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含二气之精，钟五行之秀，首圆象天，足方象地，视明而听聪，貌肃而言义，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宾主之礼，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与道具，则人所以为人者尽矣！虽然，天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与人以形，父母能与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则夫统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于道；饥而食，渴而饮，以相与群而不乱者，得无自而然哉？君师者，所以化人于道者也。故荀卿以为治之本，而列诸天地、先祖之后，以为礼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窃尝谓人生于天地之间，其不能无群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爪牙不足以供嗜欲，雪霜风雨之苦暴于外，则必挽草木，治宫室，缉丝麻以成之。饥渴、男女之欲役于外，则必凿井泉，播黍稷，合夫妇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农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独任也，必有乡党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与是数者之众相与为群于天下，纷纷藉藉，未易以亿万计。于斯时也，法度不立则力强者乱，兵强者叛，智强者谲，几何而不趋于乱乎？仁义不明，则居迷于所为，行迷于所之，冥然无知，以蹈祸机，几何而不底于悔乎？祸乱并作，顾虽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将无所奈何。则夫秉法度之权，修仁义之教，以相班治，以相训迪者，是乃所以补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不及之恩，君师之法岂不大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视予犹父也」。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师配之者，其功同也。其功同，则事之之道同。就养之方，服勤之久，闻命之恭，著在礼经，略司考矣。观周之季，礼之见于世者，有若齐女之候奔者，问父先其君。孔门之议服者，丧师视其父。则其事之之礼为何如哉！虽然，礼有三本，其道一也。事君无可去之理，而孔子于鲁则去之。事师无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何也？盖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师者，人之合，以道言也，茍非其道，则其所资以为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礼之有？是故君道然耶？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则孔子亦将去鲁矣。师道然耶？而陈相背其师，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则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虽出于礼之变，然其所以事之之实，盖无异致也。传曰：「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故事三如一，此礼之所以大也。然则荀卿之论，其亦生之事之之礼乎？观其名篇，断可识矣，学礼者不可不察也。

好义欲利之情，人之所两有也。二情交战于胸中，义尝难持于所守，而利尝易溺于沦胥，此人之情所以轻义而逐利，而争乱之祸自此炽矣。先王以谓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绝其欲也，必将廓义风以耸动之，俾其皆知义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视不义之得，若纳沟中之污，常恐浼我者，则名节奋而争乱息矣。义之与利，犹阴之与阳也。阴可使佐阳，而不可使胜阳。阳道常饶，阴道常乏，然后万物生也。利可使和义，而不可使胜义。义必常重，利必常轻，然后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极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诸此。以古考之，营国面朝后市，欲其先义而后利也。市师所莅之次谓之思次，欲其见利而思义也。士之所受之田谓之圭田，欲其以义而受利也。而又择其长以相统正，比其人以相纠受，或是其贤，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义之为重，利之为轻。是以天下之人知义若是之重，故不敢弃义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轻，故不敢趋利而犯义。闺门之内，子尽其孝，而无好货不顾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无好货不顾其君。乡党之间无利合之友，关市之廛无饰伪之为。出而田野无争畔之夫，远而道路无拾遗之人。举天下之大臣，皆趋乎羞恶之端。凡不以义而得者有所不为，故无争夺之患，无祸患之变。中正之俗成，节义之风著，狱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后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汉武之君不审夫治乱之原存乎义利之间，区区辟地于匈奴，任掊克之吏，头会箕歛，以启天下好利之心。当是时，盗贼并起，直指使者仅能胜之，故史家讥其彫弊。虽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谓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当时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堤防之也。呜呼，义利之心人兼有之。然好义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贬无骇以塞利之原，孟子讥宋牼以开义之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之于诸侯，列之爵，分之土，岂私厚之哉？