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闻《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谓己先知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知，己先觉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觉也。己则未见，何以使人之见？己则未闻，何以使人之闻？是故审声于聋，考色于盲，是犹索金于窭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尧舜君民之学，然后可以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甘盘有天人之学，然后可以使其君保乂有邦，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此三代之际有其学而见之于用者也。孔子有经天纬地之学而定公莫能用，故其学独传于门人，载于六经；孟子有居仁由义之学而齐宣莫能用，故其学亦传于门人而载于七篇。此三代以降而不获于用者也。迩者储宫既建，博求天下儒学之士以为文辅，侍郎实与其选，天下有识皆欣然相庆，曰是可谓得师矣。侍郎之学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养之也久，是不可谓无其学而苟于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圣贤之学，内外交相养而已。养之于内，则礼义之悦我心者不可无以发之；养之于外，则进退周旋之际，起居饮食之间，亦不可无以示之。内外各得其养，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学时，必欲以其师白鹿书院之规揭之学以养之于外，又欲以其师《大学》、《中庸》、《语》、《孟》之书讲之诸生而养之于内，正是以知侍郎之学盖有所自，今者之除，非无其学而苟于充位以为荣者也。今既数月矣，而朝夕辅导之方、左右启迪之具，不识尚可得而闻乎？正窃谓辅导太子，启迪开谕者固不一端，然明经义以资益其聪明，谨游从以涵养其性情，是二者盖其事之大者焉。夫太子之学，何学也？将学为人君、为人父之道也。欲学为人君者，当先学其所以为臣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臣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君之道矣。欲为人父者，当先学其所以为人子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子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父之道矣。故为人子而孝者必能为慈父，为人臣而忠者必能为仁君。是道也，载之六经，故太子不可不讲明经义。夫所谓讲明经义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凿义理以幸于有司也，是将以格物致知，将以诚意正心，将以齐家治国，是三者而已。是故辅导之选，惟其学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盖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学，而帝王之学无所用乎文采科第也。夫六经之义浩如渊海，学者所造当有先后，孰先而始，孰后而终，是不可不知也。夫圣人之立言，语其精者固未尝遗其粗，语其末者亦未尝遗其本。本末精粗，本自一贯，然其亲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讲之而易明者莫若《论语》。是以明经之序，当先《论语》，次七篇，次而《大学》，次而《中庸》，次而《诗》，次而《书》，次而《礼》，次而《春秋》，而终之以《易》焉。夫《易》穷理尽性之书，而《论语》者切问近思之书也。学者必先切问近思而后可以穷理尽性，则不躐等不陵节，圣人之道为可得，圣人之事业为可有矣。夫孔子晚而后学《易》，而后之学者乃以谈《易》为先。周公作《周官》，概言教国子而不专言教太子之法，盖位有贵贱，学无等差，自太子达于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一而已。然所谓教国子者，教之以诗书、教之以礼乐而已。当是时，文王之《易》其发明天人之蕴亦已备矣，然终未以为教，三《易》之法特掌于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发明经义以辅导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移气，养移体，是不可不图之于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师以教其子者固不可不谨，然至于朋友游从之间亦岂可不察？盖先生相与言必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必以财与利。闻仁义之言久熟，则必悦于仁义而欲为仁义矣；闻财利之言久熟，则必悦于财利而欲为财利矣。此自然之义也。自昔帝王之资，聪明睿知，未有不过人者，苟于性习之未远，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诗书之气，濡之以礼义之味，则日就月将，有不难致者，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天下之道二，正与不正而已。朝夕与正人处，则耳闻正大之言，目见正大之行，熏习渐染，夫安得不正？朝夕与不正人处，则口习邪僻之言，身习邪僻之行，熏陶变化，夫安得而正？是故欲其进德而毋败于德，欲其修业而毋怠于业，则其居处之间，游从之际，必皆有以为之虑而后能得也。且其所与居处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其所与游从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则谁与为不善？左右前后皆非正人，则谁与为善？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皆得乎逸民处士，则诱之以声色之奉而伤其性，导之以货利之事而损其行者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欣欣乎其乐闻也。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不离乎近习小人，则引之以《诗》、《书》之正道、启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戛戛乎其难入也。岂可自谓吾惟以说经为职，而于其居处游从之间漠然不为之虑，而望其能进德修业乎？昔惠帝聘四皓以为羽翼，肃宗亲李山人与之共事，本朝真宗礼白云先生与之往来，是皆可为后世法。程子尝建言乞择老成宫人、内臣侍哲宗，而经筵祗应人亦皆在遴选。今春坊内外供给之人若皆得谨愿者为之，为益亦不细矣，此谨游从以辅导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尝求之于古，得可以为戒者二，可以为法者三。