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馀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太，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待诏贾让奏言。）。

朕奉承庙社，惟御海县，永惟致理之大，浩若涉川之广，夙夜寅畏，弗遑底宁。是以博延隽良，射策殿陛，冀获嘉话，以毗庶绩。子大夫精蕴识虑，该明体要，必有以绎敷古道，开助予意。且二帝三王之遗则，淳仁厚义之馀泽，丕隆至治，总集大和者，是必举之有纲，而导之有源尔。若夫王者政教，上通于阴阳，何以使黎民厚生，无饥馑札瘥之困？贤人履行，下系于风俗，何以使众士修正，无矜沽险伪之巧？语官者谓郡县之任，权小而势轻，憸人得以肆欲；论法者谓律令之书，议繁而科密，暴吏得以舞文。吾欲一富贵，均强弱，俾家亡兼并；平贵贱，通有无，俾货不壅积，何术可以驯致？吾欲宪皋陶九德之法以任人，参《周官》六计之旨以弊吏，何施可以详究？今夫兵戎非不练，而战攻守禦之志未尽固；农业非不恤，而污莱原隰之田未尽垦。比绥远服，敷示恩信，而蛮区夷落尚据险而绎骚；间念编户，复除徭赋，而寇盗敚攘犹承间以窃发。兹惟寝弊，安所釐制？至若九官命于舜，其职任之重轻，十乱称于周，其勋谟之高下；贾让治河之三策，刁雍筑城之五利；《管子》言莅政之大在明四顺，《淮南》述为君之要当用六律：皆见载籍，并资条释。所宜讲大体，铺善经，参往古之安危，酌方今之利病，事稽于寔，理适厥中。无隐言，无高论，朕当详览焉。

河自西出而南，又东折，然后北注于海。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盖其难如此，故历三代千有馀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鼢、谷永之说是也。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穿漕渠以通其势者，关并、贾让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张戎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王横之说是也。有以为宜计为堤防，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王延世、平当之说是也。凡此数者，各乖异。总之，堤防之起自战国，西汉以来，筑作者辄复败，故务壅塞居水者，最闇于用，而复二渠，则水之害去，绝屯氏之河，则害作，故言河宜散裂、仿于禹迹是当。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非曩时比也，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为堤防壅塞闇于用，仿禹之迹为可，然水之为迹，难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详，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与之虑定，然后施功，则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绩矣。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馀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鼢、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馀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

月日，具位臣光谨昧死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臣闻昔楚庄王以无灾为惧，曰：「天岂弃不谷乎」？范文子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然则岁小不登，边鄙有警，未必非国家之福也。伏见今春天久不雨，陛下忧劳于内，公卿惶恐于外。岂不以公私之积素不充实，若遇饥馑，将无以相恤乎？一朝京师得雨，远方未遍，则君臣释然相庆，不复以民食为念。陛下安知来岁之旱不甚于今岁乎？盖天降灾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此尧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间而窥边，细民穷困而为盗，军旅数起，久未有功，府库之蓄积已竭，百姓之生业已尽。陛下当此之时，将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与公卿大臣以此为必无而不足忧乎？将以为有之而不为之备，俟事至然后忧之也？若俟事至然后忧之，虽以陛下之圣明，得益、稷、太公以为辅佐，臣以为不及矣。何则？圣贤之治，皆积以岁月，然后有功。欲天下之家给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济》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时矣。失之愈远，救之愈难。奈何日复一日，取适目前而已乎？晋武帝时，何曾谓其子孙曰：「吾每见主上所说，皆平生常语，未尝及经远大计。吾子孙其及于乱乎」？其后五胡构乱，中州覆没，生民涂炭，几三百年。由是观之，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诗》曰：「哀哉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方今之政，何以异此？此臣之夙夜所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仓廪府库又虚，陛下傥不深以为忧，而早为之谋，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它，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宽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米盐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当预者，张设科条，不可胜纪。或不如其旧，益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于右。其间果能利民者，不过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诚损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闻古之圣王，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上有馀财，然后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颂声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谓厌其原、开其渎、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诸民，将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无利民之实，果何益哉！夫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则民力虽欲毋宽，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适所以扰民耳。自置此官以来，于今累年，臣访之民间，未闻其困弊小瘳于前也。然则为今之术奈何？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何谓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虽周、孔之材，不能遍为人之所为，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则不然，顾其出身、资叙何如耳，不复问其材之所堪也。故在两禁则欲其为严助、司马相如，任将帅则欲其为卫青、霍去病，典州郡则欲其为龚遂、黄霸，尹京邑则欲其为张敞、赵广汉，司财利则欲其为孔仅、桑弘羊。世岂有如此人哉？故财用之所以匮乏者，由朝廷不择专晓钱谷之人为之故也。国初，三司使或以诸卫将军、诸司使为之，判官则朝士晓钱谷者皆得为之，不必用文辞之士也。先朝以数路用人，文辞之士寘之馆阁，晓钱谷者为三司判官，晓刑狱者为开封府推判官。三者职业不同，趣舍各异，莫相涉也。然后人主以时引对，访问以察之，使令以试之，积久以观之。覈其真伪，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后进之退之，未必历其职者皆须进用，不可复退也。故群臣各宣其用，而万事交举矣。