代王行法，于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远则易恣；法之行也，久则或弊。以易恣之人，奉或弊之法，苟不有人以稽正之，则礼法乱于僭拟，法度坏于因循，异政殊俗，莫之统一，而先王所恃以维持天下者，将不几于废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于十一岁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国，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脩法则者，凡以考正诸侯之治故也。盖瑞以合验，节以示信，而用之交四邻者也。度以度长短，量以量多寡，而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礼者，若行人礼九牢之类，用之以礼宾者也。数器者，若典命各视其命之数，用之以为仪者也。法则，凡制而用之者也则，则凡揆而制之者也。夫邦国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虽曰壤地褊小，然所以交四邻，平百物，外之礼宾，内之饬己，与夫制而用之，揆而制之，一皆有赖于数者之法，一法不举，弊之源也。则欲抚于邦国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则？瑞节所以为信也，瑞非其瑞，则朝会有辞，节非其节，则门关有禁，而邦交有不达之国矣。今也，六瑞之用，辨其圭璧，六节之物，异其金竹，所以达之也。度量以为平也，布帛长短同而度不相若，五谷多寡同而量不相若，则童子有适市之欺矣。今也五度之则，正其分寸，五量之容，辨其龠合，所以同之也。牢礼之具，所以礼宾也。诸侯九牢，则疑于公而不成其为侯矣。子男七牢，则疑于伯而不成其为子男矣。今也牢以命而为之礼，使之无亏焉，所以成之也。数器之节所以辨等也，侯伯以七为节，而僭于九，则异于侯伯之礼矣。子男以五为节，而僭于七，则异于子男之礼矣。今也器以命而为之数，使之无亏焉，所以同之也。道与时变，法随俗易，昔之所成，今见其亏，昔之所得，今见其失。亏者补之，失者救之，此法则之损益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节也，度量也，牢礼也，数器也，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而变易也，故达之成之同之法则也，此法之小变所可得而损益也，故达之。大常者，使之同而不可踰，所以成法之善；小变者，与之脩而无弊，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变，而邦国之法尽在是矣。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谓也。虽然，先王之抚邦国，岂一日之积哉？存省及于五岁，则察而治之者，既至于三矣。书命及于九岁，则谕而协之者，又至再矣。犹以为未也，于是有十一岁之考。考之悉矣，于是有十二岁之巡守。察之不若谕之为益，谕之不若考之为详，考之不若巡守之为大。故自修法则而上，行人之事也。至于巡守，则王往治焉，此先后详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考之于先，然后王乃巡之于后。考之于先，不为慢令，巡之于后，不为罔人。是故变礼乐而不从者，可得而流之也。革制度而为叛者，可得而讨之也。讨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惮者，亦有行人蚤正其事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有功诸侯，莫不各谨尔度以承天休，无或乱常以干先王之诛。《书》曰：「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绥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虽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此舜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于前期之一岁，何哉？盖帝者之政富于德，仪物少而用度省，则巡之五岁为已数矣。王者之政富于业，仪物多而用度费，则巡之十二为已疏矣。数者易治，疏者难察，则行人蚤正其事以为之先，尤周政之不可忽也。至于来岁，则王又考之矣。《书》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谓也。方是时也，巡守至于十二岁之久，而未闻以疏为患者，盖达法则，同数器，一度量，谕礼乐，而正人合方氏掌交之官，岁时往来，既谕之矣。至十一岁，则行人又考之。及将巡守，则职方氏又戒之，以其法备、其官众故也。逮夫法坏于后世，而行人之属亦废而不修，于是诸侯之政乱矣。卫请繁缨，数器乱矣。两国为之交质，何有于瑞节？诸侯皆去其籍，何有于法则？是数法者，皆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而乃废弛如此，宜乎悯乱于后世，而欲行政于四方者，犹以权量、法度为心焉。呜呼，使之得行其道，则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岂不惜哉！

以天下望一人，则受责为甚重；以一人临天下，则用力为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下，如必身亲而后为之，则列土至广，列侯至众，吾之足力有不给矣。万民利害，庶政得失，吾之目力有不周矣。足不给，目不周，莫为之恤耶？则得此而遗彼，举一而废二，为人君者几何不负天下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时，设为小行人之职以巡邦国之诸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国之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时之变，人治之常，一皆载之书，以告于王焉。是以执要之君，有不必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为之巡行故也。不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书为之稽考故也。得其人以载其书，则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职曰「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天下之理，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是非代更，与时无止。