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虞后纳麓。五臣膺其宏图。周王定霸。四友赞其英略。故能拨乱□极。类帝禋宗（阙三十六字）。至若献筹绨构之始。树绩云雷之初。成配天之功。建定鼎之业。经文纬武。尊主庇人。齐德夔龙。连芳风力。形图麟阁。铭勒宗彝。则我开府固安郡公其人也。公讳敦礼。字安上（阙十六字）。猷大公执钧。享四履而匡王业。亭伯达旨之作。□□词林。子玉□□之文。思穷物理。絓组奕叶。方十纪之羽仪。绅佩蝉联。比九世之卿（阙十九字）煨烬□于缇䌷藏□被于简牍。曾祖宣猷。周梁州总管。随大将军通守汲郡。大浸稽天。预奠川之鸿□可□□缟（阙二十四字）阶大将军代州总管太常卿礼部尚书固安县公。学窥典坟。文韬雅颂。言成表率。行为师范。盛德光于八士。芳□冠于十臣。父寿。周□□县男□□□通事舍（阙十七字）蜀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委质平基。藻思越于牧马。陪游河曲。鸿笔丽于应刘。英声振于生前。哀荣备于身后。扬晖凤策。播美龙图。公昭孝怀忠（阙三十四字）。日□之光。渥水初腾。骋千里以追电。溟池将运。抟九万以摩霄。文极词条。才高吞鸟。学该繁露。思逸梦蛟。论道宰化之方。体国经野之术。齐晖稷契。比美萧张。□□属始（阙十八字）穷发□□□□□黄屋没于望夷。黔首坠于涂炭。大唐循玑升历。辩□居元。安车以礼通贤。蒲轮以徵奇士。公识芒砀之启圣。知梁宋之兴王。投刺辕门。庇身有（阙二十四字）礼殆将□主感钻燧而增□对风树以兴哀。昔高柴泣血三年。扬臻居丧七载。校斯至性。讵可相方。武德二年奉敕夺情。授左勋卫。四年授通事舍人。□□□□飞（阙七字）刑（阙七字）缙绅六年奉敕捡校右骁卫府长史□□右校叛换。亟扰天田。左贤陆梁。将回地轴。荡涤逋寇。事藉谋猷。奉敕副郢国公宇文士及往妫州经略。事了还京。公乃□元□奉□蒙忝□□旷□□□□□之恩□□易名奉□王之诏。比斯□□彼何人哉。□□四□奉敕往幽州追都督庐江王李瑗。时瑗阴预戾园之谋。将据河朔之地。啸命凶丑。肇为乱阶。公非理被囚。意在嫁□长□不□□□□□太宗嘉公乃诚（阙十一字）。赐绢五百疋。□□□人金银器皿十一件。细马一匹。其年奉敕副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往武功。遂简□还授中书舍人。□司陛□申张武之茂功。□□丝□□□□之（阙二字）贞观元年封固安县男。□土□枋书之以山河。开国成家。传之以茅赋。六年授员外散秩常侍。行中书舍人。七年守太常少卿。三雍七郊之礼。则□之于灵台。九成□英之乐。□□之于（阙十一字）山□□□□□大□□使□于汉中□□□□□□行旃于夏首化洽九江。循吏于是弹冠。贪夫为之解印。声高八俊。誉迈二星。九年属有国哀。灵驾进发。以公摄侍中□人□丧事。十年授□□少（阙十字）兵部侍郎。□□静□兵机戢武之先。□□定功。戎昭禁暴之本。□选列代。咸寄亲贤。今授此官。允于佥望。昔炎政□季。□宇混淆。六乐与沙鹿俱崩。三礼将原火（阙十三字）之多（阙十三字）封固安县子。□年加爵为侯。拜护军。延陁恃烛龙之阻深。骋射雕之小伎。失事大之节。怀淩长之心。公运娄敬之良筹。摛郑众之雄辨。呼韩以之削枉。□□于是（阙十六字）使还□授□部侍郎。加上护军。随班列也。其年又奉使往延陁论和亲事。蒙赐绢三百疋。其年授右屯卫将军。望超二卫。□重三军。方信布之爪牙。比良平之心腹。汉朝□宠极□魏（阙十八字）授银青光禄大夫。守灵州都督。方李牧作宰。声震龙庭。譬魏尚剖符。威慑狼望。胶折息萧关之骑。月满绝甘泉之烽。拱年授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阙十七字）。七年□驾（阙十一字）武侯大将军□左右相辟杖事位光七命。职统五戎。政典伫之以纳言。喉舌寄之以元凯。声驰礼阁。誉满周行。寻正除兵部尚书。捡校（阙十七字）之酋（阙七字）方之长浮□海以来庭。左雄之流誉东京。韦贤之飞英西汉。不之尚也。其年副太尉赵国公捡校山陵卤簿。事毕。蒙进爵为公。食邑一千户。赐物五百段（阙二十六字）。以赞时雍□侍□□中书令□□□□载笔西省。司八柄以奉纶言。负玺左曹。托七车以对明诏。献替旒扆。损益机断。虽渭浦兆叶周。傅阴梦感殷。□□□方（阙十八字）事（阙九字）缨玉裕曳□□絧楼汉室将次孺比肩。晋朝与孝伯方驾。心敦淡泊。志尚清虚。固让机权。愿归閒逸。既而承华肇建。望苑初开。审喻藉以正人。调护资于（阙二十字）男食邑三百户。授尚舍直长。赐物八百段。昔桓荣硕儒。离经于副主。臣□通识。训从于储君。故以德茂曩贤。名高往哲者也。而东流难止。西景易沈。未登千月之期。奄切九□之□以显庆元年岁次□□□月癸巳朔三日乙未。薨于□阳里第。春秋六十有一。哀感宸极。痛结储闱。闾里于是兴嗟。簪裾为之挥涕。舆驾于龙门举哀。诏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职方郎中温□□□□□□州都督开府仪同三司（阙十一字）陪葬昭陵。鼓吹往还。□事葬事官给。务从优厚。仍令兼司农卿长孙知人监护。太府少卿韦思齐为副。又令中书侍郎李义府持节吊祭。皇太子则□□□□□仍令□□□□□韦□率更令萧钧致祭。太常考行。谥曰昭公。礼也。以其年十月壬辰朔十八日已酉。窆于昭陵之南安乡平美里。惟公降辰昴之秀气。禀岳渎之精灵。郁郁材耸栋梁。汪汪量澄江海。□□□□□□登（阙七字）乃□□□□□博穷开辟。洙□之教聿兴。藻轶翰林。睢涣之文斯著。怀仁履信。蕴德居贞。为衣冠之表缀。实朝伦之规矩。自随风不竞。海县分崩。三户兴灭秦之师。八百起亡殷之众。人□□□之□家□□□□□太宗膺赤□之符。殄绿林之□再安地纪。重正天纲。公□日月之晖。献戡剪之略。茂勋斯建。神算远闻。吐纳赤墀。对扬流誉。侍卫丹扆。巡警有声。建节榆关。尘清柳室。张旃鹿塞。雾布狼山。□银□□朝（阙十四字）户求才。方令君之举□开门接士。□□□之待贤。散金恤穷。指囷济物。王孙惭其好施。子敬愧其轻财。博识古今。超晋朝之武库。决胜樽俎。冠秦官之智囊。见□之（阙二字）劳马援之诫。闻人之善。□□曹邱之（阙十二字）多□□□禾足俦。崇荀孟儒雅之风。鄙申商文峻之法。可谓廊庙之瑰宝。朝序之宗从者焉。而眉寿莫终。麦邱之祝遂爽。日制未及。□□之□无□便（阙二十六字）太子通事舍人□业等。哀缠罔极。痛切天经。至性尽追远之心。孝德究慎终之道。恐桑田变海。深谷为陵。懿范不传。徽猷永没。所以勒兹三□继公之遐踪（阙二十八字）。乃为铭曰。

仪天曾构。控地长源。大庭诞祉。尚父开藩。赋超雅颂。论拟文言。家传积善。世德高门（其一）。

辰象降精。挺生（阙二十一字）略括囊文史（其二）。

随政道销。运终天禄。戏亭军丧。汉滨舟覆。日□狐鸣。星亡鬼哭。怀生择主。元天改卜（其三）。

圣人有作。乘时定乱。负鼎经启。托剑匡赞。屡献嘉谋。謺（阙十其阙七一字四字）防□光□□□□□□●（廴屲）戈玉塞。杖节铜梁。□流典客。声高奉常（其五）。

八屯警卫。六官述职。龙池鼓鳞。凤条矫翼。子房审喻。长舆亮直。俨若朝典。隐如敌国（其阙一六字）。机（阙三其阙二十字七字）毕陌阵列原阡□窗遽□金字方镌。佳城照日。宰树笼烟。玉棺永閟。宝剑空悬（下阙）。

惟王建国。厚礼被于元勋。惟帝念功。茂赏隆于延世。是以亲贤作屏。著在周经。支庶毕侯。义存汉典。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无忌尚书左仆射邢国公元龄故尚书右仆射蔡国公如晦灵州都督吴国公尉迟敬德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许国公高士廉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右卫大将军郢国公宇文士及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秦叔宝泸州都督宿国公程知节等。或宇量凝深。地兼贤戚。或风鉴宏远。功参帐幕。或志怀强正。便蕃左右。或干略宏举。契阔戎旃。或委质藩朝。陈力王室。诚著出纳。节表屯夷。经文纬武。忠勤恳至。固巳契叶风云。寄深舟楫。虽褒贤之道。巳纪于旂常。而推恩之令。未洽于冑绪。宜赐宠章。式遵故实。无忌元龄如晦敬德各封一子郡公。士廉君集士及叔宝知节各封一子县公。俾夫拜前拜后。比踪曩烈。如带如砺。垂裕后昆。

