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保国必先定计，定计必先建都。建都择地必先设险，设险分土必先遵制。制国以守，必先恤民。夫国之有斯民，犹人之有元气，不可以不恤也。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经，必先核实。核实者，是非毁誉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后赏罚当，赏罚当而后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顾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决事也，养气所以制敌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宽隐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备矣。

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率师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其成霸王之业宜矣。陛下总师履极于今六年，而谋议纷纭，计画未定。以建国都，则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讨乱贼，则未有一定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事，则未有一定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吏，则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况立国而不定乎？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悔后何及！惟人主广览兼听，而不可以自专，惟宰相择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条具方今拨乱兴衰之策，各尽底蕴，画一进呈。先示台谏从臣，许令疏駮。仍集凡百执事议于朝堂，询谋佥同，靡有异论。然后断自宸衷，定为国是，颁诸中外，以次施行，申饬攸司，各严遵奉，坚如金石，勿复变移，庶几观听有孚，一新耳目，可见中兴之兆矣。

臣闻有家者必作室，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而众星拱，如沧海在地而百谷朝，安于其所，不可动也。陛下昨自应天初登宝位，维扬驻跸，仓卒渡江。考卜相攸，莫如钟阜，矧以旧邸，号称建康，已降诏书，传播天下，为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刘先主、吴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龙蟠虎踞，王者之居，此可都者二也。北据大江之险，外有长淮之卫，隔绝奔冲，难于超越，此可都者三也。有三吴以为东门，有荆蜀以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以为南府，此可都者四也。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舟陆车，道里适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周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略地于北，吴孙氏争淮南是也。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导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国势一统不可以数分，国都一定不可以数动，与匈奴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宫室市朝之礼者异矣。今敌国凭陵，叛臣僭窃，濒海诸郡，僻在东隅，宜还都建康。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环诸路而中持衡焉，则人心不摇，大事可定矣。

凡立国建都，必设险以守，而后国可保。按《春秋》书晋师伐虢，灭下阳，邑不言灭而此独书灭者，下阳，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圣人特书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三国时魏人都许，不以方城为险而守襄阳；蜀人都益，不以剑门为险而守汉中；吴人都秣陵，不以大江为险，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故楚子初自秭归徙都荆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之地，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东汉之衰，刘表牧之，坐谈而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侯用之，威震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甲兵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昨降诏令定都建康，而六飞巡狩暂驻杭越，乃以湖北为分镇，恐失古人设险守邦之意矣。近日虽复荆湖南北，而分镇地分仍旧未改，即与不复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则军资寓江陵，先主时则重兵屯油口，关侯、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之封境也。以荆南言则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峡州言则大都险要皆在南岸。今以二州为分镇，跨据长江，下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又朝廷近弃湖北，远留川陕者，固谓秦甲可以强兵，蜀货可以富国，取其资力以自助也。而使荆峡分镇于其间，假令万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峡江之口，则蜀货不得东，阻长林之道，则秦甲不得南，譬犹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卫，则非计之得也。臣窃以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不以为分镇，然后全据上流地形险固，北可出秦中之甲，西可下蜀江之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

昔人谓大江之险，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以为长江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末务，非智者之所先。何也？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弼尝济广陵矣，曹彬尝度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而不得渡，曹丕困于濡须而不得渡，拓跋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而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盖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乃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有未善耳。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欲固上流者必先保汉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槩不可易者也。当孙氏时，上流欲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欲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欲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邾城，今之黄冈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争之地。故孙氏保有江东，而魏人能犯。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上流在荆峡，其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陆，而守臣陈规长于帅众凭城，短于劝民耕种，宜遣一军兴置屯田，为规外护，以蔽武昌；而下流则命江浙帅司各选官吏渐往江北，经营淮泗。若委任得人，其上者使人胜于险，其次者使人与险均，俟以岁时，无轻改易，而孙氏欲争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复之势亦在目中矣。

