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臣伏闻《春秋》正始之义，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宽大，民心说豫。一日四方万国莫知其然，而同声驩呼相庆，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归也。窃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阉宦之诡随者一二人，斥侍卫之不正者数十人，散后苑之奇工数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俭也。前日海巡，亲事官星散民间，专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过，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罢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气，觉身有宇宙之宽，沛然游泳之适，皆曰复得祖宗之京师以居矣。昔唐褚遂良当高宗时贬死爱州，其后更明皇宪宗之盛不得归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锡鸿恩，俾刘挚、梁焘、范祖禹等葬自岭南，听子孙叙用，实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泽也。甲子诏书褒扬赵普殊勋，官职其子孙，于是乎又有以见陛下思念祖宗创业之艰难，使天下咸知国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积是数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蚀之者。五行灾异之说，阴阳胜复之论，臣不敢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适见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无灾而惧，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陛下恻然发德音，赦宥四京，诏中外臣庶实封直言圣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不下究者，闾阎之疾苦不上闻者，悉心毋有忌讳，诚得其所以戒惧，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虽至愚贱，不觉感极以泣曰：何幸今日复睹国家之有此诏也！第五伦坐长安市中，每读建武诏书而叹息曰：「此圣主也」！臣意今日复有伦辈者多也。如臣之愚贱，辄敢罄芹日之诚，献刍荛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诏之万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财幸。其一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国疑，其四曰归利于民，其五曰复民之职，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其八曰广言路，其九曰贵多士，其十曰无欲速，无好名高。何谓祗德？臣闻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势，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为治也。如其检身积思，夙夜勉勉，以祗厥德，则有才而不自用，内聪明而不自肆，虽学而若无所知，虽文而若无所能，虽辨智而虚己恭默。既与人而不猜忌，好谋而莫之蔽，任贤而名实称，享治隆而克永终，动必稽古，为必畏天，与天下四海同其安乐而为法，使世世可继，传之子孙，帝王无穷也。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为尚，如汉武帝之雄才大略，适足以罢中国；唐明皇之聪明无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学俱博且善，而身辱国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书，而身执国分；随炀帝博辩多智，而招江都之祸；隋文帝驱驾豪杰，平一天下，而猜忌杀戮，国不再传；唐德宗强明文藻，阳尊贤士，而以猜忌阴亲小人，出居奉天；晋武帝好谋善断，远平敌国，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倾；晋元帝人材众多，无任贤之实，竟不能兴晋之统，而致石头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独隆于数百年间，而元凶之酷，亦以云甚。呜呼，德之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汉文，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后世莫之及已。议者皆患汉文不能尽贾谊之材，使其功烈犹有可愧焉者，臣愚独以谓不然。盖谊之言不纯于德化，实未与文帝之意相当，文帝非不知用而实不欲用也。夫闻贾谊之言，而不轻于作为，不诱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净无为之操，此汉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盖自古愿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论，而不惮变更祖宗法度，轻于作为，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贻天下后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盖景帝之继文帝，不必创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兴，而文景之风坠矣。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间也。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有尊诗书之名，有修礼乐之观，岂不美哉？而兵穷绝域，刑及反唇，利悉秋毫，天下骚然，不胜其声。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无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尝从容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以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武帝诚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对直以孝文为尧舜，谓唯孝文之恭俭可以救当世之弊也。使朔之对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谀悦，陋文帝之恭俭；高引阔鹜，增武帝之盛气，则朔者汉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岂独为汉之利哉？臣愿陛下视今日宫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帐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谓法祖宗？臣闻人君之于国，犹人臣之于门户。北称崔、卢，南称王、谢，文质风流之不同，有祖考之旧存焉。继世守文之君，何必厌百年之积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汤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诰教也。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诸祖宗而不合，则远考之古王未为晚也。周公之诰康叔，先之以「祗适乃文考」，而后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来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圣圣相继之盛者也。后世继成守文之君，宜其宪章发扬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诗。乃者朝廷命令之辞、臣下敷奏之言，掩不发扬重光之赫奕，徒誇岁月之新美，不知何说邪？臣窃睹周公作《无逸》戒成王，历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刘》戒成王，尊道公刘之业，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宁舍近取远，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简祖宗而自剪伐者也。祖己言于高宗曰：「典祀无丰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发扬欤，其实未足取法欤？