夫官久于其业而后明，功久于其事而后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为氏姓。先朝陈恕领三司十馀年，至今称能治财赋者以恕为首。岂恕之材智独异于人哉？盖得久从事于其职故也。至于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数易也。是以先帝屡行大礼，东封西祀，广修宫观，而财用有馀者，用人专而任之久故也。近岁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辞之士为之，以为进用之资涂，不复问其习与不习于钱谷也。彼文辞之士，习钱谷者固有之矣，然不能专也。于是乎有以簿书为烦而不省，以钱谷为鄙而不问者矣。又居官者出入迁徙，有如邮舍，或未能尽识吏人之面，知职业之所主，已舍去矣。臣顷者判度支勾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检法官，改易皆遍，甚者或更历数人。虽有恪勤之人，夙夜尽心以治其职，人情稍通，纲纪粗立，则舍之而去。后来者意见各殊，则向之所为，一皆废坏。况怠惰之人，因循茍且，惟思便身，不顾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仓有红腐之粟，水衡有贯朽之钱，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于其任，而食货为甚。何则？二十七年耕，然后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满三岁，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为朝廷宜精选朝士之晓鍊钱谷者，不问其始所以进，或进士、或诸科、或门荫，先使之治钱谷小事。有功则使之权发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实效显著者，然后得权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实效，然后得为正三司判官。其无实效者，皆退归常调，勿复收用。其诸路转运使，不复以路分相压，使之久于其任。有实效者，或自权为正，自转运副使为转运使。无实效者，亦退归常调，勿复收用。每三司副使阙，则选三司判官及诸路转运使功效尤著者以补之。三司使阙，亦选于副使以补之。三司使久于其任，能使用度丰衍、公私富实者，增其秩，使与两府同，而勿改其职。如此，则异日财用之丰耗不离于己，不得诿之它人，必务为永久之规矣。其文辞之士，则自有资涂，不必使为钱谷之吏以轻之也。何谓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馀。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财者反此。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馀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馀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馀矣。彼有馀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谓能治财者，臣见之矣。冻馁其民而丰积聚者也，扫土以市禄位而不恤后人者也，捃拾麻麦而丧丘山者也，保惜一钱而费万金者也，不操白刃而为寇攘者也，奸巧簿书而罔君上者也。必曰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馀，则闻者以为笑矣。夫使稼穑者饶乐，而惰游者困苦，则农尽力矣。坚好便用者获利，浮伪侈靡者不售，则工尽巧矣。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矣。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公家何求而不获乎？夫农，天下之首务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轻。非独轻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农者苦身劳力，衣粗食粝，官之百赋出焉，百役归焉。岁丰贱贸其谷，以应官私之求，岁凶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转而缘南亩，难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乐耳；茍或知之，则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仓廪之实，其可得乎？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费八九。何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馀轻役，则以农民为之。岁丰则官为平籴，使谷有所归；岁凶则先案籍赒赡农民，而后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种积谷多者，不籍以为家赀之数。如此，则谷重而农劝矣。彼百工者，以时俗为心者也。时俗贵用物而贱浮伪，则百工变而从之矣。时俗者，以在上之人为心者也。在上好朴素而恶淫侈，则时俗变而从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当择人而监之。以功致为上，华靡为下，物勒工名，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今县官数以一切之计变法更令，弃信而夺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佗，县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盐弃捐，征税耗损，凡以此也。然则县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财者不然，将取之，必予之；将歛之，必散之。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馀。此乃白圭、猗顿之所知，岂国家选贤择能以治财，其用智顾不如白圭、猗顿邪？患在国家任之不久，贵近效而遗远谋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条枚，养其本根，则薪不绝矣。若并根本而伐之，其得薪岂不多哉，后无继矣。是非难知之道也。然则有司不为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迁，不立效于目前以自显，顾养财以遗后之人，使为功，吾何赖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驱之使然也。何谓减损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时，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两浙、西川富饶之土，皆为异域。又承五代荒乱之馀，府库空竭，豪桀綦布于海内，戎狄窥觎于边境，戎车岁驾，四方多虞。当是之时，内给百官，外奉军旅，诛除僭伪，赏赐钜万，未尝闻财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业，奄有四百馀州，天下一统，戎狄欸塞，富饶之土，贡赋相属，承平积久，百姓阜安。是宜财用羡溢，百倍于前，奈何竭府库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当天下无事之时，遑遑焉专救经费而不足？万一有不可期之灾患，将何以待之乎？夫以国初之狭隘艰难，财用宜不足而有馀；今日之广大安宁，财用宜有馀而不足，陛下亦尝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养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养者，未必尽有功用乎？臣窃见陛下天性恭俭，不好侈靡。宫室苑囿，皆因祖宗之旧，无所更造，或隳顿荒翳，不加修治；饮膳衣服、器皿帷帐，适足供用，不极精华，或苦恶弊绽，亦不更易。虽唐虞之土阶三尺，茅茨不剪，殆无以过。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是以费用不足，则求请无厌，丐贷不耻。甚者或依凭诏令以发府库之财，假托供奉以靡县官之物，真伪莫辨，多少不会。陛下圣度宽仁，不欲拒塞，恶闻人过，不加案诘。至于颁赐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数，不循旧规。如向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类，费用不可胜纪。臣尝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非时未尝轻有赐予，赐予亦不甚丰。