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参互开发，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与闻焉，幸已甚矣，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然隐之于心，窃有所不能无疑者。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然当其用事之时，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而又恶忠贤之异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况范、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或以谏诤为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逮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怨，以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则与世之遂非长恶，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至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书，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此书今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则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浑涵，心术精深，所以期于成务，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故范、欧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后来范公虽为之用，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盖特州郡之常礼，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其后欧公乃悔前言之过，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顾于愚见有所未安，不敢不详布其说，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夫吕公之度量心术，期以济务则诚然矣。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进贤退奸，然后可以有济。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几有不能定者，则其前日之所为，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则亦信然矣。然范、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其于用人，盖亦兼收而并取。虽以孙元规、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规矩，亦皆将护容养，以尽其能，而未尝有所废弃，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张、李、二宋，姑论其才，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乃独去此而取彼，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陈尧佐以自代，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谓范、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迹，显不可掩，安得为过？且为侍从谏诤之官，为国论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谊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尝解，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内怀愤毒，不能以理自胜，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笼络，为之驱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以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欲阴为自托之计，于是宁卖死友，以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愧负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若论忠宣之贤，则虽亦未易轻议，然观其事业规模，与文正之洪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于口耳。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讳然者。欧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屡见于书疏，非但《墨庄》所记而已。况《龙川志》之于此，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张实吕党，尤足取信无疑也。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合，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不知此为何等举措？若非实讳此事，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欧公丁宁反复之论，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若摭实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范、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无纤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至于忠宣，则所见虽狭，然亦不害其为守正，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无复可疑矣。不审尊意以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赐镌晓，千万幸甚！后书诲谕又以《昭录》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则熹以为吕公拜罢、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则《昭录》书成，欧公固已不为史官，而正献、忠宣又皆已为时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如又不然，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或者过为隐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墨庄》之录出于张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记欧公四事，以为得之公孙当世。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语意，实有后人道不到处，疑或有自来耳。若《谈丛》之书，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世，虽颇及见前辈，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诚为太过，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初亦无大美恶，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数条，不足深论。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使得皆蒙裁正，则亦不为无小补者。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学道三十年」为后学之言者，则熹深惑焉，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邪，则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则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间，起居动息之际，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顷刻而暂废。故圣贤有作，立言垂训以著明之，巨细精粗，无所不备。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以存诸心、行诸身而见诸事业，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而夫子是之。则学道云者，岂近世后学之言哉？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精切的当，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而直以燕、许、杨、刘之等期之也。若谓虽尝学之，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为贾而自言其通货，亦非所以为夸。若韩公者，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至于博观今昔，考订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黄者。且于六一之文，收拾编汇，雠正流通，用力为多，其于此事必不草草。况又当此正道湮微，异言充塞之际，馀论所及，小有左右，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顾熹之愚，独有未能无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所恨伪学习气已深，不自觉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则熹不胜千万幸甚！

所喻已悉。但区区方持此戒，不欲辄破之，故不敢承命。亦为贤者虑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从此痛自斩绝，毋以此等为愧而深求可愧之实，不必更为月攘之计，以俟来年，庶乎于迁善改过有日新之功，而胸中之浩然者无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则平日讲论徒为虚语，临事之际，依旧只是平日气习、世俗常情，某实惧焉。三复来书，窃意方当落笔之时，天下之义理皆小，而此事独大也。不然，何其与平日讲论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区区常窃爱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蕴。幸熟察而深思之，则不惟某之幸，实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读《通鉴》，至班固论郭解有温良泛爱绝异之资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杀身亡宗处，方为之掩卷太息，以为天理人欲之间毫釐一差，其为祸福之不同乃至于此。今日晨卧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贻书，于此心复有戚戚焉，姑遣来人草草奉报。盖所欲言犹有未及究者，千万察之。公济所举似皆古人语，盖是其入处耳。《王通赞》必是康节所为，向以为明道之文，误矣。若明道，须别有判断，不止如此也。林氏见思之说，昔所未见。它日携来，恐更有合入别录者耳。《师说》「才」字似作「方」字为是，此类尚多，今亦未暇细考耳。乐说甚分明，前日因希圣书尝附幅纸奉扣《通典》子声之说，不知如何？不能布算，无以见五声损益与此廿四律同异如何也。陈图亦未晓，来喻须面论乃究耳。薛说固未知其如何，然观古人布陈，箕张翼舒等说不一，似亦与今人不相远。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变自在主将一时心术之妙，计亦非图书所能传耳。《纲目》竟无心力整顿得，恐为弃井矣。韬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注》四书却看得一过，其间多所是正，深惧向来日用之疏略也。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

