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庆作君子无屈论。有为文学伸于文学之说。或诘宏庆曰。子非君子欤。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问诘。然未数所以酬也。及审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诚非君子也。读孝经则思君子之行。读春秋则思君子之志。读易则思君子之性命。读诗则思君子之讽兴。读书则思君子之载言。读礼则思君子之防乱。读乐章则思君子之理心。至于非法道未尝敢言行也。夫是乡里称余。朋友佳余。于不道览（疑）伸也矣。曷来谓为屈哉。如以行之未备。志之未固。性命之未达。讽兴之未深。载言之未当。防乱之未至（阙十字）。虚举之滥彰。此乃朋友情也。非吾之咎。语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余年去三十尚二年矣。则去四十五十尚十年二十年矣。足得开其心术。实其文誉也。余又何畏哉。若以进取之道屈。则孔子至圣。终于下位。颜生至贤。竟殁于陋巷。颜孔以来。则历观书史。圣贤尚屈于进取。况圣已降乎。余于进取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况余得其反未六七年。望其进三四年。到于七十尚有四十馀年。今天下一家。主圣臣忠。又不可比披靡之周。龌龊之燕。而余生之时非为不遭也。求进为久也。前不远也。岂终于寒馁困苦于千万人之下哉。

救国贱臣前翰林院学士刘允章谨冒死上谏皇帝陛下。臣闻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错劝削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诛。商鞅除不轨之臣。而受无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守忠怀信。口不宣心。则刎颈刳肠。向阙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国策从千里而来。欲以肝脑上污天庭。欲以死尸下救黎庶。臣死之后。不见圣代清平。故留贱臣以谏明主。今短书一封。不入长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胸。放声大哭。杀身则易。谏主则难。以易死之臣。劝难谏之主。伏见陛下初登九五。颁下诸州。开直谏门。言者无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驰至阙廷者。愿陛下致升平之业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舍其过。或鞭挞市朝。囚禁园苑。深埋沟壑者。不知其数。乞食道路者。不记其名。夫输忠献策之臣。匍匐阙廷者。岂敢欺陛下乎。大臣爱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谏。忘生请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觉悟也。伏闻枢密之事要在纤人。以宰臣为度外之官。以御史为不速之任。冤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乱。自古帝王。以御史为耳目。以宰相为股肱。股肱废则不能用。耳目蔽则不能视。今陛下废股肱。蔽耳目。塞谏诤。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万方钳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万岁。说陛下不圣。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当今天下求进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贤。故使贤愚混杂。善恶同偫。真智真愚。何所分别。取之则善恶进。舍之则贤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贤入仕。今天下食禄之家。凡有八入。臣请为陛下数之。节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钱买官。二入也。诸色功优。三入也。从武入文。四入也。虚衔入仕。五入也。改伪为真。六入也。媚道求进。七入也。无功受赏。八入也。国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赂贿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臣闻自古帝王。终日劝农。犹恐其饥。终日劝桑。犹恐其寒。此辈不农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尽为将士矣。举国之人尽为僧尼矣。举国之人尽为劫贼矣。欲使谁人蚕桑乎。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徵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隐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成。官有八入而无一出。凡有三十馀条。上古以来。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伏见蛮寇欺侵。神道诳惑。我国家作亡命之渠魁。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诛之。何见之晚也。臣闻却以（疑）未终销兵于当时。本无养兵。日为乱臣张本也。今不除其乱本。而除其乱苗。士卒荡尽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路。岭外仍令节度四面讨除。苍生嗷嗷。何负陛下。令行此讨罚。以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战。未有了期。则祸难起于腹心。蜂虿生于手足。陛下左右。无人敢言。但知润色美词。悦情畅志而已。岂知千里零落。万里凋残者哉。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独言之。万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万人之命。臣今虽死。犹胜于生。臣献策千条。未蒙一问。羁孤贫病。流落风尘。眷恋朝廷。而不能去。傥陛下览臣愚见。知臣愚忠。则理乱斯须。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万国为心。不以百姓为本。臣当幸归沧海。葬江鱼之腹。不忍见国难危。臣之愿毕矣。臣恳擗不胜痛切感惧之至。

前曜开祥，东闱播宪。汉仪丕赫，天下之本既丰；周制协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显会，中外祗欢。恭以《十翼》垂言，黄离之象攸著；四渎流润，重海之歌载扬。于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霈广，正人伦而张大纪，统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闳昌祚，允钟圣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温姿而玉裕，蔼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经，积粹发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荣，有时敏之进修，有日跻之骏惠，固已悟乔枝而奉顺，询内卫以宣勤。务近老成之人，历观盛德之事，宝忠信而由己，服礼乐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辞有典。侍銮游而俨若，拱列钦瞻；省台膳以肃如，慈宸敦眷。四学总于上序，百行纪于司成。洽乃懿声，被乎罄县。建储之论，繄先亲而是宜；立爱之文，稽古道而斯顺。肇膺徽册，有庆昌辰。伏惟尊号皇帝陛下阐长世之善经，率保邦之大法，翕受秘祉，备举缛仪。上帝是忱，克享于馨茂；兆民咸赖，用致于辑宁。惟震长之至贤，实乾刚之上体。三善靡烦于在傅，重晖诚契于秉阳。陛下仰奉灵心，旁挹群吁，以为主器之重，有国莫先，矧锡羡于仙源，在守成于宗躅。增崇巨业，厉我元良，龟献之告协从，神鉴之徵允格。三让成魄，知天道之好谦；明两作离，见皇图之可大。式备弥文之礼，仍新遵德之称，涓以茂辰，膺兹鸿典。班轮饬驾，奋五采以相宣；碧镂题宫，配二仪而胥永。臣以滥叨词职，窃守藩封，昭数在庭，莫觌鸾旌之美；含和发咏，率同凫藻之诚。

