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梼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谋贤莫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唐书·褚遂良传》：「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

臣闻天下之道二，治与乱而已矣。行尧、舜、禹、汤、文、武之事则治，行桀、纣、幽、厉之事则乱；进贤退不肖则治，好近小人而不闻正论则乱。尧、舜、禹、汤、文、武与夫桀、纣、幽、厉，虽去今数千百载，而其经世成败之迹存诸方册，可考而知。其成者昭然为可仰也，其败者惕然为可畏也。由其所致，以验吾之所为，合于善者从而勉之，近而恶者从而改之，则师古之道，于是乎在。乃若舍夷途而弗遵，蹈覆辙而不知戒，未有不入于乱亡之域，宜乎太宗监之以为元龟欤。至于进善人共成政道，斥远群小不受谗言，臣谓人主唯能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则于此二者勉而行之，宜无难焉。盖人者国之宝也，群小者国之贼也，犹冰炭之不可相入，枭鸾之不可并翼而栖也。故一善人进，则群贤类至，不肖无所容，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一小人进，则群小类至，君子无所容，必能使其君听谗说而由邪径，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乱，亦不可得也。太宗既能监前代矣，则知夫治生乎君子，所以进善人共成正道；知夫乱生于小人，所以远群小而不受谗言。呜呼！太宗以英武之姿，取孤隋，攘群盗，拨乱反正，慨然行此三者，用能致贞观之治，亦可谓盛王矣。然史氏有言，人之立事无不锐于治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观太宗之三事，始非不勤，而终之实难。何以言之？乾阳毕工，隋人解体，可以监矣，乃诏发卒治洛阳宫，而乾阳之役复兴。张玄素以谓袭亡国之弊，同归于乱。所谓元龟者，果安在哉？魏徵尝谓太宗在贞观初亲君子，斥小人；比来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又曰：贞观之初求士如渴，比来由心好恶。以众贤举而用，以一人毁而弃；虽积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谗佞得行，守道疏间。然则进善人，远群小，其不克终，亦可知矣。且前代不可不监也，善人不可不进也，群小不可不远也，为治之道无出此三者，信能行之久而不变，帝王之德，曷以尚之？奈何太宗有区区之志，而持之不坚，所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后汉·马援传》：「建武四年，隗嚣使援奉书洛阳。世祖使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隗嚣与援同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及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

臣尝谓中兴之主，自夏少康、周宣王以来，功业之盛莫如光武。世之议者，见其起于兵间，破寻邑百万之师，而王郎、铜马、赤眉、青犊之属相继扫荡，遂以为专用威武平定天下。及观马援之言，然后知光武所以成功，固有出于威武之外者。方隗嚣据阨守险，名震西州，自以天水富盛，士马最彊，将欲北收西河、上郡，东取三辅之地，按秦旧迹，表里山河，其志岂肯为光武屈哉？虽光武亦自谓不能屈也。故遣使往来，卑辞厚礼，言必称字，用敌国之仪以慰藉之。当是时，举天下奸雄割据之徒，比权量力，桀骜难制，莫嚣若也。马援告以光武大略，而嚣意辄不怿，遽以为胜高帝，于是遣子入质，惕然畏服之不暇。夫嚣初未尝亲见光武之为人也，且光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敌，则英睿之姿已足以盖众矣。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则大信不疑，已足以结人心矣。既阔达多大节，而又博学文辩；既好吏事，而又动如节度；不喜饮酒，则其于经世变通之略，修身励行之事，盖恢恢然有馀裕矣。然则汉室陵夷之后，有能兼是众美，杰然独出于天下之上，以图中兴之业，则神器大宝不归是，将安归乎？此嚣之所以闻其风声不期服而自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故臣尝论帝王之就功业，当以德为主，而威武为之辅。明王慎德，四夷犹将咸宾，况区区一隗嚣，何足道哉！虽然，光武才明勇略、阔达多大节，与夫经学博览，固人之所难能也；至于好吏事，动如节度，不饮酒，此细行耳，常人亦能之，乃以是称光武，何哉？盖以帝王之资，处富贵崇高之势，侈心胜之则易以纵，怠心乘之则易以忽。纵而不知戒，忽而不知勉。其视细行，虽躬行若无难者，殆有所甚难焉。唯光武为能克己奋励，不敢自暇自逸，此所以特异于众，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语也。故由光武以观中兴事业，则修德来远，其效昭然，可不勉哉！