《易》欲如此写一本，彼有后生晓文理者，令写过。只六十四卦亦得。觉得如此尽好看，此亦《纲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数甚荷见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图子如可传，烦录一通见寄。虽无心力，亦欲略知大概也。《祭仪》、《深衣》纳去，录毕却示及也。

《大学》改处，他日面呈。权量所未学，岂敢轻议？但以幂寸计之，范说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说》幸早写寄。但以声定律及均弦用声之说，非面莫扣为可恨，不知几时可相会？寒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坐，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间，却无此扰。公济亦每以此为言也。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精舍数日纷纷无意思，只得应接酒食，说闲话而已。亦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律书缓写不妨，历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概否？若用先天分数，不知日月五星之属，迟速进退，皆可于此取齐否？若得此二书成，亦不为无补于世也。某今归山间，懒未欲出，意欲后月末间一到云谷度暑，未知果能动否。恐不能动，即奉约一来家中，相聚数日，殊胜它处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复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两处，乃是长沙初刊时印本。流传误人如此，可恨。今谩纳去，试为勘一过。有不同处，只以纸蘸糊贴出，或恐有可取也。盖陈明仲云亦尝校定耳。

近看《遗书目录序》「时有先后」以下一节说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两者交相为用而不已焉，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伯谏相见，悬知必论此事。但向来攻之未尝不屈，喻之未尝不称善，而终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谓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觉与此一等朋友说话殊败人意思，不如缄口内修之为愈也。

前书所谕公济论难反复之语，不谓其所见乃如此。初欲归涂过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终亦难说话也。金声玉振之说皆未尽。

《孟子解》看得两篇，改易数处颇有功。但涂抹难看，无人写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后生醇谨晓文理、快笔札者否？俟某复来此，倩得一两人来，草写出一本，大家商量为佳。仓司程书已了，有一本在此，俟来日观之也。

《纲目》有疑，无问大小，告便笔之。但未知何日可会议耳。

律尺之喻，不谓蜀公差误乃尔，成书幸早见示。程丈《三器图》中引宋景文说，不知见于何书？说李照黄钟乃南吕倍声，即是倍平之法，前辈已用之，不知与今所论者有相犯处否也。《五代会要》纳去，看毕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为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还此，治《渊源》《言行录》等书。意欲老兄一来，相聚旬日，伯谏之意亦然。《纲目》草册并告带来，有馀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欧公疑《周礼》说荷录示。荆公必尝亲见其说，但今集中无所见，只有策问一二条，亦略见不能无疑之意耳。新史是绍圣所作，荆公既有此语，史官自是不敢不书也。华词固无益，然专贵吏材而不及行义，乃当时之深蔽也。时论又大变，旦夕必见及，其兆已见矣。《星经》、《参同》甚愿早见之，只恐窜谪，不得共讲评耳。

《参同契》尚多误字，可早作考异示及。纳甲之说，《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颖传云：「其先明视，佐禹治东方，吐养万物」，又云「吾子孙当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养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礼·磬氏》疏中引「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谓「乐」者是何书？亦告批喻。

