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魏志·夏侯惇传》）！

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传异、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

「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魏志·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

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悼之。况朕受禅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择惇近属劭封之（《魏志·夏侯惇传》注引《晋阳秋》）。

夏侯惇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阶方惇有义直之节。考其传记，《世语》为妄矣（《魏志·武帝纪》注）。

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劫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魏志·夏侯惇传》注）。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吴志·孙讨逆传》注）。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而㖞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睿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馀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时有夜得仲简，将以诣麾下。公谓曰：「何为如是」？仲简曰：「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公意欲不杀，许攸曰：「明旦鉴于镜，此盖不忘人」。乃杀之。

遣候者数部，前后参之，皆曰「定从西道，已在邯郸」。公大喜，会诸将曰：「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诸君方见不久也」。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如雨下。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军尽得渡渭。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废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为虑曰：「郤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

是时南阳间苦繇役，侯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褒，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因夜逾城亡出，遂与太守收馀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疾卒。

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已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作。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通。

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问拨乱守文，要以智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馀，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疾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言其太横，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进退狼跋，赖孝直为辅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孙盛评曰：「威福自下，亡国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极其凌肆？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诏曰：「报恩复雠，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初，郭进为山西巡检，民诉进略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耶」？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意义。孙盛所见者小矣。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死。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志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魏略》云。

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贾诩、程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至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决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君臣无间。前此，吴人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门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邺，祠袁绍墓，哭之流涕。孙盛评曰：「先王诛赏，将以惩劝。而尽哀于逆臣之家，为政之道踬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祖失之于项氏，曹公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禹见刑人于市，下车而哭之。况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盟主乎？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吾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孙氏之论，非但僻学也，盖亦可谓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踰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年。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矣，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踰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为将者，务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唯王剪、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独韩信能之。自馀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赵括以四十五万败于长平。汉初合五诸侯兵五十六万，败于彭城，以三十万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万伏马邑无功，王邑以百万败于昆阳，黄巾以百万败于寿张，苻坚以八十万败于合肥，隋以九十万败于辽东。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若曹公，可谓善将矣，复以水军六十万号称八十万，而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此兵多为累之明验也。以高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水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其败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禽关羽以归，礼之甚厚，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终不可留。要当立效报曹公而去」。及羽破颜良，曹公知其必去，厚加赏赐。羽悉封还，拜书告辞，归先主于袁军。左右请追之，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羽为曹公所厚，而终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赏以赆其归，戒左右勿追，曰：「彼各为其主也」。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黄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

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词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后倨者，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且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除边关矣。国有警急以事闻，无得擅兴兵攻击矣；羽书至，则悉甲士从徵矣；非身入朝，则遣侍子入宿卫矣。彼藩国固然，亡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致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既而魏责任子，权不能堪，卒叛之，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识，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患。而陈寿以勾践奇之。勾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之闻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三国鼎立，何者为正」？权曰：「当以天文为正。往岁荧惑守心，文皇帝崩，吴、蜀平安，此其證也」。

权推魏为正统，未必不然。然权初无他说，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昴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载记》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论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他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刘璋，所至辄克，置酒大会于涪，谓庞统曰：「今日之会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非仁者邪」？

涪之役陋矣，何足论哉！至于乐与不乐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传》曰：「师有功，则奏凯歌」。又曰：「战胜以丧礼居之」。二义孰是？吾闻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战也，本所以忧民之忧；其胜也，不得不乐民之乐。故师有功则奏凯歌，此无足怪者。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道至于礼，其去本远矣，而况于兵乎？故战胜以丧礼居之，亦无足怪者。言乐与不乐，皆未之尽也。古之处此者，外则歌舞，而内以丧礼居之。

黄初四年，司徒华歆、司空王昭、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诞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不报。

魏之群臣可谓不学亡术，而昧于识虑矣。使其学术识虑如汉萧望之者，当不为此举动也。汉宣帝时，呼韩款塞称藩，望之议以客礼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汉不为叛臣。宣帝从之。盖方是时，匈奴虽衰，然素号敌国，非东瓯、南粤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处之？发兵加诛，则势有所未能；置之不问，则无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顺之时，待以不臣之礼，非独示以谦损，盖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魏之自视何如宣帝？吴、蜀虽弱，不至如呼韩邪之时。彼虽称藩，犹当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强之耶？前此加权封爵，而为权所戏侮。今复喻蜀称藩，为亮所不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劳也。

