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审光膺典册，进秉钧衡。裴度平淮寇之强，仲山补衮职之阙。侧闻涣号，大穆师言。恭惟平章都督仆射相公德粹圭璋，忠贯金石。洞察天人之精祲，该极古今之变通。被知遇于国家多故之时，立功名于春秋方盛之日。御六龙而返正，素推浴日之功；统万旅以折冲，茂著宣威之绩。险夷自得，出处何心。适戎辂之戒严，驰锋车而趣召。云销雾散，尽释流言；坤转乾旋，顿回异眷。复枢机之旧物，抚疆埸之全师。羽扇以挥，貔貅奋厉；灵旗所指，犬羊遁逃。坐收却敌之功，克济保邦之略。策勋行赏，延登揆路之华；委任责成，兼总戎轺之重。顾房乔之谋，必断于如晦；而曹参之位，实次于萧何。谠论嘉谋，岂特设施于南土；远抚长驾，行将恢复于中原。某也迟暮孤踪，漂流远客。杜门养疾，每迂长者之高车；捉麈纵谈，窃闻君子之馀论。以山中之弘景，识江左之夷吾。喜乐正之有为，义盖缘于好善；庆王阳之登用，志岂在于弹冠。有德进则朝廷尊，中国强则蛮夷服。伫吉甫建兴周之业，俾元亮返故园之居。愿颂之私，敷宣罔既。

句曲山之华阳，陶隐居之上馆也。陶以上馆自居，以中馆处弟子，以下馆延四方高士。累功脩德，上馆居多。是以引珠泉以炼大还，修《本草》以和名饵。设大慈于宫，而向道者心化；置灵符于井，而饮水者患愈。功成事遂，而馆名遽立于天监之时；真积力久，而华阳始建于天宝之际。惜乎尔后干戈鏖聚于中原，烈焰炽延于深谷。天后便阙，啸聚者居之；清虚东窗，兵刃则藏之。三峰鹤驭远，九转丹炉隳，垣圮神居，迹屏上方。暨至我朝，海内清肃，祥符、天圣，真风振兴。皇祐以来，乃有神隐大师道正庄慎质者，天才超颖，德操迈逸，心恬渊静，身乐清虚，侍从师资，安养斯馆。爰及政和三年，已踰六十六载，悯漏弗填，畏倾弗支，于是起役山岩，鸠工云集，征财蔽谷，挥刃摩天。昔唯茅茨，今且华之；昔唯土阶，今且华之。此记。

陶弘景自称珞琭子，盖取夫不欲如玉如石之说。方其隐居时，号为山中宰相，故著述行者尤多。命书作赋，其言愈见深妙，至于凝神通道，岂浅闻之士所能及哉！题篇直曰「珞琭子」，则谓陶弘景复何疑焉！莹师禅老能研究成文，用心亦已勤矣，警化诚不浅尔。世莫知珞琭子为谁，因以所闻而叙之。朝议大夫、前通判郴州军州事、赐紫金鱼袋楚颐养正撰。

余尝读张彦远《法书要录》，载二王书犹有四百六十馀帖。以今所存考之，十无二三，此模书不可废也。陶隐居曰郭填，萧益曰响榻。人空郭存，声散而响未阕，故踪馀韵，历历可据，慰人多矣。茧楮弱薄，一出囊笈，则没身朽壤。初因传模，后来者得窥其仿佛，与夫为去臣铸金与亡国继绝，盖有不忍之心存焉。智巧之徒，点渍穿缺，缀以印章年次，欺众人之耳目，不知而受者徒为人发笑，知而受之，又挟其欺以迷世。榜牙冠玉，袭以文锦，冒好古之名，掠人之好，己复何心哉！