石磬闻平江不难得，欲托人作小者数枚，但不能得合新律。幸为思之，合用几枚？其长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经》甚烦雠正，然亦尚有一二处可疑，当俟面请。磬说更无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则知鄙意之不缪。如《周髀经》，虽区区所未读，然试以前书所论勾股两弦之说考之，恐贤者未免错解古经也。使还，奉报草草。已与诸友约开正同登西山矣。

猿鹤事更烦一哥兄弟子细为检（所云杂书，不知是何书？）。

又《韩诗》「挈提陬维」，其义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则此当为寅位，孟陬东□之维，不知是否（又恐是总言四维也。）？

「兔者吐生光」，昨日闲思此语，忽记毛颖传有「吐养万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语必先有出处，故二书各用之耳。或知其说，幸以见教。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亦望并及之也。

诸说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说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属之说，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则唯龙与牛为合，而它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则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论此，只欲见得本来出处，更望详考见报也。

《通典》中说十二律子声，莫便是清声否？若如所言，即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来，说历如此。理会不得，今以纳呈，渠旦夕须自去求见。但某自晓不得，却为老兄所累，被人上门，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请教，要略理会得一大概规模，免被人如此热谩也。

平江磬材闻不难致，此见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纸作样，一两日间示及，当往属相识求之。但触其弦之说，须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说也。

磬式谨领。但求、触弦是两节事，必如来喻，则既以两矩齐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长而触其弦，亦无害于所谓来历者。必若勾短而股长，则其一矩为股者，今虽未长而终必长。其曰股者，盖即今之短，而以其终之长命之也。又如两端相望然后为弦，则来喻固两端相望，而某说亦未尝不两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触弦，而某则裁其上为小异耳，然亦未尝不合也。但如某说，则简而通，如来喻，则烦而窒，多所迁就而后合耳。

乐书已就否？因便幸寄示。近读《长编》，说魏汉津、刘炳作大晟乐，云依太史公黄钟八寸七分之管作正声之律，依班固黄钟九寸之管作中声之律。正声于十二月初气奏之，中声即于中气奏之，故有廿四气钟之说。初看甚骇其说，细看乃知是读著错字，《史记》又破句读了。试检律书一观，可发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叹。可早就此书，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吾人晚年只合爱养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笔勾断，不须起念。尽教它是鲁史旧文，圣人笔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说俟取得即纳去，然亦政自非急务也。

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郑》二书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时得来？

郭公《易》书全无伦理，若兵书历书亦只如此，即无可观，但恐偏有所长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见得好处也。《史记》律数源远，七分为寸之说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坚决去取。今承来喻推析，洞然无复疑论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后人读之卤莽如此，甚可叹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细尚未尽晓，更容子细，别奉扣也。《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也。林侍郎所论太极，不知是对何人言之？来喻似有阙文，读者皆莫晓也。

所喻蓍数少参多两之说甚善，然所积之数，则少阴反多于少阳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须契勘，恐不堪驳杂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说》，甚可笑。书多重滞，不可寄去，无事可一来观之也。

律书本子却幸寄示。乐书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带草本及俗乐文字来，得以面究其说，幸甚。律管、乐书已领，更容细看，续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径三分之说遂不可用矣。以琴为准，果可定否？恐丝声缓急亦随律高下，则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书亦略扣汤簿，尚未得报。只恐渠亦未必理会到此耳。《律吕书》旧本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开通钱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为正耶？

庙议亦不尽记，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庙不成庙，即且依程夫子说，自高祖而下，亦未为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数，向来只从揲蓍处推起，虽亦吻合，然终觉曲折太多，不甚简易，疑非所以得数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说，极为径捷。不审亦尝如此推寻否？亦幸语及也。

《仪象法要》一册纳上。但归来方得细看，其运转之机全在河车，而河车须入乃转，恐未尽古法，试者之如何也。

监粜之扰，诚如所喻。今日事无不如此，求学道爱人之君子，殆未之见。斯人之不幸，可胜叹哉！

某自寺溪入长涧，由杨村以出，所过不堪举目。有小诗云：「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区区于此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盖不胜言矣。

