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开德府临河县丞刘路，寓书于元城刘安世曰：「先人平生为文，方弃诸孤，仅存一箧，类次之，已成编集，念当有序引以信于后。晚年迁谪，事同诸公，身后怨家诬谤，又蒙朝廷核实，已赐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殁者，类皆不敢纳铭于圹，植碑于隧。始终大节，不应无闻于后世，愿因集序，并载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顾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国士之遇，中荷荐引，浸阶禁从，晚岁迁谪，复同忧患。而又被谴以来，行三十年，固穷守道，俯仰无愧，似不为知己之辱。虽怀自顾不足之羞，而莫敢辞者，盖义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讳挚，字莘老，永静军东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风，年未弱冠，被荐于渤海，声誉籍甚。凡四预乡贡，礼部奏名为第一，复中甲科。初治南宫，已著风绩。英宗诏二府，各荐士充馆阁，忠献韩公琦以公应诏，补馆阁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择人材，擢为中书检正。居月馀，议论多不合，会除监察御史，欣然就职。语家人曰：「趣装，无为安居计」。即上疏论亳州狱起不正，小臣意在倾故相富弼以市进；今弼已责，愿宽州县之罪。神宗皇帝励精求治，奖进臣下，公既对，面赐褒谕，且问「从学王安石邪？安石称卿器识」。公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不识安石也」。因论人物邪正，奏对移时，上意向纳。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称，因上疏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胜言者。略陈十害，切中时病。会御史中丞杨公绘亦论新政，并公章下司农。司农条件疏驳，遂劾绘与公险诐，中怀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责，釆士民之说，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职也。今有司驳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及司农所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奏入不报。明日复上疏，极论时政，遂罢御史，落馆职，拟窜岭外。上不听，乃贬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圣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见连年水旱，西鄙未宁，百姓劳弊，而国有大故，当务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减皇城司觇者，废物货场，罢户马等事，皆从中出。又戒敕内外，无敢苛刻扰民。已而进退大臣，选用台谏，擢公为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宁告神考之语，复陈于哲庙之前。两宫听纳，尽行其言。曾未期月，人情于变，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无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状显著者，公皆正色弹劾，多所贬黜，中外肃然，时人以比包希仁、吕献可。上察其忠义诚信，可属重任，未几，遂大用焉。公在中书，一日内降画可二状，其一裁节宗室冗费，其一减定六曹吏额房。吏请封送尚书省，公曰：「常时文书录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公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猾，与三省吏不相能，数以奸弊告诸宰执，吕丞相大防信任之。时户部裁节浮费，后省裁定吏额，皆踰年未就。吕丞相专权狠愎，尽取其事置吏额房于都省，射司空府为局，召永寿辈领之，未尝谋及同列也。永寿见录黄，愕曰：「两省初不与，今乃有此」。即禀丞相命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禀公曰：「吏额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公曰：「似非其类也，更当聚议」。明日，吕相又袖稿厉色示公曰：「势不可不尔」。公不欲立异，勉应曰：「诺」。其后事毕，永寿以劳进官，时忱、苏安静、时恽皆迁秩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以谓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两月，而都司不用司勋格，擅拟优例，冒赏徇私。章数十上。时公已迁门下，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此皆彼省者鼓怨，言章风闻过实，不足深遂。吕丞相亦以语客曰：「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谏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馀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趋利者，汹汹交讧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公语丞相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请」。是岁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可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趋入视事。公不得已受命。顷之，吕丞相亦求退，不许。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岁，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辅政累年，刚明重厚，达于治道，朝廷赖之，及为相，益总大体，务守法度，辅佐人主于无过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识，后才艺，进拟之际，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终不轻授以职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问识与不识，或多南士。