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巳。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古者设诽谤木。欲闻已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夫汉高帝赦周昌桀纣之对。晋武帝受刘毅桓灵之讥。况陛下豁达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圭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挠直就曲。斲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又曰。朝有讽谏。犹发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为之不采。忠谏之有益如此。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已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逄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夫与理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鉴于兹哉。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巳若。而讳●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巳。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圭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已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

《两朝宝训》：「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淳于佺、韩中正为详覆官，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是吏部尝引对，坐失入人罪，不与改官者乎』？钦若曰：『然』。上曰：『用法不当，非习律令者也，其可以为法官乎』？命劾宗道等。钦若等退，相顾叹曰：『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非群臣所及也』」。

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盖天下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直道以事上，固不论也；若夫小人为奸，其可不察哉？饰是非，点白成黑，或誉过其实，或毁损其真，相与蔽欺，杂然陈于前，而人主以一己耳目，广览兼听，必欲每事洞然其情，非大过人之聪明，其能不颠倒眩惑乎？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留神政治，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非聪明过人，何以及此？臣试论之。夫官为详覆，刑狱所系，居其任者，尽循三尺以示至公，犹惧或失，而况不习律令，安能办职哉？宗道判刑部，宜于此尽心，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中正尝坐失入人罪，而不得改秩，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宗道私窃自料，以为人主万机之烦，决不能记此，遂敢面欺，必且讳其所犯，以幸不察。然而仁宗一见觉之，宗道即被罪，此聪明之实，所以能服天下也。当是时，王钦若为宰相，盖先朝旧德也。宗道欺君，其罪固大矣，钦若得为无罪哉？朝廷进用人材，未有不由宰相者。其人有过，而宰相不知，以荐于上，虽曰不明，犹或可恕；今宗道主举中正，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而钦若应声以为是，则中正之不可用，钦若固已熟知之矣。知其人之不可用，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必待人主问而后对，非朋奸罔上而何？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然必劾之者，罪在罔上耳。苟于其微置而不问，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其害政未易言也。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若共工之象恭，鲧之方命，自驩兜、四岳咸荐之，而尧独能察焉，以为不可。观诸此，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图治功者，可不念哉！

《唐书·李珏传》：「杜悰领度支有劳，帝欲拜户部尚书，以问宰相。陈夷行答曰：『恩权予夺，愿陛下自断』。珏曰：『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须，所以致太平。苟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上，将焉用彼相哉』」？

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慎择宰相，委任而责其成功，如是而已。至于人材之用舍，爵禄之予夺，则执其柄以诏王，实宰相之职。唐文宗任陈夷行、李珏等为相，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而责其效职哉？杜悰拜户部尚书，而夷行无所可否，乃曰「恩权予夺，陛下自断」。呜呼，是安用彼相邪！夫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本末而上下之分定，治功所以成也。夷行身为相臣，而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人主，不知其所任何事哉？虽然，当开成中，夷行亦号一时贤相，不幸与李珏、杨嗣复等并用。嗣复得君，与珏为党，故夷行疾之，数争事于上前。一日，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领邠宁，议皆出于嗣复。及夷行对延英，帝问除二镇当否？夷行曰：「苟自圣择，无不当也」。嗣复曰：「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如小不称，下安得嘿然」。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故于除用，不肯任责。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是谓合天下之公议，不然命由中出，必有招权卖恩，而私于人主者。为夷行计，便当与上别白是非，若其人果贤，虽不由于启拟，用之不害为公；有如不材，宜白去之，不当循嘿自避，以取诮于后世也。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尝曰：「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五取三，二取一。彼当劝我择宰相，不容劝我疑宰相」。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至于党人成于下，主听乱于上，见讥史氏，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而朋奸得以欺之也。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诘其所因，慨然破嗣复之党，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文宗不知出此，惜哉！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称太宗、明皇之盛，曰：『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幸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厉己，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

