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治者，不过曰宽与严而已。然宽非纵弛之谓也，而世之尚宽者则流于纵弛；严非惨刻之谓也，而世之尚严者则流于惨刻。反是则曰宽当施之所当宽之地，严当施之所当严之人。遂以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军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宽之所当施也。自古之所以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镇也，权臣也，是严之所当用也。东周之宽能施于强暴之诸侯，而不能及于匪风下泉之民。秦人之严能施于闾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马奸谄之辈。宣帝之严能施于赵、盖、韩、杨，而不能施于许、史之徒。元帝之宽能用于弘恭、石显，而不能用于堪、猛、望之之类。是皆宽于其非所当宽，而严于其非所当严也。其说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当律之以严，而军民士大夫之心亦岂徒宽者所能系属哉？盖宽者，仁意浃洽之谓；严者，纪纲整肃之谓。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宽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敝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广博周遍，而无间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于不嗜杀人，而至于言仁政，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意正谓此也。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无不归于京师，则无山东、河北之忧。置参贰以分中书之权，而又置台谏以察政府之奸，则无操、懿、莽、温之变。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一赋不妄加，一役不妄兴，一刑不滥及，一遇水旱，或发仓廪，或出内库而不吝，固所以结民心也。然窃盗者有禁，告讦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骁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处以剩员，每遇一郊，降一赦，则与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结军心也。然一汰而数万人，一戮而百馀卒。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将帅之尅士卒者有禁，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然礼部有覆试，斋郎有定员，百官非有劳不迁，赃吏虽有赦不原，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何哉？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凶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讦豪横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宄之徒，而民之资弱失职者，不被其仁。茶盐榷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趋利之徒，而民之终岁勤动者，不被其仁。是虽日下减租之诏，月颁恤刑之令，无益也。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则是仁于骄惰之卒，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拣汰蒐阅之法不严，则是仁于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锐者，不被其仁。尅剥私役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贪之将，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不被其仁。是虽日有赐、月有给、岁有赏，无益也。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艺者，不被其仁。铨选荐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不被其仁。赃墨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贪污之吏，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不被其仁。是虽高爵以诱之，厚禄以饵之，无益也。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祖宗立国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论者曰：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至道之间，则治体类于严。自景德至于嘉祐、治平之际，则治体类于宽。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而深惩仁祖之宽。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纪纲整肃，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仁祖之所谓宽者，仁意浃洽，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则人情玩弛，吏习因循，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譬之室焉，岁月既深，旁风上雨，则不能无一木之朽，一墙之倾，一瓦之毁。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补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而以更变为心，以少许之阙漏，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撤之。不惟坏祖宗之纪纲，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敌也，士其雠也，宽恩滥及于貂珰，而峻法反加于善类。高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而元祐、元符之党，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是其宽失之纵弛，严失之惨刻，而又颠倒错谬，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嘉祐之缓势。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稍稍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馀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或著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

