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事有可言者。直臣所以抗议。忠而见弃者。志士所以太息。至于竭诚事君。信而获罪。怀禄辅国。谄于取容。二者难明。取舍或异。臣窃为朝廷忧之。伏惟殿下孝敬纯深。仁明善断。有大功于天下。继元良于社稷。万姓所以拭目。百寮所以清耳。皆欲王化之兴隆。风俗之革易也。顷年以来。天纲少紊。小人趋竞。内难屡起。方当振纲张弦之秋。委才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则万目直举。如托寄非所。则百度斯废。故王者先择良臣。复能任使。均明同日月。无私并天地。功高化洽。地平天成。又以为官择人者理。为人择官者乱。理乱之繇。官人之职也。自二月以来。敕令授官。吏部注拟。填塞府寺。满盈台省。其优劳当作别敕放选。或虚名邀功。或作才侥倖。日以增益。布列州县。殚竭府库。侵削黎元。臣诚以为渐不可长也。昔晋政多门。官以贿进。刘毅忧其危。傅咸恐其乱。武帝终而不悟。卒有败官之尤。十数年閒。亿兆涂炭。是知古者省吏以崇化。不闻多官以致理。臣以为惩其弊者。归乎任人者也。故忠臣难进而易退。无党而孤立。守死善道。执心不移。乃奸人之所嫉。为国家之所利。近者姚元之宋璟居献替之职。处铨衡之地。用节员位。颇立绳纪。不为权门黩货所拘。而以平心汲引为务。于时草泽之贤。翘足待用。天下凛然。复有升平之望也。臣观二相为人。励已忠肃。直身鲠亮。虽有微疵。又受黜责。且守正之士。志节之人。弃瑕录用。今其时也。昔叔向下狱。祁奚讼之。犹将宥其十代。以劝能者。况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倾动朝政。所赖柬之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处朝而获安。神器将移。贤者竭诚而必复。岂非忠臣良士力哉。璟等行事。无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则忧乱。明王之诫也。忠臣处朝。奸邪屏退。兴邦之道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殿下诚能舍其无咎。收彼众望。因主上之馀閒。议朝政之臧否。使并悔过。令复旧职。则举善之美。垂于无穷。滥官之弊。澄清匪日矣。

度土居人。是齐劳逸。列官抚俗。亦藉忠良。苟适于宜。宁求改作。顷者三苗未偃。万人靡安。遂令丽土之氓。多困转蓬之役。今寰瀛有截。率土无虞。稽版籍而多虚。望乔木而未复。有司爰忧尔爵。式保我人。议并州闾。庶节赋役。眷夫白屋。是启丹诚。请减职员。以规省约。且废州则邑居不接。听讼实难。省吏则权制可遵。恤隐何害。况官不必备。标之典经。人之告劳。岂忘惠迪。

州县之内，官吏实繁，官既冗而吏不省，甚非所宜也。应诸道州县吏及当直人力，令等第减省。

贤愚，治乱之本也。大贤则能尽治众务，兼通百职，其次但怀一长、负一奇亦可矣。愚者不必块然无虑，蚩蚩为民。盖守小谨者似德，怀怯懦者似恕，容奸恶者似仁，蕴谄谀者似恭，恣倾险者似智，好诋讹者似直，树朋党者似义，肆苛刻者似忠，贪禄位者似勤，若斯之流，虽愚而类贤，用之，则速乱之基也。

官不必备，惟其人。

位以德举，不以序迁。茍能慎选其人，各守其官，则纪纲必正。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清净者，由官吏多之故也。为陛下计，宜减分局之官，省监临之数，择百司之吏，选技术之工，去纤巧之匠，停老弱之卒，汰缁黄之流，自然无旷土，无游民，公庭肃而百事举矣。

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尽去冗食。复其全俸，则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耻自兴。

今民政之阙者，田税未均，榷酤未宽，土木未停，督敛未平，牧宰未食。田税不均，则兼并之家私土多而公田少，剥上损下，在于此矣。榷酤未宽，则民多犯禁而为盗，且山海酒曲之利，皆民所共，今尽夺之，是与民争利，反害之也。或少宽之，国用未必乏，而民且不犯矣。土木未停，则民困于力役而国用多费。且广兴寺观，意将祈祷，曾不知求福在乎修政，又何土木之为！夫督敛不平，则民受刻削而刑禁滥施。盖簿书舛谬，遂至偿纳，或父祖所负延及子孙，或本非主守而均于干系，或不自侵欺而类于失陷。弥年累岁，箠楚日加，无益于官，徒伤于众。夫牧宰不良，则民受弊而政不行。盖贪猥者货贿公行，残暴者刑罚不节，执滞者通变莫适，怯懦者狡吏肆毒。

铨选之门，徒有其名，莫责其实。有殿者虽加厚罚，有最者莫见明扬，或骤遇宽恩，则不限其功过，靡逢举荐，则终困于徒劳。

贡举不严，则权势争前，而孤寒难进。必欲均之，莫若令皇朝三品及见任文武升朝官子孙、弟侄，荐名于两监，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荐名于州郡，然后升于礼部，第其可否，亦两分之。若然，则权势异途，孤寒自进矣。