兴平二年，袁术僭号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汉不能制。

唯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鲁得用郊。郊祀之礼，圣人之所甚重。而后之乱人，欲为大盗于天下，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此庄、老之徒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也。至扬子之论，则又不然：「秦人祠白畤，周不即禁，卒举天下而与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庄、老之说，儒者固已非之，而扬子之论，亦复有所未尽。扬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后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畤，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则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军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先主称善。

高祖既破陈豨，还至雒阳，叹曰：「代居常山北，而赵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常为代王，以代郡、雁门属焉。地固有封，境虽接，而形势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馀里，而蜀从山后有之，其势实难。非独不能有荆州也，虽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险绝，盖自守之国，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

权欲令太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昭以《汉书》授其子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也，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称商三宗而不及虞夏。岂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而已。权、备之智，识不足拟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

《晋汉春秋》曰：「孙皓闻羊、陆交和，以诘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亲仁善邻者，国家之事；出奇克敌者，将帅之职。羊、陆以将帅之职，而修国家之事，此论者所以讥其失节也。窃谓不然。兵固多术矣，有以力相倾者，有以智相倾者，有以德相倾者。秦汉以来，唯知诈力，一有为德，则是非为之纷然，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为失节哉！然《晋阳秋》以为羊、陆推侨、札之好，兹又过矣。兵家诡道，何侨、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贵。何则？非吴、郑之使，而敦侨、札之分；处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称羊、陆之美也。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然而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顷因馀暇，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学者见其说之有遗，则始信益深之法、不穷之言，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

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彊勇轻战，败军散众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为将」。此其先后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或问：「得算之多，得算之少，况于无算，何以是多少无之义」？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盖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彼我之算尽于此矣。五事之经得三四者为多，得一二者为少。七计之校得四五者为多，得二三者为少。五七俱得者为全胜，不得者为无算。所谓冥冥而决事，先战而求胜，图乾没之利，出浪战之师者也。

或问：「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守常而求胜，如胶柱鼓瑟，以书御马。赵括所以能书而不能战，易言而不知变也。盖法在书之传，而势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于吴，恐吴王得书听计而弃己也，故以此辞动之，乃谓书之外尚有因利制权之势，在我能用耳。

或问：「因粮于敌者，无远输之费也，取用必于国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于人。器之于人固在积习便熟而适其短长重轻之宜，与夫手足不相锄铻而后可以济用而害敌矣。吾之器敌不便于用，敌之器吾不习其利，非国中自备而习惯于三军，则安可一旦仓卒假人之兵而给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此皆言取用于国，不可因于人也。

或问：「兵以伐谋为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无血刃之难，伐兵攻城为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异于伐谋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谋者不费而胜，破交者未胜而费，帷幄樽俎之间而揣摩折冲，心战计胜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烦毫釐之费，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谋之义也。或遣使介，约车乘，聘币之奉；或使间谍，出土地，金玉之资。张仪散六国之从，阴厚者数年；尉缭子破诸侯之援，出金三十万。如此之类，费已广而敌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劳，则未见全胜之功，宜乎次于晏婴、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问：「武之书皆法也，独曰『此谋攻之法也』，『此军争之法也」』？曰：馀法概论兵家之术，惟二篇之说及于用，诫其易用而称其所难。夫告人以所难而不济之以成法，则不足为完书。盖谋攻之法以全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则兵不钝而利可全，非其法则有杀士三分之灾。军争之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得其法则后发而先至，非其法则至于擒三将军。此二者岂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争于天下」，又云「莫难于军争」，难之之辞也。欲济其所难者必详其法。凡所谓屈人非战、拔城非攻、毁国非久者，乃谋攻之法也；凡所谓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计者，乃军争之法也。见其法而知其难于馀篇矣。

或问：「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后魏太武命将出师，从命者无不制胜，违教者率多败失；齐神武任用将帅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几于御之而后胜哉」？曰：知此而后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犹后世责曹公使诸将以《新书》从事，殊不识公之御将因其才之小大而纵抑之。张辽、乐进，守斗之偏才也，合淝之战，封以函书，节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帅之略，假以节度，便宜从事，不拘科制，何尝一概而御之邪？《传》曰：「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后太武、神武，庶几公之英略耳，非司马宣王安能发武之蕴哉！

