之时，不作敌去之想。城壕必责其高峻，将士必择其精良，刍粮必丰，器械必备。山寨水寨，必谨措置；义丁弩手，必务主张。必广设机阱以出奇，必早毕农功以清野。当赏必速下，而毋使留滞以邀索；有请必速报，而毋使施行之缪悠。三阃屹然，有急则援，而又以义相勉，以意相孚。其相救也如左右之手，其相应也如首尾之蛇。如此则非惟守卫密严，可以事至无虑，抑且威声震叠，可以销患未形。上而四川，亦当仿此。多择知兵之士，广加葺理之功。训练必精，而变士卒易溃之心；关隘必守，而革将帅易退之习。勿谓蜀为去天之远，而此可苟安；勿谓蜀为已坏之證，而遂不加意。关隘固而后四蜀始可守，四蜀可守而后东南始可立矣。虽然，臣之二议固今日之所不可缓，而欲行此二议，则在陛下之一心。盖陛下之一心，天下事事物物之所由以兴废也。陛下当灾变迭生，外患孔棘，恐惧真切，宵旰靡遑，觊格天心之和，期勉人心之协。原此一念，其端甚微；推此一念，其应甚速。上焉日食不见而腊雪呈祥，和风应律，已有转祸为福之意；下焉将士用命而敌人气慑，中国威伸，已有转危为安之机。至于坚其意而使是福之鼎来，持其机而使是安之无变，则亦系乎陛下恐惧之心，兢业不替而已。此心或替，则祸福安危犹未定也。处福如祸，处安如危，恐惧常存，骄怠不作，则上倡下和，如纲举目随。自宰执而达之百僚，自朝廷而达之边鄙，规模可定而人心可一，要害可据而武备可修。有所不为，为无不成。不惟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敌如我何哉！惟陛下留神，臣不胜至幸。

〔贴黄〕臣于边防，屡进狂瞽。退而省度，要切者三。成宪俱存，赦荐陈控。绍兴中，乌珠渝盟南侵，诸将捷奏踵庭。敌败而逃退保宋、亳。高宗皇帝逆知敌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乃合兵淮西待之。敌果再来，柘皋又捷。是时俊锜虽云有隙，势急犹肯回军。高宗皇帝亦戒诸将宜合一心，勿分彼此，兵力全而莫禦，兀术何足扫除。既而敌惧欲和，诸将遄返。高宗皇帝则曰：「将帅之来，敌意未可知，但敕诸军严为之备」。又曰：「勿以和议为意，但当作不讲和处之」。圣谟洋洋，皆可法则。今来口温不花等人虽退，独不念敌情必不以一挫便已之训乎？京湖淮东有常山蛇势，独不念合为一心，勿分彼此之训乎？敌使虽行，敌情难测，独不念但敕诸军严为之备与夫当作不讲和处之之训乎？臣愿陛下于是三者，一以高宗皇帝为法，日夜申儆，以图万全。臣不胜至愿，并候敕旨。