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馀议论，别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专人，今但付三八。节中多事，更不别奉问也。来岁之计如何？若作书社，亦宜早有定论。小僧素蒙印可，当遣前受业耳。《渊源录》未成文字，刘子澄又录得数事来，云汪书处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传，毋枉费笔札也。《大学》本敬付来人，看毕早寄及。《论语》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尝劝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谓敬，而某以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论此两日，竟未能合。观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论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见议论易差。若不实下日用功夫，动加防检，殆无以验其是非也。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间，须着一两时辰作科举外功夫为佳。

邑中水祸至此，极可伤悯。此中幸亦无它，两日后方闻之耳。所喻截米，适有便，已为言之，未知复如何。但恐藉此以赈被灾之民，则不当夺之，府中亦有米来，可就拨也。《语录》已领，馀未暇寻。且此数编玩而绎之，自有馀味，贪多务得，恐却非所宜也。龟山所论诸疑，皆中其病。大概亦只是此一格次第，当时见得都不曾透彻耳。然二先生语中亦间有如此处，必是记者之失。如明道论释氏下学上达处，则无渗漏矣。其下文说尽心知性，语亦不完也。道义固一事，然体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义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无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过，有不及，却从气禀中来。只如所论，亦未子细。造次颠沛必于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则所谓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须更察之，日用之间卓然实见仁体可也。观过当以「观」字为重，盖观处用力，则天理人欲宾主分明，而仁体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则恐未必端的实见也。圣贤指人求仁之方，多是于下学处指示。盖用力于此而自得之，则安然便为已得，非若今人县揣暗料，窥见彷佛，便以为得也。愚见如此，重蒙下问，不敢隐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复。如其未当，更得痛为镌磨，复以下喻，诚孤陋莫大之幸。不尔，则自此不复敢致其愚矣。闻又从平甫借《语录》，此殊非所宜汲汲。况温陵已下手刊刻，不数月当成，昨日已寄得十馀板样来矣。册不甚大，便于赍挈，真学者之幸也。俟其寄来，首当奉去。然文字之外，要当有用心处，乃为究竟耳。

观过终无定论，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说。和靖推说伊川之意甚分明，盖诸说皆有病，惟是此说独不费力，但义差缓耳。圣人之言自有如此处，更以上文「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及《表记》「仁者之过易辞也」者反复證之，则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说比钦夫差直截，但终是迫切，不类圣人语意耳。

伯谏相见，所谈何事？其精进固可尚，而贤者之自咎，亦不为过。前此相聚两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习又复发见，此亦不可不速扫除也。《太极说》近看尽有未精密处，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当为气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说否？），其下化生万物，乃为形化者耳。又主义是指正与义而言，盖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学》所谓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为踰月之计，俟某复来。今欲烦藏用月初下来，就此写却一两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来尤佳。不烦俟某下，只开月便可来。诸事知已子细，此子直薪米之属，亦已一一措置矣。此两日亦只因《孟子》理会得一两条义理颇分明，如尽心之说，旧来不曾下语，觉得诸说无纲领。如《知言》所发明，又别是人意思，试检会一观即见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所以求尽其心也。孔子从心所欲，心不尽用。）。试更求之，便中见喻为幸。「东山」一章全类《诗》之比兴，盖言圣人之道大而无穷，进之当有渐耳，熟味之可见。可欲之善，诚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无失。更为参酌见告（幸幸。），《文中子》论圣人忧疑处，又作一论题，不知合如何立语？只云圣人忧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诸生试为之也。伯崇之仆说到官之初尽为人理会事，至于兴作水利，种种躬亲。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广之到彼，有何议论？叔京文字曾论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及也。观过说依旧未安。盖此二字与《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观过者，非观夫过，乃因过而观理耳。前日之说，寻当改定，却得寄去。