臣某言：臣闻知进知退，贤达之格言；有始有终，君臣之大义。将染乞骸之疏，犹驰就日之魂，冀仁主之悯嗟，遂老臣之休退（中谢。）。伏念臣比乏宏材，且非世胄。邓仲华之素望，不过功曹；岑文本之初心，止于县令。偶以遭逢景运，攀附先皇，擢自宾从，骤居相辅。捐躯誓命，不后他人；任重才轻，终无成绩。洎盟津之出将，遇代邸之兴王，骏奔北阙之前，备位东宫之列。臣此际已能知止，便誓终焉。岂期陛下轸念青毡，重升黄阁，但奉文明之教令，曾无启沃之谋猷。迩后陛下察以兢持，均其劳逸，连镇襄邓，暂远唐虞。节旄久窃于宠荣，寒暑渐成于衰飒。前岁幸遇陛下躬事上帝，亲耕千亩之田；老臣位忝诸侯，合预五推之礼。请朝天阙，寻奉帝俞，得伸助祭之诚，实有分司之望。陛下过私天眷，复列上台，既责重以位高，果积忧而成病。今春始于微恙，遂至沉痾。陛下终赐哀怜，多方治疗，痊平未几，步履犹艰。自兹特免常朝，仍司大政，无一言以裨圣听，无一拜以觐天颜。在中书则省吏扶行，羞看朝士；归私第则鸣驺前导，耻见都人。已为废疾之身，曷称具瞻之地？近因岁暮，转觉形羸。虽云告假之中，仍列钧台之上，存问频劳于圣虑，优容实玷于公朝。况宰臣一月之俸金，乃下位数年之禄食。君恩虽厚，斁有国之彝伦；内府虽丰，耗生灵之膏血。茍不思止，但冒宠光，岂惟辜负圣知，直恐招延鬼瞰。伏望陛下听其告老，惠以归全，庶于瞑目之前，少遂安身之计，示君恩之有卒，使贤路之无妨。必也辞荣，许归西洛；幸而未死，获见东封。免令就木之年，更取《伐檀》之刺。尚虑陛下过存念旧，便断来章，虽犯严诛，当期必遂。限以尚艰步武，不获躬拜朝堂，谨遣次男六宅使承煦诣东上閤门拜表陈乞以闻（《小畜集》卷二三。）。

今春：按赵普求致仕及让西京留守诸表均上于淳化元年春，《让西京留守第二表》（见后）云：「臣去年春季，即染沉疴，今年正初，方求致仕」。是赵普上年春已染疾，疑此处「今春」乃「去春」之误。

臣闻尚姑息则不可革小人之侥幸，长侥幸则不可节朝廷之冗费。今日公患，正在于此，臣敢举一端而议之。夫六曹吏人者，始官制举行，以三司、审官东西院、流内铨等处胥吏分隶诸部。创法之初，事未有叙，曹局既广，不免冗占。朝廷知其如此，尝差王震删定条敕，欲议裁损。震不能推至公，举职事，究繁简之实，立众寡之限，辄任私意，罔掠浮誉，禄少者则减，禄多者则添，上以虚数欺昧朝廷，下以实费牢笼群小。盖所谓行案手分者，一人之食，或四倍于贴司。震减贴司虽多，而添手分亦不少。以旧校新，一岁之费，又数万缗。乃是陛下欲省吏，震则增之；陛下欲损费，震则益之，怀情罔上，何所信据？震之罪虽可以赦原，而朝廷法度不可以妄作。伏请申诏有司，再行裁定六曹吏人之数，无或循仍故态，滋长弊端。庶几国家横费，稍稍裁节。

臣闻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朝廷屡下省吏之令，诚知所急矣，然未极其要也。今日之弊，正在官司守执之不一，文书行移之繁复。今即稍削吏禄，又减吏员，所不动者事也。事益以夥而来之无穷，人益以少而减之不已。禄有不足之忧，职怀被减之虑，欲其免茍简因循之患，其可得乎？必使人人有安固自勉之心，则可以终责其效。诚能并官而一其守，约事而简文书，官日以修，事日以序，然后吏之禄额可得而损矣。使其禄无不足之忧，职无茍简之弊，以此示人，群心必服，顾愁怨从何而起哉？此诚上助圣政之一端也。

〔贴黄〕御史台点检得诸处文字，依旧稽迟，每加催促，多是乞再三展限，方能回报，盖缘官司上下行遣迂枉。若更减人吏，即更留滞。就使应副得行，必然不至精详。向去事转不举，有司必却乞添人，理须应副，如此则纷纭卒难成法，此不可不谨也。访闻诸处减却人吏已多，文移行遣等事繁冗依旧，如此则人力自是不给，何缘得事不留滞？伏乞圣慈详酌，早赐指挥。前来四分减一指挥未已，又复有再减指挥，故曹部等人吏往往怀疑茍简，不复勉励。今不务澄事源，徒欲省吏，此建议之人不思之甚也。

臣近论奏事，以方今商旅不行，国家财用匮乏，乞讲求祖宗之法，通商广财。又以省罢吏员太刻，滞事废职，人情不安，但务茍且，乞先省事省官。如未暇为之，且守四分减一分之法，以期久远之效。诸已议而未行者，一切罢之。今以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集怨于下，有害政事，乞罢所差官宋肇，以其事委户部结绝。又以举人习经义者少，习诗赋者多，乞更不各取五分，只以入试人数，用解额考校合格之人。此数事者，臣采之公论，利害灼然，方敢上之朝廷，以补圣政万一。窃思陛下聪明洞照，中外敬仰，人情事体，无所不知，必以臣言为是。窃恐大臣各怀私见，以惑圣听，伏望候进呈日，断在必行。庶使治道清明，人心慰悦。事非小补，愿留宸念。