蒙者处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群。守晦蒙而靡失，养中正而可分。处下韬光，允谓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为抱一之君。圣人以设彼《易》文，授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养正之理。浑兮若浊，下民无得而称焉；闇然而彰，圣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朴素而是守，又浚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谓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谓我智不足称。务实去华，育德之方斯在；反听收视，养恬之义相应。故得悔吝不生，纯和自履。隐其明而若昧，保其终而如始。至贤者孟子，在养素而弗违；亚圣者颜生，性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养，圣贤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蕴玉而外质，蚌含珠而内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潜用；龙蛇处蛰，存身之道不穷。其或谋画为先，聪明自广。不务淳淳而处，每思察察而往。则彼蒙也丧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养。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宁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风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养亦宜其。蕴道德而不衒，岂祸福之能随。志士体之而修身，素履无失；圣人执之而行化，赤子焉知。乃有修辞立诚，穷理尽性。常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彊，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彊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彊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茍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韩子议论拘且浅，不及儒之至道可辩。予始见其目曰《原道》，徐视其所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考其意正以仁义人事必有，乃曰仁与义为定名；道德本无，缘仁义致尔，乃曰道与德为虚位。此说特韩子思之不精也。夫缘仁义而致道德，苟非仁义，自无道德，焉得其虚位？果有仁义，以由以足，道德岂为虚耶？道德既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盖仁义五常之谓也。韩子果专仁义，目其书曰《原教》可也，是亦韩子之不知考经也。其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夫道德仁义四者，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安可改易？虽道德之小者，如道谓才艺，德谓行善，亦道德处其先。彼曰仁义之道者，彼且散说，取其语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卦》曰：「和顺道德，而理于义」。《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礼运》曰：「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此明游于义者，乃圣人用义之深旨耳。扬子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老子虽儒者不取，其称儒亦曰：「道而后德，德而后仁，仁而后义，道先开通」。释曰：开通即《系辞》云「开物成务」，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开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为善，以恩爱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爱，必裁断合宜，而义又次之。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其本末义理如此。圣人为经，定其先后，盖存其大义耳。今韩子戾经，先仁义而后道德，臆说比夫开通得理，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礼》别义一说道谓才艺，德为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也。《系辞》以其在阴阳而妙之者为道，人则禀道以成性。仁者智者虽资道而见仁智，遂滞执乎仁智之见。百姓虽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圣人之道显明，为昧少耳。然圣人之道岂止乎仁义而已矣。《说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万物莫不与之。故圣人作《易》重卦，顺从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资始，则有阴有阳；地道成形，则有柔有刚；人道情性，则有仁有义，乃资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修治此道乃谓之教。教则仁义五常也，是岂道止仁义，而仁义之先果无道乎？若《说卦》者，若《论语》者，若《曲礼》之别义者，若老子、扬子者，其所谓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礼》则中庸也、诚明也，在《书》则《洪范》皇极也，在《诗》则「思无邪」也，在《春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孔子谓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又谓子贡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但曾子缘弟子问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尽道，故以近道者谕之，乃对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盖用《中庸》所谓「忠恕去道不远」之意也。后儒不通，便以忠恕遂为一贯，误矣。《系辞》曰：「天下之动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虑」。《礼运》曰：「礼必本于太一」。《中庸》曰：「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测」。以此较而例诸，乌得以忠恕而辄为其一贯乎？颜渊喟叹曰：「仰之而弥高，钻之而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颜子正谓圣人以此一贯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绪，是为善进劝于人也。此明圣人唯以诚明大道开通一理为其教，元为众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岂不然乎？于此辄三本略经，正以仁义二者曲为其道德，其于圣人之法岂不阙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贤者过而不肖者不及」。兹谓贤智之人忽道，而所以为过也，愚不肖辈远道，而所以为不及也。韩子忘本，岂不为过乎？轻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辩明，是亦惑也。《系辞》所谓仁智云者，为昧道执滞其见，致乃圣人之道衰少不备显。若韩子局仁义而为其道德者，正《系辞》所患也。夫义乃情之善者矣，于道德为次。