可以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为戒者，尧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师敬友以成其圣德者。古今之称大圣人者必曰尧舜，然皆以精一执中为学，盖学则为圣为贤，不学则为愚为不肖，理之必然耳。丹朱、商均非其无以为师者，又非其无以为友者，卒之不肖焉，何也？夫人之生或不幸而有疾，虽欲学之而才有不逮，勉焉尽其至可也。彼商均者不知其才之何如，而丹朱以傲闻，是其才亦有过人者，而卒之不肖，则不学之罪也。使其知学，去邪以从正，去恶以从善，沛然其谁能禦之？此其可戒者也。夫古之圣人虽曰生而知之，然考其行事未有不学者。高宗自谓旧学于甘盘，盖其少时已得甘盘而师之，讲之已熟，行之已至。观其得说，与之议论至于启心沃心之说，光明照彻，焕然于千载之下，中兴之功盖有不足为者，是皆其幼学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为世子也，仁孝之实见于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犹孜孜汲汲，养老乞言，尊师重道，不自满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为世子时已自成之。战国诸侯谁能以学为事者？独滕文公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见遽告以尧舜之道、性善之说，此不惟有受道之质，而好学之心亦可见矣。他日问礼问为国，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纲、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终师用孟子而至于王也。然其好学之心卓然如此，视齐宣、梁惠沉酣于功利鄙浅之说者万万耳，此可为法者也。今之宫僚可谓备矣，然独侍郎力辞兼职，乞专一赞谕，是殆以春宫德业进不进为己任者，故正辄以其浅陋之说进于左右。正不肖不学，无所取才，然区区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于人，惟侍郎加察。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书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止沈宿楼下书院。且三日，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脩《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四日，先生在楼下商量起小亭于门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视，陈履道载酒食于新筑亭基。时溪东山间有兽声甚异，里人在坐者云，前后如此，乡里辄有丧祸，然声未常有此雄也。是夜说书至《太极图》。五日，先生在楼下，脏腑微利。邑宰张揆来见，有馈，先生却之，谓知县若宽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时相之势，凶焰可畏，百姓甚苦之。是夜说《西铭》，又言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一。初六日，改《大学》「诚意」一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午后，大下，随入宅堂，自是不能复出楼下书院矣。七日，先生脏腑甚脱，文之（文之名野，文公仲子。）自五夫归。八日，精舍诸生来问病，先生起坐曰：「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时在坐者林子武、陈器之、叶味道、徐君甫、方伯起、刘成道、赵唯夫及沈与范益之。先生顾沈曰：「某与先丈病势一般，决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两月馀，先生方苦脏腑。然老人体气易虚，不可不急治之」。盖先生之病实与先人相似，上极热，挥扇不辍，下极冷，泄泻不止。先人初亦因痞结服神功丸，致动脏腑。舂陵病革时，常作先生书及此，故也。诸生退，先生作范丈伯崇书，托写《礼书》，且为冢孙择配。又作直卿丈书，命收《礼书》底本补葺成之，又作敬之（敬之名在，文公季子。）书，又批与敬之早归，收拾文字。且叹息言：「许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见也」！夜分，命沈检《巢氏病源》。刘择之云：「待制脉绝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晓」。九日五更，命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命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命无语所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如何」？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书》如何」？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礼》参用如何」？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板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风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几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谓山颓木坏者欤，呜呼痛哉！先生平年脚气，自入春尤甚，以足溺气痞，步履既艰，刺痛间作，服药不效。先生谓沈曰：「脚气发作异于常年，精神顿衰，自觉不能长久」。闰二月，俞倅闻中自邵武赴延平，过考亭，荐医士张修之。张至，云：「须略攻治，去其壅滞，方得气脉流通」。先生初难之，以问刘择之，择之盖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药，择之曰：「治粗人病尔，此岂所宜」！张执甚力，择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后医者止养得在，遂用其药。初制黄芪、罂粟壳等服之，小效。继用巴豆、三棱、莪术等药，觉气快足轻，向时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而大腑又秘结，先生再服温白丸数粒，脏腑通而泄泻不止矣。黄芽、岁丹作一剂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呜呼痛哉！先君殁舂陵时谓沈曰：「先生老矣，汝归终事之」。才逾年而先生亦殁。数奇命薄，学未有闻，而父师俱往，抱无涯之悲，饮终天之恨，几何不寤苦而遂死也，呜呼痛哉！