〔贴黄〕其裁减浮费所差官宋肇，奔竞小人，不识大体，游历权贵之门，谄媚迎合为事，以此大臣中颇有喜之者。伏乞速赐指挥罢免，仍不与推恩。伏望宣谕，其省吏事已著令施行者，已不可改，其见取索到而未曾施行者，乞一切罢去。

臣闻朝廷设官分职，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则事有烦简；事有烦简，则心有劳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则不足以谋天下之大务；位卑者宜劳，不劳则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职，弼谐人主，运旋枢极，其视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无所不总。然而所该者众，则力有不逮；致详于小，则大有不及。此势之必然也。昔汉陈平为丞相，文帝问以决狱、钱谷之数，陈平以为当责廷尉、内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职，此可谓知宰相职任矣。唐太宗尝谓房乔曰：「公为仆射，助朕广耳目、访贤才。比闻阅视讼牒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此言宰相不当亲细务也。臣窃见比年左右仆射每至都省阅视诉牒，多及百馀，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禀文书与夫常行细事，不知其几。方陛下临御之初，讲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虚心尽谋，董正纲纪，以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则视听分于诉牒，智虑劳于细务，臣窃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操术，系天下之安危治乱者，有不暇深思而详讲，将有偏弊不举之处。臣窃为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与夫六曹尚书，其于谋主体，断国论，分领列部，委寄选任，不为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务类分轻重，某事为关尚书，某事为关二丞，某事为关仆射。尚书可以览决者，不必关二丞；二丞可以决者，不必关仆射。如是则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简，事愈简者心愈逸。事简心逸，则天下之大务得以熟虑而详究，长策远驭，建万世之基业。较省览诉牒、劳心细务，利之小大，固相远矣。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馀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倖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请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庐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其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腼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识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禦；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喻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隘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和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馀，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馀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得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料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茍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茍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釐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它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馀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于容侥倖以养蠹，尚姑息以惠奸，不治其源而立法于下流，法愈烦而弊愈多，非计之得也。今天下皆曰侥倖之甚者莫若三省之胥吏。岁累优秩，月享厚禄，日给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营卒，郊礼沾赐赉之恩。又许引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言其供职事，则一月之间或仅踰两旬，一日之间常不满半日，其为勤劳可谓薄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每遇朝廷举动一事，曾行过一纸文书，则复妄叙劳能，别希恩泽。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赏。推此一端，馀皆可见。臣不知平居禄赐优厚，将焉用之，其为侥倖可谓甚矣。此盖前来宰执以姑息相承养之至此，卖朝廷之恩以买誉，结左右之爱以固权，何尝以谨严纪纲为事，澄清根本为心哉？故议者以为庙堂之上，为天下百姓理会弊事则少，与省中吏人行遣滥恩则多，静而察之，非虚语也。伏望圣慈，特赐敕厉执政大臣，裁抑侥倖以除蠹，杜绝姑息以戢奸，弃近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开德府临河县丞刘路，寓书于元城刘安世曰：「先人平生为文，方弃诸孤，仅存一箧，类次之，已成编集，念当有序引以信于后。晚年迁谪，事同诸公，身后怨家诬谤，又蒙朝廷核实，已赐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殁者，类皆不敢纳铭于圹，植碑于隧。始终大节，不应无闻于后世，愿因集序，并载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顾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国士之遇，中荷荐引，浸阶禁从，晚岁迁谪，复同忧患。而又被谴以来，行三十年，固穷守道，俯仰无愧，似不为知己之辱。虽怀自顾不足之羞，而莫敢辞者，盖义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讳挚，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风，年未弱冠，被荐于渤海，声誉籍甚。凡四预乡贡，礼部奏名为第一，复中甲科。初治南宫，已著风绩。英宗诏二府，各荐士充馆阁，忠献韩公琦以公应诏，补馆阁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择人材，擢为中书检正。居月馀，议论多不合，会除监察御史，欣然就职。语家人曰：「趣装，无为安居计」。即上疏论亳州狱起不正，小臣意在倾故相富弼以市进；今弼已责，愿宽州县之罪。神宗皇帝励精求治，奖进臣下，公既对，面赐褒谕，且问「从学王安石邪？安石称卿器识」。公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也」。因论人物邪正，奏对移时，上意向纳。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称，因上疏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胜言者。略陈十害，切中时病。会御史中丞杨公绘亦论新政，并公章下司农。司农条件疏驳，遂劾绘与公险诐，中怀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责，釆士民之说，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职也。今有司驳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及司农所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奏入不报。明日复上疏，极论时政，遂罢御史，落馆职，拟窜岭外。上不听，乃贬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圣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见连年水旱，西鄙未宁，百姓劳弊，而国有大故，当务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减皇城司觇者，废物货场，罢户马等事，皆从中出。又戒敕内外，无敢苛刻扰民。已而进退大臣，选用台谏，擢公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宁告神考之语，复陈于哲庙之前。两宫听纳，尽行其言。曾未期月，人情于变，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无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状显著者，公皆正色弹劾，多所贬黜，中外肃然，时人以比包希仁、吕献可。