西汉元勋。缛礼崇于末嗣。东京列将。茂赏覃于后昆。继绝兴亡。同归一贯。皇家受命苍旻。肇膺元箓。恢张宇宙。荡一寰区。御乾立极之图。谅资天启。拨乱经邦之略。实赖人谋。缔想初基。有足言者。或委质唐郊。首参一旅。勤著荆棘。劳宣草创。或策名代邸。先骋六飞。诚备艰虞。志踰金石。咸以攀鳞上汉。捧日登山。气叶风云。情均鱼水。其太原元从西府旧僚。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并州都督忠孝公士彟赠司空淮安郡王神通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夔国公刘宏基赠并州都督渝国公刘政会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莒国公唐俭赠左卫大将军特进谯国公窦琮赠荆州都督邳国公长孙顺德赠护国大将军凉州都督窦国公史大柰赠幽州都督濮国公庞卿恽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巢国公钱九陇赠华州刺史霍国公柴绍赠潭州都督罗国公张平高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裴寂赠洪州都督乐安郡公李思行赠洪州都督庐陵郡公秦行师赠代州都督真定郡公许绪赠凉州都督江夏郡公李高迁赠齐州刺史刘义节赠太尉申国公士廉赠司空蒋国公通赠太尉并州都督梁国公元龄赠司空蔡国公如晦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敬德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国公段志元赠骠骑大将军益州都督宿国公程知节赠徐州刺史胡国公秦叔宝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郢国公宇文士及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赠荆州都督怀宁县公杜公绰赠荆州都督东莱郡公公孙武达赠荆州都督遂安郡公李安远赠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赠荆州都督汉东郡公李孟尝赠幽州都督历阳县公独孤彦云故始州刺史襄武郡公刘师立等。并立为第一等功臣。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巳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官者。加授子孙第一人两阶。若三品巳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功臣见在朝无五品巳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从六品巳上官。若先有五品巳上官加一阶。六品官者加两阶。三品巳上官者加爵一等。

马畅承藉故业。历居通显。家富于财。以奢纵自处。不能抚安嫂侄。使之离析。其干进也。赴利如转圜。其居家也。操下如束湿。故时论鄙之。谨按国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纵。谥为纵。畅之行已。同于士及。请以纵为谥。

有秦支子，始国于梁。帝尧景冑，必复其唐。易代载德，继轨传芳。雅符秦晋，信叶潘杨（其一）。

于惟君子，夙承家庆。显允夫人，早标门令。笙簧其德，黼藻其性。问望备隆，容工兼盛（其二）。

身由业立，果乃因成。共资有相，并證无生。八正凝想，七觉驰情。德踰善德，名盖净名（其三）。

积善方融，辅仁无准。始惊炭折，俄看薪尽。悲哉则豹骑连翔，痛矣则螭轩接轸。门庭兮萧索，墟落兮凄紧（其四）。

哀哀鞠子，戚戚遗孤。共详胜地，式奉先谟。搆曾台于翠阜，刻贞石于黄垆。山山兮灵塔，往往兮真徒（其五）。

呜呼。有唐仁人独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讳助之墓之后。自其祖赠太子少保讳问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营陵于其侧。故再世在此。呜呼。在独孤君之道和而纯。其用端而明。内之为孝。外之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读书推孔子之道。必求诸其中。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颜回者。能得于孔子。后之仰其贤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议者焉。呜呼。独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两颜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于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犹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讳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举进士。又二年用博学宏词为校书郎。又三年居父丧。未练而没。盖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乡曰某乡。原曰某原。呜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于其友。而未信于天下。今记其知君者于墓。韩泰安平。南阳人。李行谌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赵郡赞皇人。柳宗元。河东解人。崔广略。清河人。韩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广津。太原人。吕温和叔。东平人。崔偫敦诗。清河人。刘禹锡梦得。中山人。李景俭致用。陇西人。严休复元锡。冯翊人。韦词致用。京兆杜陵人。

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然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书》为首。盖《尚书》论人主善恶为多，《唐书》论朝廷变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汉之张释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泰清，莫有获者，彼庸人哉！天下后世典狱之官，当以有功为法，以衮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盖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汉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高宗则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长，其惟汉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

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自汉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名器之贵贱以其人。何则？授于君子则贵，授于小人则贱。名器之所贵，则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贱，则小人勇于浮竞，而君子耻于求进。以此观之，人主之名器可轻授人哉！

周厉王监谤，秦始皇偶语者弃市，徒能禁于一时，岂能禁之于万世？观厉王之恶，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恶，至汉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于后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贤君所以专务修德，而乐闻善言；当时之臣，故亦乐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达此，规规然徒禁一时之论难，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议其非，或致亡于一朝，而取讥评于万世，不亦误哉！然想当时未必其身亲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济之，此可以为世戒。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阙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羞恶之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李林甫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灵，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无羞恶之心；势利相倾，无辞让之心；上下雷同，无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谓之人？宜乎有天宝之乱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则朝廷治安，得不谓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则家道隆盛，得不谓之福乎？俗人以富贵为福，陋哉！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国家而言。故晋武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平陈，房乔知其不久。祸福倚伏者，其在兹乎！

唐德宗之恶过于纣，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何则？仁义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纣皆残贼之，遂失天下。观德宗之恶，讵止于贼仁义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乱国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人弱国势，张禹是也。荀子曰：「权出于一者强」。谓权出于一则主势不分，而君道尊矣。后世宰相侵君之权而不令终者多，贤如李文饶，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为人臣者，视此以为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离者，扶苏在焉。及扶苏死，二世立，而秦亡。贤主之国家为何如！

王者富民，霸者富国。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国，齐、晋是也。至汉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严，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国而费用无节，国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恶。而圣贤未尝致忧于其间，盖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则圣贤忧之。观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孔子则诛之。杨墨一则为我，一则兼爱，孟子则辟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众，此孔孟之所汲汲。

继志述事，《礼记》独指武王、周公，不可执此而行。使宣王继厉王志，述厉王事，可乎？

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类作三卷，目之曰《唐鉴》，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考其所论，可为万世鉴，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惩三者之患，其本不过有二：以内则清心，以外则知人。能清心，则女后不能乱之；能知人，则奸臣不能坏之，宦官不能覆之。请借明皇一君而论，开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萧嵩、杨思勉岂能易其志？及天宝之际，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杨贵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乱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欤！

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邪，则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不虚言哉！

三代法度，秦尽变之，然独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灭？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乃善识治体者。夫治郡不进，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诘责之，何耶？盖中兴之际，内之朝廷，外之郡县，法度未备，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进，则百职废矣，乌可不责之？夫一郡尚尔，况天下乎？予谓汉宣帝识治势。

汉武帝知汲黯之贤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误耶？夫人主知贤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为善；知佞而不知去，未若不知之为愈。苟知贤而不能用，则善无所劝；知佞而不能去，则恶无所惩。虽然，武帝知贤而不用，犹愈于元帝知萧望之之贤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犹愈于德宗知卢杞之奸而复用焉。观元帝、德宗之与武帝、太宗，岂不相寥绝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汲黯正直，所以辟公孙弘之阿谀；忠厚，所以辟张汤之残刻。武帝享国五十五年，其臣之贤，独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为君可知。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谅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有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矣。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君言之，则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则赵广汉、张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则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则龚遂、黄霸得之。君臣优劣，于此可见。

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

路温舒之见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宽猛，中外未尝见之，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缓刑为戒，援引古今，至于千言。其后盖宽饶、杨恽以无罪见戮，果符温舒之言。呜呼，人臣见几而能谏，人主闻善而能徙，然后君臣两尽其道。温舒见而能谏矣，宣帝闻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颛臾，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其后阳货果囚季桓子，圣人之言可不为万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师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萧墙之害者多矣。

成汤处心过于武王，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则岂复有惭德哉」？又《汤誓》、《汤诰》数桀之恶浅，而《泰誓》数纣之恶深。善乎，古人谓纣虽无道，不如是之甚者，诚知武王之心欤！

人君纳谏之本，先于虚己。禹拜昌言，故能纳谏；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谏。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盖德则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则格人也浅，而一时所畏。然德与威不可偏废也，常使德胜威，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苟威胜德，则未免为锻鍊之流。观羊祜与杜预俱守襄阳，后人思祜之深而思预之浅者，岂祜尚德而预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于所习。见其善则习于为善，见其恶则习于为恶。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而不知善之为是，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而不知恶之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汉人才可与适道，东汉人才可与立，三国人才可与权。杜钦、谷永可与适道，而不可与立，故附王氏；陈蕃、窦武可与立，而不可与权，故困于宦官；至于诸葛孔明，然后可与权。夫人才至可与权，则不可以有加。

张良近太公之材略，诸葛近伊尹之出处。然良佐高祖，论其时则宜，语其德则合。亮处三国，则才大任小，惜哉（《豫章文集》卷一一。）！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

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率师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其成霸王之业宜矣。陛下总师履极于今六年，而谋议纷纭，计画未定。以建国都，则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讨乱贼，则未有一定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事，则未有一定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吏，则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况立国而不定乎？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悔后何及！惟人主广览兼听，而不可以自专，惟宰相择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条具方今拨乱兴衰之策，各尽底蕴，画一进呈。先示台谏从臣，许令疏駮。仍集凡百执事议于朝堂，询谋佥同，靡有异论。然后断自宸衷，定为国是，颁诸中外，以次施行，申饬攸司，各严遵奉，坚如金石，勿复变移，庶几观听有孚，一新耳目，可见中兴之兆矣。

