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乱常。邦家所禁。凶谋逆节。天地不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潜蓄回邪。率由艰险。猥承门绪。得齿朝行。爰自卑微。谬加超擢。寄之帑藏。总彼均输。殊不知外矫清廉。内怀贪冒。趑趄百变。以此徇身。首鼠万端。专为罔上。触途苛刻。归怨国家。还俗僧史敬忠。凶慝逆徒。狂愚贱品。乃妄陈谶纬。别觊异图。密与交通。将期委质。仍自以亡国之后。克复攸归。遂乃手记灾祥。窥觎时变。言肆恶悖。心在不臣。恶迹既彰。款验咸服。戴天履地。面目何施。枭首夷宗。未云塞责。但以务宏大体。志在宽刑。尚免严诛。容其自毙。其杨慎矜宜赐自尽。其兄少府少监慎馀弟洛阳令慎名等。不合随从。并为同恶。亦宜令自尽。其史敬忠首建逆谋。实为巨蠹。宜决重杖一百。鲜于贲诈称敬忠当王。附会凶人。宜决重杖六十。长流。其范滔妄说妖言。与之昵狎。宜决六十。长流岭南临江郡。其王庭耀既为佣作。终不论告。宜决四十。配隶黔中郡。杨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凑。引致非类。成此祸端。宜决四十。配流岭南晋康郡。其义阳郡司马嗣虢王巨。虽则不涉凶谋。终与敬忠相识。宜解却官。于南宾郡安置。其太府少卿张瑄。素以妄庸。专行险诐。比缘慎矜荐引。骤历班荣。因此结交。潜为党援。况犯赃私。情逾难恕。宜决六十。长流岭南临封郡。其右威卫执戟天马监副监万俟承晖。妄蓄图书。与慎矜解说。潜相党附。为蠹实深。宜决重杖六十。其闲厩使殿中监韦衢。忝膺重寄。不存公道。受慎矜嘱请。为承晖奏官。谄黩愈彰。比周斯在。宜贬与远官。应配流及安置人等。所在即差纲驿领送。其杨慎矜及兄弟并史敬忠有庄宅等。宜并官收。其家口男女等。并令所司准法。即配流岭南诸郡。其张瑄及万俟承晖鲜于贲等男女并一房家口。亦准此配流岭南。其内外近亲。不可尚列班荣。及居京毂。宜令三司使即括实奏闻。且臣之事君。有死无二。匹夫徇义。犹或亡躯。岂有位亚六卿。任兼三独。父子相续。俱承重委。兄弟不次。皆列通班。而更阴图不轨。潜觊异望。静言此心。良可叹息。除恶务本。与众共之。令在惟行。盖非获巳。中外寮庶。咸使闻知。

门下。太子右赞善大夫兼御史专知大府出纳权知御史中丞事杨慎矜。坚正有才。通明足用。久持天宪。兼掌国泉。竭忠公之一心。杜讹伪之千变。爰升独坐。用肃具寮。而潜恳固辞。执谦难夺。愿收恩于后命。祈尽节于前功。得失不惊。将敦薄俗。始终如一。以劝守官。特遂由衷之诚。仍居出纳之任（一作纳谏之职）。可行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仍依旧知大府出纳。

敕。铨综之司。名器所属。苟亏审慎。必有奸滥。及今按诘。其数颇多。马有害偫。罪虽在于胥吏。龟之毁椟。过亦由于主守。其御史中丞杨慎矜所奏。前后知铨侍郎及南曹郎官等。忝效职司。不能举察。合投严谴。用肃慢官。犹以久践朝班。夙昭人誉。过而能改。必在增修。特宜宽宥。俾自惩警。

