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道之教训，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资其智。乃睿旧德，时谓元勋，谋合祖宗之心，名载鼎彝之器。申攽赞策，播告外朝。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国、潞国公文彦博，淳大而清明，方严而信厚。出则秉乎旄钺，入则总我钧衡。文武兼备其才，夷险能致其力。毕公之弼四世，三纪于兹；傅说之总百官，万邦其乂。爵隆无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荣。神明相其寿康，人心想其风采。是用还之论道，倚以经邦。以帝者之师臣，谋议庙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驭夷狄之情。庶几有为，底于极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于戏！吕望惟贤，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为孺子之师。矧我耆英，无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盘！

高宗梦傅说，或曰圣人之权也。高宗知傅说之贤，欲委之代天，取于皂隶之徒，仪于百辟之上，虑人情弗协，事难以济，故称梦得贤相，刻像而求之，寔权也已矣。且唯圣能神，奚梦之有哉？无为子曰：兹所谓不知圣人之所存焉耳。大哉，圣人之心也！出处焉，而渴贤之思不忘矣。恭默焉，而渴贤之思不忘矣。闲燕焉，而渴贤之思不忘矣。寤寐焉，而渴贤之思不忘矣。大哉，圣人之渴贤之心如是其勤也！如是其专也！则梦帝赉于良弼，发于至诚之感也，亦宜矣，乌在其为权哉！余以帝王之心于急贤莫如高宗，高宗之心于急贤见于梦傅说，故为之赞云：

商之梦说，发于至诚。委之代言，格乎治平。吁嗟乎武丁，汉之孝（下阙）。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圣人之道，布于方策，非高远而难知，迂阔而难行，汗漫而不可考信。大概以简易为宗，以尽天下之理；以仁义为用，以成天下之务。自微言既绝，章句之学，承流而兴，百家异论，众说殊指。学者各习其师，亡失本统，释数字之文，有至十数万言，而是非无所取正，求之以经世范民之用，为天下治国家之大略，盖阙如也，岂设教贻训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虽至诚深智，究达万事之表，必师式要道，以建皇极。是故《书》称尧舜禹之德，皆以顺考古道而行之为盛，至于傅说之戒高宗，则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孟轲区区战国，游骋诸侯，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说未尝辄道。由是而言，则为人君者，安可不知经术哉？舍是则万化之原无所稽法，而治乱之几惰于应变矣。人臣之处乎朝廷，虽远谋至识，欲尽致君之分，必通习经训，求古知今，然后可以剖决大疑而裁量先务。是以两汉诸儒若董仲舒、儿宽、公孙弘、夏侯胜、吕季主、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之徒，皆以经术博彊，果于适用。其辅导世主，究陈政教，建大议，施远业，率有考据，足以垂宪千古，若持权衡，按绳墨，以别万物之轻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由是而言，则为人臣者，安可不通经术哉？舍是则止于簿书刀笔之间，而无以谋王体，断国论，欲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难矣！永惟圣人垂教之原则既如彼，君臣之际，体道师经，则又宜如此，而学者不穷六经之用，以推治乱之变，规规于章句之习，务为衍说，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尝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为《易》之本始，由数而入象，得象以穷理，皆天地万物自然之蕴，不必旁摭异端，以就其说，故论《易》。政教之迹不同，则风俗代变，圣人著其始终，以贻后王之戒，可以意得，而有不可以文辨，故论《诗》。刑赏失柄，则王道归于笔削，其文则史，其义则裁之以权制，故论《春秋》。天人精祲之际，莫若修己以奉顺，政执其中，则万端不失于偏陂，故论《洪范》。明天性者长于教，故论孟轲。言而不知其归，则或叛去礼义，故论荀卿。经所以议道，而不可议以数，故论扬雄。不以天下动其心，则能保天下之治，故论唐虞。垂法创制，其效远者其流长，故论三代。得天下而无以守之，则亡必速，故论秦。乘可为之时，则不当茍简而治，故论西汉。先几预虑，则势不夺于小人，故论东汉。利害之体，必通究而善治，故论魏。祸乱之萌，必有以召而后发，故论晋。治人之道，必以诚为任，故论隋。天下之势，陵坏必有渐，故论唐。鉴于近事，则切直而易谕，故论五代。举其条目而著之篇，故有《论略》。言古验今，庶乎有补而已也。

