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治者，不过曰宽与严而已。然宽非纵弛之谓也，而世之尚宽者则流于纵弛；严非惨刻之谓也，而世之尚严者则流于惨刻。反是则曰宽当施之所当宽之地，严当施之所当严之人。遂以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军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宽之所当施也。自古之所以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镇也，权臣也，是严之所当用也。东周之宽能施于强暴之诸侯，而不能及于匪风下泉之民。秦人之严能施于闾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马奸谄之辈。宣帝之严能施于赵、盖、韩、杨，而不能施于许、史之徒。元帝之宽能用于弘恭、石显，而不能用于堪、猛、望之之类。是皆宽于其非所当宽，而严于其非所当严也。其说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当律之以严，而军民士大夫之心亦岂徒宽者所能系属哉？盖宽者，仁意浃洽之谓；严者，纪纲整肃之谓。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宽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敝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广博周遍，而无间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于不嗜杀人，而至于言仁政，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意正谓此也。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无不归于京师，则无山东、河北之忧。置参贰以分中书之权，而又置台谏以察政府之奸，则无操、懿、莽、温之变。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一赋不妄加，一役不妄兴，一刑不滥及，一遇水旱，或发仓廪，或出内库而不吝，固所以结民心也。然窃盗者有禁，告讦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骁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处以剩员，每遇一郊，降一赦，则与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结军心也。然一汰而数万人，一戮而百馀卒。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将帅之尅士卒者有禁，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然礼部有覆试，斋郎有定员，百官非有劳不迁，赃吏虽有赦不原，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何哉？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凶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讦豪横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宄之徒，而民之资弱失职者，不被其仁。茶盐榷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趋利之徒，而民之终岁勤动者，不被其仁。是虽日下减租之诏，月颁恤刑之令，无益也。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则是仁于骄惰之卒，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拣汰蒐阅之法不严，则是仁于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锐者，不被其仁。尅剥私役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贪之将，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不被其仁。是虽日有赐、月有给、岁有赏，无益也。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艺者，不被其仁。铨选荐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不被其仁。赃墨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贪污之吏，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不被其仁。是虽高爵以诱之，厚禄以饵之，无益也。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祖宗立国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论者曰：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至道之间，则治体类于严。自景德至于嘉祐、治平之际，则治体类于宽。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而深惩仁祖之宽。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纪纲整肃，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仁祖之所谓宽者，仁意浃洽，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则人情玩弛，吏习因循，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譬之室焉，岁月既深，旁风上雨，则不能无一木之朽，一墙之倾，一瓦之毁。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补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而以更变为心，以少许之阙漏，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撤之。不惟坏祖宗之纪纲，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敌也，士其雠也，宽恩滥及于貂珰，而峻法反加于善类。高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而元祐、元符之党，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是其宽失之纵弛，严失之惨刻，而又颠倒错谬，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嘉祐之缓势。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稍稍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馀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或著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