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学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临川陆氏昆弟者，可谓绝无而仅有欤！梭山宽和凝重，复斋深沉周谨，象山光明俊伟。此其资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学之浅深，则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笃信圣经，见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虽服先儒之训，而于理有不可于心者，决不苟徇。如《太极图说》以无极乃老氏之学，周子《通书》与二程俱未尝言及「无极」二字，以此见三公皆知其为非，此其所见之卓过于人远矣。象山与乃兄固多未合，独此深相契，则其学可知矣。惜其终于独善，而不及见诸行事之著明尔。复斋少有大志，浩博无涯涘，观书无滞碍，翻阅百家，昼夜不倦。自为士时，已有称其得子思、孟轲之旨者。其后入太学，一时知名士咸师尊之，则其学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乡，则仅可见者，辅成家道之修整，备禦湖寇之侵轶。其先为学录，后为教官，则虽可见者纪纲肃而蠹弊之悉革，诚意孚而人心之兴起，然其为海内儒宗，道德系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尔。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论风旨，发挥施设，则有多于二兄者。盖自幼时已如成人，渊乎似道，有定能静，实自天出，不待勉强。故其知其生知，行若安行，粹然纯如也。盖学之正非他，以其实而非虚也。故先生尝曰：「宇宙间自有实理，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实行之人，所谓不言而信」。又自谓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呜呼！彼世之以虚识见、虚议论，习成风化，而未尝一反己就实，以课日进月新之功者，观此亦尝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虚行，若大路然，苟得实地而实履之，则起自足下之近，可达千万里之远。如曰涓流积至沧溟，拳石崇成太华，亦由是尔。故自仁之实推而至于乐之实，自有乐生乌可已之妙。其实可欲者善也，实有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实有光辉焉，则其实将益美而大，是诚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则为圣，而入于不可知之神，是诚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实学，可以渐积而循至者。然而无有乎尔，则亦久矣。先生尝论学者之知至，必其智识能超出乎千五百年间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尝少避为善之任者，非敢奋一旦之决，信不敏之意，而徒为无忌惮大言也。盖以其初，实因深切自反，灼见善非外铄，徒以交物有蔽，沦胥以亡，自此不敢自弃。是其深造自得实自孟氏，故曰孟氏之后至是始一明，其谁曰不然？四方闻其风采，学者辐辏。先生明于知人，凡所剖决必洞见肝肺，所针砭必中其膏肓，以是随所发明，类有感动，觉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为多。然则其学真可质鬼神而无疑，俟圣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岂其间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晓者，是又乌得不因以致其辩欤？且道义之门自开辟以来一也，岂容私立门户乎？故其说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学者惟理是从，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颜、曾传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门户，夫子亦无私门户。与人为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已。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是先生之学，乃宇宙之达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别为一门，何耶？释氏之说，自开辟以来无有也，岂非横出异端乎？故其说曰：「取释氏之圣贤而绳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词语间辨之，乃彼所谓职业。要其为不守正道，无复有毫发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禅伯真为大祟，无此迷惑，则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乐可量哉」！是先生之学，非释氏之邪说亦明矣，而或者指以为禅学，又何邪？其穷理也，则曰：「积日累月，考究磨练，尝终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穷际，终夜不寝，而灼见极枢之不动。由积候以考历数，因笛声以知律吕」。复斋尝问其用功之处，则对以在人情、物理、事势之间。尝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馀条」。曰：「天下之理无穷，以吾之所历经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辞，然其会归，总在于此」。则与徒研穷于方册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谓其不以穷理为学哉！其读书也，则曰「古人为学，即是读书」，而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反说为證，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虚说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见其观览检阅之不辍。尝明烛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复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释理顺。此则与徒乾没于训诂章句之末者大异，何不知者反妄议其不以读书为教哉！