先儒尝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夫纲举则目张，纲目不可分而为二，固也。而先儒之言云尔者，盖大纲者谓法之规模大意也，万目者谓法之条目纤然也。汉法疏而易密，则规模犹宏阔于唐。唐法密而易疏，则其条目特详密于汉耳。汉继秦之后，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则曰袭秦，礼仪则曰袭秦，其法疏矣。然官职大小之相维，兵制内外之相制，取民不及于农，取士不以科目，则其意犹密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卫以寓兵，口分世业以授田，租庸调以取民，其法严矣。然政事出于二三士，卒疲于番上，鬻卖不常，而启兼并之柄，升降不实，而启两税之法，则其意何疏也！我朝之法，大纲之正，既过于汉，而万目之举，反不及于唐，何耶？盖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不过修举其大纲，而节目随之。不善革弊者，必尽变古人之法，往往纤悉于其小，而阔略于其大。孔子论继周百世之道，不过因其所可因，而损其太过，益其不及者耳。孟子论丧祭井田之法，亦不过言其大略而为之节文耳。世儒有志于复古者，必欲采摭古制，补缀经典，一一与之牵合。不知居今之世，而欲尽行古之法，不惟未见其利，而先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决然难行，故自其小不备，卒以成大不备而已。英雄之君出，而建置一代之规模，岂如陋儒拘士细碎之所为？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此正制作之一机。而我太祖创法立制，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一转移之间，事体顿异矣。三省为空官，而平章分为三等，唐之制也。而我朝因之，然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奉行，而职守交通，无命令壅遏之患。尚书侍郎有六部侍从，则自礼而户，自户而吏，常调则自工而刑，自刑而兵，则资格素严，而在位无速化之念。进士为一等，世赏杂流各为一等。秘书监官也，进士则迁太常，荫补则自郎中五迁而后至。一前行郎中官也，进士则迁太常少卿，非进士则迁司农卫尉。少卿流品有别，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则官非唐之官，我朝之官矣。侍卫起于后唐，而我朝因之。殿前司起于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于梁，而我朝因之。然禁卫之军统于武臣则不出于宦者之手，诸道之兵籍于禁卫则不专于节度之权。殿前为一司，侍卫马步各为一司，则有南北相制之意。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合诸侯之兵足以制京师，则有内外相统之意。兵权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又汰之使极少，治之使极严，教之使极精，则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衙前以主官物，里正、乡书手、户长以督税，耆长、弓手、壮丁以捕盗，各以乡户等差充此，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然自建隆三年诏差役有不平者，许民自相纠察，则无不均之患。太平兴国四年分民户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则无逃亡之患矣。以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使，位同三枢，目为计相，此亦前代理财之法也。然转运财赋悉籍三司，则在外无横歛。内藏所储总之三司，则在内无横费。而乾德又诏三司行移有不便，漕臣得以上闻，则彼此相临，内外相察，无隐漏侵欺之弊矣。国子监，唐制也，然屡亲临幸，自赞孔颜，以文臣知州，以儒臣典狱，命宰相以读书，而有崇儒重道之实矣。贡举亦唐制也，然及第人不得于知举称门生，选或不公，加之覆试。陶谷之子、李昉之子、吕蒙正之子皆不得与，则有选贤举能之实矣。定刑部详覆法，而无五代滥杀之祸。禁羡馀，宽正税，而无五代横敛之祸。礼止于窦仪之所定，乐止于和岘之所造，而文物略备矣。此其酌古今之宜，参人情之公，通世道之变。虽曰因前代之法，而点铁为金，化臭腐为新奇，变枯骨为生意，岂必尽复古制而后为一代之法哉？然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不当因弊以立法。熙丰大臣所谓不务革其弊，而欲变其法者也。观其熙宁初年入对一疏，而变法之规模尽见于此。其论本朝不任信大臣，不尽行古制，亲细务而循弊法，用君子而参小人，皆当时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而安石独敢言之。学校也，贡举也，科名资历也，监司郡守也，又皆庆历大臣所尝更变而不敢举行者，而安石独敢行之。农之贫，兵之冗，宗室之费，上下俱以为困，而未有策以处之者，安石独敢任之。然其言法之弊则是，而自为变法则非。变常平之法而为青苗，变差役之法而为雇役，改发运之职而为均输，改茶盐之法而为市易，坏正兵而为保甲，废牧监而为保马，以条例司夺三司之权，以新经《字说》变天下学校，以经义诗赋变天下之贡举，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奇益奇。夫以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而且不尽变其法，熙宁继嘉祐治平之后，乃欲尽变其法，何其思虑之不详辨耶！盖我艺祖之法，则修举其大纲，而阔略其节目者也。安石之法，则纤悉于节目，而阔略其大纲者也。至元祐时，又欲尽变熙、丰之法矣，熙、丰之法则在所当变，而必欲尽变之，则又过矣。盖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变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太急。青苗、均输之法可罢，而雇役之所宜独不可乎？保马、户马可罢，而保甲之法则因其已成，蠲其租，复其役，教阅于农隙，以省养兵之费，独不可乎？新经、《字说》固可废，而罢诗赋，取经义，独不可因之以崇经学乎？至治之世不能无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国初惟不尽变前代之法，而惟变其意，所以为一代凭藉扶持之地。熙、丰惟欲尽变祖宗之法，元祐惟欲尽变熙、丰之法，所以激而为绍圣以后之纷纭。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国之初意，而轻于变更。章子厚、蔡京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于绍述，法愈更而愈下。而中兴以来，学校贡举大抵皆蔡京之法，而差役、雇役之并行，经总制钱之立额，又王安石诸人之所未为也。故尝谓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间虽有损益，而其大意皆本于艺祖之公。法变于熙宁，而极于今日，虽其间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异于安石之私。世变之升降，治道之盛衰，人才之得失，亦可以概见矣。

