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熙载，字叔言。其先南阳人。《传》称武王之穆，《诗》美韩侯受命。晋以六卿升降，汉以三杰重轻。至东晋末，征西从事延之以忠义之节，践艰屯之运，避乱远徙，遂家昌黎。馀庆流光，最为繁衍。曾祖钧，太仆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秘书少监、淄青观察支使，故又为齐人。公秉夙成之智，负不羁之才，文高学深，角立杰出。年始弱冠，游于洛阳，声名蔼然，一举擢第。同光之乱，藩郡崩离，公以国难方兴，家艰仍构，瞻乌择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纳麓在辰，侧席时彦，得公甚喜，宾礼有加。于时有吴肇基，庶事草创，公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以校书郎释褐，出为滁、和、常三州从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咏风月，游山水而已。中兴受命，上嗣抚军，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为秘书郎，掌东宫文翰。元宗深器之，及践位，以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又以大礼繁叠，加太常博士。时有司议孝高庙宜称宗，司门郎中萧君俨上疏论之，公与给事中江君文蔚协同其议。凡书疏论难，皆成于公手。由是庙号尊谥，定于一言，君子以为真博士也。顷之，以本官权知制诰。初，公但以文章际会，未尝与政。及其当惟新之运，感知己之恩，未及听政，章疏相属，或驳正失礼，或指摘时病，由是大为权要所嫉，竟罢其职。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势逼地高，公又廷奏党与，词旨深切。天子优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贬和州司士参军。数年，移宣州节度推官。徵还，复为虞部员外郎，迁郎中、史馆修撰，赐紫。俄拜中书舍人，从时望也。公虽才识优赡，而质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复不同。于是深居移病，罕与朝谒。时兵兴之后，国用不充，公援古酌今，请以钱为币。时献封者甚众，元宗独以公议为长，即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今上践位，改吏部侍郎，兼修国史。初，铸钱之作也，自宰执而下，相与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为之晓譬事理，亲加督责，而公犹不胜其忿，尝因对见，声色俱厉，因徙为秘书监。不逾年，复拜吏部侍郎。新钱既行，大济经费，诏赐钱二百万，拜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公少而放旷，不拘小节，及年位俱高，弥自纵逸。拥妓女，奏清商，士无贤愚，皆得接待。职务既简，称疾不朝，家人之节，颇成宽易。虽名重于世，人亦讶其太过。上不得已，左迁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于是谢遣妓乐，单车首路。留之未几，复为兵部尚书、学士如故。是时岁比旱歉，主上忧勤，公复论刑政之源，明防救之术，又上《格言》五篇。手诏嘉纳，即拜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初，上选近侍数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对，夜分乃罢，故命公此职，以宠异之。霖雨之望方深，钟漏之期遽逼。春秋六十有九，庚午岁秋七月二十七日没于京凤台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为之涕流，有司奏当辍朝三日，

惟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屈临此邦，犹不鄙夷其民而训迪之，遂使遐陬，同风邹鲁。某被命此来，敢不仰遵懿范，一意作成，以期文物彬彬之盛。兹因祗谒，敢控衷忱。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韩退之诗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近世裴铏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韩退之《游青龙寺》诗，终篇言赤色，莫晓其故。尝见小说，郑虔寓青龙寺，贫无纸，取柿叶学书。九月柿叶赤而实红，退之诗乃寓此也。

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一也。孔子曰：「汎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茍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馀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尔；至于搥提仁义，绝灭礼乐为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起，为救时反本」之言为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扬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