《史记》《武夷集》内上。但《史记》旧点多误，不可凭耳。《大学》想不辍看，「诚意」两段，竟寻旧稿不见，别补去如此。可令儿辈剪去旧字，别写此入其间。明道说「人须自知，知自慊之道」止「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旧本不载，今可检写入。因补此两段，觉得旧说尽有合整顿处，又是一番功夫耳。《孟》说更烦为契勘，辞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遗，乃所幸愿。自觉语意蹇拙，终不快利也。

答择之书并观过说纳去，幸为订之。始终条理、居敬行简之说则得之矣。昨答书中亦有始终一段，今不复录去也。但所论小人共事之说，则鄙意未能无疑。盖君子随时救世，无必待学至圣人然后有为之理。又不可强其力之所不足，挟私任智而侥倖于有成。窃意惟循常守正为可以无悔，顾其间屈伸变化，则自有斟酌，不可至于已甚耳。《易》中论此等处当无所不尽，更烦考之经传，令儿辈抄出，它日共详之为佳。得叔京书，所论如此。内去一观，或能为反复之尤幸。

《通书》《西铭》各一本上内，又一角致兼善处。数日为渠思讲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学，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别书，幸为致此意也。不得于言，如某之说，则见其强勇迫切气象，正如释氏所谓「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论，则于不动心处取义殊缓，兼文理亦自不通，须作「不」字，乃说得行耳。

所谓一剑两段者，改过之勇固当如此。然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二者相须，然后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义崇德之功矣。不然，则向来窃聆悔过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书顿至于此，亦可验也。自今以往，设使真能一剑两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无事常存祗畏警惧之心以防其源，则庶乎其可耳。《易》说三条，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贯，前此求其说而不得，故各自为义而不能相通耳。洗心斋戒，特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与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应变，则又所以斋戒而神明其德。此则非圣人不能，与精义致用、利用崇德亦颇相类。此下所言阖辟往来，乃易之道。「易有太极」，则承上文而言所以往来阖辟而无穷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则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两而生四，四而生八，至于八，则三变相因而三才可见。故圣人因之，画为八卦，以形变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后可以言尽耳。前所谓「易有太极」者，恐未可以书言也。

《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矣。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书功绪尚广，若得数月全似此两月无事，则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与《周礼》注不同，盈朒恐是赢不足，勾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见喻也。《小学》册子向时携去，今告早附来，添注此数项，便可上纳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来，今往一本，并《唐鉴》如喻遣上。编悬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说，觉得金声玉振一义旧说未安，即已改定。其说于乐之节颇有发明，未暇写去也。大抵八音金石为众音之纲领，丝竹匏土包括于中，而革木二音无当于五声十二律，故居最后而但为众乐之节。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说宫悬用十二律，一悬用七律，判悬以下无鏄钟特磬之说，不知与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创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惧之意，不必如此发作，却未得歇灭旧病，依然只在也。《诗传》不曾修，近看《论语》，却尽有合改处。候修毕，试整顿《诗》说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开卷也。

前书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时鄙笑庄周为恶无近刑之说，自今观之，亦自不易也。月末专望枉顾，馀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于存心处事上痛自省察矫革也。某求去未获，然贱迹终不能安，度更不报，即以罪谴逐矣。此间词诉近日却绝少，渐可读书。但直卿既归，复之又病，数日羸甚，无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笔。此事未知终竟如何，万一不就，恐为千载之恨也。

季通可早来，或未归，得共究此业。或已束装，亦得道间相伴，游山玩水也。希圣要来甚善，有朋友性静向学，能思索检讨者，携一二人来尤佳。其不能此者无益，徒累人也。

《乐说》已领，尚未有深解处，须面扣乃悉耳。雅乐说后便幸示及。闻有安定《鹿鸣谱》，亦望录寄。偶得新都八陈石刻本纳呈，看毕却告附还。其说与薛士龙者同异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鉴》，方此修改未定，旧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觉读书损耗心目，不如静坐省察自己为有功。幸试为之，当觉其效也。