臣闻国家之足在财用，财用之足在州县。今欲求财用之足，而不知致察于州县，是犹欲谷粟之丰，而不知致力于田亩也。夫天下之财不在国，则在民，而比年以来不在民，亦不在国。问之于上，则财计窘匮，而有国非其国之忧；问之于下，则田野萧条，而有人不聊生之叹。然而租赋之取，则有加于旧额；酒税之入，则倍增于曩时。是宜州县之间，必有丘山之积。何者？不在国，不在民，则当在州县也。而所在州县，仓库俱空，解发朝廷，反有拖欠。夷考其敝，是则有由上不归之国，下不藏之民，中不积之州县，而悉皆私之于贪官猾吏之家而已。夫朝廷上下游聚议，变政易令，思所以足财用者，几于寝食之不遑。而贪官猾吏，背公营私，害民蠹国，凡所以耗财用者，反阔略而不问。噫，亦惑矣！臣尝思之，当取之于州县者有四，当节之于州县者亦如之。且夏税之纳绵绢，州县之解发与支用者有定数，而取于民者常溢于数之外也。于是计其解发支用之数，俾令人户纳之，而其馀则计时价而折钱焉。下未尝欠而上未尝得也，不过贪官猾吏巧作名色而掩取之尔。合天下州县一岁而计之，其数至繁也，是可徒为官吏之资，而不取之以供公上之费乎？秋赋之纳苗米，州县之解发与支用者亦有定数，而取于民者亦溢于数之外也。于是又计其解发支用之数，俾人户纳之，而其馀则计时价而折钱焉。下未尝欠而上未尝得也，亦不过为贪官猾吏多方变化而分取之尔。合天下州县，一岁而计之，其数不少也。是可徒纵官吏之欲，而不取之以济公上之乏乎？近年州县之酒息，视旧有加一倍者，有加二倍者，有加三倍者。合天下州县一岁之所入，其钱不可胜数也，而未尝一毫入于公上也，无非贪官猾吏之所得也。此而不取，亦可惜矣。每岁州县之印契，有归倅厅者，有归州郡者，有归漕司者。合天下州县一岁之所收，其钱不可胜计也。而未尝以之输公上也，无非贪官猾吏之所收也。此而不取，尤可惜矣。此臣之所谓当取者有四也。且州郡之有公库，盖供州郡之公使。而今也不然，多其拨入之门，专为私有之计。有自军资而拨入公库，又自公库转入宅库者矣。有旬拨一料或二料，又有旬拨三料者矣。名曰公使，实为私藏。国用方阙急，而臣下乃若此，是可无以痛革之乎？州县之有将迎，固有州县之定例。而今也不然，当其交承之时，每有匿瑕之望。备堂迓具，有增无减。吏卒借请，越例倍支。一番将迎，为费繁重。国用方阙急，而臣下又若此，是可无以剂量之乎？廉士之居官，有一无所须者，有不蓄南物者。今之为州县者不然，自其始至，便萌私办之心。吏辈逢迎，导以私办之术。即其官下之所产，公然科买而不疑。价值虽偿，无非移盗于官钱。公吏作弊，往往白取于百姓。科买不已，物价遂高，其为害不细也。古人之于民，使之必以暇时，而所使者无非公使之；必以佚道，而所使者初非私。今之为州县者不然，衣服器皿，凡可以供私家者，无一不兴造；百工技艺，凡可以供私役者，无一不追呼。诈欺百端，工食不给，其为害尤甚也。此臣所谓当节者有四也。合是八者，积习已久，国空民贫，端由于斯。譬如千金之家，必有千金之产。火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赡其妻孥；主人端坐以收其半，而可足其用度。当然之理，无足疑者。乃有强悍之干，执其收敛之权，过取于火佃之家，少入于主人之室。火佃有饥寒之苦，主人有窘迫之忧。而为干者家日益饶，用日益侈，事属倒置，旁观不平。当今之势，何以异此？主人一日赫然，大加惩治，则外可以救火佃之饥寒，内可以济一家之窘迫矣。臣望圣慈亟下此章，晓谕州县，凡夏税秋苗溢额之折钱，酒息税契倍收之数目，明置簿历，量资公支，馀悉上之朝廷，以助军须支遣。酌其多寡之数，立为等第之赏。或减磨勘，或转官资，或不次迁除，或加恩子弟。如犹私有，尚务欺谩，则台谏监司觉察案劾，都吏典押亦重施行。至于公库收支，于国何补，臣以为当姑与罢废，少俟国用宽裕，然后以渐复之。将迎费用，尤为无艺，亦当姑与三分减二，少俟国用宽裕，然后以渐增之。日用饮食之馀，不许科买土产；公用当办之外，不许科扰百工。如有违例不从，官吏计赃定罪；或能谨饬遵守，亦当旌赏褒嘉。赏罚并行，人知畏慕。前之四者必能捐私以奉公，后之四者必能樽节以积聚。州县皆能若是，岂不大助公家？其视巧取横求，抑又大有径庭。虽然，臣之为此言者，若流于苛臣之所以为，此言者则实未尝苛。盖税苗折钱之举，酒息印契之入，皆出民情之愿，而非彊民之从。更得一分之宽，尤受一分之赐，而民愈乐然矣。公库将迎之省，科买工物之禁，官无妄费，必不至于剥下官；无科需，必不至于扰人，而民愈乐然矣。是虽大戢于官吏，而乃大便于百姓也。使为官吏而有人心，亦将翕然以听命，尚何苛之有哉？臣言至此，可谓烦渎，惟陛下垂听而力行之，臣不胜大幸。