先王之制，岂以有涯之力而穷无止之时？万民之事利而无害，诸侯之政得而无失，四时之行顺而无忤，而皆出于常然者，先王于此亦无所用知矣。王颁常法以授之诸侯，侯奉常法以施之民可也。奈何民无常利，政无常得，时无常顺，而乖戾之变有出于所遭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则天下之不治有不基于此乎？是以先王之于邦国也，必因行人使于四方以致其察焉，吊丧恤贫，补灾赞善，行人之为使也；万民利害，庶治逆顺，凶荒悖乱，康乐和亲，行人之为书也。奉使者，行人之职，而书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王之五物皆曰令者，所以遣其出也。后之五物皆曰反命于王者，所以纪其归也。其出也，于以同休戚，王之仁也。其归也，于此察政治，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仁智两得焉，岂不曰法之善哉。虽然，行人所书，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职方氏之书也。周知其治者，司会之书也。职方者，九州之图，一定之常典而已。司会者，四国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于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待于三年者，行人之书安可略耶？噫，先王既以其身当天下之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于此，疾疢之不知，视听之不闻，而人以四体为不仁矣。况以天下之利害，而为人上者，曾不闻知而加恤焉，其得谓之仁乎？孔子曰：「致五至，行三无，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言其道也。小行人曰：「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纪事。先王之时所以能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岂特其道足以自致哉？行人之书抑有助焉。后世堂上之治远于百里，堂下之治远于千里，彼其一堂之间且不及知，况欲知天下乎？

任己者不足，资人者有馀；好大者不足，积微者有馀，天下之理也。君子于此有贵于学者，岂以人固有馀于己，微固有馀于大哉？己者人之类也，资诸人斯足以成己矣。大者微之积也，积于微，斯足以成大矣。故虽以王者之尊，道隆德备，而必资于师氏之官以美语之者，岂不以资人而积微者有在是乎？美者，充实之谓也。充实而未至于光辉之大，则虽美也，犹谓之微而已。盖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之始然，一扑之可灭也；若泉之始达，一障之可塞也。有能充之，则燎原之烈，成渊之量，自此以成，人之为善，何以异此？自充实之美进而至于光辉之大，则吾王为大矣。自光辉之大进而至于化，则吾王为圣矣。自化之之圣进而至于不可知之神，则吾王为神矣。夫进王于神道，虽非师氏之所能，而诏王以美，为之开端者，实师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前后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茍非其人，则谗谄日进，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不保其萌者矣。一齐人傅诸，众楚人咻之，有不能正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之时，既择师氏之官以诏王矣，又使之王举则从者，为是故也。虽然师一也，有曰太师者，三公之职也；有曰师氏者，中大夫之职也，而郑氏乃以师氏即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设官，以道之至者为公，德之中者为大夫。公与王所论者道，大夫所诏者美，其职之小大固不同矣。故称公以师则曰太，称大夫以师则曰氏者，义可见也。然而师氏卑矣，不嫌于称师者，盖善之所在无贵贱，吾知师其道而已，庸讵知其人之为贵贱耶？观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则其诏王以美，盖无有一言之不听者矣。为师氏者而有隐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先王之正名宾礼，岂苟然哉！因时以制礼，因礼以定名，如斯而已矣。盖礼有出于四时之常者，朝觐宗遇是也。礼有出于一时之故者，时见之礼是也。礼之常者在天有时，在国有经，不待镇圭之命，而四方诸侯各以时至，故名斯礼者，亦各因其时义以道其勤而已。至于无常之礼，特出于一时之故，而非素期焉者也。当是时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则诸侯莫知所赴。然则名是礼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焉可也。大宗伯曰「时见曰会」，其意如此。何则？朝觐宗遇，四时之常礼也。春者一岁之始，犹日之有朝焉。夏者万物相见，犹人之有宗焉。以春为朝则秋为夕，而暮气衰矣。于此而见，可谓勤矣，故秋为觐。以夏为相见，则冬为相辨而各归根矣，于此而见，是邂逅也，故冬曰遇。此四礼者，皆有常期，则正名其礼，岂他求哉？因时而已。若夫王国有可议之政，侯方有不宁之变，于是将合诸侯而命事焉。苟俟四时之朝而后图之，则失事之几矣。于是为坛于国门之外，而集四方之诸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命征伐，以修诅盟，是皆出于一时之事，而非诸侯之常礼者也。会非常礼，唯上之命然后集而为一，则命名之义不可以他求也，其唯会之云乎。《书》曰「会其有极」，传曰「会之有元」。会之为义，言会诸侯而归于一也。此必有以会之，然后彼来会焉，亦犹岁计之会，凡以会众要而为之总而已矣。昔者孔子作《春秋》也，内为志则曰及，外为志则曰会。时见者，虽诸侯之礼，实天子之志焉，书会之义，其亦本诸此乎？虽然，会者君之礼也，一人之事也。故岁计之会，惟王省之，时见之会，惟王用之。考之于经，盖未有诸侯而言会者，而春秋之时称会者一何多耶？故圣人列之于经，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观晋侯召天王于河阳，则圣人之讥深矣。昔者惟王有会，今则诸侯而会矣。昔也惟王召臣，今则以臣召君矣。故欲观周之盛衰，非他求也，于会见之矣。方其中兴也，宣王会诸侯于东都。及其浸衰也，会不行于天子，而行于诸侯；又其极也，会不行于诸侯而行于夷狄。呜呼，周至于此不复振矣，此圣人所以伤之也。后之记礼者，狃于所闻，方且以诸侯相见于隙地亦谓之会，是焉知先王之礼耶？

