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晋州何亮谨复书于通判监丞仁弟阁下：辱惠书，以唐之文词，必须偶对声韵，所以文不逮意。独韩愈奋不逐时俗，故其道如荀、孟无愧色。当时随而变者众，独樊宗师益苦其词，莫能解晓其理。其所为《绛守居园池记》，能通者不过数句。因疑其文与道，下问愚鄙，质其是非。亮识鉴无取，何能副吾弟之所须？抑不可以逆厚意，请识言之。夫樊宗师绍述，盖唐之儒臣而笃于文学者，故其著撰比诸儒为多。其书有《号魁》、《纪公》而下凡七十五卷，序、记、杂著又五百馀首。大率一言一句，不与今古文相类。原绍述之意，必欲摆脱今古，自成一家，而不思误后人之深也。近世学文，有隐没其旨，崎岖其词，俾人不得其句读者，必曰比樊宗师，犹为声律尔。呜呼，绍述之于儒，其用心勤矣，而其文可废也；不然，误后人之无穷乎！《法言》云：「万物纷错则县诸天，众言肴乱则折诸圣」。恶睹圣人？曰「在则人，亡则书」。夫圣人而亡，其书可以正众言之肴乱，则无出周公、孔子者也。其书则《诗》、《书》、《易》、《礼》、《春秋》是也。今以绍述之文，质诸周、孔《诗》、《书》、《易》、《礼》、《春秋》，而无一言髣髴于其间，则是非昭昭矣，其文可废，亦昭昭矣。周、孔而下，孟轲、扬雄为大儒，而观轲、雄之书，则焕若日星。独《太玄》为隐奥而深者，虽未能尽其义，必能通其词，不若绍述之词与义俱昧懵混沌，若觇鸿荒之野，榛刺草莽，不知其际也。以至老子、庄周之徒，怪诞恍惚之书，而亦未尝若此。呜呼，绍述之于儒，吾悲其用心之勤，而欲必废其文，使无误后人也。吾弟以为何如？亮少嗜古学，无他材能，徒欲慕韩愈之著文，师孟轲之为人，而牢落未用，束必郡守，故不敢以吾道为言。来书欲其断文章之指归，以示后人，何相期之厚也！吾弟才高行修，两登科第，而假途是邦，朝夕公暇，复以讨论为事。何意无憀中，复得名士为文交，幸甚！

某尝谓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则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则衰削溃败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复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辞者，所以董役，秦汉之训诏也；辩者，华言丽口，贼蠹正真而眩人视听，若卫之音，鲁之缟，所谓晋唐俗儒之赋颂也。噫！三代之际，救得其宜，故治多焉；三代之后，不知所以救，故乱生焉。然上世非无文词，道德胜而后振故也；后代非无道德，诡辩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厖杂不纯而流风易遁，诚可叹息。夫文与词失之久矣，乌可议于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奥，治词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笔之者，斯亦可尚。某志此有素，未尝暴发于流俗前，以召笑侮，茍非遇大贤君子，智识度越，则缩迹避讪，碌碌走趋之不暇也。窃惟阁下宇量拂世，业问追古，放言遣怀，刮昏出明，锐然欲掌弘大物，以晓聋众而起前弊，某故敢缮写杂文共八十有五篇，求为佐佑，又用此本原论以先之。盖丛残屑浅之说，不足诡听览也。自公馀閒，乞赐一阅，实区区之愿。某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