臣闻兴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难。盖士大夫之心，乃治乱安危之所系也。使其心皆和平，无分彼此，则念虑一务于体国，言议必期于可行。高不沽激而为苟异之空谈，卑不诡随而为苟同之腐说。辞符于意，事应于辞，讲明精详，规画坚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奉行。纲目牵联，臂指应顺。内与外相协，人与己皆同。心力既齐，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效，一岁行之有一岁之功，何至于皇皇而不为哉？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见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谋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窃议已摇于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谬也，方欲举之，而此之异议已梗于其后。宁于误国，莫肯降心以相从；宁于败事，莫肯屈意以协济。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取舍既难，推行罔定。前法淆于后令，旧章讹于新制。晨朝之说，不保其莫夜之复尔；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皆然。但闻议论之繁多，不见施行之事实。此岁月所以虚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于言也。方今外患未息，国步方艰。陛下宵旰靡遑，虚怀无我，冀一闻于至论；宰辅寝食俱废，敝精竭神，期洪济于艰难。而士大夫不能一心以维张国论，勠力以共图事功。胸中各险于山川，语下互生于矛戟。九重之听之也，罔知所适从；四海之闻之也，益加于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抑何望其有成？臣恐楮弊秤提之以渐，此平稳而可行者也，及将以求快意而变矣；和战备守之相为用，此断断不可易者也，又将以立偏见而摇矣。当人才乏使之时，欲从事于舍短取长之说，未必不又以罔功为言而易之；当财用窘匮之时，欲从事于稽考措置之说，未必不又以生事为言而已之。凡事如斯，日复一日，天下不复有可为之事，事功不复有可成之期，岂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议论之多不能以归一也。臣窃思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厌于多议，其终也必贵于有以主其议。始而议不多，则无以反覆讲明，而求真是之归；终而无所主，则无以果断力行，而期事功之济。是必群工百执事聚而议于下，陛下与二三大臣相与主其议于上。不责其议之全利而无害，而推择其议之害少而利多。见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轻徇而辄变，不乍为而遽已，则其成也有候，而其末也无忧矣。商鞅不足道也，犹能坚持示信之说，以赞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也，犹能坚持骄吴之说，以赞勾践，而卒以霸越。孰谓以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无所主，以危迫之事势，乃悠悠而不早图哉？王猛之遣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关而郡县皆已被符。韩滉之遣何士干也，归家而薪米已罗门，登舟而资装器用无不周备。安有使一人则迟留而不果行，举一事则牵制而不能决者？故夫主议者有定力，则士大夫之心不容于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于不兴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幸裁之，臣不胜惓惓。

〔贴黄〕臣窃见今日楮轻钱重之弊，而熟思所以佐助秤提之术，偶得二说，敢以敷陈。且会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铜镪日寖稀少，而无以为之贴凑也。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今莫若尽收二百三百之破旧，而多造二百一百之新券，则自百文以上，皆无所事于镪，而贴凑之数，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于镪者少，而镪可渐轻矣。又会价之落，多在输官之时。方官物起催，限急星火，钱会中半，顷刻难违。人忧责罚之严，只得低价兑纳。会价一落，增长愈难。然若不取之民，官司无以支遣。切计官吏之俸给，旧例之杂支，事若从权，当全用会。惟有军兵月请，势须半给见钱。今莫若约计朝廷之与州县一岁军兵所须若干，先以泉司岁铸之数充之，然后斟酌取诸州县以足之，则所用于见镪不多，而所取于州县有数。由是官司之仰于镪者又少，而镪可以一轻矣。两说既行，官民俱便。军兵之所请者，官以市价兑之，而复充循环之支。下海之与鉟销者，官严禁令行之，而不持姑息之论。由是见镪可以常有，官民仰之甚轻，而富室之私藏者徒积滞而无益，将不待告戒而自出矣。凡此秤提之术，自与见行之令可以并举，两不相妨。无变政易令之疑，而有钱轻楮重之渐。愿陛下并与二三大臣熟议行之，实为幸甚，伏候敕旨。