先王之制祭祀，夫岂一端而已哉！无事而祭者，礼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礼之变者也。礼之常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职矣，欲以祭之，则即其常位可也。若夫礼之变者，特出于一时之故，而非若无事之时为裕也。举尊而不及卑，举大而不及小，则非所以祈福于百神，于是即上帝之位而会百神以祭之。夫会而祭之则众矣，此其祭所以谓之旅也。盖旅之为义，犹卒旅之为旅也。昔者先王寄军旅之法于乡遂之中，五家为比，则合五人为之伍焉；五比为闾，则合五伍为之两焉；四闾为族，则合四两为之卒焉；五族为党，则合五卒为之旅焉。自卒而下，其人寡矣；自旅而上，其人众矣。则旅也者，可名为众也。自其无事而言之，则五旅之人散而为民，有至于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而为旅，有至于五百人之众矣。夫先王之制祭祀，固有异用而同义者矣。今夫一岁之常祀，无事而祭者也。祭青帝于东郊，祭赤帝于南郊，祭白帝于西郊，祭黑帝于北郊。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至星辰风雨之神，各于其位而祭之，亦何异于五旅之民，无事则散而为一人之寡耶？及其有故而旅于上帝也，则神不可遍祭，力不可遍及，于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风雨之师，凡属乎天者，举会于上帝而祭之，亦何异于五卒之人，有事则聚而为五百人之众耶？惟其百神之旅于上帝，非其常位也，则又与夫旅之为逆旅者合矣。陈而成列也，则又与夫旅之为陈旅者合矣。然则先王之正名祀礼，夫岂茍然而已哉！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长有至于三十有二人，而谓之旅者，以其众也。六官之属虽至于十有六人，不谓之旅者，以其寡也。幽而天神，明而下士，而取名于军旅之意，一皆以众为义焉，则夫旅之为众，抑又可考矣。虽然，天神之祭，固多端矣。致道以祭谓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备物以祭谓之祭，燔柴于泰坛，祭天是也。尽情以祭之谓之享，惟圣人为能享帝是也。类其礼谓之类，类于上帝是也。造其所谓之造，类造上帝是也。营卫其神而祭谓之禜，日月星辰之神，霜雪风雨之不时，于是禜之是也。祀祭享，无事而祭也，三祭而异义。类造上，有事而祭也，三祭而异名。禜之祭止于日月星辰而已。类造之祭，止于五帝而已。惟类于上帝，然后百神皆在焉，谓之大旅者，以其大于类造之祭故也。记曰：「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则有故而旅，又未若专志以享于上帝之为大也。呜呼，先王父事天神，其道尽矣。无事而享，所以报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报之所以为仁，祈之所以为义。祈而旅焉，则帝将百神而为之助，又所以为智也。举祀典而三善从之，则先王之祀上帝，其义深矣。则夫宗伯之典其礼，典瑞之掌其器，掌次之设其邸，职金之共其版，焉得不各致其职以为之辅耶？

顺则通，逆则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为性，其势则趋于下而已矣，顺其下而导之，则通而不穷；逆其下而壅之，则塞而不达。是以善治水者，必先度地之势，而后致人之力以顺导之，故其势若建瓴焉，沛然莫禦，虽有将遏之者，亦将荡然与之俱逝矣，曾何壅塞之患耶？匠人之职曰：「善沟者水漱之」。此之谓也。盖水之流行于天地之间，犹人之有血气也。运而不积，生以之遂；节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卫生者必先运之，使疾不生于身，则夫善经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于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势也，我则因地之势而导之使下；广深者，人之功也，我则致人之功而浚之使深。遂地高矣，则使其下地而为沟焉；沟地高矣，则因其下地而为洫焉；洫地高矣，则因其下地而为浍焉。自浍至川，则为尤下矣，此之谓因水之势。遂为浅矣，沟则广深以四尺焉。沟四尺为浅矣，洫则广深以八尺焉。洫八尺为浅矣，浍则广深以二寻、二仞焉。自浍至川，则尤为深矣，此之谓致人之功。水之势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则水之自遂而之沟，自沟而之洫，自洫而之浍，自浍而之川，是皆决高以趋下，去浅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势，荡然无滞，虽有浮土，不可壅也。虽有腐薪，不可遏也。历岁已久，而沟之为利犹日通而不穷，孰谓不善沟者能之乎？尝观禹之治水也，始于冀，中于雍，卒于兖，率皆因水之势而导之下。故《书》曰「九川涤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淮河汉，水之大者也。治九川如此，则浚畎浍距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商、周承于其后，虽其授田之法出于一时，而沟洫之法一本于禹。《诗》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此之谓也。若夫稻人之为沟也，特施于下地者尔，然其职亦曰「以沟荡水」。荡之为义，漱而去之之谓也。大之为江汉，小之为下地，为沟之法出乎一理，则虽神如禹、圣如周公，且不能逆水之性而治之，况于后世者乎！

先王之政，施报而已。不施于先则野人莫治，不报于后则君子莫养。经田野，施职事，君子所以治野人也。勤四体，输百物，野人所以养君子也。夫物之生于土地之间，未有不资君子之法以立，野人之力以成者。夫既相资而为用矣，则吾颁地事以施于先，而责其供地贡以报于后，不亦可乎！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歛之事，且有地斯有事，有事斯有贡。事者，地之治也。故治法不立不可以任土贡者，事之功也。故地事不举不可以令贡。昔者，明王之疆理天下也，知夫仁政之本必始于地法之立，是故经土地，辨井牧，画为井邑丘甸县都之制，则民有分土可致其力矣。故继之以任地事者，所以为治野人之道也。任农以耕，任圃以植，任牧以育，任虞以山，任衡以泽，分为土牧园囿山泽之赋，则民有馀财，于是乎可责以贡矣，故又继之以令贡赋，所以为养君子之道也。地事者下之职，故任之。贡赋者上之政，故令之。夫使民任其事而上令其贡，然能使乐从而不厌者，是岂出于胁迫哉？制之盖有道矣。土宜之法，教之使知；土均之法，均之使平；任土之法，制之使称。