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莫难于托国。汉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后，虐用其民，厚自奉养，征伐四夷，几丧天下。逮其晚岁，托国于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罢均输、榷酤，与民休息，而天下复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称贤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举国而付之诸葛孔明。孔明又废李严、杨仪，援蒋琬、费袆而授之政。虽后主之不明，而守国三十馀年。君臣相安，蜀人免于涂炭之患，过于魏、吴远甚。吴大帝方其属任贤将，抗衡中原，曹公惮之。及其老也，贤臣死亡略尽，喜诸葛恪之劲悍越众，而付以后事。恪乘其用兵劳民之后，继起大役，兵折于外，既归而不能自克，将复肆志于僚友。恪既以丧其躯，而孙氏因之三世绝统。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彼以进取之资，用进取之臣，以徼一时之功可耳；至于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属之斯人，其势必至是哉！

东晋之始，形势与吴相若，然吴北不能过淮，而东晋时得中原之地。吴旋为晋灭，而晋更石勒、苻坚之强终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吴远甚，而其固如此者，晋以中原正统所系，天下以为共主故也。以正统所系，天下共主，而百馀年不能平天下，雪雠耻，恢复旧物，晋之君臣斯可罪矣。《诗》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句践，皆国中已治，然后征伐。今夫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而下者以放诞为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故威权兵柄，奸人得窃而取之，小则跋扈，大则篡夺。士大夫虽有以事业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财匮力乏而不得尽其志，可胜惜哉！《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属贤将而待可为之时，时而进焉，则无不成矣。晋既内无政事，外而任属又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而我无以赴之，虽赴之而败矣。故褚裒北伐，蔡谟曰：「今日之事，必非时贤所办」。殷浩之再举北伐，王羲之曰：「区区江左，固已寒心，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又曰：「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由是观之，晋之政事不修，任属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亦无能为也。然谟之言大抵谓任属非其人，故曰非上圣与英雄，自馀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谓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复所及，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二君虽相当时之失，然尽如二君所言，则东晋未有复中原、雪雠耻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灭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东晋之初，其强弱何如三国之吴、蜀？当时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强而不肯休。诸葛亮、诸葛恪之语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贼材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谓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谓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时。恪之言曰：「今所以敌曹氏者，以操兵众于今适尽，司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计之士，今伐之是其厄会」。恪之言知可乘之时，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与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无成而恪卒以败。观蔡谟、王羲之与诸葛亮、恪之论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也。世之人好兴作者，必以孔明、元逊之言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谟、王羲之之言为是。酌厥中而论之，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内修政而外攘夷狄，圣经之言不可易也。后世亦曰事贵乘衅，又曰上策莫如自治，盖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复之备已具，事会之来，不患无也。一旦观衅而动，将无往而不利矣。若内虽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寔，徒为空言，玩日引岁，端坐而守，而待贼虏之自灭，非愚之所敢知也。茍不相时，先事妄发，小者无功，大者覆败，一旦机会之来，事力已竭，不能复应。东晋之事，如此者盖多矣。

臣闻有大将，有裨将。走及奔马，射中飞鸟，敌敢前攻，垒敢先乘，裨将也。战必胜，攻必取，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大将也。盖裨将以勇力为先，大将以智谋为主。世之论将者必曰勇力，不知勇力者裨将之所长，为大将役者也。今之所谓大将，拔于行伍之中，加诸士卒之上，其才智碌碌，无以异于偏裨，盖有懵不晓兵机，漫不治军政者。一旦边鄙有急，以数万之众付一庸人悍夫之手，不知奇正之术、攻守之策，或可乘而不乘，或当断而不断，勇者轻敌而进，怯者望风而奔，岂不失机会而误大事？其不败者盖天幸也。夫孙吴之书，奇权要机，密谋秘计，出入神鬼，自古用兵者举以为师。虽临机应变，出奇制胜，存乎其人，然未有不祖其遗法者也。凡今之将，问之以孙吴，则不知为何人，叩之以孙吴之书，则不知为何书，如此者十人而九。夫用兵，危道也，智往神来，一日万变，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吾欲专以勇力胜之。勇有时而怯，力有时而殚，自非运无穷之智，何以应无穷之变乎？此孙吴之书不可废也。虽按谱而弈非善弈，据方而医非神医，然亦未闻舍谱而学弈，弃方而学医者，是则学用兵者非兵法何以哉？孙吴远矣，时君世主有志于四夷者莫不拊髀而思，恨不与之同时。今其馀智故论载之方册者，尚有可用也。冠带之儒慷慨谈兵，纚纚可听，然不习行阵，未必能将介胄之士；勇力绝人，赳赳可喜，然不知兵法，未必能胜。是孙吴之书终不见用于世。或者又曰：霍去病不学古兵法，顾方略如何。夫去病用兵，与孙吴合者多矣，岂真不学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后之为将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喜为战，我善为阵，孙吴之法，纸上空言，不足观也。然则儒者必曰，吾能正心修身，诗书礼乐可束之高阁也。诗书礼乐，正心修身之具，自非圣人，未有不学而得者也。况大将者三军之司命，一国之存亡系焉，可不重哉？不教而战，圣人以为弃民，不学而将，其害将如何？臣愚欲望圣慈命武学官知兵法者直解七书，不必过为文言，使人人可晓。仍取古名将用兵出师、驭众行己大略，著为一书，遍赐诸将。他日或因奏对，或至庙堂，设问以观其言，议论可采，则旌异之。如此，则人知兵法之可学，名将之可师，心志益明，识虑益精，驭众当有法，行己当有方，自然名将辈出，而国势无敌矣，岂曰小补之哉？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