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然焦心劳思，变法更令，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而夷考其治，终有愧于前世者，其故何哉？稽其名不求其实，慕其时不行其道，故用力虽多，功效蔑如也。且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德业之盛，无如太宗。故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至于明皇，虽晚节不兢，而开元之政，亦后世罕能及之。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岂无其要哉？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臣请得以备论之。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则所以表天下者，动用周旋，举得其正，孰得而违之；遵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则所以取于人者，是非好恶，悉由至公，孰得而惑之。与大臣言钦而信，无使小人参焉，则委任之重，所以责成功者专也；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则礼貌之隆，所以资启沃者深也。去官之无益于治者，则窃位素飧之人退，而材能自出矣；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承恩负宠之人寡，而怨旷自销矣。将帅择而士卒勇，则外侮不患乎不却；官师公而吏治辑，则内政不患乎不举。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是皆人主夙夜躬行，无一敢怠者。太宗、明皇用此以致贞观、开元之治，其效不彰彰可考哉！非独太宗、明皇为然，虽尧、舜三代圣哲之主，其所行亦不出此，是宜宪宗有问，而李绛对之悉也。《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夫祖宗之谟、烈，垂之天下，所以启佑后人，为之后者，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宪宗有言：欲无愧谥号。则其措意施设，岂不韪哉。观其慨然发愤，志平僣叛，能用忠谋，不惑于群议，卒收成功，以至元和之治，唐室号称中兴，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信乎其能行之矣。至于不克有终，与明皇同讥史氏，此无他，由其信用非人，所以驯致其祸，莫之悟也。呜呼，惜哉！

《仁宗君臣政要》：「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曰：『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故君知其道，臣知其事。朕若一一自任，非无为责成之理』。守忠愧拜而退」。

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未尝行也，而万事莫不毕举；未尝视也，而万物莫不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惟其善于用人，是以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呜呼！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应万几之烦，不委之人，曷以济哉？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寘之廊庙，而使之修其德业。政事无巨细，悉以责其成；人材无内外，悉以听其用。吾于此尚复何为？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传》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理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不能仰称委任之意，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而不使之专也。故进擢才能，关决事务，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若将与臣下争功者，名之曰「忧勤」，其实以上兼下，非秉本执要之道。顾如是区区，亦焉用彼相哉？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尤其彰彰者。方是时，百官效职，而人无弃材，庶功即叙，而事无遗策，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坐视其成功者也。而王守忠乃云「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寘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守忠小人，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赖明圣觉之，以谓「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大哉王言！兹所以为仁宗也欤。夫以仁宗临御之久，在列精白承休，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乱惑主听，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不可不察也。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不得举手。明皇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乘间进说，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惟在听之如何耳。若仁宗之聪明，能使谗者愧拜而退，盖可为万世法也。

《三朝宝训》：「端拱元年，太宗谓宰相曰：『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权在诸侯，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兹弊。暨朕纂位，抑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慎守法制，务振纪纲，以致太平』」。

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威柄在我而已。方太平无事，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虽有奸雄，孰敢妄作？故操持予夺之权，未尝不出于上也。至于末世，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是以国势骎弱，主权暗移，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皆足以作难，况奸雄哉？唐有天下二百年，而高祖、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天宝以后，日渐陵夷，方镇擅权，连城相望，彊臣悍将，拿兵忿争，而尾大不掉之患，终唐世莫之能救。五代承之，其弊尤甚。当是时，威柄在人，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呜呼，天下岂有是理哉！迹其祸败之由，盖以制之不早，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观德宗姑息藩镇，至有终身不易地者。宪宗用吉甫为相，岁馀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神策军使王驾鹤者，典卫兵久，权振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大抵朝廷之势，得人则张。彼祐甫相德宗，吉甫相宪宗，皆能有所设施，故其效昭然，有足称者。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遂使唐祸胚胎，卒抵败乱。岂不以假其术智，特以排难于一时，而不知复收其柄，立以法善其后故也。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莫重于兵，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方无事时，听受节制，若女子然，东西唯命，吾尚何忧；及其植党渐固，而挟之以恣横，豢养滋丰，而纵之以骄侈，于是怙势长恶，始有慢命不虔之事。圣人虑祸于未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昔者晁错欲削诸侯，而七国亟反，盖削之非计也，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则其国自弱。然则为唐室计者，外而藩镇，内而彊臣悍将，其权固不可遽夺也；傥能用偃之说，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稍令出戍以散其党，则庶几阴夺其势，而主柄专于上，岂不伟哉！唐柳泽有言：「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监前代之失，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则其先见之明，后世所当法也（《华阳集》卷二二。）。