刘向《新序》：「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颜渊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闻之，君子不谗人乎』！颜渊不悦，历阶而去。须臾，马败闻矣。定公命躐席而起，曰：『趋驾，请颜渊』。颜渊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不识君子何以知之也』？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御也，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而马力殚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进与』？颜渊曰：『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

臣读书至于《五子之歌》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然后知人君虽以崇高之资，享天下之奉，忧思危惧，殆未尝一日敢自安也。盖民恃君以生，而君则恃民以固邦本；民不得其生，必将召乱起祸，本实先拨，何以保邦？其犹朽索驭马，而驰骋不已，决至于奔逸颠仆，岂可不畏哉？是以民有馀于生，则资民以致治者，恭己南面，其乐亦有馀也。马有馀于力，则乘马以致远者，安意肆志，其适亦有馀也。颜渊知是道矣，所以因毕野之御，而以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告于定公，使定公察御马之道，以明夫治民之术，则鲁国其庶几乎。臣观古之治民者，薄其赋歛，取之以什一，则以富其财也；宽其征役，使之以时，而丰年不过三日，则以优其力也。民之所以为生者，财与力而已矣。舜不穷其民，盖知其所本在者。观其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则凡民穷之政，必无有也。自舜以至禹、汤、文、武，率由是道。奈何后世一切反之，殚天下之财，不足以充无厌之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不急之务。使夫安俗乐业之众，悉为穷民，卒抵于乱亡而后已。故曰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穷之。此非独桀、纣、秦、隋为然，汉、唐亦然也。汉民之穷，自武帝始；唐民之穷，自明皇始。武帝以征伐，明皇以奢淫，是皆纵一己之乐，而贻祸于天下者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米粟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夫为王民而至于父子离，则其穷极矣，不亡何待？故御马者上车执辔，体既正矣；周旋步骤，礼既毕矣；历险至远，而马力已殚矣，然犹求焉，马未有不失者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穷其民，惟舜能之；善为御者，不尽其马，惟造父能之。虽然，造父不常有也，而舜岂世出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臣尝谓帝王惟能恭俭节用，而不穷其民，是亦舜而已矣。

《唐鉴》：「唐太宗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臣窃谓人主以眇然之身，宅万方之上，一事有失，不足以成大功；一行或亏，不足以备盛德。自尧、舜、禹、汤以至文、武，皆以功德盛大传于后世者，岂有他哉，定其心术而已矣。《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之在人，危且微如此，而事物万变，日交乎前，则所以定之者，可不知其道乎？方其虚一而静，独观昭旷，无有系累，则好恶公，是非白，尚谁得而惑之？惟夫私情内萌，偏见妄作，方寸汩乱而不知其守，此奸邪之所趣，而谗贼之所入也。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邪，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其不至于颠倒败坏者几希矣，何独一事之失，一行之亏乎！且以汉、唐观之。庸昏之主固不必言，如孝武、明皇，亦坐此而致败。孝武当文、景之后，雄才大略，可与有为者也。奈何秉心不正，左右前后之人观其向者，投合所好，如张汤、杜周以惨刻而受知，东方朔、郭舍人以猾稽而得幸，李延年之谀媚，江充之阴狡，与夫台池苑囿之观，弋猎犬马之戏，相与攻之，卒至于海内骚动，而汉室因以中衰。明皇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至太平，亦云盛矣。然侈心一动，穷天下不足以为乐，则有宇文融以言利进，韦坚、杨慎矜以裒刻显，李林甫之奸邪，杨国忠之淫蛊，相与攻之，而明皇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卒至于天宝之祸，不可救药。观二君之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后世所以惜之。范祖禹以为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盖好有所偏，必将迷而不返。以万乘之国而迷其所好，则一时憸佞便嬖皆将承意顺旨，以侥倖恩宠，唯恐其不至。于是优赏滥赐，上下相蒙，虽有彊谏力争之士，能遽回其势乎！故臣尝论人主之于天下，唯当清静寡欲，求所以安宗庙、定社稷、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舍是皆不足留意。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而攻之者甚众，自谓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呜呼，若太宗可谓知治道矣。祖禹作《唐鉴》而撮取其语，岂无意哉！