昔开元初。宇文融首以税客户籍外剩田户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后天宝閒。韦坚又以穿广运潭兴漕之利。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议财货之政。君子曰。融等之败也。岂不哀哉。诗云。人之多僻。无自立辟。融等之谓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强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渔失业。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者。十一二矣。盖汉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是时也。天子方欲因士马之众。贾将帅之勇。高视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师旅之不供。流庸之未复。思睹奇画之士。以发皇明。盖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关谒见。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言发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数年之中。独立偫臣之上。无德而禄。卒以败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国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杨崇礼又以善计财帛见幸。然廉谨自守。与人无害。故能获终。融死且十馀年。始用韦坚及崇礼慎矜。皆以计利兴功中人主。胁权相灭。为天下笑。而王鉷杨国忠威震海内。尤为暴横。人反思融矣。大凡数子。少者带数使。多者带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户倍于往时。主司守以取决。备员而已。四十年閒。覆族者五。弃人贾害。岂天道与。夫先王牧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兴利也。俭则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降及后代。亦克用乂。礼记曰。仓廪实而知荣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观数子之意。欲竭人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窃王者之柄以徇已。奋其长觜。以鼓天下。于是权归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顾。车舟沸渭于万里之外矣。狙诈既骋。拱袂而取公卿。窃富国安人以为名。纡青拖紫以为实。名实不其爽欤。且君以安人为忧。而融辈扰之矣。人以丰财为利。而融辈竭之矣。向之所利者。岂不反欤。而数子方自以为功无让。坐受富贵。斧钺已在其后。而谓身安于泰山。及其死之。菹醢不足以谢天下。岂不愚哉。于戏。以玄宗之才业。为中兴君。奸臣一说。利动明主。坚等窥其馀烈。不顾万死者。贪爵禄也。盖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论曰：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银坑事，太宗恶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详味当时致治之风，尧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义之不充，不患财用之不足。贞观中，天子勤劳政治，敦尚俭德，非贤者不厚礼，非功臣不宠赐，内无嬖人专其恩，外无奸臣窃其泽，所用固有节，所敛固不厚，但虑人才未尽用，生民未尽苏，意常不足尔。天子务德义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宝之初，天子厌倦万机，日恣侈逸，内有嬖人擅其宠，外有奸臣导其欲，恩倖寖广，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费，必诛剥生民而后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时也。韦坚以漕运宠，杨慎矜以积财进，至王鉷任用，则剥割极矣。民以戍死边，追理旧课，诏恩给复，而广收脚费，冤痛之声，遍于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谓之羡馀，纳于内库，以奉天子私费。呜呼！天子之费，岂有私乎？且天子为生民主，民勤劳以奉之，财赋之入，固有常数。入既有常，用得无节乎？故行赏于人，使内外称之，曰宜也；施惠于人，使内外称之，曰宜也。今乃恣奢日广，遍赐嬖宠之家，竞为僭侈，权倖之辈，各极其欲。是明皇用聚敛之臣，割肌肤、槌骨髓，以快奸人女子之心尔。快奸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乱，不可得也。王鉷聚敛极矣，继以杨国忠用事，尤恣无名之取，故明皇私费滋广，而内库盈积，季年之乱，复资盗贼之用。是明皇宠奸巧之臣，穷生民之力，始则奉私欲，终乃为贼资也。世之论治乱者，多谓系之时数。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验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敛之臣而天下自乱，然则治乱果系于时数乎？后之王者，宜鉴于此。

