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不肖，陛下过意，使备侍从。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劳图治之时，而臣曾无片言补助万一，窃位素餐，死有馀罪。今者陛下祗畏天戒，惟怀永图，亲发德音，赐以清问，臣犹不言，罪益大矣，谨昧死上愚对。所谓消弭灾异之术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见者。夫天地与人均一气尔，上下流通，初无间断，故天地之灾祥与人之善恶，常往来相应而无穷。圣人以人配天地而谓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为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蕴积于内者既久，然后一旦发见于外。善医者察脉观色，知其所从来，治其内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过节，物被其害，是病之发见于外者也，岂非腹心之间或有所疾痛而不宁者乎？或有所郁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见，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则莫若恤民力；欲解其郁塞，则莫若通下情。何谓恤民力？臣闻国之所恃以为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命者财也，取于民者过制，则民失其所以为命矣。臣窃考之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猥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汉至武帝始有盐铁、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两税、榷茶之法，当时议者纷然，以为民害，后世既已兼而用之矣。盖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调。天宝以后，军旅数起，凡非法赋敛如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奏之类，后皆收入两税，以为常赋，今之税是也。则赋敛之重，至于两税极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谓茶税者，其初所得仅四十万缗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县财赋名色，臣之可得而见者，曰经制、曰总制、曰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宽剩、曰大军月桩、曰和买折帛。名为不取于民，而其实阴夺民利；名为漕司移用，而其实责办于州县；名为州郡之馀，而其实不足；名为与之以本钱，而其实无有。陛下试诏有司，以此数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几倍也。至于州郡空虚，诸所诛求，又有未易数者。如春冬军衣钱，昔之出于官库者，今则敛之民矣。军器物料，昔之和市者，今则不复与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则贾用不售，亦等级而使之输钱也。虽有廉平之吏，违冒法禁而不暇恤；虽有严明之监司，知州县之无可奈何而不复问。况又有臣所不能尽见者。陛下以此推之，则今日之民力盖可知矣。夫取于民者如此其多，则宜其财聚于上而不可胜用矣。而户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说也。臣窃以为国计之重，民事之烦，要须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后可以为之制节。唐元和间，宰相李吉甫始为《国计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尝为《会计录》，元丰间又为《中书备对》。今宜依仿其书，为《绍兴会计录》，使天下财赋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见。然后取祖宗之时出入之数以相参较，其浮冗之费有溢于旧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众人之议，酌时势之宜，可罢者罢之，可减者减之。视其所省者几何，然后财赋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议矣。如经制、总制未能遽罢，勿拘以一定之额可也。如和买、折帛未能遽罢，裁损其倍取之价可也。触类而推，不一而足，庶几困敝之民，犹可以少苏。不然则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终极。陛下虽恻怛于上，降丁宁之诏，立烦悉之法，初无益于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学士李咨言两边寝兵二十馀年而边馈如故，他用寖广，宜裁损浮冗费以宽厚敛。于是诏近臣同议，以景德较天禧，计所省得什三。其后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贾昌朝建请度经费，省诸不急。亦诏近臣议之，岁省缗钱百万。及夏人请盟，枢密副使庞籍言陕西用兵以来，用度太广，请遣使者减省边费。仁宗从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国用困竭，与中书合议大加简阅，凡省八万馀人，三司赐粮始有馀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虽然，节用以爱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尔。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名为兵革不用而百姓犹不免于困敝，有如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其将何以给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创制内藏，当时平定僭伪，亲祀郊丘，所费巨万，皆出于内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诏近臣作记，以述祖宗爱民力之意，且谓宰臣曰：「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师旅，或以水旱，辄发内库钱以赐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为心，则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谓通下情？臣闻言路广然后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纳谏，与夫祖宗所以贻谋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广引以烦圣听。顷者臣下进见，陛下每谕以言虽切直，或有过当，皆能容纳，仰见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尽也。既而秦桧用事，专权自恣，恶天下之议。