为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贵而隆，处贱而杀者，事之常也，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轻，可轻而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尝质之于君臣之际，其始若异，而终则同，盖归于义而已也。今夫万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衮南面，人皆俯伏稽首而愿为之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贵不可贱也，其伸不可屈也，其重不可轻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退处穷阎而甘心藜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贱不足隆也，其屈不足伸也，其轻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尝有降心损己，以致礼于岩谷之士，而不以为愧耻者，何也？盖有求于下而为之。人臣尝有笃守深信，以全其志，不见诎于世主，而不以为悖慢者，何也？盖无求于上而为之。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赵氏从而释之曰：「好善忘势，以贵下贱之义也；乐道忘人之势，富贵不动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则义不亏」。斯极致之论矣。夫圣人之所以营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为之用也，而彼有取焉，则虽致礼而不为愧耻，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可谓好善而忘势者矣。夫众人之所以取适其欲者，惟爵禄宠利为之劝也，而我无取焉，则虽自守而不为悖慢，夷齐之于周武，四皓之于秦皇，严陵之于汉光，可谓乐道而忘人之势者矣。《易》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之设，抑亦配于斯也。要其归，则上为好贤之君，而下不失为守节之士，于义何损焉！

陶闻之，圣人之所谓道者，以简易为宗，以该天下之理；以仁义为用，以成天下之务。非幽远而难明，阔疏而难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学，随流而兴，百家异骛，众说殊骋，各习其师，忘失统要。故为《易》者不穷天地之本始、变化之至神，以推迹于人事，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系辞》非仲尼之作。为《诗》者不究风俗之代变，王道之初终，以参验于治体，而好议《商》、《鲁》二颂之不同，毛、郑两解之小异。为《春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权制善否，一归皇极，而争辨日月之为例，五始七等之成文。为《书》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义，号令施设之体要，而竞论《武成》之不可尽信，《秦》、《费》二誓之不当作。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求以援世率民、乂天下国家之大略，盖阙如也。昔者尧舜之盛，崇冠百王，而《书》称其德乃曰：「顺考古道而行」。傅说戒于商宗，则亦曰：「师古以克永世」。孟轲皇皇战国，开说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未尝辄道。摭此而论，则君臣之际，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适治之具哉？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儿宽、公孙弘、夏侯胜、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之徒，皆以经术博彊，果于适用，其辅导世主，推明治统，建大议，施远业，率有考据，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若持权衡、按绳墨，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而学不执六经之用，以酬世务之变，乃放肆纷纭，乐为衍说，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离俗为高，求全于世而已。盖仁以为任，远而逾励，大则欲恢隆先务，以跻至治之极；小则欲举偏补弊，以便安于一时故也。然三代之盛时，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足以维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赋，而天下之食足；九赋以待用，九式以均节，而天下之财丰；制乡遂以为六师，农隙则教战，而天下之兵强；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皆立学以训导，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六卿率属，辅昌王治，中外之务必举，而天下之官无倖位。凡所以用于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贤智才能之人，惟在办事，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迨夫两汉之兴，皆乘丧乱之极，三代之宏规大范，盖无存者。其君臣之计议，多出于一时之茍简，而百度未俱，不足为后世之袭用。