抑或谓其惟务超悟而不加涵养、不求精进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养须如是。学之正而得所养，如木日茂、泉日达，孰得而禦之」？曰：「虽如颜子，未见其止。易知易从者，实有亲有功，可久可大，岂若守株坐井然者」！则如彼或者之所谓者误矣。又或谓其惟尚捷径而若无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学有本末先后，其进有序，不容躐等。吾所发明端绪，乃第一步，所谓升高自下也」。曰：「天所与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张大虚声。当无尚虚见，无贪高务远」。至有一二问学者，惟指其尝主持何人词讼，开通何人贿赂以折之，曰：「即此是实学」。如或者之所谓者又误矣。独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尔，故上而致君之志仅略见于奏对。惟其直欲进于唐虞，复乎三代，超越乎汉唐，此乃朱文公称其规模宏大，源流深远，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窥测。而语意圆活，混浩流转，见其所造深而所养厚也。下而泽民之意，亦粗见于荆门。惟其以正人心为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爱，至于无讼，笞箠不施，虽如吏卒，亦勉以义。此乃识者知其有出于刑政号令之表，而周文忠以为荆门之政可验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无穷。先生以道之广大悉备，悠久不息，而人之得于道者有多寡久暂之殊，是极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学而至从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呜呼！假之以年，圣域固其优入，而过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补者，亦其所优为也。孰谓其年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溯其旨，与梭山未同者，自不嫌于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复斋，则初已是其说于鹅湖之会，终又指言其学之明于易箦之时，则亦无间然矣。逮论其文，则尝语学者以穷理实则文皆实，又以凡文之不进者由学之不进。先生之文即理与学也，故精明透彻，且多发明前人之所未发，炳蔚如也。梭山讳九韶，字子美；复斋讳九龄，字子寿，谥文达；象山讳九渊，字子静，谥文安。郡学旧有祠，未称也，今郡守国之秘书叶公梦得下车之初，士友请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严事也」。乃命郡博士赵与辀相与谋之。旋得隙地于学之西，遂肇造祠庙三间，翼以两庑，前为一堂，外为四直舍，又外为书楼，下列四斋。横开方地，地外有竹，竹间结亭。内外毕备，祠貌甚设，皆前所未有也，庶几严事之礼欤！左侑以袁公燮，以其为先生之学而尝司庾于是邦，且教行于一道；次侑以傅公子云，以其为先生之所与，而尝掌正于是学，且师表于后进。叶公得傅公之传，而自象山者也。祠实经始于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自是厥后，祀斯祠、登斯堂者，如亲侍三先生焉，其不跃然有兴乎！由及门而升堂入室，其不有能等第而进者乎！叶公以恢之先君亲师先生，而必尝有闻于侍下，以记下属。辞之不得，乃冒犯僭越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几可以考其渊源之大略欤！淳祐辛亥三月望，后学某记。

臣闻救灾有实政，弭灾有实德。脩政可以救灾，而具文不足以安人心；修德可以弥灾，而虚文不足以回天心。天心未回，人心未安，天下事势不亦大可畏哉！恭惟陛下克肖天德，丕缵鸿图，临御以来垂三十载，日星风雷之变，饥馑疫疠之灾，兵戎寇盗之警，所以动圣心而骇群听者，史不绝书。今兹夏秋之交，淫雨大作，洪流沸涌，闽浙江乡同日而水，浮骸蔽江，哭声震野，田畴成砂砾之阜，城郭变泥淖之场，华颠之氓目所未睹。嗟夫！比年以来，民之死于饥、死于疫、死于兵者，已不知其几，今又罹此大变，何生民之重不幸也！昔人有言：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也冒数十城，漭焉为壑，非小变也。陛下视民如伤，遇灾而惧，爰饬有司，急加赈恤，分命朝臣，布宣德意，而发廪损金，蠲租缓赋，救灾之政亦既举行。然果实政乎，抑具文乎？义廪之储，率多虚额，无异唱量沙之筹，运粟而往，道阻且长，殆类激西江之水。官贪吏猾，岂暇顾其惊魂之未还；黄放白催，已垂诞于生计之未复。若是，则仁政之行，亦具文而已矣。谓宜疾首痛心，视溺犹己，以生民之命为重，以帑庾之储为轻，酌地理远近之宜，为钱米兼用之策。所给钱米又当参用曾巩之说，一顿畀之，勿使日伺升合之惠。一顿得几硕粟、几缗钱，则渐可经理生业；日伺升合之惠，则势不暇他图。此巩之说可行于今者也。至于蠲閤之惠，尤当示信，急赋官吏匿而不行，宜令监司镂榜遍揭，使闾阎之民无不周知。或郡邑违令，仍前督催，则劾官黥吏，必无轻贷。庶几实政脩明，实惠遍及，无流离荡析之馀，有救死扶伤之望矣。虽然，此政也，所以救灾者也。苟实德不脩，无以为弥灾之道，则乖气日滋，展转致异，非止目前之灾而已。是故有九年之水，无捐瘠之民，固由善政之素讲，而洚水儆予，惕然脩省，曷尝一委之有司之事哉！陛下但布温诏，有曰：「由朕不德，在尔何辜？深用疚怀，曷敢宁处」？所以反躬自责者至矣。然训谕虽详，而脩省不力，亦虚文耳。大抵灾异之来，必有攸召。臣尝观汉《五行志》，论阴阳调则水得其性，且历述董仲舒之言，谓春秋大水之灾，皆阴气盛之所致。是知水阴物也，阴胜阳则水为灾，气类感召，焉可诬也？以一心言之公为阳，私为阴，理为阳，欲为阴；以天下国家言之，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陛下一心，率由乎大公，安行乎至理，一毫私欲，讵能间之？或者妄议，公私之讲贯虽熟，而私有时乎累公；理欲之界限虽明，而欲有时乎胜理。姻娅躐班行之竣，节麾宠恩泽之侯。猥琐授职，或以中旨而除；奸憸遭弹，或以宣谕而止。公乎，私乎？琼林之藏宜戒，而内司田园，几与民以争利；露台之费宜惜，而精庐蚕食。拨赐动以万亩。阉寺亟拜，事或从其恳祈；有司奉行，讼或决于得旨。理乎，欲乎？倘不于此力加惩艾，则私欲得以害公理，非所以调阴阳、弥灾咎也。谓宜反之圣心，痛自警省，如前数者之病根一旦豁然而克去，使私欲屏绝，公理昭融，则阳明既胜，阴浊不行，天下之事可以徐举。小人者，君子之阴也，宜遏绝之。大奸投闲，当防虎兕之出柙；巨贪屏处，当虑狐蜮之含沙；憸朋佞俦之斥逐，当杜蝇蚋之钻罅。如此，则君子小人之阴阳调矣。夷狄者，中国之阴也，宜豫备之。选将练兵，必严攻战之具；设险据要，必谨守禦之方；储财峙粮，必思调度之策。如此，则中国夷狄之阴阳调矣。由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常使阴不得以胜阳，此乃脩德之实，弥灾之本也。