已而陛下得闻之也，乃始严刑峻罚，以钳天下之口。词色之间，稍涉疑似，进退之际，或被顾盻，辄皆有不测之祸，长告讦之俗而亲戚为仇，起罗织之狱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导谀成风，称之者以为圣人，尊之者以为恩父。凡投匦之章，造庭之策，不谋而同，归美于一德元老。至于轮当面对者，托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圣问所及，则恐惧而不敢对；风旨所至，则迁延而不敢行。四方馈献，毕集于相府，而尚方所无有也；郡国便宜，取禀于三省，而九重不之闻也。当此之时，中外人情为何如哉？原桧之所以至此者，彼其为说必不自以为拒谏也。以为不如是则国论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观之，岂其然乎？陛下奋发英断，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领，以瞻天日之光。招徕多士，不问新旧，开纳众论，不遗疏远，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风颓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矫正而振起之，未易变也。奈何议论之臣，不能广推圣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桧之馀术，以艰梗言路，摧沮士气。陛下因星变而求言，彼则曰恐奸人以天变为幸也。大理少卿论及刑法，彼则曰不当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献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应也。然而有言则受之，有善则行之，岂必问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隐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为好名，或目以为好异，此等说行，虽不必加以刑罚，而士止于千里之外矣。昔公孙戍谏田文而得宝于外，文表而出以劝来者，司马光以为文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然则何必逆探其隐伏之情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马光以为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然则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庆历间，谏官包拯上言大臣颛政，恶才能之士，有所开建，则议其近名。夫群下虽众，然有志于国家者甚少。其能处心积虑，图补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说，是志士仁人终无以施矣。则夫指之以为好名者，是不欲其为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婴谓和与同异，则夫目之以为好异者，是欲其为同也。伏望陛下戒权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说之为邪；察今日风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览士大夫是非之论而断之以理，进用忠谠，斥远谀佞，使天下知好恶所在，则中人以下皆化而为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体，迂阔而不适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轻加以罪也。如此则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伪，庶政之阙失，皆毕陈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郁塞而不伸之叹哉？至于防守盗贼之策，臣窃以为今日之计，内之所以立国，外之所以备患。虽曰时巡江左，而规模事体，实与六朝不同。民心爱戴，有死无二，立国之势，赖以为固，此则非六朝之所敢望也。边境之上，经理防察，常若寇至，此则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乘时崛起，初无积累之业，其继承统绪号为中兴者，特东晋而已。方元帝徙镇建康，居月馀吴人莫有至者，假王导兄弟为之重，引顾荣贺循为之先，然后人稍归附。既而王敦、苏峻、祖约相继称兵，宗社危疑，不绝如线，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国非其国矣。恭惟陛下总戎河朔，四方闻风，云合响应，竭蹶奔走，惟恐居后。上下有常分，中外无异志，分阃之重臣，握兵之大将，尺一号召则朝闻命夕引道，是岂东晋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确守信约，城郭不修，器械不备，堠障不立，烽燧不设。憔悴之民，襁负系道而不之纳也；閒旷之土，莽苍极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备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内患，将不能以一朝居。然则民心之为邦本亦大矣。故臣区区前说，以恤民力、通下情为先务，盖所以系斯民之心，使之固结而不解也。虽然，六朝之所以备患，又安可忽而不讲哉？大抵国于江左，必保两淮，必据上流。然孙氏之吴，未尝有淮南尺地也，亦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则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万一敌据之，则鲜有不得志者，盖其顺流而下，通行无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业地阔，营伍相望，外论颇以为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备，尚有可虑者。《兵志》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襄阳之地，平原广野，非有险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实不足，此其可虑者一也。与士卒同甘苦，然后可与之同死生。今田师中刻剥其下而奴隶使之，平居无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长乎？此其可虑者二也。捉募行旅，以补军籍，至有断截肢体以求免者，人情可见矣，其可驱而使用命乎？此其可虑者三也。夫贵极富溢而能以立功图报为志，此豪杰之士也。唐杜牧论用兵之弊，以为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绘溢矣，子孙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师中不几于是乎？此其可虑者四也。李道之于师中，故部曲也。师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赀。