古乐之说，尤荷意勤，及今见之，殊胜蜀公之方响也。但诸说中颇有未甚解处，及《新书》内论古钱处，前后颇有相牴牾者，又不见今是以声定律，为与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见面论，今日寒甚，写字不成也。《启蒙》之名，本以为谦，而反近于不逊，不知别有何字可改？幸更为思。费隐之说，若有所见，须子细写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见得上下察是隐处，须著力说教分明，方见归著。若只如此含糊约度说得不济事，不惟人晓不得，自家亦晓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细，当时便合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明至隐之义，不应却引鸢飞鱼跃至显之事而为言，却说翻了也。请更思之。前日已尝疑此，后来子细反复，逐一写出比较，见得说不行，此无可疑也。只管如此疑无了时，只费顷刻功夫写出了，到写不行处，便释然矣。

昨日见报，有因奏对极言太极之罪者，累数百言，大率皆攻鄙说。其说甚呆可笑，不知何人所发也。窃恐流布诸书，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也//二变之说，甚荷见教。比因修《礼》，编得《钟律》一篇，颇简约可观。大抵尽用本原之书，旦夕当奉呈也。籴米事适间赵簿来问，不知为请此钱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见喻，当以嘱赵及元善作书也。但吾辈时运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为乡里计也。

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绚，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