以情，则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论语》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赐也过，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违，居之不疑」。《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庄子》曰：「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其欲偏以仁义而为可乎？然子贡、子夏为仁义之贤者，犹有过与不及，况其不如赐与商者，后世何可胜数？此乌得不究大本，与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圣人悯伤其不与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韩子先仁义而次道德者，盖专人事而欲别异乎佛老虚无之道德耳。曰：昔圣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虚无者最为其元。苟异虚无之道，则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书，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圣人亦非儒者之师宗也。孔子非儒宗师可乎？果尔，则韩子未始读《易》。《易》尤为儒之大经，不知《易》而谓圣贤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诚不毁小仁义也，盖为道德与仁义，为治有隆杀，而其功有优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礼运》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又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闭，是谓大同」。是岂非大道与德为治而优乎？又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又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其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是岂非仁义为治，于道德为劣乎？如此，何独老子而小仁义耶？韩子何其不自忽儒经，而辄诮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韩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谓大道者，岂独老子之道，盖三皇五帝列圣之大道也。韩子不知，徒见老氏道家，自为其流，与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为之道家者，其始起于司马氏之书，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实古之儒人也。在周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圣人神法之事，故孔子于礼则曰「吾闻诸老聃」。是盖老子尝探三皇五帝之书，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书发明之。韩子不能揣本齐末，徒欲排之，而务取诸儒名，不亦易乎？《礼运》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郑玄解曰：「大道谓五帝时也」。然他书多谓大道为皇道，而郑独谓五帝之时也，其意以谓虽皇与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纪》而黄帝当其首，然黄帝与虙牺、神农，其实三皇，而经史但为帝者，盖皇、帝与王，古亦通称耳。故郑谓五帝之时，而皇在其间矣。但黄帝乃三皇，处五帝之初，而冠乎尧舜，虽本末小异，而大道一也。《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国谓三皇之书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为五典，言常道也。孔颖达正其义曰：「皇优于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于常，故为坟也」。此谓对例耳，虽少有优劣，皆乃大道，并可常行，亦引兹《礼运》大道之行「谓五帝时」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书，莫至于《易》，以《易》与《老子》较，而其道岂异乎哉？如《系辞》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茍考其无思无为之理，阴阳变化之说，二书岂不皆然？班固《汉书》曰：「老氏流者，盖出史官」。又曰：「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之谓也。吾少闻于长者曰，老子盖承于黄帝氏者也。及见庄周，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益信老氏诚得于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实儒三皇五帝道德仁义之根本者也，章章然，岂出于老氏一人之私说耶？必以老子为非，则《易》与《礼运》可燔矣，文王、孔子则为槌提仁义者也。夫先儒之好辩者孰与孟子？孟子之时，老子之书出百有馀年矣，而庄周复与孟氏并世。如其可排，则孟已排之矣，岂待后世之儒者辩之耶？司马迁谓老子之道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书，孔子即为之世家，老子即为列传，此岂尊老氏之谓耶？盖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茍先其人也。子长之言，微且远矣。韩子不能深思而远详之，辄居于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宋、齐、梁、魏、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墨，则入于老；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则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呜呼，何其言之不逊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谓出于杨墨乎？出于佛老乎？佛老岂致人恶贱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诚心入道，其所出远，则成乎殊胜之贤圣；其所出近，则乃身乃心洁静慈惠，为上善人，出处闾里，则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间目击常所见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者，玄宗务佛清净、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韩子徒以梁武为尤，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此岂有识虑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虽顺俗稍评之，而未始剧论。如较其舍身，于俗则过，于道则德，非尔人情辄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当梁武舍身之际，而地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书，而后世益不识知梁天子幽胜之意也。其发志固不同庸凡之所为，未可以奴视之也。韩子既攘斥杨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师说》乃曰：「孔子以礼师老聃」。其《读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其为《绛州马府君行状》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书佛经千馀言以祈报福」。又曰：「居丧有过人行」。