《书》云：「后非贤不碍」。又曰：「良臣惟圣」。则知人君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必由忠贤辅翼，然后圣德日跻，而天下长治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三皇，言三皇者莫尚乎黄帝，须得六相，而后皇道成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五帝，言五帝者莫尚乎尧舜。尧须得四瞸，舜须得十六相，而后帝德盛也。古之言治者莫尚乎三王，言三王者莫尚乎禹、汤、文、武。禹必得益，汤必得伊尹，文王、武王必得周、召、吕望，而后王业大也。三王而下，言治者莫尚乎汉，言汉者莫尚乎高祖，高祖必得萧、张，而后能灭暴秦而平海内也。汉而下，言治者莫尚乎唐，言唐者莫尚乎太宗。太宗必得房、魏，而后能革乱隋而登太平也。故曰，人君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必由忠贤辅翼，然后圣德日跻，而天下长治矣。臣观唐明皇帝为临淄王，始得刘幽求等，克讨韦庶人，以清内难；自皇太子即帝位，能用崔日用、郭元振等，遂诛太平公主，以除大怼。开元初，则引姚崇、宋瞡等为宰相，乃致开元三十年太平之功业。伟哉，侔禹、汤而齐文、武矣！暨天宝初，姚崇、宋瞡既死，又斥弃张九龄不用，专任李林甫、杨国忠，于是忠良路塞，君子道否，癚党并进，小人得时。明皇一身，三处受害：林甫、国忠蔽其明，高力士塞其聪，杨贵妃食其心。大凡人所待而用者心也、耳也、目也。圣人高拱珀廊之上，南面临天下者，以心劳乎万机之务，而计乎成败也；以明视乎九州之远，而察乎安危也；以聪听乎万方之政，而审乎治乱也。今明皇心与耳目三者皆废，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又安用之哉！荒色淫湎，惑以丧志。万机旷废而不知，朝廷倾乱而不察，天下咨怨而不恤，社稷将覆而不悟。禄山兵起，河北陷没，而贼据东都，犹未之觉。干戈将及乘舆，乃遽走出延秋门以避锋刃。几何不丧身亡国，由林甫、国忠之启乱也。或曰：高力士弄权于外，杨贵妃用事于内，天宝之乱，岂独林甫、国忠也？对曰：力士所以得弄权于外，杨贵妃所以得用事于内者，由林甫、国忠为之也。高力士自开元初则知内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宠。是时姚、宋为宰相，力士小心供职而已，固未敢干政事、窃威权。及林甫、国忠为相，皆由力士进达，故力士得专恣矣。宇文融、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鵵、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皆因附力士，并取将相高位，专宠恣横，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开元初，武惠妃顾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见废，而明皇虚中宫二十年，专宠惠妃。及惠妃薨，后庭数千人，无可意者。后杨贵妃进见，至于期岁，礼遇才如惠妃。然则明皇在开元间，非惑于女色，而海县无事，政令和一，岂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鲠论进于君耳，使君汲汲行尧舜之道？明皇锐意治本，惧兹正人，饮酒不敢过夕，坐朝不敢差晚，丝竹不敢数御，苑囿不敢频行。内虽嬖宠惠妃，而外不敢隳慢庶政。惠妃虽受君宠，而不敢辄窃君权。虽有百惠妃，又岂能惑明皇之心，乱开元之政哉！及杨贵妃入宫，则林甫、国忠为宰相，唯以奢侈之务厌君之心，佚乐之事荡君之志。积銂财货，以盈君欲；崇饰台榭，以请君游。累日不视朝，无人切谏；连宵奏钟鼓，无人上言。倡优日戏上前，妇女朋淫宫内。朝政大坏，皆林甫、国忠为之也。噫！用姚、宋则治，用杨、李则乱。贤臣不可不用也，癚人不可不去也。崔群尝对宪宗曰：「安危在出令，治乱由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瞡、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治乱分时也，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癚臣李林甫，治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又穆宗尝谓侍臣曰：「国家贞观中，文皇帝躬帝道，治致瘅平。及神龙之间，继有内难，明皇平定兴复不易，而声名最盛。历代长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人间，知百姓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励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姿，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乔、杜如晦、魏郑公、王皀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继体，常经天后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瞡，委之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盓，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瞡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睵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睯，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癚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无逸》为元龟」。开元之治、天宝之乱，则任贤臣与任癚邪，得失安危明矣。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内，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进，接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贤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奸邪而去之？对曰：贤臣与奸邪迥异尔，非为难辨也。在人君密审而熟察，其可见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直讦君之失者，好忠谋不避死者，好补时政之阙者，好不从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复为当朝正人之所延誉者，为左右小臣之所谮毁者，为宫掖嫔后之所憎恶者，此则贤臣也。其好随君之意、顺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诡随而后众，好循默而不言，复不为朝廷正人之所延誉者，为左右小臣之所引荐者，为宫掖嫔后之所称美者，此则癚邪也。君以此察之，贤臣癚邪甚易见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曰：「此家事，何须谋于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实封，张九龄奏为不可。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观之，皆以为九龄贤，林甫癚；而明皇怒九龄不顺己，善林甫能承意，贬九龄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传曰：「失之毫矨，差之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国祚将倾，岂止误以千里也！任人之际，可不察与！向使明皇能辨林甫之癚、九龄之贤，则岂有禄山犯阙之事也？千载之下，可为龟炮也。

臣位忝三公，职当论道。事有所闻，深亏圣政，默而不言，则上负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来，中外喧传，以诸路散青苗钱，深为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今访知其由，深可惊骇，不近人情，有玷圣化，无甚于此。臣谓此事岂可不达圣聪？皆云朝廷主张，及诸路所差之官承禀风旨，威福（四库本作「逼」）州郡，故无有敢言于朝廷者。臣会见河北转运司谇开折提举常平官约束条目云：所散青苗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户充甲头。此乃是恐向去收纳不足，勒令上户填纳。又欲散与坊郭人户，其钱不得过抵当家业所直价钱之半。且谓之青苗钱，却支与坊郭户，皆是广图利息，不顾道理，兹岂常平散銂之旧法，朝廷救济之本意？此法于乡村之民，行之惟旧。夏秋成熟，折还斛㪷丝帛，即谓之举放。若癨令纳本利见钱，即谓之课钱。将新抵旧，迁延岁时，诸般折还，未尝了足，以其利债负，官司不许受理。今乃官自为之，从古以来，未尝有此。岂当圣朝而行此法，殊乖理道。况闻乡县之民，有穷迫之甚者，即皆愿请钱，一时聊济窘急，向去必难填偿，此乃下民从来常态。州县既以逋欠，必从散行催督，追呼笞责，何所不至。兼闻诸路州县之民，犹有积欠税租贷粮，并预支䌷绢钱数甚多，将来一并催纳，何由取济？所散官钱，又成积欠。提举之官，徼冀旌赏，务成功利，剥下媚上，何恤于人？州县承风，不敢申理。臣恐缘此烦扰，必致兴起事端。所有提举官，乞下本路勘验事件状，特行朝典，以戒非理聚銂之臣。《书》曰：「商炮不远，在夏后之世」。臣不敢以远事證之，且以唐开元末用宇文融、杨慎矜、王鵵等二十馀人，建中初用赵赞、陈京之策，百方裒銂，剥下害民，归怨于上。当时执政议臣，以癚佞结党，专以财利媚上，方被宠信，不敢指言其非。惟张说、陆贽苦言之，不蒙听纳，仍遭疏斥，驯致禄山、泾师之乱，鲜不由斯。《礼》云：「与其有聚銂之臣，宁有盗臣」。信不诬矣。方今朝廷清明，表里无事，以天下之广，财赋所入，比之祥符以前，其增有及倍者，亦可谓无遗利矣。若以用度稍乏，自当减节冗费，省罢不急之务，不作无益之事，济之以俭，示民不奢。百姓自足，君孰与不足？《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此之谓也。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陛下视开元之末与建中之初，所用宇文融、杨慎矜、赵赞、陈京之法，治之道邪？乱之事邪？兹固不言可知，诚可为圣朝之商炮。近时以来，中外臣僚上言兴利者甚众，大抵希时痈进，妄作者多，徒自纷纭，必寡成事，伏愿一切罢之。惟内外计臣尤须慎选，州县长吏得忠厚廉良之人，台阁近臣无辸邪朋党之士，则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衣端拱而化成矣。臣愚不识忌讳，发于至诚，昧冒以闻，伏增惶惧陨越之至（《文潞公文集》卷二○。又见《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四，《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七。）。