尔以经明行修，茂名家之传（徐。）。

尔以经明行修，都儒林之望（叶。）。

朕甚嘉之。繇博士进典中秘，

敕具官某：道存乎人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文辞陋矣。朕故谨择知道者为学校师。尔奭直简而廉，尔𢖟融明而静，尔之道英拔而粹，俱有得乎正大之旨。庸命奭为博士以学胄子；𢖟为博士以学士，仍典藩房之教；之道为录以纠胄监之不如规者。师道立而皆知以求仁明善为急，化成天下，独不在兹乎！可。

敕具官某：元祐初，程颐说书崇政，范祖禹在著廷。朕登崇畯良，思得若人发六经三史之韫。尔以魁垒之彦立于朝，如玉在山，辉润虹贯。经帷论说，屡为席前，承明金马之邃，网罗旧闻，采摭前记，以为一代之史，兹举以属尔。涵养君德，铺张帝典，求无愧于昔贤可也。青绫入直，又以观尔之吏能。可。

敕具官某：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嘉与四方耆隽之士讲论经理，而师意指殊，圣真未一。惟尔行谊纯淑，源流深长，熹之《四书》，洞究精蕴。朕方以为得师，而遽致其事，宁不怃然？今燔已议礼饬终，干亦欲尊名赐谥，况汝日侍金华，亲相启沃，则晋一阶，以华其后，尚何爱焉！可。

敕具官某：昔司马光有言：「《论语》记孔子之言行，宝训述祖宗之圣谋，经术典宪之相资，不可缺也」。尔少也闻道得于朱熹，说书金华，剖析疑义，盖有《集注》之所未发者，朕已得闻其微旨矣。皇祖有训，世所宝传。及此终篇，溥斯懋赏。尔宜诵所学，述所闻，终以告我。庶几以继往圣之业，以笃前人之休。可。

省所奏，具悉。昔昭王不以赤云之异移于司马，孔子以为知道；景公不以荧惑之变移于相，子韦以为知言。春秋列国之君，犹能克己就义，不寘其咎于股肱，矧雷君令也，而朕又焉敢移之？以《震》恐惧修省，以《益》迁善改过。朕方欲回怒渝以帅彼天常，则亦赖卿等燮和赞理，懋德奋庸，汔济乃辟于乂。顾援汉末世策免之文，欲上丞相印归丘园，朕所不取。所请宜不允。

某伏自去岁从合阳答来教之后，遂下古渝，日酣于欸乃声中，虽欲摘兰苕以遗所思，亦无从也。夏中，伏领宝帖，襟仪洒落，见乎其辞。乡邑得茂宰悉意字氓，绝以岂弟为务。二年，民安之。但「岂弟」二字，世之士只一滚作慈善看了。岂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不但安民便了，必也扶道植教，俾斯民兴于礼逊，然后尽吾所以父母斯民之责。不然，则徒善而已矣。成父当亦领解于斯也。某缀迹周行，已十月矣。轮对尚在来春之莫，宿斋预戒，充积诚意久矣。朋友责望，不敢不勉。是间文公先生诸弟子，如叶丈知道、郭丈德元、吴丈西庵、度丈性善，时有过从讲磨之益。方京华车马如雾，而每与三数公作冷淡生活，澹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以此存主得定，沽名好官职之事，都不能犯吾之关也。成父以为何如？仍冀讲学自厚。

某西州晚学，幼读洙泗圣贤诸书，每闻沈潜理学，用心科举外之士，未尝不耸慕倾敬。兄弟南来，遍求文公之书、之徒，如叶知道、张德元、钱子山、陈器之，皆得与往来质问，而五峰先生则亡弟于汉阳又尝师之。靖惟堂长徵君，讲学有本末，制行有矩度，内明外齐，静专动直，于先老凋落之后，惟若原隐君子一人而已。某被命出守于此，亦欲以平日所得于圣贤者施之教化，而求所以友事、师事者，颇难其人。俗敝教衰，殊未易振起。辄欲延屈长者，一临敝州，讲论经理，不独使国人有所矜式，而某朝夕得以问政、问学，亦不至冥行，为俗吏之归也。恭敬之实，不可虚拘，辄遣车币薄礼，惠肯命驾，不胜幸愿。春寒尚峭，中涂更为吾道自爱。