其称大颠，序高闲，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韩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后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误累后世学者矣。佛老果是，而韩子非之，后学不辨，徒见韩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杨墨果非，而韩子是之，学辈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为非者，则坏人善心；以非而为是者，则导人学非。坏善之风，传之后世，误人之所以为心，非小事也。损刻阴德而寘增其过，不在乎身，必在其神与其子孙后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韩子者曰：孔子但学礼于老聃氏耳，非学其道也。曰：不然，礼亦道也。《乐记》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礼运》曰：「礼必本于太一」。夫中正、太一，礼之质本也；仪制上下，礼之文末也。茍圣人但学文末，而不究乎质本，何为圣人耶？唯圣人固能文质本末备知而审举之也。学者徒知《曾子问》孔子学礼于老聃之浅者耳，而不知《史记》老聃传孔子问礼之深明者也。彼韩子虽学儒之言文，岂知礼之所以然耶？其曰：「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二。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夫所谓教者，岂与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数耶？是亦圣人适时合宜而为之，以资乎治体者也。然古今迭变，时益差异，未必一教而能周其万世之宜也。昔舜当五帝之末，其时渐薄，其人渐伪。圣人宜之，乃设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为司徒，专布五教，遂遗后世，使率人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复当三王之际，其时益薄，其人益伪，而天下益难治。圣人宜之，遂广其教法而备之，天下谓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后孔子述而载之《诗》《书》六经，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术而费智，不善人假法而作伪，天下靡靡，役生伤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时，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说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两汉之际，视周末则愈薄愈伪，贤与愚役于智诈，纷然相半，万一虽习于老子之说，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推神明往来，救世积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扬子曰：「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损益可知也」。是岂不然哉？夫自周秦汉魏，其薄且伪者日益滋甚，皆储积于后世之时，天其或资乃佛教以应其时，欲其相与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与其相感应久且盛之如是耶？韩子泥古不知变，而不悟佛教适时合用，乃患佛老加于儒，必欲如三代而无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时无教，五帝之时无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时世人事不复如古。假令当夏禹之时，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无教，化则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当此，无教可乎？当周秦之时，亦有人曰，古之为治用教也简，今之为治用儒也烦，烦则民劳而茍且，吾欲如五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当是时，无儒可乎？然以其时而裁之，不可无教无儒必也矣。比之韩子之说，欲后世之时无佛无老何以异乎？韩子曰：「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韩子其亦知后世不可专用太古之道，而讥其言之者不知乎时之宜也，方益后世；而韩子欲无佛与老，何为乃自反不知其时之宜耶？岂有所党而然耳，将欲蔽而特不见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费，吾《原教》论之详矣，今益以近事较之。周汉而来，治天下垂至于王道者，孰与唐之太宗？当贞观之间，佛与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广，而国之断狱，卒岁死刑者不过三十人。东至于海，南至岭外，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玄宗开元中天下治平，几若贞观之时，而佛老之作益盛。是岂无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羡、攘窃杜绝若尔。吾谓民穷且盗，但在其时与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茍可以去之，则唐之二宗以其势而去之久矣，乌得后世之人讻讻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谓韩子善摈佛老，而功侔于禹。较其空言实效，无乃屈于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此乃韩子恶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词。夫出家修道岂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从真，臣得请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弃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洁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则容其正偶，非一切断人相生养之道也。然情之为累，淫累为谨。三教教人慎淫，窒欲无欲，而天下犹纷然溺于淫嗜，至于丧心陷身者也。韩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见人辟谷，遽忧其遂绝五谷之种，无乃过虑乎？夫清净谓其性之妙，湛寂谓至静，灭谓灭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观耳。圣人大观乎人间世，天地夫妇，常伦万端，皆以情爱所成，都一浮假如梦。贪斯著斯，苦斯乐斯，荣斯辱斯，徇斯弊斯，恩爱斯，烦恼斯，以至死不觉其为大假大梦，不知其为大患，而大宁至正之妙诚乎亡矣。出家者乃远尘绝俗，神专思一，固易觉而易修。视身无我，奚著？视心无意，奚贪？视有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宁矣，至正矣，胜德可得而圣道可成也。《语》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是二何与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圣人皆知而究之。使圣人只徇浮世，迷不知出，虚死生一世，与凡人者远乎？故孔子稍言之，盖微存于世书耳。其广说大明，研几极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为然尔，此盖可以宜数审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梦，揭人业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韩子反以此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谓佛诡扰我世治，此韩子以己不见而诬人之见，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异书云：古有梦国，举其国人皆以梦而为觉。