臣窃谓人主好恶，其犹天欤？天之所发生肃杀，固无容心于其间，是以人主法天而为治，赏善罚恶，惟才是用，何适莫焉。其于臣下也，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然后用人不失其宜矣。苟知其人之善矣，虽或憎焉，未尝废也；知其人之恶矣，虽欲爱之，未尝蔽也。昔汲黯之戆，常面折人主，汉武每恶其妄发。及与严助论之，必以黯为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也，唐文皇尝爱之，延入阁语，每至夜分。及称佳木，文帝必以佞人目之。二君之不蔽于好恶之私，故能尽其臣下之能否。陛下忧勤庶政，急于为治，然百执事之列，每患于乏才焉。臣愿陛下察臣下之忠佞，舍短取长，随才器使，各当其职，乃无乏才之患矣。

《两朝宝训》：「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淳于佺、韩中正为详覆官，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是吏部尝引对，坐失入人罪，不与改官者乎』？钦若曰：『然』。上曰：『用法不当，非习律令者也，其可以为法官乎』？命劾宗道等。钦若等退，相顾叹曰：『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非群臣所及也』」。

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盖天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直道以事上，固不论也；若夫小人为奸，其可不察哉？饰是非，点白成黑，或誉过其实，或毁损其真，相与蔽欺，杂然陈于前，而人主以一己耳目，广览兼听，必欲每事洞然其情，非大过人之聪明，其能不颠倒眩惑乎？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留神政治，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非聪明过人，何以及此？臣试论之。夫官为详覆，刑狱所系，居其任者，尽循三尺以示至公，犹惧或失，而况不习律令，安能办职哉？宗道判刑部，宜于此尽心，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中正尝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秩，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宗道私窃自料，以为人主万机之烦，决不能记此，遂敢面欺，必且讳其所犯，以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见觉之，宗道即被罪，此聪明之实，所以能服天下也。当是时，王钦若为宰相，盖先朝旧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钦若得为无罪哉？朝廷进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过，而宰相不知，以荐于上，虽曰不明，犹或可恕；今宗道主举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而钦若应声以为是，则中正之不可用，钦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必待人主问而后对，非朋奸罔上而何？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然必劾之者，罪在罔上耳。苟于其微置而不问，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若共工之象恭，鲧之方命，自驩兜、四岳咸荐之，而尧独能察焉，以为不可。观诸此，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图治功者，可不念哉！

《唐书·李珏传》：「杜悰领度支有劳，帝欲拜户部尚书，以问宰相。陈夷行答曰：『恩权予夺，愿陛下自断』。珏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须，所以致太平。苟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上，将焉用彼相哉』」？

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慎择宰相，委任而责其成功，如是而已。至于人材之用舍，爵禄之予夺，则执其柄以诏王，实宰相之职。唐文宗任陈夷行、李珏等为相，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而责其效职哉？杜悰拜户部尚书，而夷行无所可否，乃曰「恩权予夺，陛下自断」。呜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本末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夷行身为相臣，而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人主，不知其所任何事哉？虽然，当开成中，夷行亦号一时贤相，不幸与李珏、杨嗣复等并用。嗣复得君，与珏为党，故夷行疾之，数争事于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领邠宁，议皆出于嗣复。及夷行对延英，帝问除二镇当否？夷行曰：「苟自圣择，无不当也」。嗣复曰：「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如小不称，下安得嘿然」。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故于除用，不肯任责。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是谓合天下之公议，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权卖恩，而私于人主者。为夷行计，便当与上别白是非，若其人果贤，虽不由于启拟，用之不害为公；有如不材，宜白去之，不当循嘿自避，以取诮于后世也。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尝曰：「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五取三，二取一。彼当劝我择宰相，不容劝我疑宰相」。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至于党人成于下，主听乱于上，见讥史氏，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而朋奸得以欺之也。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诘其所因，慨然破嗣复之党，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文宗不知出此，惜哉！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称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幸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厉己，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

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然焦心劳思，变法更令，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其治，终有愧于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实，慕其时不行其道，故用力虽多，功效蔑如也。且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德业之盛，无如太宗。故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至于明皇，虽晚节不兢，而开元之政，亦后世罕能及之。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岂无其要哉？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臣请得以备论之。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则所以表天下者，动用周旋，举得其正，孰得而违之；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则所以取于人者，是非好恶，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则委任之重，所以责成功者专也；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则礼貌之隆，所以资启沃者深也。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窃位素飧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承恩负宠之人寡，而怨旷自销矣。将帅择而士卒勇，则外侮不患乎不却；官师公而吏治辑，则内政不患乎不举。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是皆人主夙夜躬行，无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贞观、开元之治，其效不彰彰可考哉！非独太宗、明皇为然，虽尧、舜三代圣哲之主，其所行亦不出此，是宜宪宗有问，而李绛对之悉也。《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谟、烈，垂之天下，所以启佑后人，为之后者，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宪宗有言：欲无愧谥号。则其措意施设，岂不韪哉。观其慨然发愤，志平僣叛，能用忠谋，不惑于群议，卒收成功，以至元和之治，唐室号称中兴，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信乎其能行之矣。至于不克有终，与明皇同讥史氏，此无他，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驯致其祸，莫之悟也。呜呼，惜哉！

《仁宗君臣政要》：「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无为责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惟其善于用人，是以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呜呼！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应万几之烦，不委之人，曷以济哉？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寘之廊庙，而使之修其德业。政事无巨细，悉以责其成；人材无内外，悉以听其用。吾于此尚复何为？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传》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不能仰称委任之意，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专也。故进擢才能，关决事务，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若将与臣下争功者，名之曰「忧勤」，其实以上兼下，非秉本执要之道。顾如是区区，亦焉用彼相哉？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时，百官效职，而人无弃材，庶功即叙，而事无遗策，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守忠小人，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赖明圣觉之，以谓「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王言！兹所以为仁宗也欤。夫以仁宗临御之久，在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乱惑主听，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不得举手。明皇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乘间进说，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惟在听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聪明，能使谗者愧拜而退，盖可为万世法也。

《三朝宝训》：「端拱元年，太宗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权在诸侯，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兹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慎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

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太平无事，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虽有奸雄，孰敢妄作？故操持予夺之权，未尝不出于上也。至于末世，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是以国势骎弱，主权暗移，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皆足以作难，况奸雄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高祖、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天宝以后，日渐陵夷，方镇擅权，连城相望，彊臣悍将，拿兵忿争，而尾大不掉之患，终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之，其弊尤甚。当是时，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呜呼，天下岂有是理哉！迹其祸败之由，盖以制之不早，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观德宗姑息藩镇，至有终身不易地者。宪宗用吉甫为相，岁馀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神策军使王驾鹤者，典卫兵久，权振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大抵朝廷之势，得人则张。彼祐甫相德宗，吉甫相宪宗，皆能有所设施，故其效昭然，有足称者。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遂使唐祸胚胎，卒抵败乱。岂不以假其术智，特以排难于一时，而不知复收其柄，立以法善其后故也。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莫重于兵，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方无事时，听受节制，若女子然，东西唯命，吾尚何忧；及其植党渐固，而挟之以恣横，豢养滋丰，而纵之以骄侈，于是怙势长恶，始有慢命不虔之事。圣人虑祸于未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晁错欲削诸侯，而七国亟反，盖削之非计也，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则其国自弱。然则为唐室计者，外而藩镇，内而彊臣悍将，其权固不可遽夺也；傥能用偃之说，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稍令出戍以散其党，则庶几阴夺其势，而主柄专于上，岂不伟哉！唐柳泽有言：「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监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则其先见之明，后世所当法也（《华阳集》卷二二。）。

宪宗：「宗」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世人尝谓穷达自天，余以谓穷达自人，非天也。何则？伯夷饿，柳下惠黜，孟轲不用于战国之末，韩愈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其身于贼手：是为直必穷矣。子贡得驷马，苏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职，张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学士，宋之问得馆职，杨再思得宰相：是则为佞者必达矣。夫为直者必穷，为佞者必达，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岂天哉？虽然，人生世上不过数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蚁穴一梦耳，于此枉道丧节，以干妻孥之奉，一时沛然，自谓得志，殊不知万世之下使人闻其名而唾之，仅与禽兽比。若正直之士，虽当时身不丝，腹不粟，斥窜流离，真若可怜者，然所谓浩然之气，历千百年犹与日月争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宁饿、宁黜、宁不用于世、宁不得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至于剖心抉眼，碎于贼手，亦宁任之，惟直不可变耳。余生踪迹几遍天下，求其不以穷达生死少变其直者，虽间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建炎初，余谪归沙邑，有主簿虞君茂实讳某者相遇，视其貌温而谨，听其言慎而信。退窃自幸曰：「是必学者，非止为科举之士耳」。予以得罪至重，流落益久，君又安于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从且三年矣，视君所为，犹一日也。与人无亲疏贵贱，一切以诚心待之。闻人有善，欣然若己有得。及论朋友之过，虽面颜发赤，勿顾也。其事官长，亦不能少变辞色，作寸进计。顾虽斋庖索然殆不能烟，青衫百结如霜后叶，其自处如得志。呜呼！君真坐直而穷者，君真不以穷而变其直者。此余所以愿与交游之末，不敢以罪逐孤踪自为君弃也。孔子论三友，以友直为最；佛氏论四友，以华友、秤友为可鄙。盖华因时为盛衰，秤视物为低昂，此岂可与正直之友同日而语哉？君今别余而东矣，恐无规余失者，余于是黯然作恶。惜君之行也，作《原直》。