及其弊生变起，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是以七国交峙，而外有尾大之衅，反者将起，则晁错献削地之说，以弱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淫侈之俗日长，而财用大蹶，则贾谊陈务农之计，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以广储积。兼并之路不塞，而富室拥资巨万，贫弱愈困，则仲舒贡限田之议，以检过制而补不足。牧人之吏屡见罢易，而生民不能绥静，则朱浮申苛察之戒，欲久其职，俾人服从上教。选举失实，贤不肖混乱，而无以协宣风教，则左雄抗限年之请，以考练名实，要之得人而任。刑烦禁密，世主以峻政为威，而元元陷于惨暴，则陈宠上蠲法之疏，愿除其溢于甫刑者，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凡为是者，大概缀缉缺漏，枝柱倾邪，随形栽割，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闻，圣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学者之言，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以不足适用之言，陈不能无弊之政，则华采浮胜，而事非根切，岂所谓有补于世哉？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号为隆平，朝廷无大过，边鄙无大忧，天道地化无大变异，生民无大失职。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背理伤道，难遍以疏举。岂当时之势诚尔邪？盖亦激于忠愤，力为切直可畏之语，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陶尝读六经，探索要归，舍章句之习，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又尝历览旧史，窃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乱安危之变，而仅有得者，乃言而笔之。不溺于侈辞夸说，以求工于文，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采而闻诸朝。验于今日，则时异事变，而畴昔之论，多无取矣，然犹勉竭区区，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盖知其指归也。恭惟阁下德业。文章之懿，充积于中，辉光于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讲修国具，以幸万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俾尽其用，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奥训，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业。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惟阁下一与之进，幸甚幸甚。

臣眇以书生，耕学畎亩，窃第以来，兹三十年，备历险难，粗谙民事，际遇圣明，叨恩赐对。顾臣愚陋，何所建明。惟服习父师之训，以为人臣事君，不告以帝王之道，斯谓不敬。臣闻帝王之治原于学，而学必著之行事；帝王之事行其道，而道必徵之庶民。若学而不见诸事为，则何以立人极；道而不于民攸监，则何以合天心？昔傅说告其君，以「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周公勉王以「立政立事」，「相我受民」。先臣吕公著亦言：「国家设劝讲之制，求治天下之术，《尚书》备帝王之道，尤切于治」。恭惟皇帝陛下德性聪明，根圣禀之天纵；学力充广，亲儒臣之日深。此道此学，固已洞然。矧自艺祖皇帝开辟宇宙以来，一以道理最大，为立治之本。陛下熙明之学，亲得理宗皇帝之的传，道统大原，上继尧舜。然而尧之授舜，其言简而严，盖谓历数与执中相为表里，天禄与四海相为终始，甚可懔也。逮舜之命禹，则其言详而切。危微之辨，精一之功，所谓学也；稽言询谋，则其事也。可爱可畏，无非證于民者。臣敢不铺张虞夏之隆，上渎天听。敢借汉唐为谕。汉唐贤君，非无上嘉唐虞、远辈尧舜之志。若太初中，越人言起大屋以胜火灾，此无稽之言也，武帝轻听之，建神明通天之台，千门万户之宫，以滋海内之虚耗。方士言神仙若可得，此无稽之言也，武帝又听之，幸海上，求蓬莱，天下愁苦。后虽追悔，亦已晚矣。听言若此，则平日欲闻大道之要、表章六经者，直表章而已尔。贞观初年，命五品以上更宿内省，数延问民疾苦，尝自谓不学则不明古道，亦卓然有见；而乃复立浮图，此勿询之谋也，太宗庸之，不免牵于多爱。洛阳宫既治，继有飞仙宫之作，亦勿询之谋也，太宗又庸之，竟诒弗克终之诮。行事若此，则曩时锐情经术、与学士讨古今，是直讨论之而已尔。若夫永光、建中之际，则尤有可戒者。方其宽弘恭俭，诏举有行，尝言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不可谓不知道；證之斯时，日月失明，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是虽好儒，无以掩牵制文义之失。若乃减大官之膳，戒服玩之奢，亦厉精治道；及徇近臣岁虽旱而禾甚美之说，租税不免，民坏屋卖瓦，行间架法，而变乱滋矣。本于一中，形孚四海，前圣大训，昭然可览若此。