及其以真觉者谕之，而伪觉之人反皆诟曰：「尔何以梦而欺我耶」？彼觉者默然，无如之何。是颇与韩子属拒佛类也。韩子诗曰：「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是必因于大颠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胜者始尔。虽然，其前说已传，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呜呼！其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韩子疑耳无断。君子临事，即以理决之，何必赖古人？使韩子出入为将相，临国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冘豫则其大事去矣，何用将相为？夫百行洁身禁非，不出乎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斋戒正心，无恶不断，有善不宰。今世后世盖当有圣贤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为信耶？儒书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于《中庸》特曰：「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圣人，乃辨其中庸幽奥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来将百世矣，专以性命为教，唯佛者大盛于中国。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为證乎？不然，此百世复有何者圣人大盛性命之说，而过乎佛欤？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韩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按韩子此文乃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九圣贤皆继世相见，以仁义而相传授也。若禹与汤，汤与文、武、周公，周公与孔子，孔子与孟子者，乌得相见而亲相传禀耶？哂韩子据何经传，辄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汤五百有馀岁，汤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馀岁，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馀岁，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馀岁」。而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其年世相去赊邈既若此矣，而韩子不顾典籍，徒尊其所传，欲其说之胜强，而不悟其文之无实，得不谓谩乱之也？而韩子之言可尚信乎？《论语》谓尧将传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尔舜，天下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尧、舜、禹其传授如此，未闻止传仁义而已。至于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极相募而相承也。《中庸》曰：「从容中道，圣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岂不然哉？如其不修诚，不中正，其人果仁义乎？如其诚且中正，果亡仁义耶」？韩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规规滞迹，不究乎圣人之道奥耶？韩氏其说数端，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老二教。嗟夫！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岂暗内而循外欤？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妇者，资神而生。神有善恶之习，而与神皆变，善生人伦，恶生异类。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谓生必死，死而遂灭，乃恣欲快其一世，虽内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内省不灭，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于人伦，益修十善，盖取乎天伦，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馀载，中国无贤愚、无贵贱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说自化，纵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冥报，则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属几满天下，今里巷处处所见者。纵然，佛犹于高城重垣辟其门而与人通其往来者，若于大暗之室揭其窗牖，而与人内外之明也。比以诗书而入善者，而以佛说入者益普益广也；比以礼义修身事、名当世者，而以善自内修入神者切亲也，益深益远也。较其不烦赏罚，居家自修，其要省国刑法而阴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觉耳。彼悟浮生，谓死生为梦为幻，而出家修洁，以其道德报父母为重，甘旨之勤为轻者，是亦生人万分而其一乃尔也。虽然，犹制其得减衣资以养于亲，非容其果弃父母也。夫佛之设法如此，其于世善之耶？恶之乎？其于人伦有开益耶？无济益欤？与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顺耶？韩子属盍深探而远详之？老子之教，虽其法渐奥，与佛不侔，若其教人无为无欲、恬淡谦和，盖出于三皇五帝之道也，乌可与杨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圣大中之道断天下之正，为鲁《春秋》，其善者善之，恶者恶之，不必乎中国、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国者也，既不善则夷狄之。曰：「齐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则中国之。圣人尊中国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与其人耳，在其所谓适理也。故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谓纯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与乎？可拒乎？苟不以圣人中道而裁其善恶、正其取舍者，乃庸人爱恶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吾读之未始不为叹息。世谓韩子若继圣之贤之出也，余谓圣贤进退语默，动有师法，不宜与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礼不与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无如伊尹。周之末，忧天下无如孔子。战国之时，欲行其道无如孟轲。虽然，皆以礼聘而为政，不闻以书自举而求其用也。《礼》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语》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陈子谓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云云。夫古之圣贤，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盖贵义而守道也，此其所以为圣贤也。韩子既不能守道而贵义如古之圣贤也，又以书而自举于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气，自道可也，乌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韩子推周公之事而较其时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辄诮其政，非躁乎？