地利之肥瘠，人力之多寡，适当其平，则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胜矣。大司徒制其征，均人土均责其贡。或裁地里以适于均，或当邦赋以从其便，则贡赋之令不患乎民之不从矣！任之以事而胜，此民财所以裕也。令之以贡而从，此国用所以充也。裕民充国，非仁政何以哉！虽然，既谓之贡赋，又曰凡税歛之事，何也？盖上以政取谓之赋歛，财贿是也。下以职供，谓之贡，若任农以耕事贡九谷是也。税其物谓之税，若概而不税是也。掠取其物谓之歛，若秋歛皮，冬歛革是也。析而言之，其义固异，合而言之，其用则同。以闾师考之，农贡九谷，圃贡草木，皆谓之贡矣，而其先曰「以时征其赋」，则知贡与赋之用同也。以司书考之，掌邦之九赋、九政、九事，此贡赋之谓也，而其终曰「凡税歛者受法焉」，则知贡赋与税歛之用同也。大抵理财之义不一而足，有曰贡、曰赋者，所以辨所取所供之义。曰税、曰歛者，所以辨所税所取之义也。贡赋之征大，故司徒、司书皆以贡赋为之主。税歛之物微，故司徒、司书以贡赋又所未尽者，特言凡税歛以该之而已。《周官》之时，贡赋税歛虽有异名，而所取曾不过乎什一者，要其实而言之故也。逮其后世，诸侯侵叛，莫之知止。以区区之鲁而税歛丘甲田赋之法相继而起，其慢经界，于斯甚矣。故圣人勤勤笔之于经者，其亦欲以正名而救当时之失云耳。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则为物之所归也。孔子曰：「唯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归乎？今夫匹夫匹妇私营其身，视一身之外隘然若无所容，此一身之所为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营其家，视一家之外隘然若无所容，此一家之为也，不可以有国。公侯伯子男私营其国，视一国之外隘然若无所容，此一国之为也，不可以有天下。盖家大于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妇以其身归之。国大于家，故有一国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归之。天下大于国，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国归之。其德愈大则其归愈众。玉人之事，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岂非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之所归乎？冒圭之制，刻之以锐，以验圭也；刻之以圆，以验璧也。四方之诸侯，大者执圭，小者执璧，各以其时而见于天子。天子于是乎秉冒圭以临之，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法，故能受诸侯之来朝也。昔者文王小国之君，修德行道，天下归之。《书》曰「我咸承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也。逮至幽王，暴虐无亲，虽其兄弟之国犹且叛之，《菀柳》之诗所为作也。文王虽小国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富有天下而行匹夫之行，然则诸侯之从违断可知矣。先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小之至也，于是乎又昭之以谦也。老子曰：「圣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传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名器先王慎之，不敢以假人者，以信之所出，礼之所寓焉者也。公卿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实者然后得其名。宫室车旗衣服礼仪此器也，有其名者然后得其器。名器虽人君且不得而私也，况于臣乎！古之王者考实而定名，缘名而授器，立之纪律，载之典策，信以是出，礼以是藏，使天下之人不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绝觊觎之心而灭凌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故也。《周官》设典命之职，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命，而曰「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凡以是而已。命者所令也，谓之命，则若天之命。万物长短大小，一成而不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禀而听焉，人岂得而私之哉？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阳数也，人君故也。诸臣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阴数也，人臣故也。邦国之制既详于诸侯，而诸臣之命尤不可废，是以公之孤四命，视小国之君。且既谓之孤矣，其德能衣被人，则不可属之卑者，视子男之礼不为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则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之命稍增而不为过，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烦而缛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或以再，或以一，或不命，则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臣之命数稍降而不为辱，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蹙而略可知也。夫惟尊者烦而缛，卑者蹙而略，故堂各有筵，室各有度，或高之为贵，或小之为美，而宫室有制也。乘栈车者不敢以乘墨车，乘夏缦者不敢以乘夏篆，旗各有等，斿各有数，而车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毳冕，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襮，小人无赤芾之赐，君子有绣衣之章，而衣服有别也。尊卑异等，详略异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礼仪有数也。若然者，非各视其命之数，其能若是之称哉！成周之时，正邦国之位，则有大宗伯之九仪；辨宫室车旗之用，则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载其命数而藏之有司，若有辨则视焉，此邦国诸臣所以无敢违命以犯上者也。