昔人有云：天地间物，无非天地间用。信哉其言也！观《本草》所载，自玉石、草木、虫鱼、果蔬，以至残衣、破革，飞尘、聚垢，皆有可用以愈疾者。而神农旧经，止于三卷，药数百种而已。梁陶隐居因而倍之，唐苏恭、李绩之徒又从而广焉，其书为稍备。逮及本朝开宝、嘉祐之间，尝诏儒臣论撰，收拾采摭，至于前人之所弃，与夫有名而未用，已用而未载者，悉取而著于篇，其药之增多，遂至千有馀种，庶乎无遗也。而世之医师方家，下至田父里妪，犹时有以单方异品效见奇捷，而前书不载，世所未知者，类盖非一。故慎微因其见闻之所逮，博采而备载之，于《本草图经》之外，又得药数百种，益以诸家方书，与夫经、子、传记、佛书、道藏，凡该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于本药之左。其为书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六十馀万言，名曰《经史證类备急本草》。察其为力亦勤矣，而其书不传，世罕言焉。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邦计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镂板，以广其传，盖仁者之用心也。夫病未必能杀人，药之杀人多矣。而世之医者，不复究知根性之温凉，功用之缓急，妄意增减，用以治病，不幸而危殆者，时盖有之，兹何异操矛而刺人于衽席之上哉！傥能研思于此，因书以究其说，即图以验其物，与审方以求其效，则不待七十毒而后知药，三折臂而后知医矣。然则是书之传，其利于世也，顾不博哉！慎微姓唐，不知为何许人，传其书，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载云。大观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序。

臣辄沥愚恳，仰渎宸严，退省贱庸，甘伺朝典。窃惟自古得道升真之士，先后相承，为时宗仰，皆以扶世立教为己任。自三茅真君飞升之后，继有杨、郭、二许众真，并于句曲精修上道。天真降顾，亲受秘语，上清经教，渐降人间。逮梁、宋之际，真风淟汩，圣道不绝如带。惟陶隐居力扶宗教，以微言奥旨，发明道要，为天下后世之幸。然而三茅兄弟顷蒙朝廷褒崇，册封圣位，其馀众真，未闻有以旌异。臣愚欲望圣慈特以杨、郭、许、陶众真，并依三茅真君例，就今仙职，加崇美号。除别具诸位仙品奏闻外，如蒙俞允，乞降睿旨，下有司施行。干冒天威，取进止。宣和六年七月日，碧落郎、凝神殿校籍、同知右街道录院事、管辖江宁府玉晨观臣丁安行劄子。

《素问》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又曰：「标本已得，邪气乃服」。夫所谓标本者，一体本末之事。今病与工自非一体，何其言标本也。盖谓某病为本，则以治某病者为标，因其本而治其标，则工与病自成一家矣。且如病伤寒者以伤寒为本，则亦以治伤寒之工为标，此所谓标本已得邪气乃服也。如以伤寒为本，而以能治痹疝之工为标，则标本不相得，邪气何缘可服哉？《素问》论此，乃以得不得为言，圣哲之意可见。况病有轻重、工有高下，重病须高工，亦谓其标本相得也。扁鹊曰：「人之所患患疾多，医之所患患道少」。道少疾多，此标本之所难相得也。凡病固皆难，惟伤寒为特甚，盖人之疾痛或在皮肤、或肌肉、或骨髓、或五藏六府，著则久而不去，未有入经与经气流通者，惟伤寒之毒能入大经，与经气相搏，经气不能胜，反藉经隧恣意攻人，人为之拱手待毙。昔之所谓流注血气，生养人命之经，今化为寒温热毒毒人生命之经矣，是岂他疾之比哉？故自古以为难治之疾。方其疾作之始，日传一经，初传之际，證或难辨，用药尚疑，当是之时，其工在明；又传證之始，急于用药，犹豫则差，其工在断；一经既过，又将别传，新故相乱，其工在审。为之工者，自非六日之传照然豫判于胸中，亦未易酬对。三阴三阳之变，彼比疾风骏马，过不暂停，而欲逐其后而攻之，谬矣。况有异气间袭，变动随出，或表或里，超然若神，不可以常拘者，将何应之？故仲景曰：「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信斯言也，自非心精学博，机运无穷，未有不触途面墙倒行逆施者，此所谓贵于标本相得而后邪气乃服也。惟其最为难治，故自张长沙以来特为注意，辨析毫釐，动辄十数万言，以训后世。今医方论说复无详于伤寒者。昔云难治之病，今反为晓然易见之疾，患在常人苟且，不诵其书耳，则书之为人利，岂不溥哉！是以陶隐居称仲景之书为众方之首，孙真人叹其特有神功，良有以也。雍之仲兄字子言，尝通守夷陵、秭归二郡，幼以多疾喜方，遍访名医时尚，既见常器之、康醇道辈，遂悟医师氏之学。既久，深得于仲景之论，每叹此学大难穷尽，今则其道将绝，时为雍言之。雍初得闻仲景之书，未尽领略，渐磨日久，及老后笃好之，叹已晚矣。昔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伤寒杂病论》。雍之用心亦复为此，虽学识疏略，无高人之见，而一言一事上必有所本、中必得于心，而后敢笔之于书。尽去世俗妄论欺惑之术，常如天地父母临其上，庶几后世复有扬子云，始知雍言之不谬也。今所论次，自歧黄以及近代诸书，凡论辨、问答、證治合一千五百馀条，总五万言，分七十馀门，集成论说二十卷、方药五卷。雍闻医家有好事，或三十年而著论，或二十载而成书，其用心精专，故足以垂世。如雍行年八十，日暮途远，志在速成，安能久于斯道！是以不踰年而略举大纲，亦由前人著述已备，继踵有作，不过书札之力而已，未能免疏略牴牾也。后之君子或怜其衰晚昏谬，疏其失而正之，以成其美，此诚有望焉。嗟乎！予生不辰，上不得见张长沙、孙真人，北面抠衣而请；下不得进于庞、朱二氏之前，独抱遗书呻吟于深山穷谷之间，啜菽饮水而不厌焉者，乐在其中矣。昔孔子多能鄙事，子夏虽小道必观，圣贤尚且不废，况后人乎！幸不以猥吝见黜也。淳熙八年岁在辛丑暮春之月，河南郭雍谨叙。