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汉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夫等犹不可，又况过之！是以祖宗之积，穷于赐予，困于浮费。臣不能知其详，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内藏以虚，而浸淫于左藏矣。夫府库者，聚天下之财以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为置内藏者，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费，非以供陛下奉养赐予之具也。今内藏库专以内臣掌之，不领于三司。其出纳之多少，积蓄之虚实，簿书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养赐予而尽之，一旦有饥馑兵革之事，三司经费自不能周，内藏又无所仰，歛之于民，则民已困竭，得无狼狈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懔懔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无唐虞之治者，其失在于不忍而好予。不忍，则不诛有罪；好予，则不待有功。不诛有罪，则奸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则贪佞徼幸而无厌。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韩昭侯有弊裤，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笑有为笑。今裤岂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国诸侯，犹能慎赏如是，而国以富强。况以四海之主，不行无功徼幸之赏，杜塞甘言悲辞之请，则唐虞之治，何远之有哉！夫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县之吏，鞭挞其丁壮，冻馁其老弱，铢铢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终岁之积，输之京师，适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泽之赐，贵臣一日燕饮之费。陛下何独不忍于目前之群臣，而忍之于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俭之德拟于唐虞，而百姓穷困之弊钧于秦汉。秦汉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资众人。其用心虽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宫掖者，风俗之原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是以内自京师士大夫，外及远方之人，下及军中士伍、圳亩农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土之所有，今人见之皆以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产有常，而人类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众。嗜欲无极，而风俗日奢。欲财力之无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说追呼，租税繇役，出纳会计，凡有毫釐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太半尽于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国家比来政令宽弛，百职隳废。在上者简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盗而恣为奸利。是以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什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国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员，而国家用磨勘之法，满岁则迁。日滋月益，无复限极。是以一官至数百人，则俸禄有增而无损矣。又近岁养兵，务多不务精。夫兵多而不精，则力用寡而衣粮费。衣粮费则府库耗，府库耗则赐赉稀。是以不足者岂惟民哉，兵亦贫矣。策之失者，无甚于此也。凡此数者，皆所以竭民财者也。陛下安得熟视而无所变更邪？臣愚伏愿陛下观今日之弊，思将来之患，深自抑损，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后宫内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给赐予，皆循祖宗旧规，勿复得援用近岁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绝，分毫勿许。若祈请不已者，宜严加惩谴，以警其馀。凡文思院后苑作所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无用者，一皆罢省。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专用朴素，以率先天下，矫正风俗。然后登用廉良，诛退贪残，保佑公直，销除奸蠹，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无功，不食无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见御府之财将朽蠹而无所容贮，太仓之粟将弥漫而不可盖藏，农夫弃粮于圳亩，商贾让财于道路矣。孰与今日汲汲以应目前之求，懔懔以忧将来之困乎！夫食货者，天下之急务。今穷之如是，而宰相不以为忧。意者以为非己之职故也。臣愿复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奉宸库之类，总计使皆统之。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后行之。岁终则上其出入之数于总计使，总计使量入以为出。若入寡而出多，则总计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费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岁馀三分之一以为储蓄，备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转运使、及掌内藏、奉宸等库之官，皆委总计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状，以奏而诛赏之。若总计使久试无效，则乞陛下罢退其人，更置之。议者必以为宰相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不当领钱谷之职，是皆愚人不知治体者之言。昔舜举八恺，使主后土，奏庶艰食，贸迁有无，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礼》冢宰以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之法治财用。唐制以宰相领盐铁、度支、户部。国初亦以宰相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是则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也。今译经润文，犹以宰相领之，岂有食货国之大政，而谓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库空竭，闾阎愁困，四方之民流转死亡，而曰我能论道经邦、燮理阴阳，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胜狂愚，冒犯忌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司马公文集》卷二三。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太平治迹统类》卷九，《九朝编年备要》卷一六，《玉海》卷一八五，《璧水群英待问会元》卷七八、八○，《群英会元截江网》卷九，《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四，《右编》卷三三，《续资治通鉴》卷六○。）。

弘：原无，据右引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