凡制国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势险易，与夫土地之宜，足食足兵之具，则不可与谋，以贻后患。荆州在沮漳江汉之间，地兼水陆，土力沃衍。平时利入犹未尽也，与江湖之南硗瘠之土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以积粟，此一利也。自畿西、河朔诸郡，每岁必资耕牛于川峡，军兴已来，道路艰阻，不过汉沔六年矣。耒耜之设，服牛引重，圣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峡牛，至于荆渚，则门墙之内耳，此二利也。而又中握上流舟楫往来之柄，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富强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弃为分镇，其害甚明。然改之则为诏令反复，无以示信，遂之则形势危削，无以自守。苟有几会，未害于信，何惮而不改乎？凡分镇者节制境中，则法得自立，专征阃外，则兵得自用，转移物货，则财得自理，废置属寮，则官得自命，合此四事，与战国诸侯无异，即非上世封建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暴客错杂居之，独湖北一路，安陆命陈规，则左选之文吏也。荆南归峡差解潜，则右选之武臣也。若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宜有更张，独仍旧制，即此二人，考其绩效，因任改移（陈规宜因任，解潜宜改移。），无不可者。但通荆湖漕宪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隶湖北，扼汉沔之道，以岳阳隶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隶江西，接洪抚之境，则地里连属，形利势便，合于魏武置都督不欲相远之意，亦于今日事宜颇为相协。若襄阳已令分镇，时方用兵，几会之来，何有穷已。乘便分割，亦无不可，然后上流之势全矣。

夫变更旧制，不稽今古，肆其胸臆，则事不可行，况挟奸计乎！近岁湖北变更旧制多矣，初用唐悫为安抚，统十有四州。参详官高卫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带鼎、澧制置使，辰、沅、靖并听节制，不隶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荆南公安县升为军额，兼带石首、松滋巡检使，应军兵器械，并不许荆南那移，是又削其所治三邑也。是岁敌人声言数路入寇，正当经画防秋之际，而一旦削其五郡与三邑，其间多兵赋重地，所存者残破之馀耳。或以卫与悫有怨，故特献此策以倾之，审如所言，大不忠也。不然，画此谬计，不智亦甚矣。又前日改湖南为东西路，于朝廷形势利害，初无加损，徒困全、邵、武冈三郡之民耳。今既复荆湖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置帅司于荆南，一便也。公安军自系内地，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钱粮，岁费二十七万，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寨，三便也。武冈置军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州应副，费亦不赀。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凡此四者，悉仍旧贯，州县官吏省并什八，创添窠关，悉从除削；裁损文书，俾归简便。有所谓刀弩手，有所谓博易务，有所谓营田司事，皆欺罔殃及百姓，驱之转为盗贼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

制国宜于仍旧贯，乃欲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鄂渚隶江西者。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与祖宗宅都于汴自内而制外，其事虽殊，其意则一耳。置于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皆自南制北，恢复中原之势也。古者有属长，有连帅，有卒正，有州伯，今安抚大使则州伯之比，而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禺，兵马出于西桂，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帅司，以殿南服。荆湖并经残破，而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出峡中资力，使之经画，庶能兴复。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民。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成。古者大国三卿，命于天子，则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国二卿，命于其君，则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优假小国之意深矣。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参谋议者皆自奏辟，则非古意。继今以往，宜自堂选，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辅之以健决之佐，则果者与之以审详之属，其馀许自辟置，则事可久行，乃轻重相权之义也。