陶隐居论逸少书云：吴兴以前，诸迹未至绝伦；凡好迹皆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书。又自誓墓后，益自不复为人书。则《兰亭》古今独贵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结体亦异。书家得褚庭诲所临，恨太肥；洛人张景得阙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观此轴，丰而不馀，瘠而不窘，不失笔意，端可冠冕众本也。

陶弘景年四五岁，以荻为笔，灰中草书，后遂工草隶。缘求宰不遂，脱朝服挂神武门而去。评书谓弘景师祖钟、王，采其骨气。至真草体势，反合欧、虞。此帖清高閒澹，雅有秀韵，是知欧、虞作略，得六朝韵为深。帖语似邀屈画工，故其说颇详云。

臣闻《本草》者，神农之书也，后世宗而行之，以为大典。盖悯有生之札瘥，思药石以拯济，而功莫大焉。上下数千百年，罔敢失坠。及嬴秦焚先代之典籍，而此经混于医十之书得不发，奈何！汉晋之季，文籍散失，神农传经所存者仅三卷，药止三百六十五种，致使后世不见圣人之全经，惜哉！梁陶氏隐居高尚，本神农旧经，附《名医别录》，朱墨分别，别举科条，又加注文。然而独智目思，偏方寡见，得失相半。逮唐之兴，苏恭表请修定，增益虽多，附会或紊，损益不分，寒热莫辨。洪惟皇宋隆兴，真人出宁，泽及四海，其仁如天。开宝中，命卢多逊等重定，嘉祐中诏掌禹锡等补注，陈承著立别说。大观中，唐慎微集为《證类》，谨详古今注说，诸家论议，纷纭绪乱，异同颇多。虽唐注摭陶氏乖违，而反有阙失，今注举唐注谬误，而间有未书彼是此非，互相矛盾。考禹锡补注、慎微證类，又不过备录诸家异同，亦不能断其是非。其中性寒之物，而或云治寒，性热之物，而或云治热，或补药云潟，或泻药云补。其辨冬热补泻之性，理实倒置。及物之有毒者，或云无毒，物之无毒者，而或云有毒。其辨有毒无毒之性，义亦相反。以至某药在诸方常用之验，而经注前后之未载；某药合外用与服饵之宜，而辨用的当之未当。传之既久，朱墨杂糅，不可概举，执而用之，所误至大。天下后世，何所折衷，举而正之，在于今日。恭惟圣主中兴，好生之德，寝兵措刑，固足以跻民于寿域，而俾无横夭之患矣。然且宸心轸虑，以谓《本草》之书，经注异同，治说讹谬，于是举祖宗开宝、嘉祐之故事，诏臣等俾校定，仰以见圣人仁德之至也。今敢不研精覃思，博采方术，参校诸家，别其同异。若夫物性寒热补泻、有毒无毒，或理之倒置、义之相反者，辨其指归，务从主当。形像则本旧绘，画以大纲；取识则不敢臆说，执以有据。考名方三百馀首，證舛错八千馀字。而使用之者不惑，施之者必验，可以跻上寿，可以致十全，上裨圣政之万一，下以传之于将来，岂曰小补之哉！臣等诚惶诚恐，顿首谨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上进。