窃尝谓学问之源流未尝不相接也，虽托之于人者或绝或续，见之于斯世者有明有晦，而义理之在人心，微言之诏来世，炳炳若揭，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曾不以人之存亡、世之治乱、风俗之升降而为之间断也。春秋之季，诸大人不说学，夫必多有是说也，而后及其大人也，则学将落矣！然以其时考之，鲁之闵子骞则知道，齐之晏子婴则知礼，冀之郤缺则知敬，晋之胥臣臼季则知仁之则，周之刘康公则知天地之中。穆姜一妇人耳，筮《易》而知四德，曰：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曾不待夫孔子之《文言》也；穆叔一使人耳，诵《诗》而知五善，曰：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也，初不用夫毛、郑之训诂也。意者当时去圣未远，风气濡染而闻见正，义理浃洽而源流长。其间岂无秀民茂士，相与护持苗脉，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泽于未坠者哉？呜呼！贞元不常会，大贤不世出。后之学者，受胎不正则血气偏枯，而脉理不相属矣；下种不实则根苗秕稗，而生理不腴畅矣；愤悱启发之功少，则所见皆躯壳之私；潜体密察之味不深，则所得不免囿于简册之内。盍亦溯源寻流，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传者何学，孔子、子思、孟子所学者何事，玩辞而知味，因事而推理，则盖有默会于心者矣。洙泗之学非洙泗之学，尧舜三代之学也；河洛之学非河洛之学，孔子、子思、孟子之学也。盖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洙泗之传，下演河洛之学，繇北方而盛行于南国者，盖亦有自来矣。南轩受道于五峰，于是乎有湖南之学；吕公受经于三山，于是乎有东莱之学；象山兄弟自立于家塾，又于是乎有江西之学。惟永嘉陈氏之学，则得于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学，接于周公行己、许公景衡，而实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学问有源委，行己有矩度，甫年二十，从止斋游，则读书讲学已就事上穷究实体。其后与晦翁往复问答，剖析疑义，则又欲从理上推致于事事物物之间，其实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故其为文也，如水行地，能普万物之泽；为道也，如星丽天，能回万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执事昌明正学，以为斯文宗主哉！佔毕小儒，滥叨蜀学，平时非不知诵其书，服其言，有志于古儒先之学，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统，仅沾一溉而不穷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润泽孚尹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则某所愿见而欲观其的传者也。昔侯氏师圣初从伊川未悟，后访濂溪，越三日而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世盖有终年不能究其学，而一夕之间冰释理悟者，执事幸教焉。不宣。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区夏，受命中兴，忧勤恭俭，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内无事，乃深惟天下国家之至计，一旦而举四海之广、天位之尊，断自宸衷，传之圣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训，应期御历，爰初践阼，曾未几何，而设施注措之间，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虚日，其规摹固已宏远矣。然犹且谦冲退托，不以圣智自居，首下明诏，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见帝王之高致，知为治之先务也，天下幸甚！臣窃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为无人，忠言嘉谟、崇论谹议计已日陈于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无以少备采择，况臣之愚，虽欲效其区区，岂能有补于万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圣相承，以为故事，则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备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尽群言，以冀万一之助也。臣诚愚昧，不知所出，然爱君尊主，出于犬马之诚，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听。臣伏读诏书，有曰「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并许中外士庶直言极谏」者。臣窃以陛下潜德宫府，几三十年，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无一物之嗜好形于宴私，无一事之过失闻于中外，昧爽而朝，严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系群生之仰望，浚发太上之深慈，以至于膺受付托，奄有万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则圣躬之过失，臣未之闻也。今者临御未几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侥倖以正朝纲，雪冤愤以作士气，贡奉之私不输于内帑，恭俭之德日闻于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罢行，几无遗恨。然则朝政之阙遗，臣亦未之闻也。至于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则有之矣。然臣屏伏闽陬，十有馀年，足迹未尝及乎四方，其见闻所及之一二，内自隐度，皆非今日所宜道于陛下之前者，不敢毛举，以溷圣听。至若阴拱噤默，终不为陛下一言，则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闻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孟子之言亦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也。又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之人传诵道说，有年于兹。今者正位宸极，万物咸睹，其心盖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于陛下，不但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雠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方此之时，陛下所以汲汲有为，以副生灵之望者，当如何哉！然则今日之事，非独陛下不可失之时，抑国家盛衰治乱之机，庙社安危荣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盖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时。于此而不副其望焉，则祖宗之遗黎裔胄不复有所归心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臣愚死罪，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朝政虽未有阙遗，而脩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盖学不讲则过失萌矣，计不定则阙遗大矣，本不端则末流之弊不可胜言矣。臣请得为陛下详言之。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陛下圣德纯茂，同符古圣，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窥也。然窃闻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衡石之程，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然私独以为若果如此，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盖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然则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易》所谓差之毫釐，缪以千里，此类之谓也。