或问：「胜可知而不可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佚与亲在敌而吾能劳且离之，岂非可为欤」？曰：《传》称「用师观衅而动，敌有衅不可失」，盖吾观敌人无可乘之衅，不能彊使为吾可胜之资者，不可为之义也。敌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术于其间而不失，敌之败者可知之义也。使敌人主明而贤，将智而忠，不信小说而疑，不见小利而动，其佚也安能劳之，其亲也安能离之？有楚子之暗与囊瓦之贪，而后吴人亟肄以疲之；有项王之暴与范增之隘，而后陈平以反间疏之。夫衅隙之端隐于佚亲之前，劳离之策发于衅隙之后者，乃所谓可知也，则惟无衅隙者，乃不可为也。

或问：「守则不足，攻则有馀，其义安在」？曰：谓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馀者，曹公也。谓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馀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谓非彊弱为辞者，卫公也。谓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馀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实彊弱，亦非虚形视敌也，盖正用其有馀不足之形势，以固己胜敌。夫所谓不足者，吾隐形于微而敌不能窥也。有馀者，吾乘势于盛而敌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称也。当吾之守也，灭迹于不可见，韬声于不可闻，藏形于微妙不足之际，而使敌不知其所攻矣。所谓藏于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馀者，盛之称也。当吾之攻也，若迅雷惊电，坏山决塘，作势于盛彊有馀之极，而使敌不知其所守矣。所谓动于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馀不足之义也。

或问：「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受敌、无败，二义也，其于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者，独于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义所主未白也。复曰：「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正合者，正主于受敌也；奇胜者，奇主于无败也。以合为受敌，以胜为无败，不其明哉！

或问：「武论奇正之变，二者相依而生，何独曰善出奇者」？曰：阙文也。凡所谓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时、五色、五味，皆取无穷无竭、相生相变之义。故首论以正合、奇胜，终之以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岂以一奇而能生变，交相无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无穷如天地也。

或问：「其势险者其义易明，其节短者其旨安在」？曰：力虽甚劲者，非节量短近而适其宜，则不能害物。鲁缟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轻也，冲风之衰不能起。鸷鸟虽疾也，高下而远来，至于竭，羽翼之力安能击搏而毁折哉！尝以远形为难战者，此也。是故曲义破公孙瓒也，发伏于数十步之内；周访败杜曾也，奔赴于三十步之外，得节短之义也。

或问：「十三篇之法各本于篇名乎」？曰：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如《虚实》者，一篇之义，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非我实而彼虚，则我虚而彼实。不然，则虚实在于彼此。而善者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也，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趋战者劳者力虚也。致人者，虚在彼也；不致于人者，实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于虚也；害之也者，养我之实也。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佚、饱、安实也，劳、饥、动虚也。彼实而我能虚之也，行于无人之地者，趋彼之虚而资我之实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实而击虚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实而备虚也。敌不知所守者，斗敌之虚也；敌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实也。无形无声者，虚实之极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敌备之虚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实也。攻所必救者，乘虚则实者虚也；乖其所之者，能实则虚者实也。形人而敌分者，见彼虚实之审也；无形而我专者，示吾虚实之妙也。所与战约者，彼虚无以当吾之实也。寡而备人者，不识虚实之形也；众而备己者，能料虚实之情也。千里会战者，预见虚实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虚实也。越人无益于胜败者，越将不识吴之虚实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虚实之术也。得也动也生也有馀也者，实也；失也静也死也不足也者，虚也。不能窥谋者，外以虚实之变惑敌人也；莫知吾制胜之形者，内以虚实之法愚士众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虚实变化不常之神也。五行胜者实也，囚者虚也；四时来者实也，往者虚也。日长者实也，短者虚也；月生者实也，死者虚也。皆虚实之类，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馀十二篇之义，皆仿于此，但说者不能详之耳。

或问：「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军之与众也，利之与危也，义果异乎」？曰：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军争为利者，下所谓军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然后获胜敌之利矣。众争为危者，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盖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

或问：「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立也动也变也，三者先后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

或问：「武所论举军动众皆法也，独称此用众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贵乎相生，节制、权变两用而无穷。既以正兵节制，自治其军，未尝不以奇兵权变而胜敌。其于论势也，以分数形名居前者，自治之节制也；以奇正虚实居后者，胜敌之权变也。是先节制而后权变也。凡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者，皆相生两用先后之术也。盖鼓铎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专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何法也？是节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军之众而已，其法也固未尝及于胜人之奇也。谈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则不然，曰：「此用吾众之法也」。凡所谓变人之耳目而夺敌之心气，是权谋胜敌之奇法也。