陛下深思感召之由，力求销弥之道，恐惧脩省，廪廪若危亡之迫乎其后可也。昔汉三辅水，凡杀四千馀人，卒基王氏之祸。唐河南北水，溺死者二万馀众，卒兆藩镇之叛。灾异匪虚，祸乱踵至，汉唐覆辙可鉴也，讵可谓小惠之施、空言之布，已足以感动天人之心，而遂恝然不加念虑也哉！抑臣闻之，财成辅相者，人主之事；均调燮理者，大臣之责。佐天子，理阴阳，遂万物之宜，陈平犹能言之，况鸿儒对秉钧衡，名胜并列廊庙，以贤臣辅圣主。天下方延颈以望太平，而灾异荐臻，莫不欸惑。大抵人主之心与天为一，格君即所以格天也。二三大臣所以格君心者，必有道矣。独怪夫公私理欲有时溷淆，未闻进正心忱意邪僻不入之说如纯仁者；任贤斥奸或不坚决，未闻进正欲理会邪正两字之说如岩叟者；财殚于无益之用，未闻进厚一浮屠恐天下风靡之说如浩者；恩亵于亲旧之私，未闻进外戚有才何必袭唐人斜封之说如脩者。上殿不闻争论，而下殿反失和气，内降不闻封还，而但曰实如圣谕。是以陛下之畏相，不能胜大臣畏威之心；大臣之规过，不能成陛下改过之美。天变之来，夫岂无所自哉！交脩之实意，不足以致祥；引咎之虚文，无补于销变，悠悠愒日，祗废事耳。臣愿陛下明示训饬，俾图事功，共殚承弼之忱，交尽和中之义，咸熙庶绩，协济万机。勿以无益之弥文，虚掷有用之岁月，君臣相勉，天人交孚，转吉为祥，尚可冀也。《诗》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惟陛下亟图之，臣不胜词迫意切、震慄悚惧之至。

〔贴黄〕臣伏见沿江制司及江东运司申饶州水灾，有曰：湖水泛溢，四望一壑，诸县管下山源发洪，高田坍突，低田腐烂，其他平原漭为巨浸，城外之水高二丈馀，城楼冲倒，巷陌通舟，市井失业，啼号奔窜。观其所申，不减于信州之水。近睹朝廷分遣朝臣体访水灾，及信而不及饶。盖分遣之初，饶州之申未到故也。被灾之民，俱为可念，饶信接境，不宜异同。欲乞睿旨令体访信州之使，就往饶州体访，所有赈恤蠲阁事体，一并条具申尚书省取旨施行。庶几仰称陛下一视同仁之意，亦免人心之觖望，并取进止。

七月日，朝请大夫、行右补阙兼侍讲臣程元凤上表。

君知所谓浩然之气，又求说于予。孟子以来，诸老先生之发明予不复为君道，请言两战。当两战时，非特直者气盈，曲者亦气盈也。气之方盈，虽使孙、吴观阵，苏、张往来其间，莫能决其胜负。虽然，请少待之，直者将可使败而不可挫，曲者惟无败，败则士尤其将，将尤其上矣。谁挫之？彼自挫也。是则气非难于盈，难于持久。判曲直不在旁观，不在众说，而常在于主帅倏然发露之本心。心之公理不可掩也。尝试论之，气有实有虚。实气浩然之真，虚气浩然之似。实者至劲健而最和平，气之常也；虚者乍粗暴而卒消靡，客气之暂也。君往者介予谒后林先生，德人君子之容貌词气，君既望之，即之，听之矣，别去几年，今不远千里再往，真有心于亲炙者与。予索居久，于夙昔之见未有进也，幸持予虚实之说以请益。

《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则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政息，政教失，风俗坏，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几若与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长幼之序未正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施为，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虽圣不得位，则绥猷修道之责，谁实尸之？然而不忍绝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而其义则异矣。鲁史所书，其于君臣之义、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上下之分。内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长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真伪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萌，遏人欲于方炽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惩荆舒，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成《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大禹及周公，则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之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跌荡，纵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紊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之为不善者，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圣人因而明之，则固自有犁然当乎人心者。彼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不惧于明而惧于暗，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不惧于人欲浸淫日滋之际，而惧于天理一发未亡之时，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顾不大矣乎？孟子断然以为有一治之效，盖具有见乎此矣！使先王之纪纲法度既已荡然不存，天子之礼乐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仅不泯者，独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颠倒错乱，贸贸不明，则王极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书所以有功于万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遂以《春秋》之作乃圣人赏善罚恶之书，而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夫《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不书氏，或书氏，于是为之说曰，其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名、书人、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所谓章有德、讨有罪者，圣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以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赏罚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则不敢专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鲁史以寓赏罚。