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崇政殿说书颐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监之以历代之迹，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以陛下之明圣而所以浚其源、辅其志者如此其备，则其所至，岂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陈，特其所闻于师友之梗概端绪而已。陛下由是讲学而自得之，则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臣又闻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而今日之计不过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说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禦冲突之方，不若縻以虚礼，因其来聘，遣使报之，请复土疆，示之以弱，使之优游骄怠，未遽谋我，而我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万一天意悔祸，或诱其衷，则我之所大欲者，将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惮而不为哉？臣窃以为知义理之不可为矣，而犹为之者，必以有利而无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雠讨贼、自彊为善之说见于经者，不啻详矣。陛下聪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请姑陈其利害而陛下择焉。夫议者所谓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可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彊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矣。其守之也必不坚，其发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故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虚礼縻之，则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诚有谋我之心，则岂为区区之虚礼而骄？诚有兼我之势，则亦岂为区区之虚礼而辍哉？若曰示之以弱，则是披腹心、露情实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谓也。适所以使之窥见我之底蕴，知我之无谋而益无忌惮耳。纵其不来，我恃此以自安，势分气夺，日复一日，如前所云者，虽复旷日十年，亦将何计之可成哉？则是所以骄敌者，乃所以启敌而自骄；所以缓寇者，乃所以养寇而自缓。为虏计则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盗有中原，岁取金币，据全盛之势以制和与不和之权，少懦则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盖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操术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进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于人，以听和与不和之命，谋国者惟恐失虏人之驩，而不为久远之计，进则失中原事机之会，退则沮忠臣义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虑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跂前疐后而进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来，首尾三四十年，虏人专持此计，中吾腹心，决策制胜，纵横前却，无不如其意者。而我堕其术中，曾不省悟，危国亡师，如出一辙。去岁之事，人谓朝廷其知之矣，而解严未几，虏使复至。彼何惮于我而遽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于我。而我犹不悟也，受而报之，信节未还而海州之围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岂易可测？而议者犹欲以已试败事之馀谋当之，其亦不思也哉！至于请复土疆而冀其万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旧也，虽不幸沦没，而岂可使彼仇雠之虏得以制其予夺之权哉？顾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则彼将不能有而自归于我；我无以取之，则彼安肯举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与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则我弱彼强，不较明矣。纵其与我，我亦岂能据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费，而所得者未必坚也。向者燕、云、三京之事可以监矣。是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假使万有一而出于必不然之计，彼诚不我欺而不责其报，我必能自保而永无他虞，则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复祖宗之土宇，顾乃乞丐于仇雠之戎狄以为国家，臣虽不肖，窃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报聘，以是为请，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几乎，而赦书下者，方且禁切诸将毋得进兵，申遣使介，告谕纂承之意，继脩和好之礼，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复者。远近传闻，顿失所望。臣愚不能识其何说，而窃叹左右者用计之不详也。古语有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虏以好来而兵不戢，我所以应之者常不免出于两涂而无一定之计，岂非所谓疑事也哉？以此号令，使观听荧惑，离心解体，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战而已败也。欲以此成恢复之功，亦已难矣。然失之未远，易以改图，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也。愿陛下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苟未渡淮，犹将可及。自是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雠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此不过少迟数年之久，而理得势全，名正实利，其与讲和请地、苟且侥倖必不可成之虚计，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至于四海之利病，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既失势者，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然则某事之利为民之休，某事之病为民之戚，陛下虽欲闻之，亦谁与奉承而致诸民哉？臣以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盖前日所号召数君子者，皆天下所谓忠臣贤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又何足以劳圣虑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诏，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适增其扰者有之，欲以兴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纷纭丛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为观听之美而已，则亦何补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将乏，图所以宽赋役、备赈赡、业流逋、销盗贼之计，尤在于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则又有在。愿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盖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而不可以胜陈。