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始，形势与吴相若，然吴北不能过淮，而东晋时得中原之地。吴旋为晋灭，而晋更石勒、苻坚之强终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吴远甚，而其固如此者，晋以中原正统所系，天下以为共主故也。以正统所系，天下共主，而百馀年不能平天下，雪雠耻，恢复旧物，晋之君臣斯可罪矣。《诗》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句践，皆国中已治，然后征伐。今夫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而下者以放诞为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故威权兵柄，奸人得窃而取之，小则跋扈，大则篡夺。士大夫虽有以事业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财匮力乏而不得尽其志，可胜惜哉！《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属贤将而待可为之时，时而进焉，则无不成矣。晋既内无政事，外而任属又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而我无以赴之，虽赴之而败矣。故褚裒北伐，蔡谟曰：「今日之事，必非时贤所办」。殷浩之再举北伐，王羲之曰：「区区江左，固已寒心，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又曰：「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由是观之，晋之政事不修，任属非其人，虽有中原可乘之时，亦无能为也。然谟之言大抵谓任属非其人，故曰非上圣与英雄，自馀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谓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复所及，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二君虽相当时之失，然尽如二君所言，则东晋未有复中原、雪雠耻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灭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东晋之初，其强弱何如三国之吴、蜀？当时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强而不肯休。诸葛亮、诸葛恪之语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贼材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谓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谓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时。恪之言曰：「今所以敌曹氏者，以操兵众于今适尽，司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计之士，今伐之是其厄会」。恪之言知可乘之时，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与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无成而恪卒以败。观蔡谟、王羲之与诸葛亮、恪之论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也。世之人好兴作者，必以孔明、元逊之言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谟、王羲之之言为是。酌厥中而论之，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内修政而外攘夷狄，圣经之言不可易也。后世亦曰事贵乘衅，又曰上策莫如自治，盖急急自治，政事既修，恢复之备已具，事会之来，不患无也。一旦观衅而动，将无往而不利矣。若内虽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寔，徒为空言，玩日引岁，端坐而守，而待贼虏之自灭，非愚之所敢知也。茍不相时，先事妄发，小者无功，大者覆败，一旦机会之来，事力已竭，不能复应。东晋之事，如此者盖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