逮夫王室微弱，诸侯恣横，先王礼籍之用，恶其害己而削之殆尽。当是时，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节藻棁有如臧孙，塞门反玷有如管仲，宫室之制乱矣。美其车有如庆封，请繁缨有如于奚，车旗之制亡矣。设服离卫有如子围，琼弁玉缨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鲁以肆夏享却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臣也，而用雍彻之乐，而礼乐之制坏矣。其始也，诸臣僭诸侯；其末也，诸臣不僭诸侯而僭天子。夫以诸侯之卑而上僭天子之贵，则错乱甚矣，尚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后之君子思为政于天下，则曰周公之典在焉，盖将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结绳之政，后世不复久矣。圣人有作，易之书契，岂特以备遗亡而已，百官以治，实取诸此。是故设为治法，所以与百官治人于明者也；设为吉礼，所以与百官事神于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必皆强，智不必皆达，而怠惰黯闇之政有不免焉。然则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几于废弛乎？是故设之太史之职，而六典、八法、八则之法、祭祀之礼，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夫违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所以为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国，八法治官府，八则治都鄙，凡以治人为务者，此太史所书之法也，莫非事也。簠簋之设，内外之位，前后之序，凡以事神为务者，此太史所书之事也。典法则之法，太宰建之，小宰司会逆之，此无非以法为任者，及辨法焉，则以太史考之。盖考其法，非掌其书者，莫知其详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之，肆师、祭仆相之，此无非以事为任者，及辨事焉，则以太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书者莫知其详故也。盖史之为职，掌官书以赞治，而太史以大夫为之，又其赞治之大者也。百官有辨，于此考之，乌乎而不可？是故邦国有治辨乎？我考之六典之书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则之书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书可也。考之而其辞不信，则是奸伪以侮法者也，故于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之序，考之礼书之所次可也。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礼书之故常可也。考之而其辞不信，则是怠惰以从事者也，故于是乎诛之。刑之罪大，诛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诛，亦各有所当也。观司约所藏，盟约之载，以待邦国人民之不信者。大有杀，小有墨，则先王所以待不信之罪者，亦随其事之大小而已。故祭仆诛其不钦，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与太史所言合者，其以此欤？呜呼，刑政之不明，常始于书籍之不存，故政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犹得而正之矣。观孟子所谓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则臣下之所惧实有在于法事之所存也，然则太史所掌，乌得不为之重事耶？

学诗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谓之诗，此其本也。声成文谓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则言不止乎礼义，其文能足论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则音不出乎度数，其声能足乐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诗，虽其本之道德，出于性情者，固已尽美，而声音之末亦有不敢苟焉者，非以是为美听也，盖将以纳世于太和者，而乃不能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且不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岂作乐之意哉！此太师之教六诗，必以六律为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非宫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顺。非律也，非吕也，而应乎自然。此圣人之天乐，而出乎心之无所传而然者，虽师旷清夜倾耳以听，曾不得其声音，尚能以律吕而为之节奏哉？夫惟存于心而为志，宣于口而为诗，既已存于心矣，且得无形乎？既已宣于口矣，且得无声乎？形声者，度数之所域也。域于度而求越于度，域于数而求出于数，则将与物为忤，而失所以和顺之道，此学诗者所以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有待于太师之所教者也。是故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此黄钟之为宫也，六诗之声即此以求之，则声成文而为音矣。大吕为宫，夷则为徵，应钟为商，无射为羽，南吕为角，此大吕之为宫也，六诗之声即此以求之，则声成文而为音矣。非特黄钟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凡属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大吕也，应钟、南吕、林钟、小吕、夹钟，凡属乎吕者，莫不然焉。夫惟六诗之章一出于六律，而为之度数，故能播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丝竹，达之匏革，而与堂上之歌相和为一。翕如其始作也，纯如其从之也，绎如其乐成也，曾未有毫釐之差者，盖其所歌出于一律故尔。