光前者削奏时将谓宫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须五年，得无却成奉滞否。惭悚惭悚！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佗皆仿此。）。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如《左传》子罕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佗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具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證异同者日月也。）。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馀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證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證验云云」；或无證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如中宗时《回波词》諠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辞》之类。），诏诰有所戒谕（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妖异有所儆戒（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馀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馀不须也。），诙谐有所补益（如黄幡绰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馀不须也。），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无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晋纪》八卷写净草者，必已写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儿子康令带来，虽未了，亦告分付。盖为今夏递往南康军路中，遗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则都无本故也。其写了净草，续附递来，不妨。向所请出《魏纪》，今令李永和带去。有改动者，告指挥别写，及楷改。目痛，灯下作此书，恕其不谨。光上。

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今更寄贡父所作《长编》一册去，恐要作式样，并道原广本两卷，并告存之，向去不便却寄示也。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谓其有礼也。而管子之后不复见于齐者。予读其书，大抵以鱼盐富齐耳。予然后知管子所以无后于齐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称其仁，丘明称其有礼，然不救其无后，利之不可与民争也如此。桑弘羊灭族，韦坚、王鉷、杨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于祸，孔循诛死，有以也夫。

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齐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竖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争立，伯业随毁。盖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则勉强而从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祸难既平，国家无事，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所悦者谀佞也，故祸发皆不旋踵，若合符节。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终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俭节用，去冗官，节浮费，内无宫掖侈靡之奉，旁无近幸赐予之失，贞观之治斯已过半矣！治书御史权万纪尝言：「宣、饶部中鉴山治银，岁可取数百万缗，以佐国用」。帝怒骂曰：「吾所乏忠言嘉谟，有益于民者耳。汝为御史，不能进贤退不肖，而訹吾以利，岂谓我汉桓、灵耶」？斥去不用。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贞观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后虽以公议罢去，而思之不已。谓宰相曰：「公等暴融恶，朕已罪之矣。然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宪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还朝，而程异、皇甫镈皆以利进。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镈、异揣知其意，数贡羡财以顺所欲。故度卒逐去，而镈、异皆相。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歛之害遍于天下，故天下遂分。宪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祸止于其身。然方镇之强，宦官之横，遂与唐相终始。可不哀哉！呜呼，太宗之恭俭，所忍无几耳，而福至于不可胜尽；玄、宪之淫佚，所获无几耳，而祸至于不可胜言。而世主终莫之悟，覆车相寻，不绝于世，盖未之思欤！

李林甫猜忌，不见于词色，己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阴计中伤。韦坚以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职，实图倾之，乃潜令杨慎矜伺坚隙，赐坚自尽。慎矜权位寖盛，又忌之，乃引王鉷，托以心腹。鉷诬奏慎矜，族其家。鉷权盛，林甫亦畏避之。国忠之诛王釬，鉷以表示林甫，不许，赐鉷自尽。

右《李林甫传第五十六》、《王鉷传第五十五》。韦、扬、王皆以贾贩穿窬之才，内阿主欲，外附权利，破人门族，图己富贵。而人亦从而倾之，譬如禽兽之趋食，更诱其侪类以就网阱，而身随烹灭。前者死，后者益来，悲夫！

刘晏乘机无滞，然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唐史臣以谓「苟不塞谗口，何以持重权（云云。）」？