雨旸晦明之候，丰穰荒歉之数，皆系于阴阳，司于人物，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者，孰能嘘吸变动、宰制役使之耶！岁己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稼将槁，遍走群望，不应，民以怨嗟。郡请通军州事李汇诣桐柏山崇道观，迎元应善利真人像入城祈祷。将至山，云气四合，风雷倏起，左右骇观。及境，雨泽沾足，遂获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间始称之，因兼前后累有灵效上之，朝命褒称「善利」。郡人欢呼，愿书其事。按载籍，真人周灵王之子，晋乔或其字也。灵王有子三十八人，晋，太子也。尝以谏疏陈川泽之说，后受飞解之道去，入缑氏山，遗言将宾帝所。《图经》云为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一方之人敬事，且有期应也。陶隐居称：「桐柏山在会稽东海，内有金庭，诚不死之福乡。方圆四十里，常有黄云覆之。木则苏玡琳碧，泉则石髓金浆，其山尽五色金也。孙兴公赋云：『天台盖山岳之神秀，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也』」。陶隐居又称：「越桐柏之金庭，吴句曲之金陵，养真之福境，成仙之灵墟」。其诗云：「三宿丽天序，二金标地灵」。《真诰》载真人往来吴越，栖宴两金，其说甚详。惟真人生能以阴阳事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说告于王，厌世上宾，邈数千载，犹能以雨旸惠泽及于民，轻举远游，拥云气，跨飞龙，出乎六合之外，而灵通妙应，肸蚃之报，一皆曲应人寰，真人之道亦传矣。予所以考详而并载，非特宠兹上贶，为一方之荣，盖欲夫为道啬精神，光德业，久而不替，可以赞化育，参天地，灵为星辰，妙为造化，而为吏为民者知幽冥之间不可欺昧。天地鬼神，鉴之在上，质之在旁，精诚之应，速于影响，善恶之报，显如黑白，如是之不可诬也，庸可以不书！绍兴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记。

绍兴戊午冬，予以言事狂瞽窜昭州，诏谕天下，有「闵兹浅虑，告尔多方，无或胥动浮言，庶成可久可大之计」之语。九年春正月，诏至江西，先兄读诏，忧惧不知所为。时里中小人幸灾者妄相传，以为某获谴死矣。五行家者流咸谓某运命应死，独安成王君道断然曰：「是五行异日当作太平宰相，言死妄也」。乃揭榜通衢，力诽众说，人皆笑其狂。先是右相秦桧、参政孙近、殿中侍御史郑刚中、谏议大夫李谊、给事中勾龙如渊，各执章引救，上稍霁威，特免昭州之徙。及是，某还自武林，合郡惊呼相贺，向言死者始大愧，谓王君术数如神。十一年秋，御史中丞罗汝楫请投某岭表以阿时宰，遂得超迁。十九年春，新兴张棣亦观望权势，乞窜某海外，棣即日持节湖北。是时王鈇经略番阳，吕愿中经略桂林，皆望风捃摭某，以为奇货，与棣相应和。于是潮守徐某劾丞相赵公鼎，潭帅刘昉阴中丞相张公浚、侍郎胡公寅，儋守李望发参政李公光，舂陵守田如鳌劾枢密王公庶，赵不弃窘枢密郑公刚中，海内风縻，争欲罗拜秦门以取宠。自朝廷至山林之士，交口吹嘘，权门如烈火，势焰可炙，而告奸罗织之狱兴矣。初某之南迁，登闻鼓院陈刚中以启送行得罪，死荒远，天下以言为讳。继而泸溪王公民瞻以诗送行，其略云：「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而安成凶人啸群不逞，讦其语以为讪，民瞻坐狱，欲穷根柢，而太守吴温彦、运使林大声、提刑李芝、赣守曾慥不究切之，洪帅沈昭远白发其事，继踵罢斥。小人轩然得志，书生举子对策献记，遂有一德大臣之谄，往往猎高科取美官，至叛经旨，以齐桓、晋文为圣笔所褒，阿附时议，滔滔者皆是也。惟王君确守前说，屹若横流之砥，可谓难矣。及是秦桧死，圣上大沛不次之恩，起逐客于岭海，向之讴歌秦氏者，消缩沮丧，于是王君之术益章。予既徙衡，道江西，王君谒予于沧江之上，酌酒大言，曰：「太平宰相出矣」。予笑曰：「自古宰相有三概：有真宰相，稷、契是也；有伴食宰相，卢怀慎之徒也；有山中宰相，陶弘景是也。真宰相则吾岂敢，若伴食则予耻为之，林栖谷隐为山中宰相，不亦善乎」？王君曰：「燕公有云：『宰相时来则为』，子何言之躗耶」？予曰：「唯唯，否否」。遂序以识。丁丑七夕前二日。