以献言者之众，则或已能略尽之矣。然求其所谓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此三事是也。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脩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于此三言深加察纳，果断力行，以幸天下，则夫所谓不可胜陈之事，凡见于议者之言，而合乎义理之公，切于利害之计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虽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虽有致治之方而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俭劳苦，忧勤过甚，有所不堪而不见其效，则亦终于因循怠惰而无所成矣，岂天下之人所以延颈举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于是时，虽欲悔之，臣恐其倍劳圣虑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灾环数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谊未过，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说矣。臣愚窃以为此乃天心仁爱陛下之厚，不待政过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启圣心，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无可非间，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异而脩德，以致中兴也。是宜于此三术屡省而亟图之，以顺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圣明，必将有以处此。愚臣所虑，独患议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为其间不免有所更张，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为，以咈亲志。臣窃以为误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无心，合德天地，临御三纪，艰难百为，其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其所以能超然远引，屣脱万乘而不以为难者，由是而已。本其传位陛下之志，岂不以陛下必能缉熙帝学，以继迹尧禹乎？岂不以陛下必能复雠启土，以增光祖宗乎？岂不以陛下必能任贤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诚如是也，则臣之所陈，乃所以大奉太上诒谋燕翼之圣心，而助成陛下尊亲承志之圣孝也。议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且古者禅授之懿，莫如尧舜之盛，而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而况臣之所陈，非欲尽取太上皇帝约束纷更之也，非贵其所贱，贱其所贵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损益，顾义理如何尔，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愿早图之，以幸天下，毋疑于臣之计也。若夫战守之机，形制之势，则臣未之学，不敢妄有所陈。然窃闻之，上流督帅物望素轻，黜陟失宜，效于已试；下流戍兵直弃淮甸，长江之险，与虏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忧，愚智之所同惑。臣虽鄙闇，亦窃疑之。况今秋气已高，虏情叵测，传闻汹汹，咸谓或当复有去岁之举。虽虚实未可知，然是二者实彊弱安危形势所系，呼噏俯仰之间，未足以喻其急也。愿陛下并留圣意，臣不胜大愿！臣凡愚不学，顷岁冒昧群试有司，太上皇帝赐之末第，获叨官禄。既又误听人言，猥加收召，适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则血气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报大恩之日。敢因明诏，罄竭愚衷，昧死献书以闻。迂疏狂妄，不识忌讳，忤犯贵近，切劘事机，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干冒天威，臣无任震惧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别纸谆诲，良荷不鄙。自顷致书之后，方窃悚惧，以俟谴诃，岂意高明不以为罪而虚受之，此真熹所敬服叹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谓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来，究其所终极，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则熹之愿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书》《太极图》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也。惟是苏学邪正之辨，终未能无疑于心。盖熹前日所陈，乃论其学儒不至而流于诐淫邪遁之域。窃味来教，乃病其学佛未精，而滞于智虑言语之间，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辟禅学也，岂能明天人之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阁》、《中和院记》之属，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据彼之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叶而疑本根，亦安得不为之诎哉？近世攻释氏者，如韩、欧、孙、石之正，龟山犹以为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况如苏氏以邪攻邪，是束缊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耳。来教又以为苏氏乃习气之弊，虽不知道而无邪心，非若王氏之穿凿附会，以济其私邪之学也。熹窃谓学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纯而心正，见于行事，发于言语，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学也，盖欲凌跨扬、韩，掩迹颜、孟，初亦岂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为是，而大为穿凿附会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圣人之门也。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其穿凿附会之巧，如来教所称论成佛、说老子之属，盖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篡弑而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则亦不过稍从末减之科而已，岂可以是为当然而莫之禁乎？《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无所准则，而屑屑焉惟原情之为务，则无乃徇情废法而纵恶以启奸乎？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流于兼爱。本其设心，岂有邪哉？皆以善而为之耳。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辞而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其贼天理、害人心于几微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诈之术，其祸浅切而易见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顺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尔。以此论之，今日之事，王氏仅足为申、韩、仪、衍，而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愚恐孟子复生，则其取舍先后必将有在，而非如来教之云也。区区僭越，辨论不置，非敢自谓工诃古人而取必于然诺，实以为古人致知格物之学有在于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无补于高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