右《刘晏传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财。夫为人国者，能使民不加敛而国赡，功亦足道矣。事有难成而易败，故杜预建策平吴，亦贿中朝。或问之，曰：「吾惧为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虽然，晏材足济国。观其初上书元载，以冥勤其官而水死，托此自誓。既委重任，多历年所，且以商利为名，怨之府也。韦坚、杨慎矜等事断可识矣，故其自谋如此。但预志混宇内，非苟持富贵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终。而晏事卑功下，成则欲享其厚利，图全而得祸，固其所也。

天下之祸必有所自起，善论事者不当罪其成祸之人，而当罪其始祸之人。是以成祸者其罪小，始祸者其罪大，不可不辨也。古人有言曰：「与其畜聚敛之臣，宁畜盗臣」。人情岂固欲舍君子之名而蒙盗贼之称哉？顾聚敛之臣本以逢君之欲，主意既合，非特阶以自售其身，往往因以致位卿相。后之好进者，遂指掊克之计以为宰相捷涂，曰：「彼既以是而得之，吾何惮而不为哉」！由是知成祸者为患于一时，而始祸者贻患于后世。此始祸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大，成祸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小也。开元之初，明皇以励精之志奋然有为于天下。当是之时，元老魁旧布列于朝，人主犹知有所尊惮焉。及太平既久，淫侈日肆，财用困竭，国计艰短，言利之臣得以用事。明皇始相宇文融，其后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咸以言利进。至岁裒缗钱万亿，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卒使盗起兵兴，主迁势夺而不可救，惜哉！德宗继肃、代丧乱之后，既相杨炎，作两税法，民力未及少纾，而太常博士陈京请借商钱，户部侍郎赵赞代杜佑行借钱令。民不胜冤，家若被盗，至市人相率遮邀宰相，泣诉于朝，曾不之恤。逮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增私藏，海内重困，天子不免播迁之患。至宪宗时，皇甫镈由聚敛勾剥为宰相，虽市道皆嗤之，卒使宪宗刚明果断之资不克有终，而其祸有甚于德宗焉。是数子者皆操融之术，蹑融之踵，以取融之位，如探囊而得物，则天下之祸吾固知其有所始矣。初，明皇用融之策，张说尝数沮其谋。融乃诬告说罪，帝发金吾兵园其第，几不免杀。自是利说一开，群奸相继而至矣。至德宗之用裴延龄也，陆贽言延龄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帝怒罢贽，亦几不免。宪宗之时，程异、皇甫镈以言财赋幸，俄得宰相。裴度三上书言不可。帝不纳其言，用之不疑。何明皇不信张说之言而用宇文融，德宗不信陆贽之言而用裴延龄，宪宗不信裴度之言而用皇甫镈也？盖谀言利说易餍主情，而忠谏谠议难回感听。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小人进则君子退，其理然也。宪宗即位，尝谓宰相李吉甫曰：「德宗播迁，谁实召乱」？吉甫以陈京、赵赞之事告之。帝愤然曰：「京与赞真贼臣」！宪宗闻暴敛之祸首于贼臣，未几复相皇甫镈，岂亦迫于国计，不得已而然欤？乃知利说易以摇其君，虽明皇之事，德宗之所闻，德宗之事，宪宗之所闻，而公然蹈其覆辙，亟于乱亡而不悔也。唐自太宗之业废于后世，而取民之制日已滋广，两税之外，如盐铁、转运、铸钱、括田、榷利、借商、进奉、献助，靡所不至，其取之可谓极矣，其为报亦酷焉。当时聚敛掊克之人不可胜数，而始作俑者盖起于融。后人见融以言利获宠取相位，皆翕然师之，因以陷其君于危亡。然则论天下之祸而诛其首祸之人，非融而谁欤？