惟我祖宗之德泽宿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讴歌不忘也。施设举措之详，则国史存焉。臣愿陛下俯察民心，仰鉴国史，祗承祖宗之典刑，其恭俭勤劳，宜于今日乎？而受谏纳言，好于今日乎？尊贤贵士，诚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实在陛下，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昔在仁宗时，尝诏李淑为《三朝训鉴图》，既又诏富弼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圣政》，录之上，仁宗嘉纳焉。神宗因众书诏近臣作《宝训》，则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马法之弊，为王圭等言：「朕于是愧见文彦博」。圭言：「当时改旧法，自是王安石主议」。神宗为之叹息。或欲更馆虏使之食馔者，神宗言：「固知日不变馔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庙，世王太祖后之类，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载惟祖宗旧章，有若费而省，若可废而不可以已者。务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辄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复者。如科场有诏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诏丁宁钦恤之意，守令朝辞赐以七条，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专设徒隶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贵礼义，尚廉耻，方以犯义不及其乡人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旷数十年来，未闻朝廷下一诏书劝厉风俗，或求贤赏善，或劝农复租，乃使斯民战战，以苟免朝夕为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炽者，河北盐法也。仁宗尝因王拱辰欲榷河北盐，已而闻张方平之言亟罢。神宗又尝因章惇欲榷河北盐，复闻文彦博之言而罢。今卒榷之，使河北商旅失业，兵民食味不调，税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过也。何谓辨国疑？臣窃观世之奸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雠。无以决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闻之，心知其非而语不敢辩，当其责者义有所不得辞。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竞进，以一言而杀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阴贻天下之祸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议宗庙，或曰非毁先帝，类皆见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倾夺之际，而盛时无有也。绍圣群臣指元祐为党，其犹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党非毁我神考。不知国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识之士，不丧忠义之心者，无不痛心疾首，欲辩之，厥路无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陈，因以晓于无穷之来世，实天下之幸也。彼绍圣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顾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间，焦心劳思，百度修举，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负于天下，何所慊而非谤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妇，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独何事而乃为此乎？盖甚非人情也。如司马光之进退，唯我神考为能全其高，制序以宠其书，且命侍读以其书闻于迩英阁。如文彦博之耆旧，唯我神考为能发其不言之功，赐筵赋诗以宠其归，恩礼莫与比者。如苏轼之献言，惟我神考许以国士，夺之于众人必杀之地而再生之。臣窃以谓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毁之乎？所谓元祐之党人之心，盖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报，毁之何端耶？如以谓元祐垂帘之际，二三大臣言辞有抑扬，政事有异同，可指以为言，则亦不谅之甚也。昔成王之时，召公宅洛邑，周公营成周，而舍文、武之丰、镐，是周、召不忠于文、武也？陈平、周勃谓高后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辅昭帝，不循武帝之旧，乃罢榷酤，轻徭薄赋，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尧舜之相继，宜无可议者，舜于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宁之初，鉴嘉祐、治平之末，士忸于安乐，而或失之因循颓堕，可更张振起之，适足以崇祖宗之丕谟，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观之，政事之异同，非所宜言。而奸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纳之死地则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聪明博达，必有以超然烛此无疑。将见陛下发德音，复死者之官爵，还生者之禄食，因以发扬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损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后世于神宗无间然矣。所谓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颙颙，伏望明诏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无徘徊也。臣愚窃又有私忧过计，以谓陛下聪明无所牵制，灼见此一日之疑，以诏天下后世，固善矣，抑亦末也。奈何绍圣大臣肆其私意，欲表里迁就其说，谓前日神考之史为诬谤之书，率然委一二新进末学重修国史，特起后世之疑也？后世学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见新史之美而疑旧史之恶，谓新史之公而指旧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岂不大哉？臣虽未尝见旧史，而敢谓旧史必不敢为之诬谤。何则？实无自而诬谤之故也。盖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实。史官苟非许敬宗辈，则莫之敢侮于斯也。其为重修之议者，不过大臣自为之地也。如神宗谓吕惠卿矫蹂轻诬；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曾布、惠卿自陷不义；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吕嘉问，屡进除目而屡却之，卒黜嘉问；安石约王韶不以熙河实费奏闻，而率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礼遇日薄；富弼之死则自制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叹仰神宗之明圣。共所闻见如此者，不知新史官为神宗而书之乎？其与大臣为地而讳不书乎？臣愿陛下独运不惑之智，诏神考旧史并行不毁，以祛后世之疑，不特当今之幸也。太宗患国初承学之士所撰《太祖实录》不足以尽创业之大美，诏张洎等重修《太祖实录》，与今之好问者犹多求旧史以考同异，是旧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间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犹不能塞后世异同之辩，而初谓辩谤者能免后世二三之议乎？昔司马迁作《史记》在汉武帝时，所载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无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汉高祖、吕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汉书》在后汉明帝时，所载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皆无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陈寿作《三国志》在晋武帝时，所载晋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吴事，虽不得如迁、固之肆，然微而显，婉而可观，至今言者曰晋之取魏并吴、汉，其如是也，岂不与天下为公乎？