保国以得民为本，固本以恤民为务。恤民以除暴为先。蛮夷猾夏，自外为暴者也；寇贼奸宄，自内为暴者也。近岁已来，外阻内讧。除外暴者多主通和之议，竟为金人所误，不敢用兵，而金人用兵毒遍中国，常自若也；除内暴者多用招安之策，又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用兵毒遍天下，常自若也。夫《春秋》之法，荆舒乱华，则是膺是禦，不与结盟；乱贼肆恶，则是诛是讨，不列于会。以此见圣人之情矣。葛伯杀一馈饷童子，汤往征之，天下信服。而寇贼所至，杀人盈野，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况以重赏招之，又觊其弭也。李成、马进侵犯江西，陛下断自宸衷，命将出师，要令殄灭，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为弄兵闽峤，肆其残毒，三载于兹。又遣辅臣，副以上将，深入其阻，尽扫除之。而后遗种馀民，复还农业，可谓得恤民之道矣。然其馀类尚稽天诛，暴横湖湘之间，百姓引领王师，如大旱之望雨也。今诸将既西，而师行安重，陆运粮饷，民力疲劳。夫恤民者不自病民，除暴者不自为暴。曹成反覆，直犯帅司，刘忠残虐，涂炭数郡，固无可赦之理，宜专委岳飞掩捕曹成，及早进师，勿令越逸。亟命大军直趋潭州，合于《春秋》救兵欲速之义。事得便宜，无更申禀，以致迁延，重失几会。仍以先声促令马友拣汰老弱及元系耕种之民，各从其欲，并力一心，水陆俱进，追击刘忠，勿留后患。招收杨华馀党，肃清江湖之盗，然后精择良吏，悉意抚绥，则善政可行，膏泽可下，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国以得民为本，固本以恤民为务，恤民以择县令为先。县令亲民，百里之主宰也。且据应副军期一事言之，凡粮饷转输、器械百物应干军旅之用，莫不资民力而后足也。主军期者取足于县，为县令者责办于民，得人则科敛必当，多寡必均，数目必实，有无必通，期约必信，须索必办，民不怨咨，公无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为侵扰，剥民膏血，甚于寇贼。公家所急，往往阙供。缓急之间，又无预备。民情怵迫，无所控拆，乃有转而为盗矣。而县令其可以不择乎？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汉世郎官出宰百里，自崇宁扫除资格，收擢天下之士，不历县邑，径跻台省。及其补外，不为监司，必为郡守，事不谙历，权归胥吏，此大弊也。宜籍中外曾为台省寺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试以民事，俟有声绩，不次超擢，此一说也。古者建侯分土，不过一同。今亲民之官，比古侯壤，而军兴已来，日见陵辱，师徒所至，非特将校，至于走卒贱人，皆得肆行无礼。以百里令长而有不免捶楚之忧，此洁廉自重者皆欲远引，顽顿忍辱者犹安其职而不顾也。宜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廪饩。凡军马屯驻本县者，并听节制，其经由悉从阶级。此二说也。据今八路诸县户口赋入多寡重轻分为三等，上县自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许帅臣、监司通共奏辟，立为定格，不许交互，此三说也。依宋元嘉法定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有所系，此四说也。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绩效已就绪者，就加旌赏，未有伦者，严行程督，此五说也。而命侍从官各举二人之能任县令，亦各刺二人之奸赃不法者。皆书于籍，俟核其真，以次施行，宣示好恶，使知劝沮。举刺不实者，必罚无赦，庶几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国以得民为本，固本以恤民为务，恤民以轻赋为先。鲁哀公时遭值凶年，国用空乏，什二而税，犹患不足，而谋于有若，则请行什一之法。夫二犹不足，又损其半，疑若戏言也。至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乃知其识微虑远，虽圣人不能易矣。夫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厚赋重敛，困乏不足，转而之他，则无百姓，谁与供常税乎？且以近事验之。如京东西路岁入二税约七百万，课利杂收约三百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予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之，凡西城课利及乾泺为田，穷竭民力，敛积无算。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剋，然后国用充足，则必指为谬说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常赋所入，不归于王府五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信不诬也。又如荆湖南北岁入二税约四百万，课利杂收约一百万。自二税外，岂无馀利？在祖宗时捐以予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曲引、茶引、盐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犹以为未足。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充足，亦必指为谬说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常赋所入，不归于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信不诬也。今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赋敛益重，百姓益贫，田莱益荒。谋国之臣不为陛下深思远虑，更欲扰之，何不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覆辙之鉴也？夫为川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敌国驱民者今日之贪吏与弊法也。伏愿明诏计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原，而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庶几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国以得民为本，固本以恤民为务，恤民以革弊为先。凡为国以利不及义者，皆自小人始，谓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祖宗时以义为利，盗贼不作，坐享九州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盐法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居民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崇宁初，谋国之臣以利为利，首变盐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利在居民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诸路空乏，乃至横敛，诛求百种，犹不能给。