自举不得而责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陈言而伏也者，谓儒有所陈说，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静而正之也者，谓虽不得命，必静而守之正，不以倾躁也。上弗知，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者，谓己虽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则同其颜色，粗略而发之，不必急暴而为也。圣人如此之谓，盖欲人遵礼而远辱也。遵礼，所以为儒也。韩子慕孔子，谓为纯儒，而其所为反圣人之法，如此可谓真儒乎？不唯不至于儒，亦恐误后世之人失礼而招辱也。韩子之书，欲其朝廷因己爵禄以诱致天下遗逸之士。韩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浅且谬也！天下固亦有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大能守道抱节而贤过韩子者，如傅说、诸葛亮辈。傅说、诸葛亮岂止因人而遽来，徉徉然以趋禄利耶？此犹略举其世之闻见之盛者，时主可以礼义诚聘而致之有为者也；况有沈名绝迹，逃越世网者耶？益有视分国如锱铢，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虽爵命百逼，蔑如也，韩子亦何能诱而致之乎？吾恐韩子之策未必能为国家取其至贤者也。韩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则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问也。韩子徒略孟子之言，而不能以尽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其意正谓士虽急于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茍进而求用也。茍进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为人之所贱者也。今韩子自荐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为谕，何忽自彰其失礼亡义也哉？吾闻古者欲有所见，唯以其所贽而前。天子则贽鬯，诸侯则贽玉，卿则贽羔，大夫则贽雁，士则贽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载质」。不闻以书而见其上者，盖后世者之茍为也。汉孝武时，四方之士如东方朔之徒，矜诞衒鬻，盖以书而自荐，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风。孟子谓自鬻以成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然而孰尝以此而为愧也？呜呼！后世益衰，风教浮薄愈甚，学者以艺相夸，以能相胜，傲诞自大，孰不然也？温良恭俭让，其道殆废。当是时，韩子固宜力行圣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风俗可也，又从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后生者学不知根本，徒见韩子之书，乃相谓曰：韩子大儒，吾辈宜效其所为也。如此，不唯益损其风教，抑又害其臣之节，辱其人之身。故曰：韩子之书不法，吾无所取也。或曰：韩子之时，其取士之道异乎古也，韩子盖因其时而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后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韩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责其时之宰相，当是，何不念今之时与古异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岂谋身即谓随时，而责人即谓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为意耶？然聘士之礼，何世无之。唐之时，亦尚闻以礼而诏其隐者也，岂有遗圣贤而不聘耶？《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此韩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修再拜天锡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贵郡回辕，首得所赐书教一筒。开阖数四，欢喜无量。逃虚既久，骤闻足音以跫然；迷魂若招，顿归常干而来些。惜乎一失交臂之旧，再见回星之周，薰歇烬销，壤断土绝。昔人以三月不见，尚或嗟于生鄙；群居久离，则弗能于无过。况孤矇之有素，邈师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痴，独学面墙而奚向？薰濡弗及，寡陋已增。岂意此音猥来，人且羡美。溢云纸以摛思，掞春华而发藻。厚乎养鸟，误奏《咸池》之和；豁若睹天，骤发醯鸡之覆。兹焉匠者之规矩，誓订漳滨之模楷。承平居之无俚，方枕块以罹忧。不见齿而三年，合乎礼制；加于人之一等，时以孝闻。愿思肯构之不忘，无使过哀而致毁。而况天锡标绝俗之隽轨，包大贤之茂器，学兼九变，辩雕万物。窃伏一乡之评，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试方策，见枉有司，荐绅冤嗟，道路哗铄。且夫好恶之异，古今所均。仲尼至贤，乃取侮于盗蹠；帝茎大乐，犹见非于墨子。抚弦在乎流水，难矣赏音；珍剃鬻于九戎，谁其识宝？使怀道而委莽，动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后倾，祸为福之所伏。鸷鸟将击，先卑而飞；流川久壅，其决孰禦？愿养高而全道，密中藏而俟时。掩乎十仞以韬光，去则万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宁以朴而示人；逐水先至者骥之能，岂与驽而争路？斯皆雅量之素蕴，诚非两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无似肖，误蒙甄擢，遂见收齿。众珉入宝，至璞使之见遗；我辈登科，前贤所以愧让。循涯已溢，腼目无容。江关复重，音问睽阻。时既昏而将暮，人在阴而鲜欢。逖怀英俊之并游，恨无羽翮而飞肉。冀绥吉履之福，以迎来誉之光。纸尽笔穷，辞不逮意。

维嘉祐二年岁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徒侍中杜公之灵。呜呼！自公勇退，于今十年。天下日思，思公至贤。故每闻公之病也，众犹己之病。今闻公之亡也，则相与骇而叹曰：元老之丧，天下将安所法焉？况辱公之知，世无比旃。虽愿百殒以赎公而莫得兮，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传。然而因奠写诚，乌可无说？含悲失次，举公大节。在祥符初，文则公杰。巍取甲科，美誉四彻。自时为吏，天性精勤。驱烦判滞，明敏无伦。不施鞭扑，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胥曰循。凡主财利，法皆近仁。中司执宪，纪律簪绅。曰雍曰并，乃国方面。命公镇临，天子安燕。上曰公劳，来尹畿甸。毂下亟清，枢廷是践。公既大任，为国图宁。力进忠良，正人汇征。时羌之叛，与狄连衡。公谋庙堂，二垂寝兵。侥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职颙然，坐观太平。谗邪狺狺，卒坏于成。作相百日，彼徒益狞。齧公于兖，公道愈明。公则告老，上允其诚。旋营厥居，处于宋京。噫公之贵，不与众类。不买田宅，不蓄声妓。蔬食菜羹，缊袍布被。奉己惟约，周人则义。人难其常，公行独易。至清之名，今昔无二。噫公之退，与众复异。棋博不亲，林泉不嗜。枕籍百家，沉酣六艺。诗笔日新，放怀怡志。书法日工，或草或隶。优游自娱，以卒吾岁。呜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诚不卑。公寿八十，年非不耆。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盖以公还事而来，精明不衰。忧国之虑，过于有政。称善之勤，同于己为。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复公丞疑。以十馀岁之康宁，翼亿万世之丕基。则治胡为而不唐虞？公胡为而不皋夔？噫！众愿之终戾兮，不系公而系时。徒凭使人，酹公一卮。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尚飨！