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馀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然尝论之，此八九公所以光明隽伟著于时而垂于后者，非以其文，以其节也。盖文不高则不传，文高矣而节不能与之俱高，则虽传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节之为贵也。此八九公者出处不同，用舍各异，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贬以求合。有如王公，学术政事虽负天下之责，而高风特操固有一时诸贤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节，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于时而垂于后也。南渡以来，世不乏人，求之近岁，若宝谟阁学士杨公者，其真所谓有是文而有是节者乎。公之文辩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于世，晚年所著益复洪深。其为诗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终而平淡，如长江漫流，物无不载，遇风触石，喷薄骇人，盖不复可以诗人绳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杨公之文矣。其平生出处，则初见知于孝宗，未久即去，终见知于光宗，又未久即去。今天子一再收召，竟以老不复出。始终四五十年间，非特不悦于流俗而已，虽一时名卿贤大夫汇征之际，苟惟论议少异，则亦未尝少屈以徇之，公之节为何如哉？昔人论苏文忠公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不容于元祐，以为非随时上下人，公其有焉。公没后二年，其子长孺自言于朝，谓公虽已老，不忘天下之忧。及闻韩侂胄首开兵端，为之流涕叹息，夕不寐，朝不食，手书八十四言以示子孙，皆孤愤诀绝之词，书毕自缄题之，掷笔隐几而没。长孺乞以其事宣付史馆，天子从之，且诏有司定谥，太常博士谥公文节。道传曰：它人之文以词胜，公之文以气胜，惟其有是节，故能有是气，惟其有是气，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于近岁以来，而无愧于江西先贤之盛也。博士按道德博闻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当矣，道传尚何词？谨议。

定力坚决，故不退转；慧观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办大事，况世间法乎？至于死生去来，殆犹戏事耳。钓台老人将寂，犹为广济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欤。谆谆于表之，盖为道也。

渠阳山中暇日编校经传，自两汉诸儒去古未远，已不能尽识三代遗制。凡冕服车旗类以叔孙通所作汉礼制度为据，其所臆度者无以名之，则曰犹今之某物。然孔、贾诸儒为之疏义，则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因叹三代遗制始变于周末，大坏于秦汉，而尽亡于魏晋以后，虽名物称谓、字义音释，亦鲜有存者，故使经生学士白首穷经而弊弊于训故佔毕之末，有终其身而不能尽知者。呜呼，是谁之咎与！《解》之繇曰：「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汉承秦敝，大难既解，是无所往也，而昧于来复夙往之戒，徒能随世就事，为秦汉以后规摹。贾谊所谓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者，盖欲及时定制，尽复三代之旧，为万世太平计，而一时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则寖远寖疏。盖自是人情习于简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汉纪随文辩證，作《古今考》。