《唐书·褚遂良传》：「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

臣闻天下之道二，治与乱而已矣。行尧、舜、禹、汤、文、武之事则治，行桀、纣、幽、厉之事则乱；进贤退不肖则治，好近小人而不闻正论则乱。尧、舜、禹、汤、文、武与夫桀、纣、幽、厉，虽去今数千百载，而其经世成败之迹存诸方册，可考而知。其成者昭然为可仰也，其败者惕然为可畏也。由其所致，以验吾之所为，合于善者从而勉之，近而恶者从而改之，则师古之道，于是乎在。乃若舍夷途而弗遵，蹈覆辙而不知戒，未有不入于乱亡之域，宜乎太宗监之以为元龟欤。至于进善人共成政道，斥远群小不受谗言，臣谓人主唯能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则于此二者勉而行之，宜无难焉。盖人者国之宝也，群小者国之贼也，犹冰炭之不可相入，枭鸾之不可并翼而栖也。故一善人进，则群贤类至，不肖无所容，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不可得也。一小人进，则群小类至，君子无所容，必能使其君听谗说而由邪径，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乱，亦不可得也。太宗既能监前代矣，则知夫治生乎君子，所以进善人共成正道；知夫乱生于小人，所以远群小而不受谗言。呜呼！太宗以英武之姿，取孤隋，攘群盗，拨乱反正，慨然行此三者，用能致贞观之治，亦可谓盛王矣。然史氏有言，人之立事无不锐于治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观太宗之三事，始非不勤，而终之实难。何以言之？乾阳毕工，隋人解体，可以监矣，乃诏发卒治洛阳宫，而乾阳之役复兴。张玄素以谓袭亡国之弊，同归于乱。所谓元龟者，果安在哉？魏徵尝谓太宗在贞观初亲君子，斥小人；比来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又曰：贞观之初求士如渴，比来由心好恶。以众贤举而用，以一人毁而弃；虽积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谗佞得行，守道疏间。然则进善人，远群小，其不克终，亦可知矣。且前代不可不监也，善人不可不进也，群小不可不远也，为治之道无出此三者，信能行之久而不变，帝王之德，曷以尚之？奈何太宗有区区之志，而持之不坚，所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后汉·马援传》：「建武四年，隗嚣使援奉书洛阳。世祖使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隗嚣与援同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及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

臣尝谓中兴之主，自夏少康、周宣王以来，功业之盛莫如光武。世之议者，见其起于兵间，破寻邑百万之师，而王郎、铜马、赤眉、青犊之属相继扫荡，遂以为专用威武平定天下。及观马援之言，然后知光武所以成功，固有出于威武之外者。方隗嚣据阨守险，名震西州，自以天水富盛，士马最彊，将欲北收西河、上郡，东取三辅之地，按秦旧迹，表里山河，其志岂肯为光武屈哉？虽光武亦自谓不能屈也。故遣使往来，卑辞厚礼，言必称字，用敌国之仪以慰藉之。当是时，举天下奸雄割据之徒，比权量力，桀骜难制，莫嚣若也。马援告以光武大略，而嚣意辄不怿，遽以为胜高帝，于是遣子入质，惕然畏服之不暇。夫嚣初未尝亲见光武之为人也，且光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敌，则英睿之姿已足以盖众矣。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则大信不疑，已足以结人心矣。既阔达多大节，而又博学文辩；既好吏事，而又动如节度；不喜饮酒，则其于经世变通之略，修身励行之事，盖恢恢然有馀裕矣。然则汉室陵夷之后，有能兼是众美，杰然独出于天下之上，以图中兴之业，则神器大宝不归是，将安归乎？此嚣之所以闻其风声不期服而自服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故臣尝论帝王之就功业，当以德为主，而威武为之辅。明王慎德，四夷犹将咸宾，况区区一隗嚣，何足道哉！虽然，光武才明勇略、阔达多大节，与夫经学博览，固人之所难能也；至于好吏事，动如节度，不饮酒，此细行耳，常人亦能之，乃以是称光武，何哉？盖以帝王之资，处富贵崇高之势，侈心胜之则易以纵，怠心乘之则易以忽。纵而不知戒，忽而不知勉。其视细行，虽躬行若无难者，殆有所甚难焉。唯光武为能克己奋励，不敢自暇自逸，此所以特异于众，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语也。故由光武以观中兴事业，则修德来远，其效昭然，可不勉哉！

刘向《新序》：「颜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颜渊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闻之，君子不谗人乎』！颜渊不悦，历阶而去。须臾，马败闻矣。定公命躐席而起，曰：『趋驾，请颜渊』。颜渊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不识君子何以知之也』？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御也，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而马力殚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进与』？颜渊曰：『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

臣读书至于《五子之歌》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然后知人君虽以崇高之资，享天下之奉，忧思危惧，殆未尝一日敢自安也。盖民恃君以生，而君则恃民以固邦本；民不得其生，必将召乱起祸，本实先拨，何以保邦？其犹朽索驭马，而驰骋不已，决至于奔逸颠仆，岂可不畏哉？是以民有馀于生，则资民以致治者，恭己南面，其乐亦有馀也。马有馀于力，则乘马以致远者，安意肆志，其适亦有馀也。颜渊知是道矣，所以因毕野之御，而以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告于定公，使定公察御马之道，以明夫治民之术，则鲁国其庶几乎。臣观古之治民者，薄其赋歛，取之以什一，则以富其财也；宽其征役，使之以时，而丰年不过三日，则以优其力也。民之所以为生者，财与力而已矣。舜不穷其民，盖知其所本在者。观其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则凡民穷之政，必无有也。自舜以至禹、汤、文、武，率由是道。奈何后世一切反之，殚天下之财，不足以充无厌之欲；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不急之务。使夫安俗乐业之众，悉为穷民，卒抵于乱亡而后已。故曰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穷之。此非独桀、纣、秦、隋为然，汉、唐亦然也。汉民之穷，自武帝始；唐民之穷，自明皇始。武帝以征伐，明皇以奢淫，是皆纵一己之乐，而贻祸于天下者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米粟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夫为王民而至于父子离，则其穷极矣，不亡何待？故御马者上车执辔，体既正矣；周旋步骤，礼既毕矣；历险至远，而马力已殚矣，然犹求焉，马未有不失者也。是以善治天下者，不穷其民，惟舜能之；善为御者，不尽其马，惟造父能之。虽然，造父不常有也，而舜岂世出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臣尝谓帝王惟能恭俭节用，而不穷其民，是亦舜而已矣。