上察其忠义诚信，可属重任，未几，遂大用焉。公在中书，一日内降画可二状，其一裁节宗室冗费，其一减定六曹吏额房。吏请封送尚书省，公曰：「常时文书录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公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猾，与三省吏不相能，数以奸弊告诸宰执，吕丞相大防信任之。时户部裁节浮费，后省裁定吏额，皆踰年未就。吕丞相专权狠愎，尽取其事置吏额房于都省，射司空府为局，召永寿辈领之，未尝谋及同列也。永寿见录黄，愕曰：「两省初不与，今乃有此」。即禀丞相命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禀公曰：「吏额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公曰：「似非其类也，更当聚议」。明日，吕相又袖稿厉色示公曰：「势不可不尔」。公不欲立异，勉应曰：「诺」。其后事毕，永寿以劳进官，时忱、苏安静、时恽皆迁秩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以谓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两月，而都司不用司勋格，擅拟优例，冒赏徇私。章数十上。时公已迁门下，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此皆彼省者鼓怨，言章风闻过实，不足深遂。吕丞相亦以语客曰：「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谏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馀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趋利者，汹汹交讧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公语丞相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请」。是岁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可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趋入视事。公不得已受命。顷之，吕丞相亦求退，不许。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岁，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辅政累年，刚明重厚，达于治道，朝廷赖之，及为相，益总大体，务守法度，辅佐人主于无过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识，后才艺，进拟之际，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终不轻授以职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问识与不识，或多南士。有以萧望之、郑朋事谏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论者谓元祐以来，能以人物为意，知所先后，而无适莫者，公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为缘饰，多见听用。与同列语，公平不欺，未尝以私属人。人有所欲，多惮公闻之，公闻之，亦为尽力，然终不以语也。精力绝人远甚，一见宾客，及闻其语，终身不忘。事无剧易，临之晓然。省吏每以事试，公不以久近，区处如一，言皆可复。故三省事经公所裁定者，后皆遵用，莫能改云。赵彦若子败官下狱，彦若奏与监司有嫌，乞移狱他路。言者论彦若罔上不实。王巩除知宿州，言者论巩前在扬州不法。彦若、巩皆公姻家也，语稍及公。公请辞位，章七八上，遂迁就外舍。诏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对，谕曰：「彦若、巩辈事，何预也」？言者皆谓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笼小人，为异日计。公心知为言者所中，不复自明，谢曰：「臣愚闇，招致人言，愿就贬责」。既退，固请益坚，乃罢相，以殿学士守郓。给事中驳奏，谓刘某忠义自奋，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并给事中罢之。于是中外疑骇，莫知所谓。久之，乃知言者虽多，专以章、邢事为媒孽。初，公家子弟与章惇之子相识，因入都应举，而公家子弟亦游科场，尝至府第，而言者指为交通之迹。邢恕谪官至京师，以书抵公，公答以手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茹东济为东排岸官，数有请求，而公不之许，蓄怨甚久，适见公简，阴录其语，以示言者。言者缴上之，且解释云：「休复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辟也。刘某所怀如此」。盖媒孽之语不一，而此最为甚，朝野愤之。其后杨畏遂升从官，搢绅共恶，甚于虺蜴。东济亦除提举常平。谏官复论其素行，士论不齿，不宜任以监司，除命遂寝，人情更以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长格物。既贵，恭俭好礼，不改平素，淳静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皆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平居不亲妾媵，家事有无，不以经意，虽在相府，萧然一室。其后南迁，不知者谓公不堪其忧，亲族门人乃知公谪居，自奉简约，与在相府无以异也。凡有议论，惟尚中道，不习异说，不贵苟难，务在谨名教而已。少好礼学，讲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公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表章书疏，未尝假手。凡奏议、论说、记序、铭志、诗赋诸文，总千馀篇，次第著集，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罢职知黄州，又分司徙蕲州，语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势当得罪。若章君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第恐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于色，初无一言及迁谪也。岭表之谪，公拜命，即日就道，惟从一子，家人涕泣愿侍，皆不听。水陆奔驰，见星乃止。至贬所，屏迹不交人事，亦无书自随，宴坐静默。家人具馔，告之食则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欲，晚岁南迁，气貌安强，无衰悴之色。居数月，得微疾，公自谓将终，戒饬后事，精神不乱，安卧而薨。公既殁于岭外，所属为公请归葬于朝，不许。已而诸子坐废，家属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状，人无知其故者，虽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极，大赦天下，公既归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贬湖外，然后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丧在洛阳，邢恕责永州未赴，亦以丧在怀州，数通书，有怨望语。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尝弹罢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书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谓服除必不得京师官，当求外补，故深诋当路者。绍圣初，恕以示蔡硕、蔡渭。渭数上书讼吕丞相及公而下十馀人陷害其父确，及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验。朝廷骇之，委翰林学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陈初无事證，但托以亡父曾说之。究治所问司马昭谓谁？及甫对，意谓公也。问其證据事状，则曰：「无有，但疑其事势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狱事遂缓。会公薨闻，犹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验为辞，但坐诸子而已。时绍圣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后诸子叙复，护丧还乡里，公嗣子跂径伏阙下，上疏诉其事，又持副封诣都堂，叩宰相韩忠彦、曾布等。皆取实封案牍阅视，知其谬妄明白，具以语跂。至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陈显无实状，已行贬责，绍圣五年五月四日指挥更不施行」。然后公殁后谗谤所坐，皆得解释。渭今改名懋云。崇宁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郓州须城县大谷山之原先茔之东，曹国夫人任氏祔焉。有诏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婿通直郎蔡蕃知阳谷县，应副葬事。送终之礼，极其哀荣，四方观者，莫不叹息。呜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谟伟绩，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胜数，今特取大节载之，其馀非公出处所系，皆略而不书。八月一日，承议郎、提举南京鸿庆宫、赐紫金鱼袋刘安世序。