宪宗：「宗」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臣闻风俗之弊有可以复返之理，患为政者不能以是为急尔。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世每以是为急，而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则因恬而不知怪，是何急于彼而缓于此也？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一日不治，其害立见，而风俗所在，虽有不善，未为深害也。见其可缓之形，而不见其不可缓之实，培养之不加，而纵寻斧焉，廉耻日丧，忠信寖薄，颓靡废阙，以至于不可收拾。呜呼！风俗国之元气也。元气枵然，则身随之。风俗既坏，则国从之。虽秦之强，隋之富，而元气不存，则危亡可立而待，是果可缓耶？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观风俗，苟有不善，则切切焉以为忧。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为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职当如是也。古人以是为急务，而后世则忽之，教化不明而质朴日消，此亦无足怪者。我国家列圣相承，美化流行，习俗丕变，既与古匹休矣，而审观详察，则尚有所当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风也，末习之好而去本寖远也，富者竞为骄夸，贫者倾赀效之，歆艳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观汉文帝以敦朴先天下，而海内望风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丽珍奇之好，而当时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纯于古也，躬行于上而俗移于下，源清流洁，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圣上清心正本，无他嗜好，乘舆服御，一切减损，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诸习俗，未睹其效，意者躬行虽力，而法制犹未备欤？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宫室藻绘之饰，器用雕镂之巧，被服文绣之丽，极侈穷奢，荡心骇目。公卿大夫之家，妇人首饰，动至数万，燕豆之设，备极珍羞，其侈汰如此。及从而问其然，则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极，古人所以原本枢机者在是，而靡丽为甚，来者无所取则，亦惟末习是效。故近岁以来，都邑之侈，遍于列郡而达于穷乡，此岂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泽有言：「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倖。制之于亲贵，则天下从；禁之于宠倖，则天下畏」。我真宗时，销金服饰，其禁严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则自中宫以下，外则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禁，布于天下。自此无复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圣上恭俭之化，形于宫掖，闻于天下久矣，而臣犹虑夫贵戚大臣之家，有渐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当自是始。行于一二，以励其余，而风俗可移矣。古人举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宽于贵戚大臣，而急于士民之家，则人不服，何者？彼固以为吐刚而茹柔也。躬行以为之本，法禁以为之具，而行之自贵戚大臣始。贵戚大臣既正，则远近莫不一于正，此则正俗之要也。

嘉兴旧为苏隶邑，其俗乐谊而尚施。然其弊也，夸豪而事无益，千金之家，羞不相及，或仅不足以急人。至若华穰丰饱以崇老释者，往往竭其力以趋之。虽其为施同，要以不累于俗而知所轻重者是为难耳。柳泽之陂有长者焉，陶君其人也。君蒙成于父兄，不广斥于利；诿事于弟侄，不计析分铢。独慕为恢阔，均戚及疏，偕其嚬呻，药病歛死，梁川甓道，视力所到，又自以为弗足也。己巳、庚午，江淮饥民相食，近甸斗粟几千钱，官赋民粥不给，卖饼饵者不敢过市。饿者撮道旁滓苴嚼齧之。大家方峙其粮以左右望，君抄并舍二千家，发囷廪，下其贾之五计口赈之，瘥且起。简其疾者，馈以共之，归其流者，橐以遗之。或转其历，来弗却也。稚者养之，死者瘗之。欢曰：「无多事，啬祸矣」。君曰：「共患尔，非德也」。已乃义君之举者风动，四方出滞藏仿为之，所活者倍于柳泽焉。君有业于华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辄破，相与为隐寄而已。君创义役，弭争端，窒赇谢。吏失望怅然，则怵豪右，撼之于有势。君不私一家患一乡，反倾补罅，瘠己赢人。凡十年，义役得不破。君燕处则有侦于门闾，出则有谒于路旁。观者厌苦，君开门当之，无空手还者。顾谓其子：「吾所为未有遗后长道也。今当别为义廪，几以赒族姻；为义薪，几以平市估，其所甚重。若饰神祠，缮梵宇，察其轻重缓急以为，弗若焚券已责之为急也」。病革矣，犹曰：「无虐贫庸，无为怨府」。亦异乎放利而没身者矣。初，君不求仕，教子而已。一钟之粟，分人之灾，非如畦种，可计日待也。而大章、大甄并入太学。大章擢丙辰第，大甄未几以上舍策名。君不由流级，值国大庆，亦得官封，至宣义郎以老。岂为善者虽浅薄，彼昭然者如响之扣，若此其易耶？君卒于嘉定壬申五月几日，相为禳禬，有刲臂肉者，诚之感也。世或谓人不可以义动者，其信然耶？君名某，字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保义郎。世籍震泽。其适柳泽也，实自保义定迁始。母某氏，继母某氏。娶沈氏孺人，先卒。二子：大章，某官；大甄，某官。女适从政郎、前浙东路提举司干办公事刘宰。孙男尚幼。以某年十一月几日祔于柳泽之西沈夫人兆。铭曰：