臣闻有以收天下之大权，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权。大权者，人主所以奔走四方，鼓舞群动，使之惟上所命，而共起治功者也。是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纵。方其散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则庶乎不致于纵，而且不致于散矣。臣恭惟陛下亲政以来，于今六年矣，权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奉承上命而无有所违，天下之治悉如吾意而无有不举。然而日复一日，岁复一岁，下肆玩侮，上务姑息。作之而不应，唱之而不和。文移往复，非不可观；事功缪悠，初无其实。得非大权虽收，而未知持之以奔走鼓舞欤？且国用莫切于财赋也，今也非违法以横取，则有变公而为私耳。国事莫急于军期也，今也非傲令而不从，则有具文以相应耳。侵疆所当早复也，其肯慷慨而任责者谁欤？徒闻敌人据要害，役吾人民，耕种吾田土，以为久驻不退之资；掠取吾财用，以为待时会攻之举。盖向者以易我而致丰、黄之败，今者将惩创而为报复之谋，此其为患，益可畏矣。流民所当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区处者谁欤？徒闻淮民强者噬弱，众者并寡。乃业可复，而徘徊于沿江诸郡之间；其来日多，而浸入于江东内郡之地。盖向者敌退则可归，今者敌留则难返。转眼又是枣红，不容不为逃生计矣。欲诸阃同心以为备也，而相忌相倾者益甚，缓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总制通融以足军也，而相诋相𢦤者不已，缓急安能彼此之相谋？应天陷，而两淮颇失其藩篱；江防空，而内郡孰为之门户？不容不守也，而所以为守者，未必可恃；不容不和也，而所以为和者，未必可信。守将不素择，而又有数易之患；士卒不素附，而又有不饱之忧。蜀道乏改弦易辙之图，而因仍于故常；庙朝忘厝火积薪之念，而玩愒于岁月。以自有之天下，乃若有碍而难行；以祖宗之境土，乃当吾世而日蹙。此无他，有其权而未能持其权，故欲举其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不谨，坚冰可忧，是可以为细故，而不凛凛于此哉？夫以臂使指，乃可运动；指大如股，则难屈伸。吾不持以臂使指之权，而反使有指大如股之势，则人将难使，动有拘牵，事机鼎来，何所倚仗？虽然权固患于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难持。持之如何，在得其道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纪纲具在，明圣当宁，忠贤敷施，夫岂有难使之人？特贵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权之所由行也。用舍必当而公，是用舍得其道也；赏罚必明而速，是赏罚得其道也；号令必审而信，是号令得其道也；措置必切而断，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闻于朝，则明白而剖决之，不至含糊而两见是非，则处之之道得矣。下有窘迫而告于上，则斟酌而急报之，不至稽缓而漫无可否，则应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则人人合其心，权安有不行，而事安有不成者乎？臣故曰权不难持，在得其道也。昔汉宣帝惟信必赏罚，综核名实，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光武惟总揽权纲，明谨政体，是以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唐至宪宗，时事岌岌，而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洪舆疾讨贼，裴度以为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所谓处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谓得其道也。此三君者，皆中兴之贤主也，不过有持权之道，是以能致中兴之功。陛下天生聪明，久亲政事，固将超轶乎三君之上，而何待于微臣之言？盖当明主可言之时，则不得不效明目张胆之忠也。伏望陛下审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贴黄〕臣昨尝欲效外郡纸帖之事，而为创进一百会之说。盖是熟观市井之交易，素习道路之往来，而知民俗贴凑之艰，莫如小会日用之便。又以其平日思虑之久，访之老成通练之人，委便公私，乃敢进说。今侧听两月未见施行，深惧奏陈未明，不足开寤圣明。臣以为若造一百，住造三百，一百与二百并行，则三百已在其中。果行此也，有五利焉：人便贴凑，不甚仰钱，一也；人既便用，必是爱惜，二也；为钱无多，必无伪造，三也；破旧小会，以此收换，四也；无妨秤提，反可为助，五也。有此五利，何惮不为？或者必以券直百文，徒费工本，臣以为不然。不有小费，莫救大患。若效湖会之简径，则费工不多，更略狭小其形模，则费本亦少。费少利博，似无可疑。臣又于其末有收兑军兵见钱与夫严禁下海鉟销之说，皆切时务，非敢空谈。并乞圣断明诏二三大臣检会施行之，臣不胜至愿。