事非官不治，功非事不立。设官以治事，立事以济功，三五所以成帝王之业也。后世官冗而事不治，无以济功，适以为蠹，其势必有异于先王而为弊者，不可不察。设官不欲多，多则冗；省而不善其事，亦未免为冗。官任事必惟其人，非其人则事不举；置官而不因事，亦无补于治功。故官有四冗，事有二不治，庸堕邪枉不与焉。不知去四冗、二不治，而务并官省吏，复古之名，以要成效，其为术亦已疏矣。并官省吏，不审则事有阙；复古之名，名同而实不至，故疏而不切。人主清心寡欲，不务兴造，则事简而不冗；随时建置，趣于无缺，则员少而不冗；为官择人，不求备员，则当贤而不冗；官必任事，不以假所好，则有功而不冗。如是，而四冗去矣。当贤则事治，有功则事治。如是，而二不治去矣。四冗去而吏无蠹，二不治去而功业可济，三五帝王之隆，其庶几乎。昔太皞氏以来，纪官以瑞物，故有龙火云鸟之号；高阳氏而后，不复远纪，命以民事，而帝王之道，殊途同归。然则官不在名。《书》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盛，四十馀年，天下无一人之狱，刑罚厝而不用，颂声交作，有以告于神明。帝王之功业何异哉？然则官不在多寡。汉世因循简易，兼用秦官，不闻有二世之弊。宇文氏尽复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闻有成康之效。张洪靖并省官吏，时多缺事，天下汹汹。李泌行之，利归县官，士论无恨，然时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为术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先王驭吏之大权有四，曰：官、爵、禄、赏。旌以车服，厚以金缯，所以劝有功也，故赏以功加。国君兼十卿之奉，大夫倍上士之秩，所以称其官也，故禄以官制。列五等以辨王侯之分，建六等以异诸臣之名，所以彰其德也，故爵以德进。明水土者使为司空，善播殖者使为后稷，所以因其能也，故官以能授。以能授者，才有所善则命之，德虽未纯，无害于以能善其事也。苟非其能，虽有甚盛之德，不强之以其所短。以德进，才虽不完，无害于以德受其名也；苟非其德，虽有高世之才，不假之以其所无。以官制者，居其官则食之，功虽未立，无害于以官受其秩也；苟非其官，虽有可赏之功，不给以常廪。以功加者，功有可旌则与之，虽能非所官，德非所爵，无害于以功受其赐也；苟非其功，虽有尊爵高位，不益之以滥赏。爵号，旌劝之虚名；禄赏，役使之实利。虚名，人贵而不怀；实利，人怀而不贵。先王以是四者相权而用之，故贤者致其心，能者竭其力，百官以治，庶功以成。后世沿革，有散官，有勋官，有职事官，有爵、有禄、有赏。散官尚名，犹爵也；勋官尚功，犹赏也。其所以分职釐事，立中外之政者，职事官一官而已，此则古之所为官也。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以治，事以时异，官以事设，名称不同，则职业相远矣。仲尼之门，渊骞、二冉以德行称，宰我、子贡以言语显，冉有、季路以政事达，子游、子夏以文章名。一人之才，不足以兼善天下之事也久矣。黄霸优游于结课，而寂寥于论道者，通近务而昧远图也。管仲谋鲍则鲍困，相齐而齐霸者，拙于用小，而巧于用大也。故丽于天者，不可使潜于渊；翔于夜者，不可使奋于昼。班倕妙绝于械器，使之调丝竹，则曾不若郑卫之伶官；旷冕致察乎韶濩，使之辨五色，则曾不若三尺之童子。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者用之不勤，短者强之不能。粤人巧于为镈，胡人巧于为车；使越人为车，胡人为镈，久于其事，必有能者，然不若因其所善而用之敏且工也。故唐虞之世，五臣分职，终身居之，不易其事。夫禹、皋陶之徒，皆资圣哲之才，负该明之术，然犹官有常职，不能相代，况后世之士乎？故选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后百工称职，而庶事咸举矣。若夫有功见赏，假以显要，有好见宠，置之清切。才不过于中人，而职兼数官，居未阅于岁月，而骤以迁陟者，谓之为人择官可也，如曰代天理物，缉熙庶事，则其效远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设官分职，临莅天下者，无违成王之言，然后可。