《唐鉴》：「唐太宗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臣窃谓人主以眇然之身，宅万方之上，一事有失，不足以成大功；一行或亏，不足以备盛德。自尧、舜、禹、汤以至文、武，皆以功德盛大传于后世者，岂有他哉，定其心术而已矣。《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之在人，危且微如此，而事物万变，日交乎前，则所以定之者，可不知其道乎？方其虚一而静，独观昭旷，无有系累，则好恶公，是非白，尚谁得而惑之？惟夫私情内萌，偏见妄作，方寸汩乱而不知其守，此奸邪之所趣，而谗贼之所入也。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邪，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其不至于颠倒败坏者几希矣，何独一事之失，一行之亏乎！且以汉、唐观之。庸昏之主固不必言，如孝武、明皇，亦坐此而致败。孝武当文、景之后，雄才大略，可与有为者也。奈何秉心不正，左右前后之人观其向者，投合所好，如张汤、杜周以惨刻而受知，东方朔、郭舍人以猾稽而得幸，李延年之谀媚，江充之阴狡，与夫台池苑囿之观，弋猎犬马之戏，相与攻之，卒至于海内骚动，而汉室因以中衰。明皇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至太平，亦云盛矣。然侈心一动，穷天下不足以为乐，则有宇文融以言利进，韦坚、杨慎矜以裒刻显，李林甫之奸邪，杨国忠之淫蛊，相与攻之，而明皇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卒至于天宝之祸，不可救药。观二君之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后世所以惜之。范祖禹以为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盖好有所偏，必将迷而不返。以万乘之国而迷其所好，则一时憸佞便嬖皆将承意顺旨，以侥倖恩宠，唯恐其不至。于是优赏滥赐，上下相蒙，虽有彊谏力争之士，能遽回其势乎！故臣尝论人主之于天下，唯当清静寡欲，求所以安宗庙、定社稷、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舍是皆不足留意。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而攻之者甚众，自谓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呜呼，若太宗可谓知治道矣。祖禹作《唐鉴》而撮取其语，岂无意哉！

