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吾读之未始不为叹息。世谓韩子若继圣之贤之出也，余谓圣贤进退语默，动有师法，不宜与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礼不与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无如伊尹。周之末，忧天下无如孔子。战国之时，欲行其道无如孟轲。虽然，皆以礼聘而为政，不闻以书自举而求其用也。《礼》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语》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陈子谓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云云。夫古之圣贤，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盖贵义而守道也，此其所以为圣贤也。韩子既不能守道而贵义如古之圣贤也，又以书而自举于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气，自道可也，乌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韩子推周公之事而较其时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辄诮其政，非躁乎？自举不得而责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陈言而伏也者，谓儒有所陈说，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静而正之也者，谓虽不得命，必静而守之正，不以倾躁也。上弗知，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者，谓己虽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则同其颜色，粗略而发之，不必急暴而为也。圣人如此之谓，盖欲人遵礼而远辱也。遵礼，所以为儒也。韩子慕孔子，谓为纯儒，而其所为反圣人之法，如此可谓真儒乎？不唯不至于儒，亦恐误后世之人失礼而招辱也。韩子之书，欲其朝廷因己爵禄以诱致天下遗逸之士。韩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浅且谬也！天下固亦有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大能守道抱节而贤过韩子者，如傅说、诸葛亮辈。傅说、诸葛亮岂止因人而遽来，徉徉然以趋禄利耶？此犹略举其世之闻见之盛者，时主可以礼义诚聘而致之有为者也；况有沈名绝迹，逃越世网者耶？益有视分国如锱铢，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虽爵命百逼，蔑如也，韩子亦何能诱而致之乎？吾恐韩子之策未必能为国家取其至贤者也。韩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则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问也。韩子徒略孟子之言，而不能以尽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其意正谓士虽急于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茍进而求用也。茍进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为人之所贱者也。今韩子自荐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为谕，何忽自彰其失礼亡义也哉？吾闻古者欲有所见，唯以其所贽而前。天子则贽鬯，诸侯则贽玉，卿则贽羔，大夫则贽雁，士则贽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载质」。不闻以书而见其上者，盖后世者之茍为也。汉孝武时，四方之士如东方朔之徒，矜诞衒鬻，盖以书而自荐，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风。孟子谓自鬻以成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然而孰尝以此而为愧也？呜呼！后世益衰，风教浮薄愈甚，学者以艺相夸，以能相胜，傲诞自大，孰不然也？温良恭俭让，其道殆废。当是时，韩子固宜力行圣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风俗可也，又从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后生者学不知根本，徒见韩子之书，乃相谓曰：韩子大儒，吾辈宜效其所为也。如此，不唯益损其风教，抑又害其臣之节，辱其人之身。故曰：韩子之书不法，吾无所取也。或曰：韩子之时，其取士之道异乎古也，韩子盖因其时而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后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韩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责其时之宰相，当是，何不念今之时与古异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岂谋身即谓随时，而责人即谓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为意耶？然聘士之礼，何世无之。唐之时，亦尚闻以礼而诏其隐者也，岂有遗圣贤而不聘耶？《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此韩子之徒亦宜思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