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林》赵宾始称「持论巧慧」，盖先儒诂训通而意有馀，阙疑而言不凿，适中而无亢绝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见斥智者之见，宁质而无嫌也。关关，和声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为和而不通者。如指门关为言，则讵止于通也邪？雎鸠挚而有别，后妃之德尽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鱼，是乃挚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昔之善为将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结之，然后可与冒锋镝、同生死，陷坚履危，如手足之捍头目，而子弟之卫父兄，戡难却敌，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齐用司马穰苴为将，而次舍井灶，饮食医药，皆身自拊循之，与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赴战，而燕、晋之师闻之，解兵罢去，尽复得其故境。魏用吴起为将，而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有病疽者，至为吮之，士皆乐为之战，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何则？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结之，心不可得也。譬犹驱市人以战，闻金鼓之音，见旌旗之色，则涣然离矣，况可望其杀敌之功哉！韩信之下井陉，令背水为阵。既破赵军，吏问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经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其势非置死地，人人自为战；今即予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观之，士卒非素拊循，虽使韩信为将，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其馀哉！汉以魏其为大将以击吴、楚，所得赐予置之庑下，令军吏裁取殆尽；而孟舒、魏尚之守云中，皆以私财飨士，古之良将类多如此。唐有禄山、朱泚之变，而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数子者，虽其材略过人远甚，亦其所将皆旧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号为名将，而募市人以抗大敌，未有不折北不反者也。今朝廷将帅之任取其临时，兵与将初不相识，未闻有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间有效古人之所为，则又疑其以私恩收士卒心。呜呼！欲责其成功，不亦难哉。为今之计，莫若遴择将帅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诚，庶几其可也。

大《易》如天地，其中无所不有，顾学者取之如何耳。取诸象则为象学，取诸数则为数学，取诸辞则为义理之学，取诸占则为卜筮之学。虽各名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发明以新意，乃可为善学者。西汉赵宾说箕子之明夷曰：「箕子，万物方荄滋也」。持论巧慧，《易》家皆以为非，古法用是不见信。近世侍讲林瑀作《会元纪》，用天子即位之年，傅会《易》卦以推吉凶，贾魏公疏其不经，罢之。是皆专任私智，不师古始，使其说得行，害道甚矣。都君圣与之《易》，其原本于古人，而发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变者也」。又曰：「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传》考之，当时援引爻辞与夫推测卦变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测卦变，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辞亦如是者，盖言六位则体常，曰「某卦之某卦」，则尽变也。圣与之所原本在此。然爻辞之合于变体者，先儒略焉。圣与始演为一书，凡三百八十有四义，古人之底蕴，尽取而发明之。呜呼，可谓善学也已矣！书成，献之于天子，又锓板而传之，且属余为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而无袭蹈之迹，发明以新意，而无穿凿之见也，故序之。绍兴二十九年冬至日，赣川曾几序。

九月十九日，前进士胡某谨裁书复于知县学士贤友：某窃观执事之书，辞甚高而其意何卑而谦也！过当过当。某闻韩子之言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自常人言之，道有待而传，业有待而受，惑有待而解也。自圣贤而言之，非必传道也，非必受业也，又非必解惑也，师何为哉？郑广文非贤于杜子美，而子美诗推为广文先生。玉川子非贤于韩退之，而退之诗推为玉川先生。以为传道乎？是二贤者于道深矣。以为受业乎？是二贤者于业精矣。以为解惑乎？是二贤者固不惑矣。然而师事二子若不及者，何也？虽然，是犹可也。乃若孔子大圣人也，百王之道备焉，道非待传也；盛德大业至矣，非待受也。其言曰「吾四十而不惑」，亦何惑之解哉？而犹学道于老聃，学乐于苌宏，学琴于师襄，学官名于郯子，学礼于季札。其从师而问焉，盖如此其急也。然则师果何为也？盖自常人而言之，为传道受业解惑也；自圣贤而言，为隆道也。夫道，圣贤之所自得也，人岂能加毫末于圣贤哉！老聃、苌洪、师襄、郯子、季札之徒，非贤于孔子也，而圣人鳃鳃然若不及者，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如望道而未见也。是固圣益圣，贤益贤，我之道益尊。《易》曰「谦尊而光」，言虚己以下人，道益尊而光也。故曰自圣贤言之为隆道也。韩子谓传道受业解惑也，为常人言者。仆窃闻执事自早岁学《易》，已有家法，则道已传矣；妙龄以摛藻收贤科，业已精矣。小试牛刀，芒刃不顿，而琴斋晏然。方诸邑纷纷，以簠簋不饰被逮者踵相接，而执事独能洗手奉公，无丝毫挂吏议，而又有贤父兄昕夕切磋，日闻所不闻，则不惑矣。而独勤勤有意韩子之《师说》，岂曰传道受业解惑云乎哉，诚欲慕圣贤行古之道，非止追逐时好为利禄计而止也。呜呼，师道之难行尚矣，而执事力欲复之如此，仆敢固避违执事之至意乎！所以恳恳然不敢但已者，抑犹有可疑者，盖古人不难于从师而难于守其说。从师者众人所能也，守其说而不变也，盖大贤所难。王式以《易》受褚少孙，则曰「闻之于师具是矣」；退之则《本政》亦曰「闻之于师」。夫式大儒也，退之唐文章宿老也，彼非不能自售其说，而言必称师者，守师说也。丁子襄从田何受《易》，后弃其学，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史臣讥之。孟喜从赵宾受《易》，后宾死，喜不肯守，帝恶其改师说，不得为博士。夫丁子襄、孟长卿皆《易》名家，而当时鄙其为人者，叛师说也。不知执事将为王式乎，退之乎，抑但为丁子襄、孟长卿而已耶？仆不敢辄补退之《师说》之阙，作《师难》以为对。僭白悚息，不宣。