大师名智海，字济叔，姓刘氏，耀州三原留册民家子也。生于祥符三年庚戌之岁，既满月，张庆席，会亲于家，有善相者曰：「此儿异日非尘埃中物，但幼龄多患，而不利所天耳」。甫八岁，果得疾，未瘳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尤笃，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梦梵僧抚师之顶，谓王氏曰：「此法器也，亟归诸释氏，则其病自愈」。翌日王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诺之，月馀病间。天圣元年，始辞家入长安，依香城主僧承瑜习浮屠法。八年，去氏削发。明年，受具为比丘。从而植学经论之场，左右采获，深达义趣。加之性行醇谨，多为宿德之所推许。未几，举充庆安寺主，绳众以宽，集事以勤，上下称治。由厥师顺寂还院，充维那，纪纲不紊，宾主胥悦。寻以本府表叹阙员，又补师以尸其局。皇祐三年，殿前太尉许公怀德德师素深，遂荐章服。嘉祐四年，又领府命，主澄矜院事。熙宁三年，府尹左丞钱公明逸谓百塔兴教禅院，昔贤之遗迹，古都之上游，宜于诸寺择高行僧以董其众。师首膺其选，佥谓得人。居凡二年，度门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承诰化去，乃徇众命，归嗣院事。其为治也，安而不扰，简而有成。尝患院之旧井卤不可用，一日领其徒于中门之外，东北之隅，以卜井地，恪诚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泉，觱沸清泠，殿中丞侯可记之详矣。师能以四摄归人，故辅翼之俦，乐宣其力。致院务多暇，披揽贝书，手不释卷。阅《大藏经》一遍，《法华》、《金刚经》各周一藏，并营蒲塞以庆之。既而名闻上都，美传戚里，都尉王公诜奏号广慈，以旌行业。师尝念新新生灭，駃于奔马，岂以后事累其徒耶？乃于万年县龙首乡浐水之西原，预卜葬地，垒塔既成，走介抵洛，丐余文以次其实。余两游长安，皆馆师之院，粗稔其迹，故直书不让也。自祥符庚戌至元丰戊午，师之寿六十有九，师之臈四十有九。两院度门弟子共二十六人，后之可纪者，非余所知，在师之贤，二三子而续之云。时元丰改元秋九月重阳前一日，寓三陵永昌院文辩大师慧观记。师弟赐紫沙门德邕立石，安民师刊。

天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备。惟水火相须之急，《洪范》弗得弗先。或阙乎一，黔首罔以为生。及乎用之之情，无不择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长安寔汉唐之故都，当西方之冲要，衣冠豪右，错居其间。连薨接桷，仅数万家，官府、佛寺、道观又将踰百，计其井不啻乎万也。然而舄卤之地，井泉惟咸，凡厥膳羞烹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无一二焉，又非井之用也。井之道，上行而在及乎众，及乎众则众所归也。众所归者，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则井道之广也。《易》曰「井冽寒泉食」，是得其中而众所归者也。既咸而不食，则失井之道也。井道既失，众所不来也。故多舍弃旧井而改卜其地，求发泉源之甘醴者，则未尝有如其意者也。有香城院，直府庭之东南隅千步而近。院处诸梵宇之甲者，僧徒童行、官客仆从，日不减其数百人。旧井一十一空，水之所供，浴室、厨爨、浣濯、马厩、秣饲之事，崇朝及暮，用汲无穷。厥味甚不甜美，久厌其食。众共来请于主僧智海师曰，愿改卜地以成井，以足大众茶药之用。海师齐肃诚意，乃即其请。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于大门内东垣下，后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锸兴工。二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涌，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来汲取，养而不穷。嗟乎！非诚意精絜、感物之深者，物莫肯应焉。智海师戒律淳笃，正心无我，住持修整，孰不瞻向？以斯之应，可谓师之行果者欤。熙宁七年正月晦日记。文辩大师慧观书。南山李元直篆。典座僧德安、维那僧德岳书状。赐紫德邕、供养主僧德越、住持沙门赐紫智海立石。镐都武德诚刻字。