是非道也，赏罚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私诸己也，夫子以鲁有可以变而至道之质，是以托诸鲁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也，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也，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而圣人之祚嗣也，赏罚之权，天子不能以自执，推而予之于鲁，鲁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于周。周之典礼，周公之为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鲁，诸侯之国也，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赏罚之权，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而鲁独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鲁僭之，圣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学者之失，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于是过为之论，意欲尊夫子而实背之。或谓兼三代之制，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圣人之所以告颜渊者，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缪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尔。夫四代礼乐，孔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礼乐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故所脩者鲁史；其时周也，故所用者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者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其为伤教害义，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既破，而后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自善。

《大学》经一章，传十章。传之十章千五百四十六字，固以经一章为一书之体要。经之一章二百五字，则以此四句十六字为纲领也。此言大学之道何所在，曰在明明德也，在新民也，在止于至善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至明之德，朱子以虚灵不昧言之。虚灵不昧指心而言，虚灵言其气，不昧言其理也。泳在昔从先师受学，尝以明珠譬之。此珠光辉赫奕，若质之宇宙之间，自是昭昭灵灵；虽寘之泥涂之中，一旦涤去其污梁，仍旧光辉赫奕。然人心之明德极其至也，如帝尧之明德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岂明珠之所能拟焉？独惜夫人汩于气质，溺于物欲，自不能明之耳。明德即是天之明命，但明命以天所赋为命，言明德以人所受为性言耳。明德、新民，虽曰明德者其体，新民者其用，然亦只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盖圣贤既有以明其明德，又不忍天下之人自昧本原，故教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德，故我能明之，不欲独善其身，必欲兼言天下也。此两句只是一个道理。「在止于至善」者，明德须要明到十分，新民亦要新到十分。不但八分九分未为至善，便九分九毫九釐亦未为止于至善也。如尧之仁、舜之孝，方是至善。其他四端万行皆仿此推之，须要到十分方为至善也。《大学》一书只在此四句，四句只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三者又只是明德、新民造其极处。若论新民，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已，实只一事而已。自昔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只为此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已。盖天能以此明德赋之于人，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必生一神圣聪明睿智者出，为亿兆人之主，所谓作之君；又以我之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所谓作之师，我之自明与民作新，都要到十分处方是极至。此尧之「克明峻德」，必至于「黎民于变时雍」，是天下后世君师之模范。否则虽曰能明其明德，又能新民，只有一毫未止于至善，亦非《大学》之极功也。学者当思天之所与我明德，赫然罔有内外，与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初无少异。自生知安行之次，必当视听言动常见此理，瞭然于心目之间，如夫子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如舜之见尧于墙、见尧于羹，则自终日不违、三月不违，以至于纯亦不已，而后可谓明德止于至善。及其新民，亦到十分极处，而后谓之新民止于至善。此问学之极功，圣神之能事，亦非出于吾性分之外也。上焉者，合下完具，谓之仁且智，在《中庸》则谓之曰性。其次当自敬以致其知，又力行以终之，谓之由智而仁，在《中庸》则谓之教，及其成功一也。若其节目条理，则先师之训又有发子朱子所未言者，他日又当与诸君子共讲焉。程子所谓天下之公理，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者也。诸君子玩味此四句，要见天人之付受，又要见体用之一原，又要见神圣之极功。真知力行，无一息之间断，纯乎天理流行，至于用舍行藏莫不中理，斯为大学之极至，无些少之欠缺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