未闻汉、晋之君以谤前烈，罪迁、固、寿辈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谓归利于民？臣观《春秋》宣公十九年冬书「初税亩」，君子曰，讥井田之法坏而税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书「用田赋」，君子曰，讥其既什二而税田，又什二而歛财，其恶则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呜呼，圣人之远利辨恶，如是其严哉！然自后世视之，宣公之税亩犹为至公至薄之税也，哀公之田赋犹为至良至平之赋也，董仲舒称汉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不知圣人复出于今，当如何其书耶？今之赋役又几十倍于汉耶？本朝因唐杨炎并租庸调之二税以为税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或再或三以调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复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又复广设名目，悉笼遗利，曰课利钱，曰课利钱，曰过月钱，曰施利钱。其微尚多，有司且难于条对也，不知斯民嗷嗷然，何以胜其责乎？有一身而丛此数责者，将何以久乎？以故庙堂之上命令之先务，公卿大臣之谋谟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虽杀人可赦，而钱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谴诃无所不至，惟钱是恤也。凡百执事能催科歛散者为贤，不能催科歛散者为不贤，又从而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远刑罚，足以养生送死，备水旱之灾，无流离死亡之患，不亦难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兴，刑罚日峻而盗贼不息，空仓廪以赈济而民不得饱，其原盖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为富国之术者，皆有谓而为之也。齐桓公因山泽之利盛兵车，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关中之饶开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诸葛亮因巴蜀之产，欲灭魏吞吴，复汉天下也。是三者富国之术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汉武帝之初，承文、景恭俭积累之后，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较，百姓家给人足，不啻富矣。其后日寻干戈，无岁不大举，府库俱空，造盐铁酒榷之利，犹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为富民侯。以此而富国，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园籞之费，耳目声色之蠹，宦官女子无赀之赏，而务富国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国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纸之出，旦昼之移，威信万里，礼乐法度粲然具备，而圣圣相继，其上非区区新造之小国欲利也，其次非穷兵黩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纵度败礼之欲利也，不知财利之臣，何事而进乎？臣窃闻太祖躬见五代重歛斯民之困，尝语近臣曰：「更一二年，仓库有储，当放天下三年税赋」。呜呼，大矣哉！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固不忍税赋外有取于民也。太宗时，通事舍人焦守节监榷易院，增课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须为閤门副使，若以财利羡馀而进此职，则守边宣力之臣曷以劝」？守节乃迁内副使。呜呼，太宗之不植货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进羡馀者，视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轻资浅而为待制，或不读书而为馆职，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时亦尝乏兵食矣，有司请下转运经度，真宗未之许也。其喻有司曰：「下转运司经度，则不免役民，其出帑以给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虽有旱乾水溢之时，而无流离死亡之民。比年以来，一谷不登，千里受弊。失时不雨，岂但狼狈，而使有沟中之忧也。河北荐饥，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馀万人，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虽小邑亦数千人。母弃婴儿，父食壮子，荼毒万状，颇骇闻见。赖祖宗含养之久，天地社稷之灵而无他也。其为赈济之方虽勤日夜，无所爱惜，然驭既奔者难为力，拯已沉者难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与其厚散于凶年，宁若寡取于平岁，无置官以专利，而归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诏王安石曰：「访闻市易务日近买卖大段苛细，市井之人颇藉藉怨谤，以为朝廷将浸淫尽收天下物货自作经营。可子细察访，速与戒约止绝，止令依魏宗元擘划施行」。奈何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尽收天下物货？神宗因张方平之对，不鬻阏伯微子之庙，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绝意于祠庙，而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庙，又复奈何。神宗后因王安礼之言，尽蠲市易累年之息万万计，一日之中，出囹圄、脱桎梏者，不可胜数。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罢市易法，蔡确挠之不果。司马光移王安石书言，光乞罢制置司，追还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归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后之善其先者，当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迹，斟酌于时，不必曲徇于文。尧舜异德，文武不同业，断可识矣。唯陛下幸察，诏有司归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劳置使者以为德，不待开府库以为惠，不必发仓廪以哺其饥，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钱二分之息耳，亦可罢乎？臣窃以谓常平二分之息，实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贪黩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为大害也。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何则？农民之用不足，不免称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而近举于邻疃，远举于聚落，为力甚易。其请常平钱于县司，则有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又出息一分也。甲头纸笔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设法虽严，人情寻常不免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请纳之费同之，是谓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训严者，妻孥之累笃者，乃能以八分之息毕一岁之事。如或不严不笃，则遨游廛市之间，顾盼之际，所请之钱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风俗滋弊，其利害轻重可胜计哉？今夫严父母之厉幼子，使手不得执钱，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视民，犹父母之视其子矣，不处就田野，远城市，而以耒耜锄芟为职，而纳之于邪，使见异物而迁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论知人之术，犹要之货财，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贤之。