陛下以帝王之学，行帝王之道，固无汉唐数君之失；然本诸身者固已深探道之原，而徵诸民者犹未尽见行事之效，小臣所以未能无疑于此。夫国事之治忽，帝学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先臣陈瓘尝言：「历数在躬，有天命也；允执厥中，尽人事也。天人两得，则四海不穷，天禄常固。无过不及之谓中，不左不右之谓中；不中，若车轮无毂，不能转物，则为物所转，此自然之理也」。斯最为善言执中者。人君行道，不能转物，而为物所转，其端甚微，关系甚大，汉唐之事，概可睹矣。然圣人之言，不徒信而有徵，且示万世人主以保固民命、延洪国脉之方，曰「敬修其可愿」。盖愿治者四海之同情，敬修者一人之实德。今天下亦困矣，边陲之民困于兵，郡县之民困于赋，溪山湖海之民困于盗。幸未至于穷者，祖宗三百馀年深仁厚泽所固结，陛下爱民一念足以上通天心、下慰民望也。且夫安恬而佚乐，人所愿也，不免有流离转徙之忧，憔悴亡聊之叹，将何修而使之无阽危？丰衣而足食，人所愿也，不无颠雪而垂鹑、腹雷而形鹄，将何修而使之无冻馁？康宁而寿考，人所愿也，或者少壮戕锋刃，老羸转沟渎，将何修而俾全其生？此其大略也。非命殒于刑戮，积骨仆于征徭，曷可胜计！惟真有恻怛之忱，而后谓之敬；惟真有改图之实，而后谓之修。迩者札荒旱涝之频仍，夺攘矫虔之间作，朝廷航粟于浙、于海、于江、于闽，人免于饥，天报以稔，此天从人愿所致，陛下视民如伤所召。然修其可愿之实胡宁止此？天心之眷佑靡常，岁事之丰穰难屡，导迎和气，培植生意，因民愿欲，茂续天休，正在此时。圣学高远，当力行好事之秋，益敬其所当敬，愈修其所当修，虞夏盛隆，有不难及。抑臣闻之，帝王而下，圣贤所传《中庸》《大学》之书，与危微精一之旨互相发明。《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乃所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地。所谓致知，致此知也；所言格物，格此物也。倘宫庭之未肃，邦国之未乂，天下之反侧未平，是家国天下之大物犹未实格。谈格物者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所格何物也耶？《中庸》以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以至诚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其事在，有九经。其或身未尽修，贤未尽尊，庶民未尽子，远人未尽柔，则大经大本何时而植立，天地化育何时而参赞？论中和者曰「未发不是先，已发不是后」，穷极幽妙，将安用哉？学必著诸行事，道必徵诸庶民，非臣臆见，圣经贤传皆可质也。广厦细旃之所讲贯，于此已熟，诚非微臣所能测窥，惟陛下究竟及此，经筵之暇，朝政之馀，日乾夕惕，内省反观。一兴念小民水耕火耨之劳，即文王康功田功，日昃尚不遑暇食，果何乐乎常舞酣歌？一轸怀远民草行露宿之苦，则汉文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又何意乎新宫旧刹？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六府修而三事治，众贤和而万邦宁，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宜民宜人，而百禄是总，天下事皆在圣心运量中矣。惟陛下留神。

臣既以崇德修慝之说为陛下献，敢复申言古者君臣所以交修之义。臣闻昔武丁之命傅说也，曰：「尔交修予，罔予弃」。修之为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无不善之谓修。交修云者，凡所以修辅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复磋之；既琢矣，而复磨之，交修之义然也。夫古圣贤端此一身，以治其国家，不啻足矣，而何孜孜于人之言，其不惮烦若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真有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而害自不知者。又况群臣万民，四方之广，欲其无有壅蔽之患，岂一人心术智虑所能周哉！道之使谏，宣之使言，而不敢以惮烦者，非务容纳为美观也，理势然也。昔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茍在朝者，毋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以武公之德，岂其犹有不足？则其所贵于交修者切矣。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工执艺事以谏，命百官箴王阙，凛然此身规谏之中，而后得以立于无过之地。下至齐威、晋文，犹曰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而后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义，顾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哉！共惟陛下始初即政，窜殛奸慝，擢用贤良，谏诤之路为一辟矣。及载更化，凶党四斥，善类再合，谏诤之路又一新矣。而年岁以来，厌讳之意浸加于前，覆护之俗浸成于下，往往好同恶异，近于惟予言而莫之违。臣切以交修之义顾如此，恐非所以为国家之福也。圣度恢宏，容德覆焘，凡在臣子，视如手足，虽草茅狂斐，未尝一有戮辱之事，顾岂不能容一二违忤之臣，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说矣。