臣窃见秋令已回，边防当谨。上自西蜀，下至两淮，俱是风寒，皆合防护。西蜀之事，前后议论已多，臣不敢复言。两淮之事，自今有一利害，臣不容自已。且兵家常山蛇势之说，最切于边鄙战守之宜。京湖者，蛇之首也；淮东者，蛇之尾也。合肥则介处其间，外接丰、黄，内迫江西，其为利害，实非小故。以蛇喻之，正谓之中。敌人犯边，若出于此，则是击蛇之中也。东西两阃，力能救援，则是首尾俱应也。去冬之役，敌首犯光，使陈、韩竭力禦之于中，而东西协力以为之应，则光不可破，丰、黄无事。臣于是时曾进此说，惟其不尔，光遂不支。丰、黄从此被困，百战而后得解。今光既为所据，则必窥我合肥。若其专为此图，东西犹可出援。万一分道入寇，东西方自为谋，合肥势力孤单，不比东西两阃。以陈、韩连年经画不能支定城一战，而杜果乍此承当，岂能以偏师支吾东西？倘不援之，利害视光尤重。臣不遑寝处，日怀隐忧。因思金陵之与合肥，实有唇齿辅车之势。刘之杰在金陵，其朴实可倚，伏乞颁诏旨应接合肥，运内郡之米而列贮于江滨，练新旧之卒而多备于器械。凡其有所请，乞朝廷极力给之，事事预图，日日申训。合肥有警，即遣以前。敌之见攻虽无穷，我之应援亦无已。守者坚壁清野，而使敌无所抄掠；援者出奇应变，而使敌不得安居。以饱待饥，以近制远，虽有智者，莫为彼谋。此墨子九攻九拒之遗规，而昨者力援丰、黄之明效也。臣尝于去冬冒昧奏陈，欲于沿江整顿一军，名曰游击。东西有警，调而援之。江面有虞，又可退守。近宰臣备边十事，有置游击军一条，料敌料己尤为详悉，无非此意，所当急图。抑臣闻之，守禦固以应援为先，缓急尤以财用为急。且臧元坚等之估籍，不为无补于朝廷，却宜谨节桩积，专备军须，毋资他用，徒成费耗。至于前来此等之财物，皆当爱惜之可也。淮东总臣之移易，颇费朝廷之区处。却当早令交承，促办钱米，毋久含糊，有误秋防。至于湖北总所之告急，速宜周给之可也。以实今日之急务，伏冀明圣之留神，密诏大臣，亟行措置。兵财既俱有备，事至可以无忧。臣不胜惓惓。