礼始于太一，文亦始于太一。混沌凿矣，文无不在。于天得文之高，于地得文之厚，于日月星辰得文之光辉发越，于风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震曜、润泽、严威，于山岳得文之崷崒峥嵘，于江、河、淮、济、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长，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卒有所归，于鬼神得文之幽，于草木花实得文之微，于金石得之坚，于鸟兽虫鱼得文之飞动俦匹，于都邑、城池、屋庐、冠屦、衣裳、车舆、旂旗、百尔器械得文之方圆、曲直、巧而且法。其在人也，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得文之顺，于升降、揖逊、献酬得文之和，于贺庆、福祥得文之喜，于干戈、兵戎得文之怒，于富贵、利达得文之显，于贫贱、困穷、幽忧、无聊得文之抑，于庄钦、端肃得文之正。是其文也，而其实也，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义礼智也。耳所听，目所视，手所执，足所履，无非文也。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在也。理发于外，得于心，成于文，谓之自然。圣人以自然为经。经者，圣人不能不为者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是也。去圣人日远，孰不为文，而有所谓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己之见重于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于当时，尤在于后世。此所以见其自然也。孟、荀、扬、韩，其自然之重欤！四氏之文，亦有议其非者矣，亦有自为矛盾者矣，终不足以夺众多之重。世固有为四氏之所为，以自附于四氏，而人卒不与者。犹宋襄公之霸，有附之者，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桓、文得众，而后世犹以为霸也。文未尝无弊也，欲去之非他也，唯循中则无诡谲夸诞，唯自得则无攘夺劫取，唯高明则无暗沓鄙浅，唯劲挺则无柔靡芜秽，唯广大则无碎锁丛杂，唯检束则无滥溢瀰漫，唯公平则无险怪僻执，唯变通则无局趣拘牵，唯有守则无迁就傅会，唯不惑则无妖冶侈纵。意得其正，智得其圆，气得其直，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纳诸自然。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迁秩，宠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庆慰。恭以某官袭气堪舆，禀精河岳。风华懋美，峣若东南之筠；天韵纯沦，温如西北之璞。不阶尺木，遂致青云。世图任于老成，日对扬于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国体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兹为异数，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风上国。观文辩叙，弥高天老之台；通谒为仪，寖远豆晏之日。欢愉无状，震慄兼常。

《春秋后传》、《左氏章指》二书，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学不明久矣，啖、赵之后，至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之说弥显，公是刘先生敞《权衡》、《意林》等书，订證尤详。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而一序所该，圣人之大法备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推明斯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可谓大全矣。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义殆无遗蕴。止斋生于东嘉，天资绝人，诵书属文，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经之说，流行万里之外，而其学尤深于《春秋》。钥非深于此者，尝涉猎诸公之书，非不明白，然亦不过随文辩释，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亦不见体统所在。钥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同在西掖时，始以《隐公后传》数篇相示，因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其说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书，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首得蔡君幼学。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而此书未易成也，未几去国，而钥亦归，虽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来，必以此书为问。虽亲炙之者跪以请，则曰：「此某身后之书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则以为变例，窃以为未安。公之书不然，深究经旨，详阅世变，盖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犹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桓公之后，齐不竞而晋霸；文公既亡，晋不竞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兴而复微，吴出而盟诸夏，于越入吴，而《春秋》终矣。自杜征南以来，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逊国之贤君，其说甚详。而公以为不为平王，亦不为隐公，而为桓王，其说为有据依。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前所未有。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有世而无年。至记厉王奔彘，始有纪年。古者诸侯无私史，《乘》与《梼杌》、《春秋》皆东迁之史也。书齐郑盟于石门，以志诸侯之合，书盟于咸，以志诸侯之散，是《春秋》之终始也。隐、桓、庄之际，惟郑多特笔；襄、昭、定、哀之际，惟齐多特笔。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鲁、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公会齐、郑干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郑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祸，亦莫甚于五国，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齐桓公卒，郑遂朝楚；夏之变夷，郑为乱阶。侵蔡遂伐楚，以志齐桓之霸；侵陈遂侵宋，以志楚庄之霸，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书公孙兹帅师，书公孙敖帅师，书公子季友卒，皆见三家之所从始。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不盟则书，以其背夏盟也。厉之役，郑伯逃归，不书，盖逃楚也。夷夏之辨严矣。自隐而下，《春秋》治在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辞，有一国之辞，有一人之辞。于干戈无所不贬，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劝惩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郑，又五十馀年而狄晋。狄郑犹可也，狄晋甚矣。贬不于其甚，则于事端，馀实录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发。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颂而以郊为夸，引祝鮀之言为證，此尤为前所未闻也。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惟公以为著其不书，以见《春秋》之所书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书首尾专发此意。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然多曲从其说，非忠也。公之《章指》谓「君子曰」者，盖博采善言，「礼也」者，盖据史旧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后人增益之，或曰后人依仿之，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盖爱而知其恶者，乃所以为忠也。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讫终篇多无传，疑有佚坠，公之求于传者详矣。呜呼！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不得卒业于其门，既兴殄瘁之悲，而后得二书，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