《洪范》五行，一曰水。其浸为海，其发源注海为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后海，为务本者也。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导沇水东流为济，其道里近。而导河积石，其道里远，且源壮而流激，故禹治四渎，功施于河为多。积石去中国既远，过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杂传记之说，概曰：河出昆崙墟。昆崙墟高万一千里，为地之中，而河出其东北陬。其上醴泉、华亭，多奇物，草木、鸟兽，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汉，见于牵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经》又有敦梦之山者，敦梦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郭璞说泑泽盖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安取昆崙墟乎？然《山海经》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其所记如此。虽《尔雅》亦曰：「河出昆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谓《禹本纪》言河出昆崙山，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之后，恶睹所谓昆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禹贡》：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国说，冀以尧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东据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济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然则西河之东距雍、南河之北距豫、东河之西距兖，为冀州可知矣。故《职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释地》河西曰雍州。《职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释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职方氏》河东曰兖州，而《释地》济河间曰兖州。《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而《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故或曰河东、或曰济河间。冀州以其距雍、豫、兖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两河间。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自《禹贡》、《职方氏》以考《尔雅》，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而《职方氏》又曰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盖言其入欤？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东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从来高，故其始犹委蛇稍南，及其下龙门，则流駃竹箭也。《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自积石东流，至于龙门，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东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后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经营中国之形。而秦晋之河曲战，《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张骞通西域，积石之西往往可纪。出玉门关有两道：一从鄯善，傍南山；一从车师，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疏勒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其河盖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穆天子传》说：「天子饮于枝渚之中、积石之南河」。积石名南河，则与张骞所谓「南出于积石」者又类。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龙门在绛州龙门，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巩，大伾在泛，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经》诸家图河所道，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燉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云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然后乃出龙门，而又南流至于华阴。故《吕览》说：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也。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至巩与洛合，而伊、洛、瀍、涧四水合流，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也。与济合成皋，与沁合武德，乃道黎阳、钜鹿而北播为九河，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废滋久，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远百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可知。以《尔雅》之次考焉，则徒骇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间。然郑康成谓九河，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齐居东，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则自桓公而来，河所行盖独徒骇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称禹，以谓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二渠于《禹贡》无见，不知太史公、班固何从言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夹山之右，溯而入河，以达冀州，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见于《周谱》，班固言之。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去古逾远，移徙难得而考，而言禹酾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历三代无患以此。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济、汝、淮、泗会于楚。而禹功既微，齐与赵、魏因河为境，而堤防寖兴，弛障谷之禁，以邻国为壑，凿一孔，开百窍，如瓮敝漏，渐以不补，则后世河数为败，非天时也。汉而下，井源益烦，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东汇西引，河用屡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则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时，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自是之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节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复穿渠直东。魏正始中，亦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晋太始中，亦凿陕南山，决河注洛。隋仁寿中，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大业中，复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引谷、洛、沁水。开元中，避三门之峻，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颇引以溉漕。而乱水之理，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而河之为患，因浸寻滋甚。元光中，徙顿丘，东南注勃海，决瓠子，东南注钜野。元封中，决馆陶，分为屯氏河。永光中，决清河灵鸣犊口。建始中，决馆陶、东郡金堤，又决平原，入济南、千乘。建国三年，决魏郡。贞观中，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潬。开元中，决博州、棣州。大和中，决棣州。开成中，决郑滑。乾宁中，圮滑州。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若大雨霖，漂坏郡县，病人民，至不可胜纪。陵夷五代，以迄宋兴，岁屡败，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战国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决二十馀年，比塞辄复圮，兴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词哀焉。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窃以谓汉治河尽此，故备论之。始决瓠子，田鼢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鼢要以为食鄃计，无意国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齐人延年言：「河出昆崙，经中国，注勃海，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地图，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议闳大，然归于狂悖，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时人事，其应岂皆若符节？尧犹有九年之患，禹犹有四载之勤，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厎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灌县邑三十一。禹治水盖亦凿龙门，披山通道，至不可胜言。厎柱岂不可镌？而焉无其术，故壅阏为败。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恐水盛，堤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东，民便安之。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百姓寒心。孙禁以谓「可决平原金堤间，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水」。二者其言异，而大概利害杂，故为说同。郭昌渠始通利，后不便，较然可知。笃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财力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与堤防揵菑，与河争胜负，故凡言分河救水怒，与观水势复禹之旧、无与水争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冯逡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为流也。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屯氏河新绝未久，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势，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决所为，东北经魏郡、信都、渤海入海，盖近禹故道。会许商白不用，后果复决馆陶。李寻、解光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寻、光要近于阴阳之学，而其言「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岂可易哉！张戎言：「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勿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应导而导，堤防有不应塞而塞，戎之言可谓近古。许商说：「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商明算计，能商功利，且当是时，三河者庶计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韩牧以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牧、横亦皆欲求禹之旧，求禹之旧固无不可，而岁久难识。迄于今，河移徙无常处。自冯逡、李寻、解光、张戎、许商、韩牧、王横七人，虽议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寻、光欲观水势，戎欲顺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横与平当、关并、贾氏之上策，不独在汉，事虽施之方今，大较不能改也。平当言：「九河皆填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夫决百川距海，浚圳浍距川，见于《书》。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堤防，堤防之法为不得已。平当可谓能知经矣。关并：「河决率尝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谓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异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夺，始宅之，河又荡去。岁如是，曾不爱，独爱百八十里哉？关并可谓能知务矣。至贾氏之上策，不欲与水争地，盖与平当、关并之论合。其言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赵、魏亦为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自禹迹废，由汉至宋兴，千有馀年。河决自黎阳而下，远者数百里，近者数十里间耳。故贾氏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窃以谓贾氏之策，不独在汉，事虽施诸方今，为久远虑，不能加者如此。至难者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盖贾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庐、冢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谓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冯逡至贾氏十家，考之汉事与方今，其言皆可行而无害。然即目前之安，舒岁月之力，则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难而终易，暂劳而永逸，则王横、贾氏西山、黎阳之议，于今犹上策。至贾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堤防，盖无足道者。昔晁错议削六国，天下皆曰晁错愚，然汉卒无祸，赖错发之。夫必有大害，然后有大利，西山、黎阳何以异此？虽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流俗言也。晋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且载河所经受，为图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悯河患，治遥堤，置使，置判官，开分水河为斗门，开减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兴国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详于国史。而开宝五年诏：「澶、卫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每阅《夏书》所载，但言导河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未弭。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诣阙上书，附驿以闻」。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圣谋远览，虑河之意，尤出上策，而天下未有应者。岂所谓为政善，因祸而成福、转败而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其后，景德中，李垂上《导河书》，言今魏县之左，河势东折，不如《书》说，北至于大陆，又亡其迹，盖周末失道，为衡、漳所湮矣。而《汉志》，禹所酾二渠，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贝丘，王莽时既空，而澶、滑比多坏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间，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引河北行微东，挟御河通王莽故渎。北经清丰、大名之西，历洹水东、馆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于海。起大伾、合赤河，盖五百七十里，两厓倍之，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为用力寡，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其说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独简河亡，则与许商、王横之说异。然垂之议，以谓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则已决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以助杀水怒，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甚详，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河湍激，难制其势，或合而一，恐不能各从所导。借使必为六，是有六河口也，堤防之功为难」。于是垂议寝。后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无大改，更不皆载，独载孙民先奏。民先奏曰：「窃观旧河，两厓间相去数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东，皆古陂地斥卤，东西二三十里，南北数百里，其西薄西山，其东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比河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间，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可决王供水冲，使河行此地，过乾宁，合独流口以入于海」。民先议河，大较与李垂不异，世多言垂、民先议为近。又比岁卒溃小吴，而澶渊东故渠遂竭，河果自清丰、大名西派为三、四，乃东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导云。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为才，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故不记。与夫计向背、度缓急，版筑茭薪、水工河卒，岁储月积、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务，则有司存。

