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夫、右文殿脩撰、知河阳王序职事修举，治郡有方，除徽猷阁待制，令再任。

原标：四川宣抚、制置两司保奏，官属赵不愚、王序辰、吴授、朱良弼、王昭辰、张洵等，往来计议边事、应办钱粮、拨遣军器有劳，并与转官。

敕具官某等；朕知蜀将之贤可倚，蜀兵之强可用，蜀塞之险可恃，而念蜀民之犹困也，西顾常闵闵焉。通侯诸校能为吾却敌安边，既论功行赏矣，士大夫参幕画，料丁壮，督馈饟，吾岂忘之哉？其各进文阶，以应本约。尚思协赞尔长，外禦内抚，使全蜀无虞，三秦可定，则予一人以怿。可。

伏以地尊洪府，见于三王序赋之文；邑有新吴，尚存二苏眠食之迹。夫何儒缓，亦畀男邦。延见遗老之初，无以藉手；为言大帅之意，教以爱民。靡不欢忻，至于呼舞。伏念某才不逮志，学无近功。以虚名自误其半生，困穷坐此；知治道不在于高论，习气柰何！今之士皆以济世而自期，及乎上使之为邑而不敢，小犹如许，大亦可知。非逢天下之通才，孰起书生之废疾？不图末路，乃始得师。训之以无政则无财，本乎孟氏之旨；启之以不威则不惠，契乎孔明之言。坐令狐疑，涣若冰释。兹盖伏遇某官心潜百圣之妙，才得四科之全。言皆可行，耻为画地之饼；上方夙寤，急此济川之舟。不应一路之民，久借二天之庇。自惟幸会，得在走趋。某敢不佩金玉之音，忧民社之寄。才疏意广，纵不能了官事于笑谈；政拙心劳，犹足以报知己之恩遇。

臣闻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名以器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礼而已矣。苟能隆礼，则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当，而天下可运诸掌；苟不隆礼，则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当，而天下乱矣。何谓礼？曰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采。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扰、五特、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奏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耀杀戮，为温慈惠和使民感激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乃能协于天地之经纬，是以长久。故赵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是不亦君以礼为重乎？何谓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国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谓上美为元，下美则裳，言上下之不可乱。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对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言《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大乱之道也。司马光说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程颐《易传》说《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严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阳之长虽甚微，而圣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贺；一阴之生虽甚微，而圣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吊。此皆严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为惫，言夷狄当外而不内。贾谊以中国为首，夷狄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顾居上为乱亡之基。此皆严中国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礼以分为重乎？何谓名？爵号是也。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数为轻，则名所以弼教也。名位不愆，为民所信，则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弼教，则教非名不立；名以出信，则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为重乎？何谓器？车服是也。器以藏礼，则器者礼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夺之，则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请繁缨以朝，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为君谨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为重乎？谨按《礼经》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山川之在境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少牢；天子杀则蔽太绥，诸侯杀则蔽小绥；天子之田象日月，诸侯法雷，天子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视伯子男之类。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类，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国夷狄之分也。如次国之大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之类，此名之别也。如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类，此器之别也。分也、名也、器也，国之大体也。臣故曰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仰惟陛下钦明文思，浚哲文明，同乎尧舜，固非謏闻浅学所能窥测。至于修五礼以觐诸侯，典三礼以咨四岳，亦骎骎乎唐虞之盛矣。然犹锐意稽古礼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耑讲《戴礼》一经，岂徒欲玩夫三千三百之繁文，伸其佔毕而已哉？于《曲礼》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之义，于《檀弓》见事君有犯无隐之义，于《王制》见天子斋戒受谏之义，于《月令》见百工咸理、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之义，于《文王世子》见三公不必备、维其人之义，于《礼运》见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谨礼之义，于《礼器》见忠信可以学礼之义，于《郊特牲》见天子贵诚之义，于《内则》见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之义，于《玉藻》见天子󲦤挺方正于天下之义，于《明堂位》见夷狄外而不内之义，于《大传》见举贤使能之义，于《少仪》见人臣有谏无讪之义，于《学记》见三王四代惟其师之义，于《乐记》见为君谨其好恶之义，于《经解》见发号出令而民说之义，于《哀公问》见君为正则百姓从令之义，于《仲尼燕居》见力礼乐而天下太平之义，于《孔子閒居》见王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之义，于《坊记》见礼以坊德之义，于《中庸》见至诚配天之义，于《表记》见大舜中心安仁之义，于《缁衣》见恶恶好贤之义，于《深衣》见规矩准绳之义，于《投壶》见揖逊之义，于《儒行》见崇儒重道之义，于《大学》见王道易易之义，于《射仪》见择士与祭之义，于《燕礼》见君臣上下之义，于《聘义》见君臣相与之义，于冠、婚、丧、祭之篇见养生送死追远之义。然则圣学高妙，诚非管窥蠡测所能彷佛其万一，夫岂涓涘能有益于崇深乎！而陛下亲屈至尊，孳孳听纳，移日不厌，真得尧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赐对便殿，臣时论及武夫悍将宜令知礼，以革暴习。侧闻玉音有及于「惟礼可以已之」之语，臣退而书之。窃谓晏婴虽以此言告齐景，而齐景终不能行。陛下不惟闻而乐之，又能举以为训，一言可以兴邦，陛下有焉。臣愚愿力行其说，辨其分，谨其名，守其器，勿轻以假人，则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仰渎宸聪，臣无任陨越之至。