〔贴黄〕臣生长新安，一州六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而夏秋赋税之输，乃独倍于他郡。大抵一钱之税，纳官十文；一亩之收，输官大半。向来官司不恤，暗行增添，或加一文，或加二文，则州人惊忧，如被寇盗，必须陈诉以求豁除。三数年来，事乃大异。自十文顿增至十五，自十五顿增至二十，今又有增至三十矣，不知何时而已耶？昔之十文已是重赋，今之三十两倍于前。官吏暴如虎狼，百姓衔恨莫吐。又有一事尤为害民，土不产银，官勒输纳。旧止三贯一两，州人办纳已艰。中间朝廷知之，且以银品低次，免纳本色，以会代输。历年既多，省劄可照。比乃行下，复勒纳银。银价骤高，五倍于昔。追纳既急，其价愈增。以多年不纳银子之馀，而遽责之于银价空贵之际。当二税已多两倍之日，而又重以银子五倍之输。百计诛求，日加月益。民生困苦，不言可知。是以六邑之人，皇皇焉赴愬于州；千里之守，汲汲焉申闻于都。皆言存活不得，必以从请为期。伏望圣明垂思民为邦本之言，深察用一缓二之说。下之省部，检照已行，免令纳银，仍旧用会。小宽民力，以固根本，臣不胜至望。

臣尝观汉武帝以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为问，董仲舒对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唐玄宗会日食，录囚恤患，罢不急务，宋璟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止女谒，放谗夫，所谓修德；囹圄不扰，兵甲不渎，官不苛治，军不轻进，所谓修刑。愿动天以忱，无事虚文」。由董仲舒之言观之，则知天之出灾异者，乃所以为爱君之至；由宋璟之言观之，则知君之答灾异者，惟在于有动天之忱。故知天之心存爱君，则恐惧修省之念，当无一时之敢安；知君之以忱动天，则恐惧修省之事，当无一毫之敢伪。不敢安与不敢伪之心合，而后转灾祸为福祥之效应矣。二臣之言，实一理也。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生，讲学日益，克谨天戒，若夏禹遇灾而惧，若周宣每有乖异变故之生，必尽恐惧修省之道。是宜天心之格，灾害消除。而连岁之间，相仍沓至，臣固不敢缕数前事，以上渎天听。亦岂容不即近事，以冒进瞽言？乃七月壬午，怒风乾来，接雨扬砂，发屋拔木，太空号动，京国震惊。右则湖以震泽逆流，为害尤甚，而秀次之；左则明以鲸波泛溢，为害尤深，而越次焉。田禾固未可知，公私已俱有损。为异如此，不知何祥？问之天文风角之占，虑致北敌侵边之变，寒饥火盗，色色有之。是非天心仁爱陛下，不欲其遽至于此，故重为谴告警惧，而深望销之于未然者耶？陛下为之避殿彻乐，罪己求言，宽恤无日而不行，祷祠靡神之不举。未尝委之于天数也，未尝移之于股肱也。恐惧修省在陛下可谓至矣。而陈善责难，在微臣犹有请焉。盖应天莫切于至忱，而至忱莫切于自反。必也严恭寅畏，静虑澄思，而形于言曰：吾用舍赏罚有未当欤？政事号令有未信欤？听言从谏有未行欤？绥内禦外有未备欤？抑吾心志念虑有未正欤？起居饮食有未节善欤？宫庭屋漏之中，左右前后之际，犹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者欤？不然，何灾异频仍，而又重如此也？事事悉加省察，不敢自恕自矜，辞切而意忱，文举而实至，表里洞彻，意向宣明，群动为之皆新，万务由之毕理，天心不格，臣不信也。否则无事虚文，未知宋璟之言，臣恐伤败乃至，将应仲舒之语矣，可不谨哉！可不戒哉！昔者成王秋熟未获，雷电忽作，大风偃禾，天变之来，何异今日？而成王痛自惩创于弗知之故，至敬尽礼于出郊之时，一念感通，风反禾起，岁已无望，乃大熟焉。天人相应之际，可谓捷于影响，臣是以既以董仲舒、宋璟之言为陛下告，而又以成王之事为陛下望也。惟陛下留神，臣不胜至愿。

〔贴黄〕臣每念淮民流徙可怜，而处之未有其方。蜀民被祸甚惨，而救之未有异策。民生若此，天意可知。近见刘之杰亟申朝廷，欲以强壮权充军籍，老弱却行赈济，其说甚详。侯子震轮对奏陈，欲以乡丁而制叛溃之兵，仍布要害，以扼冲突之寇，其论甚切。惟此二者，关系匪轻，行之已。