二月十一日，太学生杨诲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闻夷狄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夏人，以骋其欲，虽汉唐全盛之际，容或有之。汉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骑至雍甘泉。而唐太宗贞观之初，突厥埽地入寇，抵于渭上。当此时，二虏承父兄馀资，兵锐马多，傲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故能一举而骑甲漫衍帝都，其势可谓盛矣。然窃考文帝、太宗所以制禦二虏之术甚优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盖汉唐当天下无事时，庙堂之上君画臣谋，能以戎务为急。一旦事起仓卒，而吾先有以处之。语其大要，不过诡而礼之，使虏志寖骄而已。志意寖骄而务远略，忽近虑，士卒疲弊，而畜产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于此兴问罪之师，谁敢屈强颉颃作气势如曩时邪？汉唐所以鞭笞四夷，其大计不出乎此。臣窃惟道君太上皇帝临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积累之厚，天下无事，咸顺指令，大臣于此时不能思艰难，致勤苦，务柔声婉颜以狐媚圣上，此汉唐计策不复闻，故金人得以乘中国之衅也。夫夷狄乘中国之衅，岂自古帝王之时无其事耶？守禦之方，羁縻之术，征讨诛伐之法，简编具存，宜缙绅大夫平昔所稔闻而厌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前日猖獗之变，圜视共计，率不得其要领？上皇出狩，宗庙震惊，此皆失于不素练之罪也。陛下嗣登宝位，矜悯元元，不谋于庭，首发讲和之诏，仆械卷铦，以厚利啖之。臣初闻命，以谓陛下此举特以骄夷虏跋扈之志，纾畿甸攻掠之危，至于经略施为，发自天衷，非愚贱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际，道路所传，臣窃惑之。臣闻陛下自金人之来，既赉以金帛，又许以岁币，今且遣使割地以赂之。夫金帛岁币已不足惜，柰何割祖宗之地以赂遗夷狄乎？夫割地以赂夷狄，虽汉唐之陋，犹不忍为，孰谓陛下神圣英武而肯为此？且中国与夷狄议和，不闻于三代，而特起于汉唐。汉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矣。备币以岁献则不失于伤财，降尊以和亲则不恤于损威；然终不肯以尺寸之地轻予之者，二帝之意岂不曰土地人民国之根本，不可轻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谋，谁为陛下筹之也。臣草茅贱士，无由预朝廷末议，事之利害皆不可得而详定，独不识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关耶？臣闻昔周世宗下三关瀛漠，皆异代事，戎人不得以为辞。又况自祖宗以来二百馀年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为之限制者甚备，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识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镇耶？臣闻太原、中山其地严重，可以扼虏咽喉，自祖宗以来，精兵重卒悉屯驻于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势也。夫以限制形势之地遗夷狄，其不犹倒持太阿，授人以鐏乎？然陛下必毅然为之而不顾者，臣知其意矣，岂非惮于用兵邪？臣闻兵虽凶器，战虽危事，然而自古神圣之君所以立卓绝之迹者，未尝不由于用兵。向者金人之来起于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诸道兵未会，不战宜矣；以其近于禁城，宗庙社稷，不可不忧，不战宜矣。今贼兵既归，师老械弊；又其来也，必啸聚数国之师，禽兽之心，见利而忘义，乌合而易散，既磨之以岁月，安知不自相背叛耶？陛下宜于此时，驰一介之命，喻诸镇之兵，因其交地之际，启发衅端，电扫风除，以破其众。将见腥膻之徒兽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区区之信，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与金人，则中都迫于北边，陛下必不免迁都矣。方今洛阳、长安近于敌国，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国，不可都。就令今日夷狄炽盛，国势危弱，用事之臣计无所出，不过劝陛下都襄、邓州。夷漫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关，其南菊潭环居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连络，昔人号为形势之地、沃野之墟，疑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谏，以为不足用；至昭宗时，朱朴上议以为建都之极选，疏入不报，岂非有所不便故邪？况京师自祖宗以来缮治非一日，宫阙神丽，局务府藏，里闬市肆，极侈而丰。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鉴前弊，惜民力，因陋就寡，为一切因循之制，将何以贻厥孙谋，昭示四方邪？臣以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与金人，则胡夷岁骄，华夏日蹙，臣恐北虏吞噬边氓，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而验之？昔唐宝应二年，吐谷浑、党项领兵二十万来略武功，留于京师凡十五日。太和三年，南蛮率众掩劫戎、巂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当此时，天子务为姑息，以纾一时之急，不发兵以穷讨，使牧马牵牛之隶，有轻中国心。自此以来，扬尘鸣镝，突我疆埸，曾无宁岁。臣尝读书至此，虽愤丑虏不庭，然亦未尝不恨中国有以诱之也。今吐番、南蛮略我郊甸，解鞍缓带至于旬日，目悦燕赵之色，口厌甘美之味，文绮佳纨，又皆如意。夫纤丽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又况黠虏已习知吾山川要害也？臣谓今朝廷不怖金人以兵，则背胁痈疽之患成，殆恐其来不已，唐室之患且复见于今日。此臣以为二不便者，此也。今议者但以庆历之初仁宗与虏通好，自后契丹不敢拥兵窥中原，当慎首初，以遏边萌之祸，且示大信于边人。臣谓渭水之盟，杜如晦实败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质，普赞背叛。夫如晦、晟非晓术数者也，然而遇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诚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谓北虏所以不败庆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结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来，朝廷方举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环，无一州无兵者。当此时，契丹何由而跳梁边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骄子，不敢触其意，彼虽冥顽，何以启其衅？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犹盛强，迁延寖息抵于今日，睹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国士马之丰耗，臣谓北虏败仁宗之盟也已在于数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锐抗戈，以觇候风云乎？能保其不敚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则明誓于北虏果何有哉！此臣所以为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圣人能之。伏愿陛下顺天人之心，发英伟之志，因丑虏之暴，出汤武之师，伺其过河交地之际，不固执前盟，先发其衅，示以必战。天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为子孙无穷之基。凡今缙绅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厌于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来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治安，未尝练卒蒐骑，又庙堂之上，卒未有应变之臣，是势未可以战」。臣独以为不然。臣闻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顾人君所用如何尔。昔艺祖好武功，则勇猛之士出而为用兵；太宗好奇谋，则计画之士出而为之虑。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无人？少濡沐之，将见朝廷之上，不独李纲、种师道辈可称述也。虽然，今将相如李纲、种师道，臣知二臣亦可以办一时事，何则？纲之忠义有馀而可以事君，师道之谋略有馀而不至于误国。又况辅之以吴敏之鍊达，耿南仲之老成，将欲建功，何有不济？臣多见讲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閒之馀，淹贯古今，岂不知其利害邪？且夷狄虽与中国相为盛衰，然自古以来，控御之术不一而足，当其悖慢太甚，曷尝不与之战？今日但以石晋为戒，不敢与争锋，不知石晋时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德既不足以怀徕，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举而覆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资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图，指挥顾盼，行有馀力，岂可与区区之列国同所虑乎？臣诚不佞，虽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无以过人，遂取古人书闭门熟读，月延岁累，颇识古今治乱，自谓论世事，顾贾谊、马周不足多。伏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宽大之声、勤俭之政已著闻于天下，感激垂涕，愿尽死力。然而区区之愚，尚有望于陛下者，但愿陛下临时听政，更少济以英断明决，助成圣德，使巍巍之功业，上拟商宗、周宣。臣谓百蛮且不足平，况蕞尔金人而足以轸圣虑也？狂瞽不识朝廷忌讳，罪当万死。

臣顷任记注，立侍经幄，窃观陛下亲御翰墨，书周公《无逸》一篇，置之座隅。圣心忧勤图治，濡毫洒牍，不忘警戒。臣退而取《无逸》篇诵读研究，至再至三。虽圣言宏深，未易窥测。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辄以浅陋之学，分章训释。古今相去已数千年，至于人心未尝有异。臣所以本原古训，贯以时事，谈经尚论，而无益于今，则腐儒而已。恭惟陛下圣学缉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辈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贱微，求裕覆载，荧爝之照，呈辉大明，僭易伏诛，诚无所逭。一言有补，臣不虚生。臣无任纳忠陨越之至。谨上。

周公作《无逸》。

臣窃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恶勤劳。故虽圣贤，必以勤劳自勉，而以安逸为戒。自昔帝王勤则治而兴，逸则乱而亡。人臣之忠爱其君，闻劝其勤者有矣，未有劝其逸者也。是故罔游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称禹也。无教逸欲，皋陶所陈之谟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无时豫怠，伊尹训太甲也；不惟逸豫，傅说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赋《泂酌》也。有众率怠，成汤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异于此哉！创业之君，起于艰难，生于忧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后，无险阻之尝，居于镐京，则不知大会孟津之劳也。左右虎贲，则不知秉旄仗钺之勚也。听小人之流言，则不知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忧，莫加于此矣，故作《无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诚信而力行之，卒为贤君。至于刑措不用，兵革不试，所谓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周公之有功于王大矣。宜后世明君以为永鉴也。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

