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囊为令尹，城郢，君子称之曰：「忠矣，能卫社稷」。囊瓦为令尹，城郢，君子讥之曰：「卑矣，必亡楚国」。夫楚，一也；子囊、囊瓦，令尹等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褒，囊瓦不免于贬，何哉？君子者，固誉成而讥败乎？论之曰：否。昔子囊之为令尹也，修法制，举贤才，附百姓，亲邻国。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遂矣，惟郢之未城，于是城郢，则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谓之忠？囊瓦之为令尹也则不然，远忠直，比谗谄，贪愎无厌，遂过不更，百姓怨之，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惟郢之可城，于是城郢，则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谓之卑？夫外民，民亦外之。此囊瓦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异情，同迹而异论者，此之谓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设险之与恃险，岂得同哉？设险者彊，恃险者亡。故先王制城郭沟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乡遂都鄙，所以便守，而非守之本也。制师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义，在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后城郭沟池可得而固也，乡遂都鄙可得而守也，军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后，无后其所先，而先其所后，则天下可治，百官可任，万民可附，四夷可服。惟明者而后及之，非囊瓦之所能见矣。

臣伏闻开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虽和雇夫力，调发不及民，其钱不属户部，然财出于民一也，岂可不计校爱惜，而枉费用之？臣闻开濠深二丈五尺，阔二百五十一步，广于汴河三倍，自古未闻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筑，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无山川之险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圣所以遗后嗣子孙也。神宗时，宋用臣提举修京城，大兴土功，版筑过当。小人之情，唯欲广用民力，多费国财，上则徼幸爵赏，次则隐盗官物，故役无有不大，费无有不广，此奸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听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欢呼鼓舞。今欲终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广作无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门，正门即为方城，偏门即为瓮城，其外门皆用纯铁裹之，此祖宗时所无有也。瓮城乃边城之制，非所以施于京师。今东西南三面偏门亦欲为瓮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见而为此谋也。必以为备北朝也，使北朝果渝盟南向，大臣将坐守此以受敌乎？春秋时，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于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计也。唐神龙中，张仁愿为朔方总管，筑三受降城，不置瓮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后常元楷代为总管，始筑瓮门，议者益重仁愿而轻元楷。今于京城为受矢石之备，是不如张仁愿之守边城也。自修城浚池以来，议者皆以为无戎而城，无寇而沟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门瓮城已就，改之重劳，臣欲乞降指挥，东西南三面偏门止为方城，其濠广阔可减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体，以惜民力，以省国用。取进止。

某窃谓兵，圣人不得已而用，盖危道也。不得已而用危道，不于平原旷野，而角胜负于舟楫汹涌没溺之间，其为危道又甚焉。故三代之师，不闻有舟师水斗之役，而始见于春秋，至秦汉以来多用焉。故曰春秋无义战，危之也。夫兵出危道，十出而九败，不得已而用之，不可轻也。故古之用舟师水斗以争利者，事不素讲不战，不预备不战，不出奇不战，不据地势不战。合是数者，将非其人不战。反是而谋动干戈，必亡之道也，夫是之谓危道。愚不佞，尝学《春秋》，谨按春秋舟师之役，大抵皆吴楚也。昭四年，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六年秋，楚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师于豫章。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遂败诸豫章。十六年，吴伐楚，楚败吴于长岸。十九年，楚又为舟师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又为舟师以略吴。定二年，楚囊瓦又师于豫章以伐吴。及定四年，柏举之战，楚师大败，而吴遂入郢。夫自昭四年至定四年三十馀年间，大小数十战，吴常胜而楚卒以大败焉，非有他也，吴楚悉出于危道，吴得所以涉危道者，而楚常易之，不败何为也。何则？古人所以待敌备寇，常先为不可胜之计。当吾未战之前，已若必胜者，治之精，讲之熟也。汉武、曹魏，皆英雄主也，其战未尝不先计后动。汉之伐越，则大修昆明池以治楼船；魏武欲伐吴，则大作玄武池以肄舟师。盖不敢以轻也如此。况吴、楚交兵久矣，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吴又日夜计其民而戒其事，有先王之乘舟艅皇以待之。而楚方且区区燧象以备吴，一举而败涂地，是谓事不素讲则不可以战。晋武谋举吴，诏益州刺史王浚修舟舰，浚作大船连舫，极舟楫之盛。建平太守谓孙皓宜增建平兵以备之，皓不从。自是七年至太康元年，浚乃发自成都，断横锁长锥之距，兵不血刃，攻无坚城，顺流一鼓，而夏口、武昌闻风破解，孙氏遂有石头之祸。向使晋无七年之备，吴有建平之守，虽百王浚，其为何哉！故吴自成公七年兵入州来，楚自襄三年婴齐伐吴，其潜谋观衅，如此之久也。吴又师于豫章，又潜师于巢，舍舟于淮汭，又陈于柏举，设防备敌如此之广也。而楚人方且嚣然卜战，徒欲汉毁吴舟，计亦晚矣，安得而不败哉？是谓不豫备则不可以战。曹公入荆州，刘表子琮举众降，操得水军步兵数十万。吴将士皆恐，议者皆谓孙权曰：「将军大势可以禦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水陆俱下，此谓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力不敌，不如迎之」。周瑜不可，曰：「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而操冒行之，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自足制之」。鲁肃亦以为然。是时先主为操所破，欲引南渡，遣诸葛诣权。权遣瑜等与先主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瑜将黄盖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安以薪草，灌以膏油，裹以帷幕，上建牙旂，欺曹公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引次俱前。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未几诸船火作，风盛，延烧曹营，烟燄涨天，军遂大败。此兵法所谓震霆不及塞耳者，盖奇道也。夫以吴、楚之战，吴人见舟于豫章而师于巢，以军军楚师于豫章；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夹汉，皆奇道也。而楚乃欲塞汉东之隘道以疲之，败亦宜矣。是谓不出奇则不可以战。秦之屠六国也，告楚、魏曰：「蜀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又乘夏水浮轻舟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决宿胥之口，魏无须、顿丘」。自是楚、魏皆震慑请服者，以秦地势便、用兵易也。方长岸之战，楚自谓我得上流，大败吴师必矣，然所获乘舟艅皇，卒以乱师而大败，则虽据地势之便而不能用，使吴光之谋得行焉。是楚之利，吴得而用之，吴安得而不胜哉？是谓不据地势则不可以战。汉南粤吕嘉之叛也，则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归义侯粤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及闽粤王馀善之反也，则横海将军韩说出东方，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白沙。至朝鲜王右渠之乱也，则楼船将军杨仆浮勃海，左将军荀彘出辽。及交趾侧、贰之猖獗也，则伏波将军马援击交趾，楼船将军段志宁出合浦。当是时，以攻则胜，以战则克，路伏波宣威夜郎而勋高百粤，马伏波勒功铜柱而威畅峤南。元鼎、建武之间号称得人之盛，然而当时朝鲜之役，左将军一非其人，两将争功，而几至覆没。则将非其人，祸可胜言也哉？故以区区之吴，有公子光之谋，夫概王之果，而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而欲当全吴之师，虽甚愚者知其必败矣，虽司马戍之区区，其何救哉？是谓将非其人，则不可以战，反是皆必亡之道。愚故举吴楚之事，反覆而详言之，以为谋人之国者，不可不知《春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主爵」二字原误在上句「桂阳」之上，据《汉书·南粤传》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