柯山童君子玉，挟陈玄之艺以游，素昧生平，来访霅上。忽出示余畏友汪兄平叔赠行叙，请下一转语。余苦不解书，然有挟是见过者，辄罄羞囊，为收一工七，积之岁月，不觉盈箧，足了此生矣。窃又自叹，人之磨墨未若墨之磨人也。收者且当束之高阁，何须更求？今于童君复得二螺（事见《竹坡诗》前集第九卷。），把玩再三，弗忍去手。遂并藏诸箧中，乃知此宝如良金美玉，愈多不厌。昔阮孚蜡屐自谓一生宁著几两，犹对客自蜡，略无愧色。彼癖于所嗜，且汲汲若是，况楮生、毛颖、陶泓三公子所资以为友者？人人皆知贵重，其肯夸其已有，而倦于搜罗乎？童君试将此以谒当世钜公，艺何患不售？嘉定八祀十月旦，新安吕午伯可书。

六月之杪，予以仓檄至秋浦，寓道纪堂，日趋台治，循墙北邻，见有大题扁，榜曰新安祝秘校，知其为乡人而未之识也。一日过予，自言本儒家者流，谈天说诗，评论人物，衮衮不休。三十年前所得诸公赠语，皆朗诵无遗忘。闻者惊悚，谓君强记若此，使业儒不废，胡可量也？舍是而以五行之说游，不几于左计乎？予谓儒学与艺术，大小虽不同，均可托以行道。严君平卖卜，拳拳依忠孝以教人，此岂直拘泥蓍卦而已哉？五行之说始于箕子之畴，演于刘向之传，至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相生，推人寿夭贵贱，则见于唐李常容，近世乃盛行，能造其奥者百不一二。祝君独以儒业此，故其推明辨说，皆有据依，验之多奇中，不止如庸术揣摩迎合，以规小利。士大夫其不敬爱之？所谓铁中铮铮者也。又数日来谒，将东游金陵，抵北固，走淮甸，还道浙右，以达于京，且索诗赠行。予方有公事，未暇著语，姑述其梗概而申告之曰：「君尝业儒，亦闻孟轲氏之言乎？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轲之意盖欲使人知命而不迷其性，尽性而不徒委于命。其以天理人心诏天下后世，最为明切之。君言命，如能持是以游于今之世，而不囿于星翁历史之粗，庶不畔于吾儒。名公钜卿必自有刮目倒屣者」。君曰：「诺，盍为我书之」？

余与兼善话别秀颖，年飘忽三换矣。羽衣翩跹，访余霅上，适摄承鄣南，又得追寻至此，其志盖甚勤也。杯酒从容道旧，始知近以善地理游缙绅间。余虽不解此，然尝读乡先生大监王公《送曹诚之序》，见其评论古今得失极详，独以《狐首经》、郭氏《葬书》为祖，终及于言甘者用之有祸，言苦者信之有福，尤为理到。乃若世传尚书倪公劝戒有曰：「阴地好不如心地好」。此论又高。要之合二公之说并行之，则本末体用始为周备。管见如此，兼善以为如何？

寂照居士儒家而释行，往来江淮间，士大夫多与交游，诗翰盈轴。邂逅秋浦，以乡人故日相过从。谈辨风生，偈颂泉涌，又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一日袖示其自号二字曰：「此出《楞严经》，盍为我下一转语」？予素不晓佛书，牢辞弗获，且匆匆理归装，不暇抒思。勉述浅闻，成五绝以答之。

予去岁寓中都，今岁客秋浦，皆与李丈少阳相解后，尊酒论文，殆无虚日。人始而疑，终而信。少阳今失意西归，访别间似以故乡必有揶揄者，不能忘怀。予谓垂翅回溪，亦事之常；塞翁失马，未必非福。天既抑少阳如此，则其所以伸少阳者要必有在。因其行也，成五十六字以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