乾道庚寅九月中浣，侄孙柯抵书行在所曰：「柯不天，考一疾不起，属纩时八月二十三日也，享四十有八年。曾祖拱辰，学有根源，屡中进士举，婆娑丘园以终。祖权，有隐操。父鈇，以国学免解试礼部不中，归林泉。考幼孤，能自植立，志学攻苦。逮壮，与计偕，声震场屋。连不得志于春闱，乃于庐陵之永和镇筑室，榜曰『时中』。著书训子，号《明儒方》，凡二十有五卷，大概发明《大学》之说。又著《易筌蹄》一卷，诗集二十卷，《周官类编》五卷，《春秋类例》十五卷，《属比》五卷，《左氏类编》十卷，文集十五卷，皆藏于家。娶罗氏，主簿孝逸先生之女。男六人，柯、柲、桷、札、棣、榆。女二人，长适士人任日就，次尚幼。孙女一人。以其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吉水县中鹄乡龙塘之原。考易箦之际，意欲得老人书于石以托不腐。老人幸哀其意，而特书焉」。吾发书惊，即其日为位哭曰：哀哉季怀，痛哉季怀，而止于斯耶！复哭之以诗云：「四十馀年一梦寒，平生笃学困瓢箪。伤心一念鸟惊哭，洒泪数行风裛残。苦海要除根岂易，甘泉欲去本非难。何时得请临其穴，缘断三生指漫弹」。时秘书少监、直学士院周公子充来会，哭曰：「吾亡友也，能无一言以写予悲」！亦用我韵哭之云：「词锋激烈剑铓寒，素蕴辉光珠在箪。万里未行骐骥死，百围将半豫章残。山中宰相今谁继？地下修文古亦难。一读名章二太息，泪流何待雍门弹」？是为铭。