臣伏睹今月十三日诏书，许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阙失者。臣世受国厚恩，陛下莅政之初，首被选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陈手奏，数进愚忠，颇蒙采纳。今虽散处闲外，其于爱君忧国惓惓之心，未尝敢忘。伏见陛下祗畏天戒，焦劳恳恻，实天下幸甚。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之象。皇天动威，固不虚发。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泽，犹未布于天下，而政令施设，所以厉民者众乎？何其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惧修省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然后可以应天动民，消伏变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窃观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朝晏罢，励精庶务，其规模盖宏远矣。固将致尧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业，岂特区区守文之主哉？然临朝愿治，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谗而放逐。阿谀附势者，引类而升进。其外则郡县烦扰，民不安业。畎亩愁叹，上干和气。携老挈幼，流离道路。官仓库廪，所在阙乏。又无以广赈济，至于骨肉相食，转死于沟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后，莫敢正言者。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负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贤不肖，盖素定也。今则不然，前日举之，以为天下之至贤；后日逐之，以为天下之极恶。前后纷纷，玷黩圣虑者，盖不一矣。其于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审。断可知也，陛下独不察乎？况如一二人者，方其未进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奸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时附会，故极力推进，此所以终累陛下则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责成者，盖有之矣，如齐之桓公是也，为其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也。今则不然，水旱不时，人民困乏，则无以分陛下之焦劳；戎狄桀骜，疆埸有事，则陛下不免于旰食。又况加之以天变地震之异乎？未见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为政，而初不顺于民者，亦有之矣，郑之子产是也。子产之为政也，一年而舆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矣，舆人之诵亦未异于七年之前也。陛下虽虑亦及此，而终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闻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来，上奉两宫，仁孝笃至；下逮诸王，累朝贵主，无不极于恩礼。春秋方富，而无声色之过；孝友恭俭，发自天性。宫中之事，人无间言，而德泽独不被于民者，何哉？臣闻安危在出令，治乱在所任。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愿陛下以知人、安民为先，除秽布新，以答天戒，则转灾为福，不旋踵而应矣。臣昨在朝廷，尝蒙访逮。当时议者，谓祖宗制度不可少变，朝廷用人必循资级。臣固曰不然，何则？兴治补弊者，乃人主之先务；任贤使能，亦不宜专较岁月。但一出于至公，当则可尔。臣今所言，亦非谓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诚能开广聪明，延纳正直，公听并观，尽天下之议，事之善者固当存之，其未善者则当损之。茍为非便，不为已行而惮改；言有可取，不以异议而见废。如此，则不劳陛下神明，不惊众人耳目，而庶事条理，百姓安定，然后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国六年，未尝有一言仰达圣聪。至于私居接人，亦未尝轻议时政。今日所以辄进愚悃者，诚恐陛下不于此时感悟，则后日虽欲改为，非奇谋高策，亦未易为也。

入相三朝，坐弥一纪。以有限之才，而应无穷之务，岂惟精力之已疲；以尝试之身，而妨未用之贤，抑亦宠荣之太久。恳陈轩陛，得守乡邦。功名弗居，惟惭往哲之趣；进退粗得，偶合至贤之心。喜素节之获全，枉盛辞而溢美。适来总帅，遂缓布书。旋承违乐职之高怀，属演纶之大手。前席论议，密简圣人之衷；本朝文章，行追典诰之体。春暄未过，福履自持，卑情无任瞻恋依驰之至。

始余欲闻内典，访诸南屏梵臻法师，于是受斯录焉。南屏云：「往闻老师言，丁秘监谓酷爱其书，一见如不及，至手传其本。老师之言可信不疑者，丁公所述作，多所自出也」。善乎！一乘以为宗，百家以为支。寻其支，如涉江河，随地得宜。不得其源，犹足以为多闻，况遂达其源乎。然其书出未久，而世罕传，能传者莫不有名于时。而其传者皆秘玩之以为资，不肯广也。余闻神清在元和时，其道甚显，为当世公卿所尊礼，从其学者至千人，而性喜述作。其出入诸经者，或删焉，或益焉，凡百馀卷。而斯录独发其所蕴，尤称赡博。使世之学者尽得其书而达其源，何患不为神清乎。神清，其名也，生大安山下，后居长平山阴，故谓之《北山录》。惟贤大师先得蜀本，将传诸好事者，请余叙其大方而刻之。因述南屏法师之言以为首云。

伏审祗膺新命，进拜上台。凡在甄镕，举深抃蹈。窃以唐分三省，仆射处其尊；汉命百官，丞相为之长。盖天下枢机之所会，而人君注倚之最隆，必得至贤，俾当重任。恭以仆射相公朝之旧德，儒者硕师。学列圣人，用舍必稽于大道；才周世务，设施仍适于当时。属真主之纂图，起宗臣而辅政。圣贤相得。共欣千载之逢；法度更张，深慰黎元之望。遂自东台之峻，越跻左揆之崇。傅说三篇，已尊于爰立；成王一相，遂致于太平。翼载邦家，永为柱石。某限兹守职，不获造门。闻制旨之已行，与民心而共乐。

元祐三年春，三月十有八日，长乐刘公卒于京师。越九月，其孤始迎公柩自京归。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长乐之怀安县太平里螺峰之原，礼也。公以行谊动天下，文章经术，人所师范，而五举进士，不得一官以终。是以士无贤愚，人无远近，异口同音，共一嗟悯。若造物者之所为，无有规准；而善恶之报，不足依据；道义诗书之学，疑不足恃者：此皆所以痛悼刘公之意。而福唐郑侠，独不谓然。天之生物，固有小大之分，齐而不能两全者，理使然也。与之齿者，无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不惟形骸如是，而内外之受亦然。且已为其大，又欲其小，天不自能，其能以与人物乎？夫贵莫贵于道义，而富莫富于诗书者也。世之人，一出焉，一入焉，假道义诗书以取贵富，而道义诗书之途荒矣。若乃达而所以致达者不荒，则必不知富贵之利乐。其居之，与不达无少异者。为能如此，则知刘公之非不达，而造物者之所为得矣。其馀，何疑哉？盖天之所以极穷于其小者，所以极成于其大。孔子之穷极矣；不极，则六经之贵富，无以极成之也。孟子之穷极矣；不极，则七篇之贵富，无以极成之也。今公以一布衣士而名动里闾，声振京国，道义诗书之贵富，众所歌咏。取而用于今，则利无际；推而施于后，则泽无穷。然则，天之所以极我公，与公之所享为何如？故哀亡可也，而嗟悯疑怪，则非其宜矣。公讳康夫，字公南。其先自刘累以至汉，由汉而后，刘姓益大。而公之家谱，实自唐仆射晏。而相传至高祖，始因官而家闽，遂为长乐人。曾祖甫，皇太子洗马；祖若虚，屯田外郎、赠光禄卿、父弈，屯田外郎。公幼聪敏，不嬉玩。与群儿处，意气独不类。日诵数千言，过目不复忘。屯田公之为凤翔幕也，公方就傅，尝听于讲席，已而诵其说，一无遗误，坐者骇怪，故西人目公为奇童。洎屯田君卒于丹阳，家素贫约，众知其然，以缗物二十万置柩前，请助为丧。公曰：「是浼吾考也」。即拒却之。及扶护还家，里中亲故，皆矜传丹阳事，而赙布不敢入公之门。公性纯孝，居丧尽礼，盖年未弱冠，而所以慎终大事者，成人有所不逮，由是益重于邦乡。