臣谓呜呼者，叹美之言也。君子者，圣贤之通称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谨于礼，孔子称之曰「此六君子者」，则圣人亦可谓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称之曰「君子哉若人」，则贤人亦可谓之君子也。所者，犹居处也。君子之安处其身者，惟无逸乎！无逸疑于劳动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为甚安也。好逸疑于閒暇而无忧，然德毁而乱萌，乃所以为甚忧也。故无逸者，图逸之本也。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臣闻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盖生人之功无大于稼穑，四民之劳莫勤于农夫。古之圣帝明王皆以此为最重之事，有国家者大则祭祀宾客，小则匪颁好用，常则百官有司，变则军旅馈饷，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一本于农而已。雪霜之辰为来岁之计，则皲瘃而寒耕，炎歊之候为收成之虑，则暴炙而暑耕。其播种也，假贷于人，以为之本而不敢饱也。其收成也，倍称输息，以偿其负，而不敢有也。豪强者兼并之，有司者重敛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变，桴鼓盗贼之虞，徭役屯戍之烦，异端游手之食，不可胜计，岂特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艰难如此，为民父母者必尽知之，则思有以厚其生，节其力，平其税敛，去其蟊贼，慎择为其上者，以拊绥之，使皆安于田里，乐于耕稼。不至于弃袯襫，掉耒耜，窜身于军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诡名影占以规免赋役，或出离乡井以荒閒土地，反为良农之害也。然后邦本牢固，民心不摇，财用有馀，兵师足食，而人君可以安逸而无忧。盖能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矣，木无土则枯矣，人主之依农亦犹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臣闻：相，视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穑，既致温厚，其子享已成之产，谓固然也。华衣美食，轻费妄用，一无所爱，岂知父母积累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则又戏谚诞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穷窭寒陋，何所闻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贫，既得天下，命以微时所用农器藏之，以示子孙。至太祖见之，乃有惭色，逸、谚、诞、侮之流也。至于今闾巷不令之子弟毁其先业者皆如此，是何异于言昔之人无闻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观之，岂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视之，使成王无周公，其不至于诞侮者，几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过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当言，以为之譬喻，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则谓周公诞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

臣谓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无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谷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罚。太戊恐惧，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过自新，遂能弭灾变，致太平。故《书》曰「在太戊时，格于上帝」，此严恭寅畏天命之实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浊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万民之众，好恶不齐，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难乎」？臣曰：人之性善，虽千万人犹一人也。人君据可为之地，有可行之势。好正直，则下以谄谀为戒矣；好诚悫，则下以欺诈为惧矣。其化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人之常情，约以法度之事则以为厉己，格以法度之言则以为谤己。日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见百姓之不从也，则曰民顽难化而不自责，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独见自度之方，必无治民之效矣。太戊能自度，犹未敢以为足也。又复祗肃恐惧，不敢荒怠安宁，然后可以终自度治民之道，其检身如此。呜呼美哉！上而奉天则严恭寅畏，下而治民则自度祗惧，不敢荒宁，其心必不放纵，其身必不怠惰，何暇为淫佚败度之事乎？其享国久长，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闻天人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之远，人能动天，世多疑之，然古之圣人记消异之途，不可诬也。大雷电以风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谗言，亲逆周公而风不为灾。旱既太甚，宣王畏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而旱不为虐。此《诗》《书》之格言也。鲁隐公八年三月，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隐公不戒而兆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韩原之获。鲁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执。此孔子之明训也。盖通天下一气耳，大而为天地，细而为昆虫，明而为日月，幽而为鬼神，皆囿乎一气，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杀一孝妇，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旱。烹一虐吏，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雨。必深考其故，则知天不可忽，而古人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明矣。以实者诚心畏惧，改过从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语，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则其气不专，故无感应之验。诚心畏惧，则其气与天地合，与神明通，未有不应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宁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祸为如何？崇宁二年彗星出，其长竟天；宣和元年，一日无故大水至京城。皆大变异，不闻消弭之方，其祸为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东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见者震惧。犹耿南仲以为敌国将灭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祸为如何？天不可诬也。顷在维扬，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敌骑饮江。及次钱塘，白虹贯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庐倡乱。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蚀，廷臣不以告，而六飞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为考焉，陛下当时有消弭之道，决不至此矣。至绍兴二年八月，奸臣擅朝，斥逐贤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考其日辰，乃在谴逐党魁之后，一时群小自以能欺惑宸听，矫诬上天，以为除旧布新之象，显然载于赦令，谓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火，三省六曹宪台谏院一切煨烬。冬雷木冰，地震海溢，积阴四十馀日之异，杂然并见。其时朋党已尽逐，则灾祥决不为党人而见也。乃去年九月贼豫称兵，径欲犯跸，人理所无，天下之大变也。然后知星火雷震之类，天所以告耳。上赖陛下肃将天威，声罪致讨，明君臣之义，以扶三纲，戎辂亲行，师旅用命，逐却敌人，不然其祸可胜言耶？以往时天变如彼，廷臣为退避之计，终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变如此，陛下决进战之谋，转灾为福，易于反掌，则天人之际，其果相远乎？臣于此有私忧过计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敌骑将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阳亏光，不尽如钩，几于暝晦，敌已折北，此象何为而见耶？其时虽下诏音，共图应天之实，而未见施为之事，民心不信，盖陛下避殿减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闻举行，又况其他乎？乃仲春之月，雷电震耀，继以雨雹，连日大雪，甲拆尽摧。季春已来，及此仲夏，常阴多雨，气候正寒，皆阳微阴盛，小人道长，敌国凭陵之象。无远虑不知爱君者，以为日食乃豫贼败走之应也，寒雨乃三吴梅润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灾而惧之意不及于太戊畏天之实，臣窃忧之。臣闻日月星辰，虽度数有常，雷电雨雪，虽阴阳为沴，然休咎著应，则皆人为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而陛下睿哲尤当加意而图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臣闻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间，与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穑艰难，故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盖田野细民耳，非奸邪庸佞憸小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丧宅忧，幽默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虚心倾耳以听之。及其免丧，犹弗言也。群臣请焉，曰：「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矣」。高宗于是作书诰四方，举傅说于版筑之间，用以为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贤臣，置左右，兴时雍之治也。得贤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犹且不敢荒宁，而勤于莅政，故傅说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维艰」。高宗曰：「尔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其后」。虽有飞雉升鼎之异，高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应之。嘉靖殷邦，小大无怨，降年有永，享国久长，非不忘艰难，戒于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无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违道以干之。考傅说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则官爵车服，岂可轻以与人而求其悦哉？若夺私昵之官以与能，取恶德之爵以与贤，私昵恶德之人，独无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盖惜名器，慎赏赐，与所当与，天下悦之，不与所不当与。彼自其分当然，又何怨之敢兴哉！嘉靖之要无过此矣。苟为不然，则人思苟得，废法毁令，纷然求于分外，以干其上，与此则彼怨，与彼则此怨，不嘉而恶，不靖而竞，虽区区不自暇逸，亦无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臣闻祖甲即汤孙太甲也。夫与细民同处，可以知艰难耳。非天质甚贤，未有不沦于污下之习者。太甲之质，中人而已。不义惟王，为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艾，复归于亳。起而即位，其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状则尽知之矣。伊尹训之曰「无时豫怠」，太甲听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民安乐之，天眷顾之，而降年有永，享国久长也。夫鳏寡之人众所易陵也，惟圣人加意焉。故帝尧则不虐无告，武王则不虐茕独，成汤则子惠困穷，文王则政先四者。盖天道至大，未尝择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当使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又况众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势，畏高明，贫者日贫，富者日富，使强陵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动和气，水旱盗贼由是而作，则大乱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尝观民庶之家，其辛勤创业者大率皆黄发鲐背，既寿且康。至其子孙一传再传之后，肤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欲放恣，年命不永。岂天使之然哉，逸与不逸之所致耳，况于人君乎？晋悼公、汉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体之奉早矣，亦无能寿考？况于求为逸乐之主乎？或谓汉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欲，而享年甚久，则周公之言有时而不可信也。臣曰：冶葛酖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岂可遂以冶葛酖酒为可食哉？若汉世宗、唐明皇，盖千万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赀之身而试之，非愚则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寿，古之圣人无不寿者，臣子之愿乎君父，莫加于此矣。而周公独以无逸为致寿之法者，盖人君伐生残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游观，曰田猎。此五者，皆生于逸，逸则不知戒惧，无所用其心。于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则心移志易，气耗而形敝，不得尽其天年必矣。后世人主目视极色，耳听极声，口嗜极味，撞钟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说，鏖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汉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药而没者三帝，其亦不讲无逸之过欤？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闻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为能无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兴隆而无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无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义理是从，则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师保，必畏谏诤，必畏谤讟，必畏祸乱。凡可以致治者，无不慕也。凡可以致乱者，无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与，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当畏有不当畏者。如前所陈，当畏者也，虽圣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仇敌，则当修明政刑，以禳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监，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猃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谓文王大圣人也。不以美衣服为心，其心在于安民重农事耳。组丽文绣之饰，人心所同欲，儿女子之所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犹不足与议，况为天下国家而好洁其衣服，必无远大之虑矣。古人发《蜉蝣》之刺，为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农事也。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臣谓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犹《书》称文武曰「聪明齐圣」，《语》称夫子曰「温良恭俭让」之类也。人君执刚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为难；尊无与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为难。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柔，非强柔也。美于谦恭，非强恭也。其德气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也。鲜，乏少者也。鳏，无妻者也。寡，无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赐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妇之类，非补有馀，损不足也。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亏盈而益谦；君之道当抑兼并，扶贫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为与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恶为予夺也。昔者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孔子之言，岂特为子华发哉，盖圣人用财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禄之人，而又分之以货宝，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纪极，则继富矣。而匹夫匹妇至于饥寒冻馁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为，而况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臣谓人过时而不食，则饥寒之患立至。文王独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犹不暇食哉？盖其心以天下为一家，以百姓为一体，言有不便于民，事有不益于治者，切心思虑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悦无有怨怒为事，诚有时而不暇食耳，非虚言也。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大圣人忧世犹若是，况不及圣人者，当如何哉！虽然，勤有二道，于所当勤而勤之，则事立而功倍；于所不当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劳体肤而无益也。秦始皇衡石程书，隋文帝卫士传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乱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绝，盖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盖讥其勤劳于事，而不知为政也。政与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识政事之异，亲政而不亲事，则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谓惟正之供者，赋税之常也。所入有定数，则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费，必将不给，而加赋横敛之政出矣。游田者，一时之逸乐也。以一时之逸乐，使斯民困于供亿，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盘于游田，其自克如此。呜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臣闻文王年四十七，赐斧钺，得专征伐，为西方诸侯之长。虽身不有天下，而后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则自为西伯时实受天命矣。文王享寿九十有七年，享国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谓举全数也。四十七年之前为诸侯，四十七年之后为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权重矣，其势崇矣，其富贵将极矣。而文王自奉未尝加于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盘游田，以伐其生，荡其志，克绥期颐之寿，非德胜其气，性化其欲，不为权势富贵所变，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圣欤。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臣谓嗣王者，指成王也。则者，法也。淫者，过也。文王于观、逸、游、田，不敢有所过为，成王者当法其不过于观、逸、游、田也。何谓观？如鲁隐公观鱼于棠，庄公观社于齐，齐景公观于转附朝舞之类。臧孙所谓不轨不物，曹刿所谓后嗣何观，而晏子所谓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则观之过也。何谓逸？如鲁文公三不会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视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缓而怠于练祭，太室屋坏而怠于宗庙，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忧旱。鲁国失政自文公始，则逸之过也。何谓游？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秦始皇、隋炀帝作离宫别馆，不知其数千乘万骑，极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国，则观之过也。何谓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为羿所夺。羿又不监，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为浞所杀。汉武帝微行出猎，夜过柏谷，渴而求浆，为主人所辱，则田之过也。故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则必轻费妄用，万民正供之常赋不足以给之，而重敛于民。民力穷困，弱者死沟壑，壮者为盗贼，莫与守其国家，而欲与之偕亡矣。其初特欲为快乐耳，其终至此。此圣人所以长虑却顾，而戒之于其渐也。