某闻之，君子出而应世，用其规模，取舍必有素定于胸。而人君之信贤，莫大于进用之始。盖规模取舍，不有素定，则动为世之所移；进用之始，不竭底蕴，以告于上，则后日不为人君之所尊信。孟子之见梁王，守仁义之说而不易也，虽不用，其道益尊；商鞅之见孝公，每下其说以取合焉，宜其有不终之祸矣。士生于世，其以孟子为法而鞅为戒哉！此在贤者，所以欲观其进用之始也。洪惟圣天子践阼，举朝之臣不足以膺注想之重，而必以徵阁下为先。手札而召，亲降色词而问，阁下所言，其尽之也，士复何憾！万有一为思虑之所不及，则天下之望何自而释哉？自权臣之死，太上皇帝更美万化，既七八年矣。主上绍隆大统，忧勤匪懈，又数月矣。救天下之弊，孰不曰人材？闻一善则举之，见一贤则招之，百执事之位至无虚焉，而天下之弊终以不去，何哉？有人材之名，无实用也。孟子有言：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夫国之空虚，非无仁贤也，有而不能信，是亦空虚尔矣。今之人材，有不得其言者矣，有不得其职者矣，有不得其地者矣，徒欲人人聚之本朝，以为观美。譬之作室者，闻天下之有良材，不惜千金而市，然犹露宿于野；疾病者，闻四方之有良药，不惮千里而求，然犹伏枕而卧，曾不知所以用之也。故大匠之用材，不踰丈引而足以支大厦；良医之用药，不越铢两而足以已奇疾。自古人材非天降地出，特在用不用之间，不可不察也。夫一人之智不若众人之智，一人之力不若众人之力也，今诿事于人，以一人为不足，岂若合众智以图之，合众力以举之哉？合众人者，非一人往，使一人窥之，又使一人待之也。合众多之论定其当，而使一人行焉，则无不济矣。日者阁下劝主上以诹访天下之事，固求治之要也。然天下之事有先后，患在门庭则先治门庭，患在腹心则先治腹心。今日之患，外患也。外患既急，要先治之于门庭，而阁下特欲付之将帅而不问，此某之所未谕也。盖某尝指靖康而论矣，当时更革号令，无非朝廷美事，惟禦敌之策，未能称是，不过大臣将兵以救河东，坚守京城以待四方勤王之师而已。向使大臣果能用兵如周瑜、陆逊，四方勤王之师果可倚重如李、郭，盖未害也。徒有其名而不知其不可用，岂不上误社稷而下误生灵哉？今固未至此，然去岁敌使兴慢侮之言，议者皆曰可战矣。非天相我，则几至阽危，而战卒不胜。金主既殒，两淮凋瘵已甚，迩来先我致好，议者皆曰可和矣。使者一往而被辱，再行而不受，而和卒不成。自和战之未遂也，议者则曰可守矣，若又如和战之谬，岂不大可虑耶？夫战则当有其备，和则当有其谋，守则当有其地，非可伥然妄动，以侥倖于万一也。战既无备而和既无谋矣，则所守果何地哉？以骄将御惰兵，而一二书生角无用之谈者，半岁往来而不决，两淮之间未见其有控扼者也。夫敌之强弱存亡盖不必问，苟有以自固吾圉，要当汰择将帅，简练兵马，度要害之地，高城深池而必守焉，见利勿动，见疑勿惊，而彼能越吾地为盗者，人不信也。日夜以图之，假以数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然县官所少，又不过曰财。夫财非所虑也，朝廷能一战而复中原，虽仕者罢俸，耕者辍食，其谁敢怨！惟其有无用之蠹，但见其不足也，今每事不欲撙节，而止务财赋之增。儒士龌龊，任用不快，必使豪健之吏，驰骋四出，以网罗利源。就令得人如王鉷、杨慎矜、裴延龄数辈，当时非不号能，自今观之，有益唐室哉？近者已用一二小臣措置酒坊于外，不识主上何自而知其人也？此弊一开，异时百官有司皆可自他涂出矣。上之宰相、执政，次则侍从之臣，台谏一有论列，无不罢斥，内侍之微，武臣之贱，阅月踰时，章四五上而仅免焉，不识谁为主上谋之也。庙堂之贤，安可谦逊退托而不任此？方主上富于春秋，践阼未淹月，举措一不得宜，无正之者则习熟而行，后将有难正者矣。阁下勿谓本等之位有常职而不可言也，天下之士望阁下者，以彼不以此。主上之待阁下，亦异于他人矣，阁下而不言，谁当言者？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正阁下之事也。闻之故老，建中靖国初，起范忠宣公于颍，忠宣已自病，不能视物，慨然欲行，其亲戚子弟固邀止之，至肩舆伪游于园以为在道路。忠宣悟而叹曰：「宰相吾为之矣，夫复何求！尔辈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上新即位，欲访治道，以吾老臣，言可信也，使吾得见主上而一言，胜于他人之百言矣」。忠宣之论，正阁下今日比也。《诗》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盖山甫之补衮，在于能举其德；而人之爱山甫，在于图德而莫助。阁下今山甫也，凡某之言，阁下或以为然，则固某之幸；以为不然，其委而置之，无俾某有好名之讥。不宣。

天之所为荣名显休，惟有功于天者而后畀之也。民者天之所甚爱，吾能裕焉，则有功于天者也。若是惟制民之赋者为能裕焉，近世则以谓利者国之所资，而取乎民者也。昔者卫鞅、桑羊、皇甫镈、王珙、杨慎矜、刘晏之徒，往往触刑祸，虽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而仲亦不祀于齐。或者以为利不可为也，然彼所为者，非圣贤之所谓利也。圣贤之所谓利者，必先裕焉，春则为之相丘阪，定准直，利堤防，具曲植以劝蚕事；夏则为之巡县鄙，驱兽害，行水杀草以祈谷实；秋则告之谨壅塞，脩囷仓，趣收歛，务蓄菜；冬则告之出五种，备田器，以待来岁之宜。凡有可以佐民求助于神者，无不为也。故《诗》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如是而阻饥，则天亦锡之以祉。故《诗》曰「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民咸得丰给而不乏，且有以肃给公上，比之为利多矣，岂必夺民而后可哉？夫以夺民者有祸，则知裕民者必获，天之荣名显休者也。窃闻今岁之春，天子亲载耒耜于郊，以戒农用，已乃出执事于蜀以制民之赋。某尝恨近世士或避不肯言利，其有奋而为之，则又非圣贤之所谓益焉以为民，不复见如古之制民之赋者以死也。乃者大夫士皆道执事博器宏度而达识，能如古者也。某于是不惟喜执事将获天之荣名显休，且以贺斯民之遭也。自兹凡制民之赋者，惟执事为法，益知务自勉，则执事及物之功，岂不博哉？其宜受报尤大也。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