服除，就学府庠。周先生希孟，门人数百，而公独见推重。丁太夫人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血泣终制，未尝启齿。其居家严惮，遇族亲有恩礼。女兄，今长汀令韩公之夫人，尝抱疾，公亲侍汤剂，衣不解带，疾已而后复。弟侄贫窘，未尝不与共衣食。急人之难，义见于色。故乡人师其孝悌仁爱，而公亦以敦厚风俗，崇奖名教为己任。主乡校者三十馀载，部刺史之至者，各见优礼。在张公伯玉、元公绛、程公师孟，尤为知己。治平中，举孝廉。本道以公应诏，有司以为后时而罢。熙宁中，五路先置学官，广东之人，乞依上例，请以公主番禺学。朝廷下其事，索公所为文。公进志、述二十七篇，考为天下首议者，以公未仕，于格不合而止。异日，大臣有言公于天子之前，曰：「刘某者，天下士，惜其几老不得用」。将有特诏，事垂成，寝。公闻之，叹曰：「命也」。乃益得卒业诗书，晚复主温陵学。大率闽中号为多士，而前公主学者，或以士人聚散为意，而事多姑息。公既名教自任，故其所在，必有规矩。士之精敏勤励者，必见推许；而荒慢怠游者，必见斥罚。其引经质问，虽终日不倦也，是以门人多至千馀，而擢高科、历显仕者，不可悉数也。为文下笔，馀千百言，若不由思虑，而羽翼诗书，根柢仁义，虽素搆，无以过者。有经训若干卷，杂文若干卷，古律诗若干卷。其在熙宁苗役之行，公尝状其事，以为法之初甚良，而行者皆失其本，大为民害。为之图籍以献，竟不报。又尝拟《乙丑庭策》，其略云：「去冬今春，积阴常寒，阳气不达，恐有以臣议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谴」。因具言更张所宜，而未尝示人。既亡，而遗藁在笥，见者感泣。公始不为词赋，莆阳蔡公襄勉使为之，一试而魁中，由是屡荐。至戊辰春试，乃六举，以恩当得假承务郎。前未唱名二日而亡，盖预知岁在辰之不利，以语门人矣。而皇皇如京师，尚冀一日之得，摅其蕴，而天之所畀，乃如是其不渝也，其岂偶然乎？公娶黄氏，朝奉郎致仕嘉会之女。子四人：长知至，泉州惠安尉；次仲立、叔习、季修，皆举进士。女五人：长适进士陈大方，次周孝嗣，三尚幼。公之没，门人张劝状其行，湛存为之述，南安林洵为之录，而温陵蔡彰，又录其为温陵教授之功实。予于公，有外表之亲，而夙昔最旧。及温陵教官，益知公所以得士心者。观四君之言，若符契。以公终始𡒄坎，信天地间一穷人。而其所为，施之于事亲、事长，与夫恤穷抚稚，训养豪隽，成就才哲，发于诚心，施于行事，无非可以勒金石，感鬼神者。又考之于苗役图籍，《乙丑拟策》，则公之忧其君与民为如何？今诸门人讽诵绪馀，遵承规矱，皆可以致主安民；又垂之文字，而示后之学者，治家治国，为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之道，无非与日月相光耀。可不谓取而用于今，则利无际；推而施于后，则泽无穷者乎？故予历次公之所为，与其所享，以破众人嗟悯疑怪之惑，而表诸墓。公身虽𡒄坎，而子知至贤，已仕，而三次又才性俊良，当皆有立于世。君子曰：不在其身，其在子孙。斯言犹信。

天子能使天下之权在宰相，而进退宰相之权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谓知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势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辅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谋，而使天下之人有轻之之心，则天子之势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险，则终身不敢行海。何则？彼以为江河为可畏，而况于海乎？彼且以为宰相为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呜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办天下之事，则何所俟于相？以为吾不能独治也，而后择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夺之权，犹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赏可罚，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后彼得以有尽。夫如是，故不幸而有过，吾有以责之。夫使宰相之势无以异于群有司，必使之一听于我而后可，则彼有罪而吾将无以责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无权。夫与人以权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为与尔以权者，凡以为我也斯可矣。使窃吾权以据之，久而不还，以为己私利，则吾将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与鹰者，方其逐禽于野，则必解羁弛禁，纵之而不制，然至不顺而害人，则吾必能制其命。夫纵之而不足以收之，则几何其不为患也？诚得天下之至贤，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则何所复求？然天下之贤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贤也。夫使擅天下之权于掌握之间，而吾无以制之，而望其不乱，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为之尽恭致礼，而至其有罪则不恕，有杀而无罚。夫惟君致礼，则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为天子之权欤？故曰必使进退之权在天子。曹操、司马懿父子，初不过能窃天子之权，攻伐出处，放意恣行而已。而汉魏之主，惟其无有以制之，是故养其势，固其身，而卒盗其位。若唐德宗，则疑宰相而不任，惩奸臣之弊而谓天下之人举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聪明，当时宰相，奉行文书而已。故当是时，藩臣有轻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聪明，而当天下之亹亹，则数见其所穷。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无出力死难之意，则宜其陵犯而无忌也。呜呼！与人以权，而我不能收，汉魏之主是也；畏权之去我，而夺人之职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过矣。呜呼！天下之事，不可以无术也，而驭臣为最难。或者不知其故，以为先王之时，一本于忠信而无术，不亦缪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为马，吾未见马之可以亡驭也。驭之以术，何害于忠信耶？

惟大雄氏之徒能教持因果，读诵演说，使四众得法以悟法，鄙悖邪妄而一入于真净妙明，迁善远罪，致刑省讼息，其于政教也岂小补哉！兹院始建，旧名福仙，乃唐咸亨三年，逮今有宋治平元年改赐名额，实三百九十馀载。住持僧继深与邑人维那李滨翰、李敏、杨琼、李应、李显等五十馀人，重修佛殿，绩浑金释迦佛一尊，创建三门行廊，铸黑金钟一颗。僧之萃，法之炽，民居之众，贫富率归依者十八九焉。中间囷或丰于储，赋或足于租，则竞舍其粟之馀，利其帛之须，立圣像以金其躯，构华屋以崇其居，饰其殿以尊焚礼，敞其堂以求供利。繁其徒延其裔也，雄其法大其势也。为一方之壮观，万目之瞻仰。土木之备，金碧之饰，倍于前矣。木树森森，台殿崇崇，来者如归而不忍去，翻□儒宫萧洒。嗟呼！仲尼圣师也，块处于弊席之下，虽绘七十子至贤、三千徒至众，过门者尚不一顾，矧肯舍金钱崇饰庙貌乎！是吾□师不逮瞿昙之智远矣。能师一日惠然见访，以厥工告成，因伺余文，故录其事于碑之末。时大宋元祐三年夏五月望日，柏谷山人刘光记。住持僧讲《圆觉经》沙门继深。安定皇甫书。李昭素刊。

朝散郎致仕刘淮夫，故直史馆彝之子，枢密直学士陈襄之甥，事父母极孝，孝于亲者皆自以为难及。元丰中为台州判官，荐状已有馀数，更及一考，即可改官。缘父被召赴阙，不忍离左右，遂不待任了，便乞侍养，随侍以去。近监江宁府酒务。到任未久，缘母年八十七岁，思归宜兴，家虽甚贫，不复顾禄，即乞致仕，奉母以归。郡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今方年五十九岁，无屋可居，无田可食，虽水菽不充，未尝一毫有求于人。凡此皆人所共知，有迹可考者。若其潜德隐行，尤不可胜举，要之一本于孝而已。东南缙绅先生交誉，以为至贤，而淮夫闻之，恐悚退避，但曰此乃人子之常行，无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