民穷而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谷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昧于远见，其弊不革。陛下绍兴宜鉴前失，亟议改更，久而未及，何也？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旧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五十万，故敛不及民而岁计充足。变法已来，盐利悉归朝廷矣。本路诸色支费已皆出于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略以道州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贯。往时本州岁卖盐钱四万馀贯，以此盐息桩充，故敛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钱依旧而无盐息，至以曲引均科人户，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耒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之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之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给矣，而盐香司再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此当自何而出？急则不免取于人户，民所以益困也。比闻榷货务所入未满一年，至六百馀万，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诸路，并令检会？若此类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稍安业，不致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榷酤法已极弊，尚仍旧贯，不亟改更，何也？略以道州言之，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税民，弊可见也。又以邵阳言之，酒课约二万馀贯，而岁折税米为糯凡六千石，每㪷中价约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几倍费，其他未论也。比虽行下诸处会计，而州县往往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何不断在必行，令逐路应系官盐酒务，许百姓众共买扑，入纳净利收官务，递年所费米麦等拨归朝廷，专充赡军费用，还所得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县支使。利济公私，以活百姓，使稍安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源也。夫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惟陛下早更弊法，以幸天下。则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保国以得民为本，固本以恤民为务，恤民以省官吏为先。光武中兴，并废吏员，裁减文书，什存一二，天下遂平。盖有民然后有事，有事然后有官。今遗民既寡，事亦少矣，官吏日增而不减，此何理也？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病民，遂至于乱。渡江之后，北地衣冠接袂而南，矧值军旅之兴，赏典超越，滥冒滋众，江左吴楚例经残破，而诸司州县添差不已。兵官旧系两员者，或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监当旧系一员者，或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倚仗推委，不任其责，请给人从，互相攘占，此弊不革，虽有恤民之心，而民岂被其泽乎？又如江北荒馀郡县皆膏腴之地，虏骑不来，盗贼已去，而民无归业、城市不建者，缘所遣经理镇抚之官略无存恤兴复之意。未有百姓，先置官司。诸州县镇旧时员阙，一一差填，又所用之人全不选择，贪残暴虐甚于寇盗。垦辟一亩者，即抄一亩之地；布种一硕者，即收一硕之入。民不聊生，无缘复业。此弊不革，虽有恤民之心，而民岂被其泽乎？夫为民有官，不设官以病民；为事有官，不因官以废事。今添差所在，依势倚法，侵渔须索，耗蠹无穷，民所以病也。一羊而群牧，其委不专，一职而众官，其任不一，事所以废也。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尧、舜、禹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言君与民一体也，而可以不恤乎？今朝廷添置官吏，尽出于恩宠，诸路所自差委，多及其亲，故不虞废事而病民也，大失先王之意矣。望陛下特降指挥，以省官吏，以建武为法，稍捐禄廪养之，使居閒地，无执事权，则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职，然后政可立也。选择忠贤以为辅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职；荐进人材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臣之职。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乔、杜如晦为宰相矣，又敕尚书细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数非其人也，而特有选任置诸左右，可谓得人主之职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责宰相以其职，异于太宗之不以吏事劳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职也。昨者虽并东西二省，而宰臣依旧受接词诉，判决狱讼，终日营营，弊精力于簿书之末，而进退人材，布列中外，赏功罚罪，或有未加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夫审于音者聋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天地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天下万事尽备于此。愿陛下特降指挥，自今以往，宜令庶事并决于六曹，仍命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事关大体，更不咨白，则宰相之事简矣。然专责以慎柬六部长官及其贰，以举中台之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路帅臣及部使者，以举外台之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郡守臣及上县令宰，以举郡邑之职，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为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夫诸侯之国，大夫与政而陪臣与事，为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与政而侍从治事乎？惟陛下明诏宰臣，各行其职，则政之大经立矣。