国之修短当观其治体，治乱当观其制度，强弱当观其国势。殷周治安皆千岁，而汉唐享国不及三四百年者，治体之有纯驳也。汉四百年治多而乱少，唐三百年乱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疏密也。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盖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体制度，而无汉唐之国势。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讲学也，而我朝列圣则无一日而不学。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则无一人之不可谏。自汉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母后皆朝夕见，则有事亲之法。汉朝女主临朝，姻党专擅，我朝高、曹、向、孟之贤，皆为社稷计，则有齐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预政，则有待外戚之法。宫殿无华侈之饰，则有尚俭之法。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礼，则有尚礼之法。臣下有黜无诛，则有宽仁之法。此治体之所以多纯而少驳，制度之所以似疏而实密，盖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尽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此国势之弱二也。以科举程度而取士，以铨选资格而任官。将帅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荐士。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为法，以议论为政，又本朝规模所独病，此国势之弱三也。故其始也虽足以戢天下之异志，终也不足以弭外国嫚侮之骄心。譬之长江大河，无鼋鼍蛟龙奋翅鼓鬣以激其冲突溃荡之势，帖然安静之久，人亦得狎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规模宏远，谋虑周防，虽都四平无险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长安，置内库以赎山后之地，积缣帛以靖边塞之烽，其志未尝忘也。虽收诸道藩镇之权，而久任边将，付以重柄。以郭进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诲守北边十馀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尝不重藩镇也。于文法之中未尝抑天下之富商大贾，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杰，是盖有以助我立国之势，转移阖辟之机，又非常法之所能拟议者。自太祖以来，外权愈困，内法愈密，以阵法图授诸将，而边庭亦如内地。支郡各自达于京师，而列郡无复重镇。加以河东之后，王师已罢，故虽以曹彬名将，而亦不能收一战之功。自是而后，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乐，喜无事而畏生事，求无过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人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故虽以景德亲政之后，天下以为美谈，而不能不纳赂以为盟。虽以仁宗庆历之治，至今景仰以为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讲好。然景德之约盟，非寇准之志也。契丹之增币，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岁赐，亦非韩、范之本心也。观寇准数年后戎复生心之言，至庆历而始验。观弼请备河北，琦请都洛阳，仲淹请修京城之计，至靖康而皆验。诸公方慨然为社稷远虑，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间，其身已不能安于朝廷之上矣。呜呼，使雍熙无轻动之举，则中国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师必不敢寇于河北。使寇准得尽谋于景德，则外国必有称藩之礼，尚敢议关南之地乎！使韩、富、范之计得尽行于庆历，则中国必无增币之耻，而宣和间必不召女真以雪愤矣。至此而后，知太祖之为虑，其深且远哉！虽然，庆历以前此一时也，熙宁以后又一时也。庆历以前在外之国势似弱，而在内之国势实强。熙宁以后在外之国势似强，而在内之国势已弱。盖安石不能改弱势而为强势，乃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观其上书于嘉祐之末，谓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与贤人君子共事乎？谓今之教士，大抵诵说课试是矣。其新经、《字说》其果能出于文墨之外乎？其入对于熙宁之初，谓本朝徇有司之细故，而安石所为愈烦碎而不足言矣。谓君子小人正论邪说之杂用，而安石所为则纯用小人邪说矣。谓理财大抵无法，而安石所理之财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张国势，启衅于交趾，兴兵于熙河，拓境于海山，竭中国有用之物以事空虚无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矣。然种谔绥州之议，安石犹未主之也。韩绛庆州之役，安石犹以为未习边事也。迨熙宁四年以后，始主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说矣。安石变法之罪小，而兴利之罪大。兴利之情犹可恕，而开边之罪为可诛矣。何者？元丰小人不过图禄位耳，及其患失，则兵困于灵武。绍圣小人不过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则兵兴于隍鄯。蔡京始谋亦不过钳制上下耳，及其求悦，则荐童贯以帅西师。王黼始谋又不过倾蔡京尔，及其势利相轧，则必复燕蓟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启之也。吁，靖边塞之烽，图山后之郡，此艺祖皇帝之宏规也，而熙宁用之则疏。取熙河横山，剪西人手足，此韩、范之本谋也，而元丰、绍圣、宣和用之则舛。盖祖宗之国势外形虽羸弱，而元气强壮于内，则外邪有所不能动。熙宁以后之国势，枝叶虽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谋国者当以是参之。或曰：子之三篇皆不满于熙宁，毋乃已甚之论乎？曰：古今治乱之机皆决于君子小人之进退。熙宁以前非尽无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为甚多，故维持治体，遵守制度，振起国势。自建隆一阳之复，积而至于庆历，则为三阳之泰矣。熙宁以后非尽无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故治体以坏，制度以变，国势以衰。自熙宁一阴之遇，极而至于宣和，则为三阴之否矣。此愚因论本朝之事，尤于君子小人进退之际而有感焉。

淳祐壬子春日，后学吕中偕正录直学邝梦得、陈君畴、孔朱年、董汝舟诸生得之，谨识。时广学掌仪顾孺嘉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