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

臣谓无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为今日之乐，后日不为也。今日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后日欲不为，得乎？若曰姑为今日之乐耳，则是逸意已萌，民心不从，天意不顺，下得罪于民，上得罪于天，如此之人，大有过咎也。若，顺也。丕，大也。民以力事其上，艰难孰甚焉，而我以耽乐临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训之谓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无以加之。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宪天聪明，庶乎其能则之也。苟耽乐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顾乎？《书》曰：「纣自息乃逸，天罔爱于殷」。非天攸若之谓也。天所不顺，民所不从，人君之过咎，无大于此矣。凡此皆以情欲自恕，谓一日耽乐，不足为害者也。人情犹水耳，堤防谨固，则水不得泄，一有蚁穴之漏，则千丈之堤，百尺之防，亦将溃矣。礼法严备，则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将废矣。故臣窃谓无逸之君，未有不谨于礼者。能克己复礼，逸何从生乎？

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臣谓纣之无道，后世言恶者必稽焉。周公方称文王之圣，又及商纣之恶，无乃不类乎？盖人心无常也。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罔念则狂，克念则圣。使成王听周公之训，则有及于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训，则有同于商纣之道。盖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齐小白用管仲，则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竖刁、易牙，则身死在殡，四邻谋动其国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则海内晏然，几致刑措；用李林甫、杨国忠，则失国播迁，出咸阳四十里而无食。是故明主兢兢忧畏，必近君子，必远小人，不讳乱亡，不恶逆耳。虽比己为丹朱，如禹之于舜，方己以商纣，如周公之于成王，亦所乐闻而喜听，铭心而永戒。是以不至于乱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诰，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

臣谓古之人者，周公称往昔圣贤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诰训以事，而相启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诲以道，而相成就。君有过举，臣则正之而无隐；臣有未尽，君则求之而不蔽。各务展尽，不事形迹。谗言不入，谮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达，小民所以不敢相与诪张为幻，以诳惑其上也。诪张，诳也。幻，惑也。凡奸憸之人欲诳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恶之偏而入其说，贪则诱之以货财，怯则导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则变乱邪正以遂其私，赏罚不当则诬罔功罪以坏其政。自旁人观之，犹幻师施迷人之术，颠倒反易，乱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觉，乃以为诚然，是可叹也。憸奸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为所惑，则莫如受忠良之训告，求吉士之保惠，师贤哲之教诲，奸憸远屏，诳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臣谓正刑者，正法也。《诗》称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告之训典，以遗后嗣，保其国家，所谓正法也。后嗣之贤者，则监于成宪，后臣之贤者则谨守前规。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谤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孙，不知前人之艰难，不知小人之依恃，不听训诰保惠教诲之言，于是奸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训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变也。时既不同，事与时并，有损有益，同归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于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无不更改，违道咈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骚动，民不得安，怨之敢兴，入于大乱而莫可救止矣。原其所以，皆出于人主自圣，轻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训诰，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贤哲以胥教诲，而奸憸之人诪张为幻故耳。往在熙宁，欲大有为，王安石诪张新法之说而为幻。往在崇观，欲承考志，蔡京诪张绍述之说而为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诪张享上之说而为幻。往在靖康，欲好边疆，耿南仲诪张讲和之说而为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驯致祸衅，涂炭生民，家国两亡，岂不痛哉！方奸憸在位之时，与其徒党唱和响应，欺罔其君，以窃富贵，而志士仁人观之于隐微侧陋之中，与世俗幻师以术诳惑迷人而取其金钱见笑于旁观者，无以异也。前车已覆，后车当戒，臣敢因是有献焉。臣闻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来，至于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则为正心，行之则为正道，言之则为正论，尽之则为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谓之正法也。何谓正？天尊地卑，君臣之义不可易也。比年以来，缙绅大夫忘君臣之义，诪张为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骇惧。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变也。从之者则诪张为幻，谓能存宗庙，活百姓矣。苗刘握兵，谋为篡逆，天下大变也。助之者则诪张为幻，请录用其党，使言者勿论矣。豫贼挟敌窃污京邑，天下大变也。许之者则诪张为幻，欲通书问，讲邻好，受禦馈，以免其讨矣。稽之古训，无有是事，特出于庸人懦夫偷生苟活，为持禄保位之计，灭三纲，毁五常而不顾，变乱先王之正法，岂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训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贤哲相教诲，爱日惜时，不自暇逸，则所言所行无非正法，而诪张为幻者犹雪见晛，亦何所施其说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炽甚，非国家之福也。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臣谓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禀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则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盖尝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矣。所以动心忍性，兢兢业业，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开，情伪尽知。天下之理，无不昭晰。彼诪张为幻者莫得投其隙，盖无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犹鉴之不拭，尘愈集之；犹井之弗汲，泥愈汩之，则昏然而已矣。傅说告高宗当念终始，常主于学，惟学可以顺志于理，能务时敏速而不怠，则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圣贤之格言，人主所当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

臣谓自常情观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毁詈君父，罪不容于死。此周厉王所以设监谤之官，秦始皇所以设偶语之禁，或至于诛腹非，戮反唇，无所不至也。古之圣人所见广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开辟言路，使无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达。故曰：「士传言，庶人谤，商旅议于市，工执艺以谏」。夫惟如此，是以身无择行，朝无秕政，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称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责己而不责人之甚也。责己而不责人，信美矣，则将何以验之？必曰：「朕之过失诚若是也」。心既乐闻之，其形于辞色者，一无忿疾之可见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后人知其君纳谏受言，虽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于至诚而非矫饰，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祖宗无不虚怀从善，勉于改过，所言言路未尝芜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摈远老成，汲引轻薄，风俗大坏。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讟父兄，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戎马在郊，烟尘暗阙，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犹人之一身，言路犹关膈也。关膈通则血气流行而身体通，言路通，则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沦浃乎三纪之外，至今遗风馀俗未消殄也。欲变革之，在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以后世观之，刘安欲叛汉，独畏一汲黯而不敢发。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辈，正色立朝，昌言无隐，小人必退听，奸宄必息心，岂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变危为安，易乱为治矣，又况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臣谓人君信诪张，疾怨詈，是不以尧舜自待，而以周厉王、秦始皇为可法也。小人善于诳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为小心。苟入其说，则必以万乘之重而计较曲直于匹夫之口，不从长思念其为君之道，其心褊隘，记过不忘，罚无罪，杀无辜，天下之怨举集之矣。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恐其渐及于己也」。贤人君子，众心之所与也。小人欲肆其奸，必忌君子。君子无罪可指，则必反指为小人，匿言潜谮，以中伤之。或以为退有后言，或以为卖直归怨，或以为取名于外，或以为朋比欺君。其术虽多，大要不出此数者。人主一怒，小则谪罚，大则诛杀，不知其实，则无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炀帝尝谓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谏」。臣下知之，恣为诪张，以忧国者为怨，以忠言者为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宠，至于大难忽作，两臣终得自全，而炀帝独尸其祸，则以众怨所丛，不怨言者而怨听者故也。或曰：「罚一无罪，杀一无辜，何遽至此」？臣应之曰：自秦皇、隋炀观之，所杀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观之，则以杀一童子而灭其社稷，自商纣观之，则以杀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则系杀罚之当否耳，岂在多寡乎？周公戒王无逸而及此，则以心昏志蔽，谗邪得入者皆生于好逸求安，不知警惧，浸淫及乱而罔觉也。是以反复言之，验于成王躬致太平，则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诬已。