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以兴，三纲沦则习于乱以亡。按《春秋》华督有不赦之恶，鲁、郑、齐、陈同会于稷，以成其乱，受赂而归，而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祭仲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般闵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履霜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策，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昨者边尘犯阙，邀请二圣，而立张邦昌僭窃名号，援引契丹立晋事迹用为證例，分遣使人宣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动于恶无异。陛下嗣膺宝历，特施宽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讨，与众弃之，置在远郡，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及敌骑南骛，銮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悉皆震恐，事穷计迫，无所从出，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解其迷国误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之心，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者也。故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敢有无将之心，陛下既正典刑，顺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涤者，敢肆奸言，无所忌惮，故比日诸方群盗所在焚劫，至有官吏入其队中，肯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伏望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忘庙社之危者；有草表章上及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自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昨来乞用邦昌、苗傅、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此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沦，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

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赏罚福威必当于功罪，功罪善恶必审于毁誉，毁誉是非必要于真伪。故直言不闻，毁誉乱真，康澄以为可畏甚于三辰失行、水旱虫蝗之变也，可不核实乎？陛下昨降赦书，推尊仁宗盛德大业，应举行法度，并欲上遵嘉祐，德意甚美。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丁谓以奸邪为宰相矣，雷允恭传达外议擅权矣，黄德和以监军诬奏边将矣，或斥或诛，或投诸四裔，而狱情审克，卒无冤滥，是毁誉不得乱真而邪说息也。寇准以忠正遭远贬矣，范仲淹以危言屡获罪矣，欧阳脩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矣，或辨明诬枉，或擢升侍从，或遂迁执政，是毁誉不得乱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类有所恃而不恐，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兴，而将相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广引废忠毁信、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之党，变乱名实，颠倒是非，以上惑朝听。贬马伸于关市，出许翰、杨时于閒散，如孙觌、刘观、郑瑴辈流并居迩列，维扬奔溃，无所归咎，恐陛下讨其误国之罪也，复指结余堵杀邦昌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恶大憝皆得原涤，而李纲独不与焉，此虽假借朝廷诏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论乎？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莫斯为甚矣。及范宗尹当轴，又欲汲引失节鄙夫如李擢等，以盖其北面伪楚之恶。是非邪正，出于人心，如辨白黑，焉可诬也？其为计不忠亦甚矣。陛下好恶无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审覈之政，毁誉必要其真，赏罚必当其实，使邪说不作，直道得行，其继嘉祐、至和之治，亦何远之有？夫邪正是非，莫易辨于今日，惟陛下断在必行，以扶正论，实天下之幸。

凡核实者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宝历，渡江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谓人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锧而远窜之于鲸波南海之表，人皆以为郑瑴。盖纲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远贬，而瑴以是日峻迁，故知为此言者必瑴也。然谓纲大兴诬谤，干誉庸俗，言己去朝，暴乱斯起，欲平定之，舍我其谁，传呼宰相，响震山谷，讽谕群小，令上封章，翱翔道途，以俟诏命，凡此等语，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之语，倾陷大臣，为不可贷之罪。而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励之，是赏劝谗谄之人，欲其毁誉乱真而不核也。若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人皆以为马伸。盖伸自言官黜为监当，而其言则有状矣。不慎命令则以下还都之诏也，广布私恩，则以复祠宫教官之阙也。黜陟不公，则以罢卫肤敏，而用孙觌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则以贬吴给、张訚、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则以沮宗泽与许景衡也。私收军情，则以各置亲兵千人，请给独优厚也。同恶相济，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众所共知，亦众所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亦不敢以是为非，而当时不信其言而罢之，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是罚沮忠谠捐躯为国之人，恶其毁誉之核实而不乱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哀荣，礼意隆厚，公论不允。伸既远贬，虽有诏命，不闻来期，君子闵焉。比虽贲以龙阁，未尽褒劝之礼。按《春秋》之法，治奸恶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奖忠善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伏望圣慈特留聪听，按此二人情状，追正刑赏，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惩劝之方，以息邪说，开公道，则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将复见于今日矣。