以传求之，六诗之音虽不可槩见，然观乡饮酒之乐，工歌《鹿鸣》、《四牡》、《皇皇》之三，又歌《南陔》、《白华》、《华黍》之三，终之以合乐焉。《鹿鸣》、《南陔》，《诗》之风雅也，而乡饮以之合乐，非夫六律之为音亦能若是乎？以至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乐莫不皆然，此六诗之义所以用之天下，而使人闻之者可以兴，可以兴，与乐同其妙用者，太师之教为之闿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有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教诗以律，其来尚矣。于舜之世，而夔之乐乃至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者，岂特德化之所由致耶？律吕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有圣王之志者，必求知圣王之学；有圣王之学者，必求知圣王之政。盖君子之学非求于善己而已也，必将施于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颜子者，其知圣王之学乎！此所以有为邦之问也。盖问也者，有所欲为而未达者也。非其所欲为则学者不问，非其所可为则教者不答。昔者孔门之弟子，其有欲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与宾客言，彼其处心积虑，特不出乎一国之事而已，未闻有以圣王之政为问焉者，非不问也，学不至也。故圣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数者之事而已。若夫颜子之志，则进乎此矣，观其晏然处于陋巷之中，宁甘心于箪食瓢饮之乐，而不肯屈身以从仕，彼其志岂浅浅也哉？故孔子许之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夫既与圣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则行，必将有圣王之政，此为邦之问所为发也。然而为邦之道奈何？曰：三代之时时也，而夏以忠为善；三代之辂辂也，而商以质为善；三代之冕冕也，而周以文为善。至于功成作乐也，惟舜之韶舞为尽善焉。盖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万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岂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以为行者也。百王之训诰，三圣之爻象，国史之《春秋》，太师之雅颂，吾集之以为经者也。政也，行也，经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万世之大法，后世虽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呜呼，圣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亚圣曷足以语之？孔子言政，所以特告颜子也。

道心天也，天岂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则取道有量矣。有量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则？彼其所以为善者，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为善，则六尺之躯其所容几何哉？虽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于世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则天下之善虽有大于是者，其亦何由入耶？呜呼，是亦浅矣！乃若昔之好学者则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孜孜然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亦孜孜然若有所不足。非故为谦损以要夫君子之誉也，盖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谓天之与我者，与天为一，天不穷于道，而我独可以穷于道乎？是以愈实而愈虚，愈大而愈不足也。岂若浅中之士，广己造大，以为莫己若者哉！此实若虚，曾子所以称颜子也。尝观二三子侍坐于夫子，子路则行行然，勇者也。子贡则喋喋然，辩者也。子张则堂堂然，庄者也。而颜子独颓然于其间，恂恂然若无能为者。孔子乃与之，夫岂其中有大过人者欤？何圣人与之也。颜子曰：「愿无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己者也。为善不有其己，则以天下之善皆吾所当为而为之，其心岂可量也哉！此孔子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虽然，颜子犹未离乎实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则举万善而融于道，庸讵知吾所谓实者非虚耶？所谓虚者非实耶？虚实两忘，圣人之事也。噫，众人则空空者也，贤人则充实者也，至于圣人，然后虚实之名忘矣。若颜子者，其亚圣者欤？宜乎曾子所称如此。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劳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劳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资劳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资劳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义，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则君子于此将安取乎？亦曰脩其大者而小者从之而已矣，又焉用稼为哉！子曰：「焉用稼」。所以辟樊迟之问也。且尝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则心也；小民之事，以譬则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体不能以相通，则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听，目司视，手司举，足司运，而心居中央，致思以制四体之用焉，不视不听而耳目供其用，不举不运而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于若心之制四体焉。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则四方之民望望焉，襁负其子而至，将为我稼，岂不犹耳目手足之捍心腹者哉？故古之人有脩孝悌忠信之道，虽不获用于世，犹传食于诸侯，不以为素餐者，其道素脩也，又况得行其道乎？后之昧者，不知察此，有若许行为神农之学，欲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所以辟之者宜矣。然则孟子者，其孔子之徒欤？