今乃与此无知贪黩之小民而共财，不亦难乎？方其请给之时，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彼纳之时，卖田毁屋，弃妻鬻子，鞭朴是加，其害百端，理无足怪也。弱者由是转而为奴仆，强者由是起而为盗贼，奸黠者由是肆其欲，为邻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虽无足怪，亦足怜也。彼如称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盖彼无连甲保识之累，可与者斯与之。县司则无由尽识其人之面目，况审其人之虚实，不得不严于连甲保识之令，而令虽严，其浮伪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则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则累一乡矣。彼又无税户之限，可与者斯与之。县司非税户则不可与，而与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与，难乎为法也。夫民之吉凶丧祭，意外有欲，朝莫叩富家之门，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给也。及其纳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钱或货，一钱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县司必责子母之钱，一日俱至，执钞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与之期可先可后，又不如县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随之也。由是言之，输官二分之息，实有所害，而民间子母相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缘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则？今之民力大屈，为盗贼犹不耻，况于一日县司开府库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劳劳然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宁暇恤后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盖已不复有也。前日民力犹从容，与廉耻之心犹存，似或知畏而远后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务得，及其输纳之时，下不争则不已，上不刑则不足，有司遇如是，不知有他术乎，抑唯刑之为术也。盖一人或可宽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宽假，而县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县令守文，不肯取新纳旧，或许之而新不足数，退有同保之累，进有刑禁之严，使民尽四支之敏，无以为一钱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则何以塞责？姑求塞责苟免，宁论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时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县司散常平钱之不急，而甚至乐岁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与农贸易，不劳质剂，皆指秋成以为期。今秋成之时，一人在门，一人在野，征常平钱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呜呼，风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谓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时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时，地有常产，民有常力，其间相去不能千万也。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岁复一岁，不顾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试以一邑为之言，小邑岁俵常平钱二万贯，而纳息钱二千贯，十年之后复有母钱二万贯，三十年后积有母钱六十万贯矣。夫三十年之后，民力凋瘵将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为国家计者，宁顾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则下覆，首大则尾蹶，其可忽诸？且斯民者，国家之民也，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库，其地异耳，其实一也。唯藏于民，则民富而国亦富，将不胜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库，则国富而民贫，将不胜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复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愿，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则？朝廷开财利之涂，为富国之术，则彼苟进污媚之辈，得以民为货，有显绩以受美官，应高格，当以重赏。非若富民而无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龙德宫时，行有乞丐，必以济之。逮夫一日临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归之于民，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易·乾》之「九二，见龙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飞龙在天」，同云风从而万物各得其类也。臣愿陛下速诏有司，悉归利于民，无曰初即位，谦逊未遑，而观周公七月万寿无疆之庆，鄙子产乘舆溱洧之惠，远荣夷公专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将卑之戒。既罢常平法，即以提举官职事归之转运司，俾出利于一孔，赋用取其于一官，农民官吏各得其职，将见陛下从欲以治也。今转运司所在空乏，军储不支，可为寒心者，提举司攘其利，闭其用也（《嵩山文集》卷一。又见《古文渊鉴》卷五六，《曹南文献录》卷六一。）。

富：原无，据四库本补。

周勃亲入北军诛诸吕，迎立文帝，汉室以安。而袁盎与文帝论其为人，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汲黯徒以质直好谏，犯主之颜色，而武帝与严助论其为人，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夫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绛侯本兵柄，弗能正，其后大臣相与共诛之，而适会其成功。汲黯面折廷争，所守者正，毅然有不可夺之节。至淮南王欲谋变，独惮黯，不敢发，以谓说公孙弘辈如发蒙耳。此固袁盎所以称勃为功臣，而武帝所以称黯为近古社稷之臣也。以勃为功臣，则知陈平之亦功臣也；以黯为近古社稷臣，则知王陵之亦近古社稷臣也。方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使平、勃等协力同辞以拒之，则高后知有所惮，必不敢王诸吕，徐以策图之，刘氏何患乎不安？而平、勃阿高后意，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无所不可者」。陵既废，而诸吕皆王，擅权握兵，几乱天下。其后高后崩，平、勃谋诛之，至使郦寄绐吕禄而与之游，矫节入北军，使士皆左右袒，以观其所向，亦可谓危矣，曷若绝之于早之为愈也。故袁盎谓勃适会其成功，而王陵之节宜与汲黯同，固不待事成而后见也。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皆固执以为不可，帝以问李绩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令止矣」。绩阿帝意，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无忌、遂良逐，而武后立。其后唐祚几移。然则无忌、遂良固社稷臣，而绩之奸，岂非仗平、勃之说哉。或谓平、勃从吕后而卒安刘氏，与狄仁杰从武后而卒正唐室，异世而同科。此不然。平、勃亲与高帝之盟，当诸吕未王时，可止而不止，其后乃以计灭之；仁杰晚相武后，以至诚感悟后意，遂返中宗，仁杰其为优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