公讳松，字乔年，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丁内艰，服除，召对，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与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以年劳转承议郎，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蚤夜其间，以自警饬。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譬之射焉，失豪釐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是时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旋属靖康之变，中朝荡覆。公在尤溪，方与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谂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摇，未有所定。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固不暇于博求幽远，以尽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负经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馀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喻东南，公乃因谒见而说之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计，以为子孙万世之业。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朝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今日庙堂之义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盖尝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唐唯不失关中，故更三亡，不失旧物。而吴孙氏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乃所以保建业。其后桓温、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舻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东向以图中原；退又不能移跸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以为固守之计，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于道涂，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后又无所保以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壮其策，归即以闻于朝。而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筦库，于是乃得召试。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公即对言：「自古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盖天下国家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唯能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反覆驰骋，辩说纵横，出入古今，證验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高宗览而异焉。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西督川陕荆襄军事，欲奏取公为属。会太夫人属疾不果。既遂遭丧以归，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对，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国势亦小振矣。公始进见，欲坚上意，以遂中兴之业，即奏言曰：「陛下以圣哲之资，抚艰难之运，侧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虏伪侵凌，戡定之勋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于高明，而辅之以睿智日跻之学，垂精延访，蚤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奖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臣有以知虏伪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反覆切至，而犹虑夫计画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朝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顾又尝病士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则又奏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上悦其言，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乃诏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书。则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中外恫疑，异议蜂起，张公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公深以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东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今皆幸为我有，而无故捐之以资敌，非计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郤长驱以来，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摇，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亦将无所施矣。且其新民累岁安集，亦既有绪。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丁壮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贻后患，抑又甚焉。即以宿卫单寡，必行今策，则愿毋庸尽撤，而使合肥、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则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虏冲矣」。疏奏不省，而刘豫果数求援于虏以乘吾隙，议者方以为忧，而虏反忌豫强将不可制，一旦执而废之，遂不暇以我为事。不然，则亦殆矣。自是之后，庙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而明年，车驾遂还临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复召对。公即抗言：「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于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墯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厉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媮；审知彼己，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窃迹近事，则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伪刘之废，中原之衅可谓大矣。而吾终未肯求所逞，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今日之势虽未至于危机交急，亦可谓迫矣。谓宜断自圣志，深思昔人爱日之义，忧劳庶政，无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归之有司，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礼义、正纲纪、除弊政、振媮俗，抚循凋瘵之民，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后谨察四方之衅，投隙而起，安受其烬以致天地之殛，则虽有智者亦不知为敌谋矣」。初，刘光世守淮西，御军无法，而寇至辄谋引避。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寻有叛兵之变，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宠秩之。张俊守盱眙，方撤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公于是又言：「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于不立，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效，臣窃不胜忧愤。而深惟其故，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修明纪律，惩陵夷委靡之祸，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诏大臣，号令所出，必务合于天下之正义，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则威令必振，国势安强。虽桀骜之虏，亦将歛衽而退听，尚何病于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为忤，特命除郎，兼畀史笔。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再论上前，言甚恳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于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隐，论者美之。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既而虏人亟遣使来请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而秦丞相桧始颛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虏使名称既不逊，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于是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衢，指桧为虏谍。都人汹惧，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虏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其纽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盖虏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虏使请和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躏以逞，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其言之切如此，盖出公与诸公之意，而成于胡公之手。桧虽持其议不少变，然虏人狂谋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论者莫不壮之。然自是之后，边备遂弛，士气益衰，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正堕公等所忧挠我之计。桧顾自以为得上心，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桧尤忌之，固留不许。及虏使再至，独许归我河南地。公因轮对，又言：「陛下践艰难之运，十年于兹，虽有大有为之志，而于天下国家所以经远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启戎心，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礼悔祸，使陛下间于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使，此万世一时也。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又念国步日艰，人心未服，而天子无自将之兵，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二三大将人拥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则又数数建言，宜复武举，责实用，必其洞晓韬钤、长于绥御者，以储将帅之才。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以补周卫之缺。精择帅守，使蒐卒乘，以壮藩维之势。亦皆当世之急务，久长之至计，反复惓惓，不能自已。其于请建太学、明大伦，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媮之习，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所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焉者，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国是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几，而虏果败盟，复夺我河南地，悉其锐师，数道大入，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于是中外大震，桧亦不知所为，周章回惑，至于视师之奏，援引乖错而不自知，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柬拔蒐练之馀，以故关陕、顺昌、橐皋之师连战大捷，虏乃引退，复议讲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然桧遂掩己失而冒以为功，公夺主权，肆然无复有所忌惮矣。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盖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旧喜赋诗属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而诗律亦益閒肆，视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复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类，莫不伤之。其后十馀年间，桧遂颛国秉，大作威福，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桧死败，其幸存者乃起复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见矣。呜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无违。友爱诸弟，委曲将就，有人所难能者。与人交重然诺，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接引后进，教诱不怠，闻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邪佞嵬琐、简贤附势之流，与己异趣，则鄙而远之，或不忍正视其面。至其所以施于吏治者，亦皆果决明辨，抑邪与正，无所顾避。顾熹生晚，不及于闻见之详，故不得而记也。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后已，垂裕后人，不使迷于所乡者又如此云。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于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始时吏部侍郎徐公度欲为之序，略言少日多见前辈，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游，始得为文之法。会病革，不及脱稿，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赠硕人。其父处士确有高行。硕人性慈顺孝谨，佐公事太夫人于穷约中，未尝一日不得其欢心。承接内外姻亲，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后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蚤卒。孙男三：长塾，亦蚤卒；次野，将仕郎；次在，承务郎。女三，其婿脩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男五，钜、钧、鉴、铎、铚。女九，长适文林郎赵师夏，馀或许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计，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日奉而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盖公之诗尝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谶耶？不肖子熹追慕攀号，无所逮及。窃惟纳铭幽堂，具著声烈，以告万世，盖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公赠官通议大夫，正第四品，准格又当立碑，螭首龟趺，其崇九尺，刻辞颂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听而择焉。谨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状。

字原有品，品又不一。如笔力雄浑者拟之以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心象外，得其环中；冲淡者拟之以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高口者拟之以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此三品比字之最上品者也。我老友晦翁兼之，宁不超前绝后哉！范士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