臣闻自昔帝王应时而作者，必以立志为先。在草昧时必立志，而后能创业垂统；在衰微时必立志，而后能兴衰拨乱。时者事之几，志者事之本，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则无本矣，焉能有成？汉高帝西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哙一言即还霸上。范增由此畏之，说其主曰：「沛公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故能灭秦取项，以成帝业。光武破寻邑之师，举雒南之地，取河北，定山东，既得陇，复望蜀，顾谓耿弇曰：「建此大策，虽落落难合，然有志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汉配天，不失旧物。靖康改元，胡尘犯阙，用事臣僚不效责难之节，首以立志为本，而即安屈辱，至使亲王出质，城下结盟。此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当时国势何异措火积薪，寝卧其上，而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言，以为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陈八说，谓如今日可比唐虞之盛，而臣主俱荣，抑何所志之卑陋也。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卒招失国之祸。夫立志者本也，行事者用也，本则不立而急于行事，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天资神武，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殄寇雠，而当时亲信近臣又不能助成大美，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然上天之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之所以深惩既往，剋励将来，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伏望坚持此志，断以不移，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边境，迎复两宫，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然后告功皇天，明示德意，则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徯志，亦皆震慑奔走，各修厥职，奚为而不成，奚欲而不遂矣？

治天下者法也，制法者道也，存道者心也，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曰家曰国曰天下者，皆心之所体也；曰道曰法者，皆心之所运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下至万民莫不壹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下至万民莫不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故有虞氏以天下授禹，其所传付者，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周公作《立政》，称述乃考文王，亦不过克厥宅心而已。然心有所忿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故欲正其心者，必本于诚意致知，而人主所以不可不学也。昔光武中兴，息马投戈，必先讲艺；蜀先主从事行陈之间，而乐闻儒生郑康成等启告治乱之道；吴王孙权分命诸将，总兵禦敌，戒以当途掌事，不可不学，而自谓读书大有所益者。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旅之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之间，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霸王之业乎？今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以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虑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伏望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远继周文之美，则朝廷百官下至万民莫不壹归于正，而无回邪欲乱之心，奚危之不安，奚乱之不息矣！

凡用兵，胜负系于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于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于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耳。接战者兵也，主兵者将也，将将者君也。人君以直养气，自反而缩，则曾子之所谓约也，狐偃之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之所谓馁也，狐偃之所谓老也，老则弱。纣师如林，阵于牧野，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矣，故周胜。项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汉祖数其九罪，与杀义帝之负，则楚曲而汉直矣，故汉胜。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金人诈邀二圣，迁徙六宫，残杀老幼，劫掠货财，立臣代君，悖逆天理，肆行无道，曲亦甚矣。陛下以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檄书初下，而伪楚归班，赦令一行，而四方响应。又自比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优恤其家，登用谠言，置诸要列，令闻四达，圣德日跻，可谓直矣。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强敌暴横宜不待挫而自弱。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慑，奔走逃遁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今欲强中国之兵，鼓将士之勇，使人人知我直彼曲，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近而信于诸夏者，无曲可议，外而闻于夷狄者，无曲可指，则守为刚气可塞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何忧于群盗，何慑于敌人！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伍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两兵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之上矣。

人主以天下为度，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此治怒不迁之法也。忍者，隐忍不发之称；迁者，自此迁彼之谓。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齐侯忍于射钩而相管仲，九合诸侯；晋文忍于斩袪而见寺人披，免于内难；楚昭忍于私怨而赏斗辛，终以复国。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己于厄，可谓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即位，丁公来谒，乃斩以殉，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五载而成帝业。凡此数君，于道槩乎其有闻者矣。如袁绍不忍于田丰、许攸而弃策士，卒无所成。德宗不忍于萧复、姜公辅而疏贤相，终以衰削。盖亦未之思耳。陛下圣度虚明，仁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佞谄之士，亦当不以私怒远正直之臣，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至如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掩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心也。然后赏而必当，是谓天命；罚而必当，是谓天讨。可以拨乱反正，建中兴之业矣。