或问：「夺气者，必曰三军，夺心者，必曰将军，何也」？曰：三军主于斗，将军主于谋。斗者乘于气，谋者运于心。夫鼓作斗争、不顾万死者，气使之也；深思远虑，以应万变者，心主之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敌人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传》曰「一鼓作气，三而竭」者，夺斗气也。先人有夺人之心者，夺谋心也，三军、将军之事异矣。

或问：「自计及间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独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于可疑，而后知不疑者为明；机至于难决，而后知能决者为智。用兵之法，出于众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于犹豫者，其所得固过于众人，而通于法之至妙也。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饵兵勿食，归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亦有不阙可追之胜。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

或问：「九变之法，所陈五事者何」？曰：九变者，九地之变也。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属，趋其后，谨其守，固其结，继其食，进其涂，塞其阙，示不活，此九地之变也。九而言五者，阙而失次也。下文曰：「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变主于九地明矣。故特于《九地篇》曰：「九地之变，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则既有九地，何用九变之文乎？曰：武所论「将不通九变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变之术」，盖九地者，陈变之利，故曰不知变不得地之利。九变者，言术之用，故曰不知术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变，九变有术。知形而不知名，决事于冥冥；知名而不知变，驱众而浪战；知变而不知术，临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变》皆论地利，而为篇异也。李筌以「涂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为十变者，误也。复指下文为五利，何尝有五利之义也？「绝地无留」，当作「轻地」，盖「轻」有无止之辞。

或问：「凡军好高而恶下。太公曰『凡三军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岂好高之义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论天下之绝险也。高山盘石，其上亭亭，无有草木，四面受敌。盖无草木则乏刍牧樵采之利，四面受敌则绝出入运馈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栖之之害也。武之所论，假势利之便也。处隆高丘陵之地，使敌人来战则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转石决水之势，加以养生处实，先利粮道，战则有乘势之便，守则有处实之固，居则有养生足食之利，去则有便道向生之路，虽有百万之敌，安能栖我于高哉？太武栖姚兴于天渡，李先计令遣奇兵邀伏，绝柴壁之粮道，此兴犯处高之忌，而先得栖敌之法明矣。学孙武者深明好高之论，而不悟处于太公之绝险。知其势利之便者，后可与议其书矣。

或问：「六地者，地形也，复论将有六败者何」？曰：恐后世学兵者泥胜负之理于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将之道也。太公论主帅之道，择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则地形固非将军之事也。所谓料敌制胜者，上将之道也。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胜；不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败。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乱曰北者，此六者败之道，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胜败之理不可泥于地形，而系于将之工拙也。至于《九地》亦然，曰「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驱三军之众，如群羊往来、不知其所之」者，将军之事也。特垂诫于《六地》、《九地》者，孙武之深旨也。

或问：「『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释为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难者，不顾其甚易，舍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难于生也，甘其万死之难，则况出于生之甚易者哉！身大于力也，弃其一身之大，则况用于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谓三军之士，投之无所往，则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况于生乎？身犹不虑，况于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军之士不畏死之难者，安得不人人尽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断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马埋轮』，诸家释方为缚。或谓缚马为方陈者，何也」？曰：解「方」为缚者，义不经据。缚而方之者，非武本辞。盖「方」当作「放」字。武之说本乎人心离散，则虽彊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过于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车而战，车驾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齐勇之政，虽放去其马而牧之，陷轮于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为不散也。噫！车中之士，辕不得马而驾，轮不得辙而驰，尚且奔走散乱而不一，则固在以政而齐其心也。

或问：「兵情主速，又曰为兵之事，夫情与事义果异乎」？曰：不可探测而蕴于中者，情也；见于施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隐于事之前，而事显于情之后，此用兵之法，隐显先后之不同也。所谓兵之情主速者，盖吾之所由所攻欲出于敌人之不虞不诫也。夫以神速之兵出于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诫备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虽智者深閒不能前谋先窥也。所谓为兵之事者，盖敌意既顺而可详，敌衅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敌之势，千里杀敌之将，使陈不暇战而城不及守者，彼败事已显，而吾兵业已成于外也。故曰所谓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则情事之异，隐显先后也。

或曰：「九地之中，复有绝地者何也」？曰：兴师动众，去吾之国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敌人之地，疆埸之限，所过关梁津要，使吾踵军在后告毕书绝者，所以禁人内顾之情而止其还遁之心也。《司马法》曰：「书亲绝是谓绝顾壹虑」。尉缭子踵军令曰：「遇有还者诛之」。此绝地之谓也。然而不预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变，而绝地无变，故论于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数也。或以越境为越人之国，如秦越晋伐郑者，凿也。