先君讳某，字宝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讳承敏，妣李氏。王考讳宗旦，赠工部尚书，妣董氏，仙游县君。考讳洎，三司盐铁副使，赠工部侍郎，妣张氏，仙源县太君。庆历元年，以外舅颍公任为太庙斋郎，历徐州之沛、开封府之雍丘主簿。以父忧去，复为雍丘主簿，忠武军节度推官。以母忧去，复为冀州观察支使。治平二年，迁大理寺丞、知陇州汧阳县。神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国子博士通判绛州，待次于雍丘。熙宁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选人用荐者五人为京官。先君罢雍丘，举者十有七人，仁宗怪其多也。于是颍公为枢密使，仁宗务伸寒士，抑势家，乃报罢。其后罢忠武幕府，举者亦十馀人，其上吏部如法，馀不以闻也。将见而举者免，乃射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举者还故官。英宗即位，始改京官，君子以为有命。先君罢汧阳，人有荐君于丞相荆公，荆公书其姓名于便坐，既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罢归吏部。省吏谓君曰：「固知君不办此，善事吕嘉问，其进久矣」。先君善事亲，导意顺色，亲无忧劳。既孤，读其书，过其旧馆，流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馀丧，举必亲焉。教养诸弟，嫁娶之，视其子犹子也。盐铁橐中装直数百万，尽以与其弟。仲弟悖悍，语每侵君，君不校也。数至京师上书，又讼于有司，巧诬丑诋，期以中君，又欲杀其子。君徙妻子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后尽其产，君至无以归，终不一言。及坐事系狱，君数千里收其孥以归。先君为人仁而敬慎，意豁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为也」。常笞吏，肉溃而死，终身不用小杖。先君资廉俭，以财交，推多与人，曰：「宁损我，毋损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视无林者罢之，十去七八。君为汧阳，承乏秦中，于阗入贡，幕府檄君阅其贡实。还，过县，见君识之曰：「官人在秦州，诸部有献，摇手不受也」。既罢汧阳，凤翔人范长史请间，出袖中金，君避之。金为州阻远，多货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阳，有讼其令阴事，后令常畏恶之。或谓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义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财如私。事无难易，行无寒暑昼夜，无寝食。遇事丛错，人不胜其烦，意益自得。治狱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闻，去则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深，见者指目，闻者举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治办，市人歌之。先君为雍丘主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县，凡田百亩赋薪八束，束为钱二十文，为粟三升。始县陶瓦以缮营舍，使民占废地，伐薪以输，遂以为常。久之，牧马于其地，马入乃与民。其后马入，焚其草以肥地，而赋入如故，易薪以钱，易钱以粟。今陛下哀畿内之民困于厚歛，捐其租十之三，而无名之赋自如，有司不以闻，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军出戍边，妻子病无医药，死则弃之如犬马然。伤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丘，都巡检使严酷，人有告其军变。先君行令事，召语尉曰：「大事不可竟，众心一动，则祸大矣，非静乱，乃助之也。闻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诛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计得也。今声言盗发境上，过其门，使人谕之而去，计必遮留，教其行，罢吏士治行，留乱人守，则成禽矣」。既获，是夕狱具。明日，谕其军曰：「罪人得矣，馀毋恐」。一军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籴，商车合而钱竭，故常闭籴，居者操其权，贱售而须厚价。由是商者不行，官费数倍。君尽入之，自为券以质，如期而偿，公私便之。娶庞氏，颍庄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师黯，监寿州酒税；师仲，前下邳主簿；师道，颍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员外郎张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七年五月某日，葬于彭城县白鹤乡吕栅村。