孔子既没，《易》道微矣。自汉魏迄今，学《易》者不知几人，欧阳子独称王弼，何也？予尝考东坡、横渠、伊川学以求其说，又尝闻龟山、文定、紫岩、寂照、了翁、汉上诸老先生謦欬，然后知欧阳子之学盖本于弼。夫《易》至汉分为三，田何也，焦赣也，费直也。田氏始于子夏，传之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等十篇，而说者自为章句，《易》之本经也，凡学章句者皆祖焉。焦氏无所师授，自言得之隐者，专于阴阳占察之术。欧阳子谓不类圣人之经，凡学阴阳占察者皆祖焉。费氏无章句，亦无师授，颛以《彖》《象》《文言》参解上下经，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皆祖焉。费氏初微，至东京，陈元、郑康成之徒皆学费氏，而田学遂衰，古十二篇遂亡其本。弼注亦用《彖》《象》相杂之经。自晋已后，弼学独行，欧阳子凡说《易》必祖弼，弼不解《系辞》，止解大衍四十有九。欧阳子亦谓《系辞》庞杂，七八九六无老少，《乾》《坤》无定策。且曰：「《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愚故谓欧阳子之学盖本于弼。某故人番阳逍遥公李仲永潜心《易》学，卫道甚严，一旦梦弼而有得，遂成一家之书，殆与欧阳子之意默契。其门人府庠校正云岩吴君说之摄其枢要，冠于篇首，丐予正其说，则曰「就有道而正焉」。某固辞不获，遂书其始末。昔蜀人赵宾为《易释文》授孟喜，宾死，喜因不遵师说。及博士缺出，众人荐喜，汉帝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若说之，可谓不背本矣。圣上锐精经术，某顷侍迩英，备员侍读，得旨进六经解，侧闻不辍丙夜之观。倘逍遥之书达圣听，说之当遂补博士缺矣。孟喜有知，得不泚其颡？仲永名椿年，尝直学士院云。淳熙乙未。

问：昔扬雄氏覃思《易经》，作《太玄》以准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系之以七百二十九赞，亦可谓精微矣。其为首也始于《中》，准《易》之《中孚》；次以《周》，准《易》之《复》也。冬至之日，阳气方萌，历七日而得周之次四，盖「七日来复」之义。然《易》所谓七日者，犹《豳诗》「一之日」云尔。谓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当四日有半，则所谓七日者，讵可以为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于《易》之「七日来复」矣，安在其为准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说，去《坎》、《离》、《震》、《兑》止六十卦，以当三百六旬之数。复以七分推之，而始得与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为八十一首，首当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赢》二赞，而始得与六日七分之说合。所谓得《易》之道，备历之数者盖如此。夫其数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为首，多于《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欤？孟氏之《易》，虽自名家，然赵宾以箕子为万物荄滋，诡诞不经，自云受诸孟喜，其诬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说，《玄》实用焉，何欤？眉山苏氏亦有疑于《踦》、《赢》二赞，且云：「四岁而加一分，千岁之后，吾恐大冬之为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箴《玄》之失欤？《玄》之九赞，拟《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为一，而土为二；赞分金、木、水、火为二，而土为一。胡为而不类？《玄》之揲发于阳家，则一、三、五、七、九为昼，二、四、六、八为夜；于阴家，则一、三、五、七、九为夜，二、四、六、八为昼。胡为而有别？《易》之蓍策，本于大衍，而虚其一；《玄》之蓍策本于天地，而虚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谓之准《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说，一行非之；牵牛起度之说，刘洪辈又訾之。岂其果有所未尽欤？司马温公之《潜虚》盖拟《太玄》也。冬至之气始于元，犹《太玄》之「七日来复」也；转而周三百六十四变，变直一日，乃授于馀而终之，犹《太玄》之《踦》、《赢》也。然空虚之学，六经所无有，儒者所不道，今曰皆祖于虚，其信然欤？既自虚而为气、为体、为质、为名、为行、为命，又自虚而为形、为性、为动、为情、为事、为德、为家、为国、为政、为功、为业，何其多端也？馀曷为而无变？齐曷为而无位？性之十纯，曷为复以配而列于其间？自裒至散，何以为先后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为尊卑之象？扬与司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训，宜其坦然易见，今难知若此，其究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