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伏读四月八日赦书，首称遵用嘉祐条法，远方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期于相公也。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置宽恤司，诏均田税，募耕唐邓废田，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籍户绝田租，置广惠仓，出百万缗，赐诸路常平为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罢提点刑狱，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于其任。凡此数端，事方经始，必博采众谋，详究利害，立为条约，委曲周尽，故议成而举朝不异，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见。至于军政修明，戎行辑睦，六军耸听而骄惰革，边方震慑而暴横消，则其政事本于爱民，审谋能断之明验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则与嘉祐本于爱民之意异矣。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其与嘉祐审谋能断亦异矣。夫审谋而不断，罔克有成，断果而不藏，必贻后悔。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专务爱民。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置司讨论，参稽众谋，穷极利病而后罢行，则政事可立，民心可安，军旅可强，雠耻可雪，宗社可宁矣」。朝廷遣使诣公所居，诏州郡以礼敦遣。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伫」。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春秋》大略贵前定，是故拨乱兴衰者，其君臣合谋，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齐，狐偃辅晋，乐毅复燕，子房兴汉，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画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圣主忧勤愿治于上，大臣因循习乱于下，国制抢攘，漫无定论，玩岁愒日，寖失事几。于今五年，已极纷扰。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至于极而不变，则危者遂倾，乱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溃散，犹可更张，虽事几已失，无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复存，乱可复治，无倾亡之患必矣。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纲纪重事责归宰相，盖位隆则所任者大。上则启沃人主，经理朝纲，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兴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继日，犹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顷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议，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而事不分决于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实，并与不并，无以异也。宜及时建白，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各辟其属，久于其任，责以事功，而宰执不复亲细务，庶几奸蠹消除，渐可为矣。《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犹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以用兵侵伐为戒，独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见圣人之情矣。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则天理必灭，贼虐无辜，视而不救，则人道必沦。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眚俱肆，《春秋》讥之。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终复失邦，措身无所。比岁盗贼毒遍诸方，皆奸恶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饥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谋国者尽用招安，不吝浓赏，遂使军民倾心健羡，远近纵横，莫之能止。宜及时建白，乘破李成、马进之锋，尽扫三楚绿林之聚，诛魁首，散胁从，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春秋》贵守土疆，耻于丧地，戒于失险。昔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而俭于百里，虽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于王朝。方伯虽得专伐，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昨建分镇，举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轻以授人。若此类可疑一也。废置僚属，事无待报，二也。足食足兵，专征阃外，三也。舍建康，栖东越，而以湖北为分镇，四也。诏令已行，诚难反汗，然有应机，无害于信者。宜申述前诏，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如李成、马进之比，则当不拘常制，或无故举兵，自相吞噬，必以擅兴坐之。又别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当仍旧制，亦无失信之嫌。宜及时建白，保固形势，倚为基本，庶几有恢复之期矣。《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贱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百司庶务决自天台，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诸方守将并假便宜。夫以便宜从事，本为出师，临机奏报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诸路后来并不遵禀，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赋，编营师臣，执杀郡守；或以节制为名，而擅兵外境，专斩命官，直转资秩，移易守将。或未被受指挥，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罢堂除监郡，自辟别路正官。凌蔑朝廷，于斯为甚。宜及时建白，收敛权柄，以弭分裂之形，严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势，而后大经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恶以邪人塞言路，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监司者外台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弹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纲沦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则朝廷纪纲无所凭矣。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纠察，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惠泽壅而不宣，教条废而不守，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宜及时建白，精选监司，刺举郡守，精选郡守，刺举县令；明诏台谏官，使论奏大事无入小言，则纲纪可肃，视听可用，赋敛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以赏功罚罪为先。昨者屡降诏书，专理军旅于行事，窃有所疑。伪楚篡逆之臣也，许录其亲属；金人不释怨之雠也，而遣使请和，其于三纲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群盗啸聚，焚烧仓库，靡有孑遗，波汉之阳，外薄五岭，急征横敛，不务劝农，其于民事有未急也。误朝迷国之人，与尽忠死节之士，恤终赠典，略无差等，是赏未足以劝忠也。或擅兴专杀，或罔上奏功，罪状明白，典宪不申，是罚未足以惩恶也。然则，何谓理戎旅乎？本则不正，治于末流，虽力扼虎，气盖世，必无成功。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此杨邠、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可不戒乎？宜及时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诚服，则盗贼可弭，边土可拓矣。《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寓戎田猎，以乾豆为先，战而必胜，其有以乎？顷者南狩，神主豫选洪、虔，馆御荐享未肃，奉常有请，顾谓迁移穷僻，为已试之效，至乞更择五岭之西，迎奉前去者。时方涣散，格庙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属，而献议若此，如礼乐何？宜及时建白，尊崇礼祀，严致孝享，则人知所从来，而天下服矣。《春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而以亲贤为急。圣主屡诏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优加宠奖，诚以昨者皇族北徙，枝叶已疏，必施茂恩以滋根干。宜及时建白，上稽帝尧明峻德、睦九族之义，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下扫六朝孤立之弊，则王室益强，国势磐固矣。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论废格，献言者以乱制为能，不期于定制；从政者以扰民为事，不务于安民；用人者以办事为才，不求于晓事；望治者以速成为策，不冀于美成。取快目前，积成后患，至于纲纪大坏，宗庙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积习成风，至今未殄。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乱之俗，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然犹内历华途，外典方面，间有废黜，寻复宠升，毁誉不核其真，赏罚不当功罪，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定计论》曰：「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师帅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况立国而不定乎？夫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后悔何及？人主广览兼听，不可自专，宰相择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赐咨询，佥定国论，谋所以前定者」。《建都论》曰：「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安于其所不可动也。陛下驻跸金陵，本以旧邸，号称建康，降诏为受命之符，传播天下，则可都者一也。自刘先主、吴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王者之宅，则可都者二也。北据大江，外阻长淮，隔绝奔冲，难于超越，则可都者三也。有三吴为东门，有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则可都者四也。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道里适等，则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国势一统，不可数分，国都一定，不可数动，与北人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宫室市朝者异矣。今宜还都建康，环诸路而中持衡，则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设险论》曰：「按《春秋》书晋师伐虢，灭下阳。下阳者，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圣人特书，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蜀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汉衰，刘表收之，坐谈西北；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公用之，威振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为分镇，失险甚矣。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先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今割以与人，使跨长江，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臣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然后地形险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又曰：「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乃曰『此守国末务，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弼尝济广陵矣，曹彬尝渡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皆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邾城，今黄冈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若委任得人，则不特可保江左而已」。《制国论》曰：「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土地所宜，然后可与谋。荆州在江汉沮漳之间，水陆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北为分镇，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财得自理，官得自命，即与战国诸侯无异，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张，独仍旧制，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鄂渚隶江西，则地理连属，形利势便矣」。又曰：「变更旧制，不稽今古，则事不可行。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徒困两路之民耳。今既复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制帅司于荆南，一便也。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岁费二十七万。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砦，三便也。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应副，费亦不赀。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四者仍旧，创添窠阙，悉从除削，省并官吏，裁损文书。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事，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又曰：「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置于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则东南之势全，恢复之基立矣。今安抚大使古州伯也，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南，兵马出于西北，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以殿南服。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成矣」。《恤民论》曰：「保国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择令，三曰轻赋，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竟为敌国所误，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与成汤为童子报雠，不亦异乎？今刘忠残党蹂数郡，曹成反复劫帅臣，理无可赦。宜早加殄灭，肃清江湖，然后精择县令，一意抚绥，则民心安，邦本固矣。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籍中外尝为台省寺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绩，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廪饩。凡军马驻本县者，并听节制；其经由者悉从阶级，以免将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上县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为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心有系。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绪者就行旌赏，未有伦者严加程督。如此则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以近事验之，京东、西路岁入凡一千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穷竭民力。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尅，然后国用足，则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所入，不归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其外岂无遗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曲引、盐引、茶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足，亦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所入，不归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不诬也。今封境日蹙，赋敛日重，百姓日贫，田莱日荒，更临之以贪吏，困之以弊法，是为敌国驱民也。愿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源，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则民心安，邦本固矣。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皆自小人始，为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祖宗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盐法论之，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耳。陛下宜鉴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变法以来，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缗，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常倍此数，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钱仍旧，而盐息不复有矣，乃至以曲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来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用，而盐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何自而出，岂得不取于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则他处可知矣。今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其利至厚，谓宜遍下诸路，一一检会，凡若此类，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极矣，略以道州言之。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于税户，其害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阳言之，酒课岁约二万馀缗，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糯贵于粳价几一倍，其他固未论，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尝下诸路会计，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固当断以必行，令凡系官监酒务，许百姓买扑，入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收官务年费米麦等，专以赡军，兼济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旧系两员者，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监当旧系一员者，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其馀荒残州县，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旧员一一填足，又多不应差注之人，其为民害，不异寇贼。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愿亟行并省，以建武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廪禄养之，亦无失职之叹，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立政论》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而后政可立。选择忠贤以为辅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职也。荐进人才，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相职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杜为相矣，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频有选任，可谓得人主之职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词决讼，弊精神于簿书，而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未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大事，不复资白，则中书之务简矣。然后专责宰相，以慎简六曹长贰、诸路帅守部使者，及上县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闻也」。又曰：「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齐、鲁、陈、郑同会以成其恶，受赂而归，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策，以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昨者张邦昌挟女真，僭名号，援契丹立晋为例，分遣使人布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何异？陛下特施宽典，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及敌骑南骛，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误国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又何诛焉』者也？于是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有今将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无所忌惮。故比日群盗所在焚劫，或有官吏乐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愿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为表章、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肆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至沦胥，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覈实论》曰：「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而功罪是非，以毁誉为本者也，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祐。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脩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辈广引奸邪，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谏官郑瑴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劝之，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言官马伸击潜善、伯彦措置乖方，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当时乃罢黜之，又置诸危地残贼之。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隆厚，伸虽有诏命，不闻来期。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也；奖忠良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也。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则按是非，明赏罚，使天下知所惩劝，亦何远之有」？《尚志论》曰：「帝王应时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则无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责难，劝渊圣笃于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结盟，此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以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荣，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国。夫志则不立，急于事为，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发愤，欲殄寇雠，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所以深惩既往，刻厉将来者，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愿坚持此志，无复变迁，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然后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正心论》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将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外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养气论》曰：「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真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纣师如林，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故周胜。项羽威震天下，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则楚曲而汉直，故汉胜。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金人称兵，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比年以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登用谠言，令问四达，可谓直矣。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慑奔走，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失可得指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对敌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宏度论》曰：「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此治怒不迁之法也。忍者，隐忍不发之称。迁者，自此迁彼之谓。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己于厄，可谓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斩以徇，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陛下圣度虚明，天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佞，亦当不以私怒疏远正直。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蔽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赏而必当，是谓天命；罚而必当，是谓天讨。施之一人，而千万人悦以畏矣」。《宽隐论》曰：「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乃能驾驭人才，表正风俗。故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主，而不行于严光、周党。惟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然不能行于吴汉。是何也？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可屈。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陛下屡下诏书，详延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即肆谗谤，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虽陛下宽容，不从其说，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殄歼强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若听其所守，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刚克伸于四裔而威愈震，可谓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制之。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详，此其大略也。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复除给事中。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鉴纲目》，观其自序有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监戒昭，万目毕张而几微著」。则知先正致力是书者，其有补于世教，甚不浅也。又曰：「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条例于篇端，以俟后之君子」。则知先正注意是书，其有望于后人发挥而讲明之者，亦甚不浅也。且夫先正书法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则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类，义固可见；若其变例，则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笔书之。如张良在秦，而书曰「韩人」；陶潜在宋，而书曰「晋处士」；扬雄在汉，而书曰「莽大夫」；吕后在一统之时，而以分注纪其年；武氏改号光宅，而止书中宗嗣圣之类，是皆变文见意者也。至于其间微词奥义，又有不可得而遍举。如陶侃以藩镇入击贼，而必书温峤以陶侃讨峻；褚渊以旧臣为司空，而必书于齐王道成称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书其爵；五代冯道，失节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类，殆未易察。傥徒习其句读，而不究其指归，则先正书法之义隐矣。此固鲰生所以妄意发明，有不容自已者。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僣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昔孟轲氏以孔子作《春秋》，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者异事而同功。切谓《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是乌可不讲究而发扬之哉！今兹所述，止欲发明书法指意，使之显著而已。其间亦有先儒已尝议论者，则不复述；或虽已有议论而指意不同者，则自以己意附见；又有虽当发明而先后义例相类如一者，亦不重举。求其大要，不过如是。虽未能贯通奥旨，然于其大义，亦或略见万分之一。世之君子傥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学视之，亦足以无负于先正之志矣。管见之愚如此，幸毋诮其僣。后学遂昌柘溪布衣臣尹起莘谨序。