夫两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应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虑者五也。凡此数事，皆人所共知，而窃以为忧者，独未闻执事者有所措画，岂其知两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为尤重乎？陛下诚留意于此，使将足以用其兵，兵足以为将之用，形势相接，声气益振。至于疆埸之事，据险要，远斥堠，遣间谍，察奸伪，诸如此类，皆可以付之其人而听其所为。惟是备禦大计，所当有一定之说者，愿陛下密诏诸将，悉意条具，使议臣参订其可否，有未尽者，往复诘难。然后断自渊衷，裁处其当，表里相应，勠力而行之，非若率尔尝试而侥倖其或成者也。昔赵充国上屯田奏，宣帝辄下公卿议。诸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于是始诏报从之。庆历中，经画西事，亦诏帅臣议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择焉。近世以来，举事兴为，议论不一，政令数改，是以玩岁愒日，迄无所成。使其审之于初，奠而后发，岂复有纷纷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陈其大槩矣，而惓惓之诚，犹有不能自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为忠义纯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张浚是也，而臣窃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长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岂肯置之谪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非必君而后知臣也。盖其左右奉侍，朝夕亲近，其志趣之所尚，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传说也。然则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独览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虽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虚名而无实用者，许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户晓，宜加崇重，以慰远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实用之有无，惟陛下知之尔。使其无也，犹当以人望见重，况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则虽曰虚名，乃所以为实用也。且臣闻人恒过然后能改，动心忍性，然后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圣人，不以己之独智而废众人之论，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终身之善，每以知人为难者，盖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胜恳切之至。

某闻之，私者君子之甚恶也。利于私必不利于公，公与私不两胜，利与害不两能，故夫私者，君子之所甚恶也。虽然，私足以害公矣，亦有利于私而利于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窃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杀之，谓其直于君，曲于父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君子以为孝而举之。由楚人而观之，公莫甚焉；由鲁人而观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见杀而私者见举，何也？孟子曰：「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人能卖其父，则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而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杀之也。人能不弃其父，则岂忍弃其君？鲁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举之也。嗟乎，天下不难治也！善立法者能如楚之杀直躬，鲁之举败卒，则天下不难治矣。古今之法，至于吾宋备矣。吾宋之法，至于吾君吾相密矣。虽然，亦犹有备中之缺，密中之疏者乎？某请得而言之。吏部之法曰：「为从政郎有六考，而愿致仕者，与之迁通直郎。遇郊祀，则有封赠之典」。此圣人立法之意，所以厚人子之私者也。而近岁之言者曰：「选人有以岳祠补考而关升改秩者，亦有全用两任岳祠而改秩者，侥倖之启，莫此为甚」。于是乎选人岳祠并不理考矣。朝廷更法之意，所以破群议之私者也。夫厚人子之私者，岂非塞其滥而贵其实乎？法之备且密，未有妙于此者也。而某犹曰「备中有缺，密中有疏」者，何也？前之法教之以孝，此法备矣。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法之所不及防也，故曰「备中有缺」也。后之法塞其滥进，此法密矣，然革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并及其以奉祠理考而致仕荣亲者，故曰「密中有疏」也。且夫以祠考而关升，是诚滥也，以祠考而改秩，是诚滥也，谓其利于私不害于公，不可也。若夫以祠考而致仕者，是固利于私矣，亦岂有不利于公者乎？告老者多，则廪给者寡矣，其利一也。因告老之身以及其亲，忠孝之教于是乎在，其利二也。封赠之典有荣名而无实费，然上有不赀之恩，而下有不赀之荣，其利三也。一举而三利从之，亦何惮而不听其以祠考致仕乎？以某之管见，谓宜为之法曰：「以祠理考而关升改秩者勿听，以祠理考致仕而迁官封赠者听」。如是则破群臣之私以塞其滥，厚人子之私以教之忠，可以并行而两利矣。某所谓利乎私，亦有以利乎公，不在兹耶？不在兹耶？虽然，某也年六十有馀矣，改秩荣进非某事矣。独念父母罔极之大恩，三釜之养则不及矣，所以为之报者，惟赠典而已矣。今又绝望焉，岂非痛之极乎？仰惟相公以孔子、孟子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孔子、孟子之所以泽民者泽民，朝廷之深仁厚泽，如天斯宽，如地斯大，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某也有荣亲之阶，又有绝望之痛，岂非所谓一夫不获，而吾相之所深耻者耶？涤其耻，疗其痛，造化之力，直馀事尔。昔者孟尝君至楚，楚献象床，使登徒氏送之，登徒氏不欲行。孟尝君之门人有公孙戍者，受其宝剑，入谏曰：「君奚受象床哉」！孟尝君辞焉。公孙戍出，孟尝君返之，曰：「子教我甚善，子何志之喜也」？公孙戍曰：「君得廉名，臣得宝剑也」。孟尝君善之。夫公孙戍之得宝剑者，私也，然而能成孟尝君之廉名者，公也。不以私废公，不以公咎私，孟尝君之所以为贤欤？今某妄议朝廷之法，而出于自荣其亲之私，岂不有公孙戍之嫌哉？然因家以及国，因亲以及君，是亦以私利公之义也。以私废公，以公咎私，相公岂其然哉！进越而言，震惧无所。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