或问：「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重言于《军争》、《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师争利、出没往来、迟速先后之术也。盖军争之法，方变迂为直，后发先至之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为客深入利害之为大也。非此三法，安能举哉？噫！与人争迂直之变，趋险阻之地，践敌人之生地，求不识之迷涂，若非和邻国之援为之引军，明山川、林麓、险难、阻阨、沮洳、濡泽之形而为之标表，求乡人之习熟者为之前导，则动而必迷，举而必穷，何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违其马，欲争迂直之胜，图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称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问：「何谓无法之赏，无政之令」？曰：治军御众，行赏之法，施令之政，盖有常理。今欲犯三军之众，使不知其利害，多方误敌，而因利制权，故赏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执常政。噫，常法之赏不足以愚众，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则赏有时而不拘，令有时而不执者，将军之权也。夫进有重赏，有功必赏，赏法之常也。吴子相敌，北者有赏，马隆募士，未战先赏，此无法之赏也。先庚后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驱群羊」，往来「莫知所之」。李愬袭元济，初出，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复曰：「入蔡州」。此无政之令也。

或问：「用间使间，圣智仁义其旨安在」？曰：用间者，用间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权，不必人也。圣者无所不通，智者深思远虑，非此圣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权间敌哉？使间者，使人为间也。吾之与间，彼此有可疑之势。吾疑间有覆舟之祸，间疑我有害己之计。非仁恩不足以结间之心，非义断不足以决己之惑。主无疑于客，客无猜于主，而后可以出入于万死之地而图功矣。秦王使张仪相魏，数年无效，而阴厚之者，恩结间之心也。高祖使陈平用金数十万离楚君臣。平，楚之亡虏也，吾无问其出入者，义决己之惑也。

或问：「伊挚、吕牙，古之圣人也，岂尝为商周之间邪？武之所称，岂非尊间之术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业，未尝不守于正，正不获意，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夫事业至于用权，则何所不为哉！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盖尽在兵家名曰间，在圣人谓之权。汤不得伊挚不能悉夏政之恶，伊挚不在夏不能成汤之美；武不得吕牙不能审商王之罪，吕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顺天应人、伐罪吊民之仁义，则非为间于夏、商而何？惟其处之有道而终归于正，故名曰权。兵家之间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诡诈之域，故名曰间。所谓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吕之权也。权与间，实同而名异。

或问：「间何以终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间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难之之辞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吴者，亦欲以其书之法教阖闾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际，要在从易而入难，先明而后幽，本末次序而导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计量、校算之法，而次及于战攻、形势、虚实、军争之术，渐至于行军、九变、地形、地名、火攻之备，诸法皆通而后可以论间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务令明白易晓，而遽期之以圣智微妙之所难，则求之愈劳而索之愈迷矣，何异王通谓不可骤而语《易》者哉！或曰：「庙堂多算，非不难也，何不列之终篇也」？曰：计之难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也。夫敌人之情最为难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先知者必在于间。盖计待情而后校，情因间而后知，宜乎以间为深，而以计为浅也。孙武之蕴至于此，而后知十家之说不能尽矣。

问：《周礼》大司马专九伐之任，而命将出征，则选于六卿。战国以后，始以将军专征伐。左右前后材官、羽林，则名之以其所统；骠骑、车骑、楼船、戈船，则名之以其所用；四征、四战、四镇、度辽、下濑，则名之以其所往。自魏武任夏侯惇而有都督之名，后周任韦孝宽而有元帅之目，唐任韩洪而有都统之号。其他如节度、经略、招讨之称，宣抚、安抚、招抚之任，大率皆昉于唐。国朝参用古今之制，惟制置使第以命辅臣之兼领群牧者，后颇施之他司。而南渡以还，委寄特重。今北敌孔棘，盱楚未靖，专征之任，属在制使，其可忽诸！而议者之说有二，或谓宜更今日之制，别遣重臣，开督府，立宣司，厉兵秣马，以作士大夫之气。庶士气振、人心悦，而乱臣贼子知所惧。议者顾曰：是将至于张皇。或谓宜仍今日之制，隶节制于诸州，一号令于制阃，广招怀、厚廪给以收溃散，庶去者还，来者安，而乱臣贼子无所容。议者顾曰：是失之迂缓。夫以张皇为非，则裴度以宰相平淮蔡，狄青以枢密使下广南，初非因任于外；以迂缓而非，则曩岁蜀道之捷、山阳之复，初非选于中。诸君通于世务，试为有司索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