有以萧望之、郑朋事谏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论者谓元祐以来，能以人物为意，知所先后，而无适莫者，公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为缘饰，多见听用。与同列语，公平不欺，未尝以私属人。人有所欲，多惮公闻之，公闻之，亦为尽力，然终不以语也。精力绝人远甚，一见宾客，及闻其语，终身不忘。事无剧易，临之晓然。省吏每以事试，公不以久近，区处如一，言皆可复。故三省事经公所裁定者，后皆遵用，莫能改云。赵彦若子败官下狱，彦若奏与监司有嫌，乞移狱他路。言者论彦若罔上不实。王巩除知宿州，言者论巩前在扬州不法。彦若、巩皆公姻家也，语稍及公。公请辞位，章七八上，遂迁就外舍。诏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对，谕曰：「彦若、巩辈事，何预也」？言者皆谓交通邢恕及章惇之子，牢笼小人，为异日计。公心知为言者所中，不复自明，谢曰：「臣愚闇，招致人言，愿就贬责」。既退，固请益坚，乃罢相，以殿学士守郓。给事中驳奏，谓刘某忠义自奋，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并给事中罢之。于是中外疑骇，莫知所谓。久之，乃知言者虽多，专以章、邢事为媒孽。初，公家子弟与章惇之子相识，因入都应举，而公家子弟亦游科场，尝至府第，而言者指为交通之迹。邢恕谪官至京师，以书抵公，公答以手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茹东济为东排岸官，数有请求，而公不之许，蓄怨甚久，适见公简，阴录其语，以示言者。言者缴上之，且解释云：「休复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辟也。刘某所怀如此」。盖媒孽之语不一，而此最为甚，朝野愤之。其后杨畏遂升从官，󲦤绅共恶，甚于虺蜴。东济亦除提举常平。谏官复论其素行，士论不齿，不宜任以监司，除命遂寝，人情更以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长格物。既贵，恭俭好礼，不改平素，淳静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皆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平居不亲妾媵，家事有无，不以经意，虽在相府，萧然一室。其后南迁，不知者谓公不堪其忧，亲族门人乃知公谪居，自奉简约，与在相府无以异也。凡有议论，惟尚中道，不习异说，不贵苟难，务在谨名教而已。少好礼学，讲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公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表章书疏，未尝假手。凡奏议、论说、记序、铭志、诗赋诸文，总千馀篇，次第著集，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罢职知黄州，又分司徙蕲州，语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势当得罪。若章君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第恐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于色，初无一言及迁谪也。岭表之谪，公拜命，即日就道，惟从一子，家人涕泣愿侍，皆不听。水陆奔驰，见星乃止。至贬所，屏迹不交人事，亦无书自随，宴坐静默。家人具馔，告之食则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欲，晚岁南迁，气貌安强，无衰悴之色。居数月，得微疾，公自谓将终，戒饬后事，精神不乱，安卧而薨。公既殁于岭外，所属为公请归葬于朝，不许。已而诸子坐废，家属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状，人无知其故者，虽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极，大赦天下，公既归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贬湖外，然后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丧在洛阳，邢恕责永州未赴，亦以丧在怀州，数通书，有怨望语。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尝弹罢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书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谓服除必不得京师官，当求外补，故深诋当路者。绍圣初，恕以示蔡硕、蔡渭。渭数上书讼吕丞相及公而下十馀人陷害其父确，及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验。朝廷骇之，委翰林学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陈初无事證，但托以亡父曾说之。究治所问司马昭谓谁？及甫对，意谓公也。问其證据事状，则曰：「无有，但疑其事势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狱事遂缓。会公薨闻，犹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验为辞，但坐诸子而已。时绍圣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后诸子叙复，护丧还乡里，公嗣子跂径伏阙下，上疏诉其事，又持副封诣都堂，叩宰相韩忠彦、曾布等。皆取实封案牍阅视，知其谬妄明白，具以语跂。至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陈显无实状，已行贬责，绍圣五年五月四日指挥更不施行」。然后公殁后谗谤所坐，皆得解释。渭今改名懋云。崇宁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郓州须城县大谷山之原先茔之东，曹国夫人任氏祔焉。有诏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婿通直郎蔡蕃知阳谷县，应副葬事。送终之礼，极其哀荣，四方观者，莫不叹息。呜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谟伟绩，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胜数，今特取大节载之，其馀非公出处所系，皆略而不书。八月一日，承议郎、提举南京鸿庆宫、赐紫金鱼袋刘安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