《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精故能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则心之至神有主于中，可以允执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则存」，亦其意也。且心无形也，君子于此何以操之乎？一主于善则瞬然而存，一忘于心则茫然自失，所谓操者，亦主之使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学问以求其放心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如尸，立如齐。其处也若思，其行也若迷。盘盂有铭，几杖有戒，视不离于袷带，言不越于表著，听不惑于左右，斯须之间未尝敢怠，其所操顾瞬然则存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是果何所见哉？其心存故也。杨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学至于三十而立，则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则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体而不违，何有于存亡？即而不离，何有于出入？而孟子云尔者，特以操舍而言之也。《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夫圣岂有罔念者哉？谓狂圣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间耳。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谓小体者也。心之官则思，人之所谓大体者也。世之人知存小体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则知恶之，至于心不若人，则未尝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骀之不全足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骀则有不亡者存，而人则存者亡矣，然犹笑之，尚能充其类者乎？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则性既分于道矣，而仁又出于性，此仁与道之所以分也。道无方也，分于仁则有方；道无数也，分于仁则有数。盖禀阴阳之气以有生，则域于方而丽于数，人人所不能逃也。人与人相与分于阴阳之气以有生，虽曰于物为灵，其出于道，亦已不可谓之全矣。虽然，道一也，散而为分，不失吾一，合而为一，不遗夫万，则夫人之于仁，独可以自异于道乎？盖不合于道，累于形者之过也。人能忘形以合于心，忘心以合于道，则天地万物且将与吾混然为一，不知吾之为天地万物耶？天地万物之为吾耶？进于此，则天而不人矣，且得谓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谓欤？

君子之学未尝不以天下为心，以天下为心则天下亦犹我也，岂独私善其身而不与天下同之哉？穷而在下，则道固不可行也，善己而已矣；达而在上，则道可以有行也，岂得不推所以善己者善天下乎？孟子曰「达则兼善天下」，此之谓也。呜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谓仁矣！人之所以亲且爱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亲爱其身，兢慎恐惧，不敢以不善加焉，以为天之所以与我者，莫不有仁义礼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义善其身，非义不由；以礼善其身，非礼不动；以智为身之烛，以信为身之符。父子则有亲，君臣则有义，夫妇则有别，长幼则有序，朋友则有信，吾之所亲爱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至于达而治天下，岂他求哉？亦以吾所以善乎己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义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义也；推吾礼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礼也；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则无一不与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为忧；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善其身之为乐。天下之与吾身，以分观之则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尝有异，然则君子之用心，岂不亦仁且厚乎？伊尹处𤱶亩之中，汤三聘之而不就，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将终身，至于幡然而改，则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辞。非其始怯而终勇也，穷达之分不得不然尔。若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以独而不独，君子以为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为茍禄。犯分不义，茍禄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为也。

诚意积于中者既厚，则感动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临政上下，自然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