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爪牙介胄之夫，以折其悍骄难使之气；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砺其廉靖无求之节。故能驾驭人材，表正风俗。汉高帝立，能召齐王田横于海岛中，而自恨终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见大将军卫青，至汲黯奏事，或时不冠，则走避帐中，使人可其请。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处士，如会稽严光，足加帝腹，辞其爵位。山阳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车。太原周党，陛见帝廷，伏而不谒。虽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为然，各从其志。夫此三君者，内平四海，外詟百蛮，可谓英雄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能行于匈奴西域，两越东夷，而不行于汲黯；光武之威能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君，而不行于严光、周党。惟公孙述独行之。述招聘蜀人李业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酖，或械其妻子。业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于李业等，而不能行于吴汉。何也？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当屈。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陛下尊德乐道如古贤王，屡下诏书，详延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略见宽假，即肆谗谤，以谓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虽陛下大度并包，不从其说，而造此谤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岂乐贫贱、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齿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负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气已经沮伤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当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见与时不同而不能至。若听顺所守，寝息恩命，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于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来，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权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刚克伸于四夷而威愈震，可谓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歼灭雠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致之，独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之臣，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

臣忝预从臣，职当次对。虽婴疾疹，尚窃祠官，苟有见闻，自当论奏，庶逃尸素之责，以酬隆厚之恩。伏见元祐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以为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实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乞加诏命，擢以不次，遂自韦布超居讲筵。而台谏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也。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自颐之司劝讲，不为辨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禁防，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马伸、待制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传者浸广，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传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辞，纷然淆乱，莫能别其真伪，河洛之学几绝矣。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士大夫将转而为伊川矣」。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如喻樗辈，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门人，却皆进用，樗真其人也，仍不见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称叹者。故樗之改官入馆，舍人王居正命其辞曰：「顷穷西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夫西洛渊源，古人大体，虽其高弟谢良佐、游酢、杨时诸人尚难言之，而况樗等，曷为者也，乃敢托于词命，妄加褒借，识者有忧之。士大夫所学各分党与，互相排击，自此起矣。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离世异俗之行，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也。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喻，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钟，有必不顾也。其馀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四人者，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之者也。如司马光、吕公著、韩绛、吕大防等皆论荐之。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贤，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六十卷，载有《正蒙书》一十七篇，颐有《易》、《春秋传》一十卷。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以见圣朝虽当禁暴诛乱、奉辞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取进止。

《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悦诚服，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继大统，则不得其正，故鲁僖公不书即位；以少先长，则不得其正，故鲁闵公不书即位；未尝受誓为世子，则不得其正，故鲁庄公不书即位；不承国于君亲，则不得其正，故鲁隐公不书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义微矣。陛下圣躬诞降于靖和皇后母仪天下之初载，此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为之长，此二正也；建号东宫，备物典策，告于宗庙，系天下之望十有馀年，此三正也；躬受内禅，自道教一门之外，杀生除拜，军国大事皆得自专，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温恭之德，有俭约之行，有忧勤愿治之诚，有好谋纳谏之善，故一日端拱当极，而四方盗贼莫不鸟栖鼠伏，解甲以听朝廷之命，而戴白父老，相与扶杖，倾耳拭目，延跂嘉祐、至和之治，以终馀生，冀得无憾。此臣所谓天下莫不心悦诚服，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之明效也。惟昔有为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骄，必求进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召之臣不称颂其君之所已能者以为佞，必勉进其君之所未至者以为忠。《春秋》大居正，如郑昭公亦正矣，然失国出奔，则直书其名，得国复归，则又绝其位。厉公入栎，遂与其爵而不贬，何也？己虽得正而无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断，或疑忌而不宽，则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或与或夺者道之中，《春秋》之变例也。明莫先于知人，断莫勇于任贤而去佞，宽莫大于藏疾而纳度外之雠。陛下具四美，履四正，而又进于三德，则寰海可保，夷狄可服，祖宗之基业可以长守而勿坠矣。

由臣愚陋，致朝廷过举，侵紊官制，隳坏纪纲。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待罪五旬，毫发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其处刘、苗之时能调护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傥贪禄位，不顾旷官，纵臣无耻，公论谓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