臣尝谓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贵贵相承，名以命之，器以别之。四方仰视朝廷之尊，群后翊戴人主之势，故能消患折冲，奸人无窥觊之意。昔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韩、彭辈论功议赏，至拔剑击柱，渐不可制。叔孙通制礼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陛下践阼之初，敌人侵侮，国势抢攘，执政大臣议事喧鬨于上，士民伏阙诟詈于下。士大夫一旦习为苟简，三省六曹、百司庶府官吏因循不复治事。伏望陛下俯从群臣之请，申敕有司，择日御殿，款谒宗庙，然后诰诫列位，各扬乃职，有不奉法者，御史台阁门觉察以闻。庶几隆主势而正朝纲，实天下幸甚。取进止。

《汉书·朱买臣传》云：严助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王褒传》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为楚词者九江被公等。楚词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惟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词，非也。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槩。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词，失其指矣。此书既古，简册迭传，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监美叔独好此书，乃以春明宋氏、赵郡苏氏本参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广平宋氏及唐本与《太史公记》诸书是正。而某亦以先唐旧本及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及洛下诸人所藏，及武林、吴郡椠本雠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两出之。案此书旧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为十七，而某所见旧本乃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此文亦见雄本传。），与《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诸序并载于书末，犹《古文尚书》、汉本《法言》及《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体，骈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录之。又太史《屈原列传》、班固离骚传序论次灵均之事为详，故编于王序右方。陈说之本以刘协《辨骚》在序之前，论世不伦，故绪而正之。而《天问》之章词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于千祀后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宏杰异，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对别附于问，庶几揽者莹然，知子厚之文不茍为艰深也。自《屈原传》而下至陈说之序，又附以今序，别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骚》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变，事之当否，固昔贤之所详，仆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阳黄某长睿父序。

董君新序称甫为《淑妃皇父碑》在开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岁，宜为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郑潜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见托」。若其葬年所作，岂得序称「白头嵇、阮」与「野老何知」哉？又其铭曰：「日居月诸，丘垄荆杞。列树拱矣，丰碑缺然」。则其立碑盖在葬后六年，非甫年二十四、当开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时所作也。盖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误尔。董君新序称：永泰元年严武移山南，崔旰乱，甫避秦川，定后还成都，即浮江东，欲适吴楚。案武卒于成都，故有《哭严仆射》诗，则武未尝移镇山南也。又有《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当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乱之后。此二事舛讹。又至鄜迎家，后收京，扈从还长安。董于归鄜，便言移华州，漏还京一节。王原叔集杜诗，古诗甫与章梓州诗及游惠义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诗则在初尹之后，二者必有一误。据王序，武归朝廷，甫浮游左蜀，往来非一，则律诗所序是也，古诗《田父美严中丞》一篇次序误矣。原叔以召补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严公初尹前，非是。盖律诗《寄巴州》，注云时甫除功曹，在东川，在武初尹之后，故误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观杜集二序，因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