对：仲尼屡叹管仲之功，而游于其门者，五尺童子羞称焉，曾西有所不为，孟子有所不愿。桓公由莒转战而入齐，管仲释囚拘而相之，其学焉而后臣之也，孟子至与成汤、伊尹同称。然观其始志，不过欲立功名于天下，以自尊荣其身而已。岂有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国，而陈辕涛涂之执，骄恣之迹已形，其视成汤之惭德为如何？呜呼！此功利德仁之所从分欤。唐太宗与裴寂、刘文静谋动高祖时，其志无异于桓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后，致贞观之治，而论者以为庶几三代之王。吾独于其听魏徵之言而见之。宇文士及称：「南衙群臣，面折庭争，陛下不得举手」。盖当时辅拂鲠挺之臣不独徵而已，顾独徵之言为尤详且切。取徵之言而读之，盖有富翁贵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功业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听拂逆之辞于畴昔所恶之臣。呜呼！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庶几于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盛德至仁，其学盖出于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问与魏徵之所以对者，发于奎书，形于诏旨，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亹亹，而无有穷已也？实天下万世之幸！执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诸生于旅试之场，甚大惠也。设功利德仁之疑于魏徵之辞，愚既以齐桓、管仲之事决之于前矣。至于「帝王之德之仁，岂但如匹夫见于修身齐家而已」之说，愚窃以为不然。夫所谓修身齐家者，非夫饬小廉，矜小行，以自托于乡党者然也。颜子视听言动之间，曾子容貌辞气颜色之际，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吕、周、召之功勋德业在焉。故《大学》言明明德于天下者，取必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间。愚不敏，姑诵所闻，执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臣仰惟陛下天纵圣明，宽仁尽下，凡台谏之论奏，给舍之封驳，微及一介疏远之士，虽寸长片善，陛下未尝不听而受之，无有难色。臣每与群臣窃窥陛下盛德全度，恢乎有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广大，不可尚已。若守之以诚，行之以久，使义理习熟，是非著明，不为邪说所转移，则三王不足多，五帝不足进矣。然臣尝观自古纳谏之君，未有如唐之太宗者。当时魏徵号为善谏，帝尝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至徵陈《十渐》，则尤加奖叹，为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君臣之际，相得深矣。及其怒也，则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及徵之亡，乃复有停旨仆碑之事。夫以太宗之明，魏徵之贤，而终不能免此，何耶？又帝尝止于木下爱之，宇文士及从而誉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而帝亦不加罪。大抵人之情，喜顺而恶逆，方其始初清明也，闻善言则喜，闻恶言则惧。凡君子忠荩之言，虽甚拂其意，然未必不蒙信用；小人阿顺之语，虽初若可喜，亦未必不加察也。及其久也，君子今日论某人，明日论某事，积其违忤之意，则终将厌之矣。若小人则善伺人主之意，阿谀顺旨，终无所违逆，故人主虽知其佞，而卒以难去。从古以来，人主皆欲治而恶乱，皆欲进君子而退小人，然卒之君子远而疏，小人近而亲，危乱之日常多，治安之日常少者，惟在乎违道而任情，喜顺而恶逆尔。《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斯言也，诚万世人主听言之法，惟陛下留神，幸甚。

昔之善攻人者，使敌不得合，虽合而有以破之，则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后为之，使久而不克，则敌将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设奇，扼要害，张形势，以破敌人之交，一举而两毙之，使声威功烈杰出乎诸将之右。此则天下后世将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议哉！昔者马燧之镇河东也，策田悦之必反，请济师以讨之。出奇制胜，奋斗无前，虽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悦于孤穷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过人者矣。然力能得悦，而不遂取之，使得婴城固守。悦不足道也，而魏为可惜。魏据河北，蔽捍诸镇，唇齿相固，牢不可破，桀骜不逊，以抗朝廷。凡师出而辄无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则诸镇不足平矣。当燧之时，所谓一致之机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间来救，王师十万，一战而北，燧殊无一谋以禦之，岂其智至此而穷耶？盖尝筹之：悦屡败之馀，气丧胆沮，众不能阵，谋不复生，旬日之间可坐而破也。滔、俊虽合兵以救，不过三万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势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以燧之才，而无养寇自资之心，顾此三盗亦何足灭哉！且当此之时，以兵隶燧者，凡四将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围危窘之悦，其势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据便地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则坚壁不战，挫其初锐之锋，别命李抱真率昭义之兵，自洺下邢，以指燕、蓟；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贝，以捣冀土。复命张孝忠、康日知厉兵秣马，以助其势。彼若能者，则反兵自救；不能则迟疑不去。二者必处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则抱真与晟冲其膺，燧又起而捣其背，腹背受敌，不败何待！若其迟疑不去，则抱真等得优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坚壁以待其自毙。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无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则悦不攻而自破矣；悦破，则三镇席捲而平矣；三镇平，则淄、青之胆破矣。命一辩士持天子之诏往谕之，彼安得不束手听命哉！夫然后分置牧宰，慰养居民，使郡县之权悉统于朝廷，则朱泚、李希烈亦无自而萌其奸矣。由此观之，燧之罪岂止于失田悦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窦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万人以围世充，身率劲兵以据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进。乃命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引而东，以动其众，乘其阵乱，纵骑夹击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东，际河之北，一旦而尽平之。此可谓善破敌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术，乃复请济师，使李怀光尽统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骄众失律，而盗且乘间起于萧墙矣。遂使李氏不见中州之大定，而诸镇世为不讨之贼。燧之罪可胜诛哉！唐史臣曰：「燧，贤者也，天下以为可责，故责之」。呜呼，吾之意其亦犹是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