樵自读书螺峰以来，念无半席之旧，又无葭莩之馀，虽辱君子特达之知，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丈郎中以礼部内幅相示，不谓平生有此遇也。谨历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负寸阴者以陈也。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仲尼之道，传之者不得其传，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诗》耳。故欲传《诗》，以《诗》之难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书》。其曰「成书」者，为自旧注外，陶弘景集《名医别录》而附成之，乃为之注释，最为明白。自景祐以来，诸家补注，纷然无纪。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诸方家所言补治之功，及诸物名之书所言异名同状、同名异状之实，乃一一纂附其经文，为之注释。凡《草经》诸儒书异录，备于一家书，故曰「成书」，曰「经」。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经纬以成一岁也。弘景以为未备，乃取《名医别录》以应岁之数而两之。樵又别扩诸家，以应成岁而三之。自纂《成书》外，其隐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犹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种，曰《外类》。三书既成，乃敢传《诗》。以学者所以不识《诗》者，以大、小《序》与毛、郑为之蔽障也；不识《春秋》者，以三《传》为之蔽障也。作《原切广论》三百二十篇，以辨《诗序》之妄。然后人知自毛、郑以来，所传《诗》者皆是录传。又《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异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异同之说，各立褒贬之门户者，乃各主其文也。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异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讹误耳。乃原其所以讹误之端由，然后人知三《传》之错。观《原切广论》，虽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说；观《春秋考》，虽三尺童子亦知三《传》之妄。辨大小《序》与三《传》之妄，然后知樵所以传《诗》、《春秋》，得圣人意之由也。《诗》主在乐章而不在文义，《春秋》主在法制亦不在褒贬。岂孤寒小子欲斥先贤而为此轻薄之行哉？盖无彼二书以传其妄，则此说无由明，学者亦无由信也。自古立书垂训家，亦不讳其如此也。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奈何后之浅鲜家只务说人情物理，至于学之所不识者，反没其真。遇天文则曰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此鱼名；遇鸟兽则曰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然《尔雅》之作者，盖本当时之语耳。古以为此名，当其时又名此也。自《尔雅》之后以至今，所名者又与《尔雅》不同矣。且如《尔雅》曰「芍，凫茨，蒺藜」者，以旧名芍，今曰凫茨，今曰蒺藜，此所以晓后人也。乃若所谓「术，山蓟」、「梅，楠」，此又惑人也。古曰术，当《尔雅》之时，则曰山蓟，或其土人则曰山蓟也；古曰梅，当《尔雅》之时，则曰楠，或其土人则曰楠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谓之术，不谓之山蓟；谓之梅，不谓之楠也。今若以术为山蓟，则人必以今术为非术也；以梅为楠，则人必以今梅为非梅也。樵于是注释《尔雅》。《尔雅》往人作，是其纂经籍之所难释者而为此书，最有机综。奈何作《尔雅》之时，所名之物与今全别，况书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释者，亦不可专守云尔。故有此讹误者则正之，有缺者则补之。自补之外，或恐人不能尽识其状，故又有画图。《尔雅》之学既了然，则六经注疏皆长物也。自古笺解家，惟杜预一人为实当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备者，谓其不识名物也。如五鸠九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尔雅》为据。如四凶者，天下谓之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杜皆以理说之，穷奇以亡穷而好奇，梼杌谓顽凶无俦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见《山海经》，果有此等兽，乃知四者为恶兽之名，故时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预之识，一举不至，则有乖脱者如此，况他人乎？樵于《尔雅》之外，又为《天文志》。以自司马迁《天官书》以来，诸史各有其志，奈何历官能识星而不能为《志》，史官能为《志》而不识星，不过采诸家之说而合集之耳，实无所质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说，传记其实而图其状也。地理家缘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以来，皆非制作之手，虽有书而不能，如无也。樵为是故作《春秋地名》。虽曰《春秋地名》，其实地理之家无不该贯，最有条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县改更焉。夫人之所以为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圣贤得其用而为圣贤，愚昧失其用而为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目以接形，所别者文。学者乃能通此二歧，则无所不通矣。今世有韵书最多，学者不达声音之意；字书虽多，学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为《韵书》。每韵分宫、商、徵、角、羽，与半徵、半宫，是为七音。纵横成文，盖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变，自古文籀体而变小篆，小篆变隶，隶变楷；又三代之时，诸国不尽同，犹今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始皇混一车书，然后天下之书皆用秦体。以其体有不同，故曰辨体。学者所以不识字书义，缘不知正义与借义也。且如「主」字，本义则灯炷也，故其字象灯炷之形。以为主守之主者，借义也。盖主守之主，与灯炷之主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义则小箫也，故其字从竹，从夭；以为笑语之笑者，借音也，笑语之笑与箫笛之箫同音故也。此之为借音。借义者如恶（曷各反）恶（乌路反、）复（房六反）复（扶又反是也。）丑恶之恶，本义也，以其丑恶则可憎恶，故为憎恶之恶。报复之复，本义也，以其有反报之义，故借为复再之复。此之谓借义不借音。如风虫之风，本义也，以其虫因感吹嘘之风而生，故又借为吹嘘之风。如疋足之疋，本义也，以足有迹象，故又借为疋骑之疋。此之谓音义俱借。凡樵读书之注，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与正体同音及同义也；言「或」者，借体及借义也。其字书谓字家之学，以许慎为宗。许慎虽知文与字不同，故立以摄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机，故错说六书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机有体。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状其形，所以昭其象。机者如一二三󱕧之文是也。体者，本无所取义，但辨异其体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许慎实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统子，则为谐声；子统子，母统母，则为会意。许慎之目立四，皆母文也。如草木之类，是母文矣。以「卢」附草为「芦」，以「狄」附草为「荻」，以「卢」附木为「栌」，以「狄」附木为「梑」。卢与狄，但从草木之类而为之声音，不能自立体者，谓之子文。故五百四十之中皆无卢狄文也。此之谓谐声。凡从虫者有虫类，凡从皿者有皿类，凡从止者有止类，凡从戈者有戈类。虫、皿、止、戈，皆母文也。以「虫」合皿为「蛊」，以戈合止为「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体既敌，无所附从，故不曰谐声而曰会意也。凡此，诸书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几矣。虽百家诸子、九流异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樵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营营之业，茕茕之志，幸礼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丈之命，谨内上《本草成书》五策计二十四卷，《外类》一策五卷，《春秋传》二策十二卷，《春秋》一策十二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诗序妄》一策百二十七篇。馀书或著而未成，或成而未写。如《韵目录》一卷，《诗传》四五篇，韵、字之书极多，虽二三人，亦未易得也。景韦兄过蒙参政之知，此皆礼部馀论之及也。文字别已久，为刘守交代次，往往无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文字，已遣人去潮，想归在旦夕也。不宣（《夹漈遗稿》卷二。又见《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六。）。

诗：原阙，据鲍校本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