朝廷事下六部，但随省吏视其前后批，以制缓急之序，是为胥吏颛处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长贰随其所承，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必禀而后决，毋拘于文，则吏不得舞权，而下情达矣。

问：世之语治者谓仁圣在上，天宇清明，固以比隆《诗》《书》之所载，然其间不无可虑者，则官冗之弊是也。夫官冗之弊非独今也，汉魏以来病之。其救之之策，不过省事、省吏而澄其源。属者臣列献议，不惟不出于此，猥欲郡邑之间创立新职，增广旧员，以纾四选目前之急。朝廷受而用之，无乃滋为冗乎！夫目前之急虽云少纾，而来者踵继，积以岁月，其势又急，又何以待之？况国用减于贯朽粟陈之时久矣，固尝命官分局，裁节浮靡，量入而为出矣。今重以数外之禄秩蠹之，亦未见其长利也。因恬而不知变，岂不轸垂衣之念乎。其以所欲辅世者策之，勿曰此庙堂之任而非士忧。

臣等闻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盖事省则可以省吏、吏省则可以省禄，禄省则可以省费。以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众，禄愈广而事愈烦。尚书省既以六曹分治政事，其下又各置寺监，凡文移之行于下者，朝廷既付尚书省，尚书省又付本部，本部又下寺监，寺监复下所领库务。在下而达于上者亦然。盖省部以下有寺监，而不肯决其事；寺监以上有省部，而不敢专其事。以故稽留迂枉，不能亟决。今若专责省部，则官省而吏少，事简而功速。前者朝廷虽尝兼并闲曹及减寺监之员，然而冗局尚多，不若度其事之烦重者存之，馀使他官兼之可也。臣等略举礼部一曹言之。昔者两制一人兼判太常礼仪事，其太常礼院则馆职之官兼行主判。今礼部有侍郎、郎中、员外，祠部亦置郎官，而太常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实皆礼官也。而秘书省官有监少、秘书丞、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坐局无事，奚不使之兼领也？今内外饔饩，膳部既以掌之矣，光禄又置卿少丞簿，官属每遇祠事，则视馔告腯而已，奉币读祝、守酒尊，皆专置奉礼、太祝、太官令主之。昔以吏部待次之官行礼摄事，亦未闻有废职不举者；今各置一官，则禄不足以称事，事不足以称官，独为进取之人养资第耳。其馀类多如此。若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兼领。而司门、屯田、虞部等曹，旧无所掌者，今虽不置郎官，而吏员尚多也。昔唐之杜佑，尝建救弊省用省官之议，以光武建武中省吏，率十置其一，晋太元时省官七百，贞观中省内外官六百馀员。又言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佑之此言，诚为笃论。臣等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政事一皆专付六曹，所可兼者，其上委从官及馆职领之，其细故临事差摄。其当省之官，今已在职者，俟任满日更不差人。其人吏分掌案分，亦可兼并，且令任事，若有阙者，不复添补。如此，则冗滥之员渐可减省，亦不遽然惊骇人听，诚于国计不为小补。伏愿陛下留意幸察。

今月二十六日，准中书门下省吏房送到录黄一道，为知衢州李处劢今任满，令再任事，令臣书行者。右，臣窃以方今国势未安，莫如固邦本，而劳来抚绥，使百姓稍安庐里，不转而为饿殍盗贼者，守令之职也。李处劢久在衢州，科率无度，军期之入，收支不明，妄召使臣，虚破请受，其弊不一。科率之令，名色实繁，朝行夕改。如以绢折米，后复折钱，应就县纳者，忽令赴州，应纳本色者，又行折变，人不堪命，殆不聊生。契勘州郡用度纵令不足，不免科敷，亦当至诚恻怛，思戢奸弊，使出入分明，民无横费，则亦无复怨嗟。处劢漫不加察，而州县之吏与揽纳人首尾相应，务为侵扰。山乡百姓担擎送纳，动是数程，非理退抑，率意改更，令穷朴之民奔走转换，倍费不暇。自然厌苦，唯命是从，须于揽纳人处倍价收买见抄，方免追驱。催迫科敷，略无休息。处劢之政若此，岂陛下固邦本、安百姓之意哉？又处劢既逼替期，已谋寄居外县，于是益务苟媮，委政佐幕，势须姑息豪猾，假借吏人。若令再任，必有寄名买产、屈法故纵、收恩鬻狱之事，亦非所以全处劢也。况为后来之代者又是其叔传正，虽强有占市，人谁敢言？方陛下厉精求治之秋，必不以一州苟便处劢而使疲瘵之民重不幸也。所有处劢再任录黄，臣未敢书行。

〔贴黄〕契勘处劢见带权发遣，其进奏院却供合称知衢州军州事，致录黄误作知衢州。伏乞照会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