施不必义远于利，惠非为德可以食嗟陶君，恢有识。岁窭艰，发仁术。线霤微，诚达石。刻幽藏，后有述。

绍定戊子秋九月乙未，故两浙转运司进士、迪功郎、临安府临安县尉吴江叶府君之妻安人陶氏卒，其孤成忠郎观与其弟茵若𦭰卜以来年正月丁酉，奉其柩合葬于长兴县惟新乡府君之兆。前葬，状安人之行，函书泣授使者致之于某，曰：「吾母故家嘉兴之柳泽。祖文干，保义郎。父逢，忠训郎。兄洪与其同祖兄大章、大甄皆由舍选擢上第，即授郡博士，其他亦多名荐书、入太学，号浙右儒家。吾母生于乾道己丑，既笄而归我先君。越二十有九年，当嘉定丁丑先君即世，子五人，女嫁庚辰进士、儒林郎、严州录事参军张琥。吾兄弟之不肖，丧吾先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坠其家者，惟吾母是仰。吾兄弟方日夜相勉，期收场屋尺寸之效以慰吾母，而吾母逝矣。天地有穷，此哀无穷，惟勒铭幽扃，足以昭不朽。而揆之法，铭不下五品；稽之古，铭不及妇人。观等不胜罔极之情，用敢忘其分之僭，抆血修辞布之下执事，或略其僭冒，援近比而赐之铭，则吾母虽死犹不死，君之惠也，惟君图之」。某前妇即安人堂妹，居相比，年相若，情若同生。某之初尉江宁府，君与安人亲饮饯之，分不为不厚。吾妇亡恙时，能言安人之在家也，孝于亲友，于诸姊诸妹逸而能勤，丰而能约：女道之得也。其既归叶氏也，移其所以事亲者事其姑，而姑悦；移其所以友其娣若妹者友娣姒，而姊姒睦。事夫得警戒之道，御下识宽猛之宜，妇道之得也。今又知府君之既没也，安人以身之所以自律者律其家而家以昌，以夫之所以垂训者训其子而子以成，以昔之所以奉其姑者奉祭祀而祀事肃：母道之得也。至于闵岁之不易振廪以食饥，捐药以起疾，给槥椟以敛死者，所及且万人，则其高谊盖有烈丈夫所不能为者，铭其何辞！府君讳时可，字行之，其世系之远，德履之粹，既有铭之者矣，故不书。安人封不系其夫，晚遇恩也。铭曰：

德之备，家之肥。阶庭青，紫俨煇。铜山之原吉兮！

公讳士达，字仲和，居嘉兴之柳泽，以绍兴丁巳生，嘉定壬申卒。遇寿恩、郊恩各一，明堂恩再，积封至宣议郎。二子，皆擢进士科。大章，儒林郎、新监行在车辂院门；大甄，新安庆府府学教授。孙男子泳、子沂、子渊，皆习进士业。曾孙容、实、崇，皆幼。夫人沈氏，先公卒十七年，葬于柳泽之西二里，乃合葬焉，实公卒之岁十一月辛酉。得铭于前秘书省正字周南，刻未竟，大章、大甄属公季婿丹阳刘某书而纳诸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