自古言格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则？其德谊素孚，其学识素明，正身无屈，言皆可法，恳实之意格于上下，以其正己之学而为格君之学，固将不待于有言也，而况于言乎。今也有所论刺，而或自不免于偏颇，有所矫拂，而或自不免于疵议，其所谏诤论辩，而又或不免于词旨之失中。人品之不类，宜其未足以动九天之听也。虽然，君明则臣忠，君仁则臣直。此非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敢直为婴拂以自取戾耶？彼其言之有失得也，词之有逊悖也，人之有纯疵也，要自其身之责，而非吾事也，独所宜急者，顾其言之足以中吾过否耳。《诗》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石之粗厉，物之至贱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焉，岂复以其粗厉而弃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过也，是明主之所欲急闻也，吾而改之，其益大矣，而又何尤焉？《书》曰：「小人怨女詈女，则皇自敬德。厥愆，则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细民之谤诽，圣人不敢怒焉，而惟日省诸己，敬德之为务。况其有列于朝，皆得以自献于上，而概以违忤去，岂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谏诤，尤骇物听。事有未审，才一献疑，又已亟迁而骤去之矣。天下之事，与天下成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职在谏诤，固不当是非可否其间邪？臣虽至愚，切为陛下惜之。岂徒以将顺之为是，而正救之为非？岂徒以逊志之为贤，而逆心之为罪？岂徒以恕己量主之为忠，责难陈善之为有邪心耶？切窥时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欷歔也。故曰和如和羹，同如济水。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夫好人同己，而恶人异己，则其弊必至为诡随，为迎合，为附和，为拱默，虽存亡安危反覆乎间，亦且结舌而不敢发，岂不殆哉！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陛下独不观之于端、嘉之际乎？方其初，旌擢忠鲠，乐闻直谏，一时治象，为之翕然。不数岁，而台谏给舍往往相继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无虑亦以是而汰斥。于是大奸掉臂而入，莫之敢格，而国事几至于不测，赖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岂不为深戒焉，而又宁使再误而再悔邪？侧闻孝宗皇帝尝命近臣随事规谏，曰：「卿等若只备位，非所望于卿等」。又尝谓唐文宗仁弱，顾省而叹，曰：「朕不独有叹于文宗，盖亦以汉威灵自警」。而陈俊卿直引威灵以谏游猎，不特不以为忤，而遂登用之。一太学正奏对，数及王抃之恶，即日斥抃在外，不为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岂非陛下所宜法耶？矧惟今日虽粗有安静之形，而实有危逼之势。左冯右翊，夕思朝议，所以弭乱持危保邦之道，恃谏诤一路耳。若意向少差，顺适是与，望风相戒，不敢忤违，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则是使人主自圣，且孰与共忧天下之事也哉？语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默默以亡。臣不胜大愿，惟陛下以顷岁近事为戒，以孝祖前事为法，渊澄大虑，砥励初心，振饬臣工，交修不逮。辟忠谠之路，开不讳之门，不以人废言，不拂于从谏，不吝于改过。毋以切直难堪之言，而自为盛德之累，则天下忠哲志义之士，皆得自悉以佐其上，而陛下为克己从谏之圣主，岂不盛哉！昔者仲由问事君于孔子，谓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难于犯颜之谏也，而圣人犹以是戒之，何也？则犯颜纳谏之为最难，而有怀不敢尽，卒不免于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义，天地之经也。臣至疏贱，言不敢僭，然幸获一日之登对，不敢不效其拳拳之忠，惟陛下幸察。取进止。

臣待罪郎潜，莫知补报，误蒙亲擢，俾侍经帷。自惟学问空疏，无以仰裨圣德之万一。兹当陛对，敢罄愚忠，惟陛下垂听。臣闻傅说告高宗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夫致知力行互相发明，而知常在先，则知固未易也。而傅说独以行为难，何哉？盖高宗旧学《甘盘》，知道之君也，傅说惟勉之以行其所知而已。臣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由于天禀，圣学得之心传。当临政愿治之初，日以继志述事为念。所谓志者，先皇帝有此心而未及行，陛下因而行之，此继志也。所谓事者，先皇帝已见之施行而未及竟，陛下终能行之，此述事也。复故王之官爵，先帝素有此心也，陛下体先志而行之，而先帝不得已之本心昭白于天下矣。去内司之积弊，先帝之已施行也，陛下述往事而行之，而先帝去邪之盛德有光于青史矣。信用君子，先帝之心也，其或厄于小人而去，非先帝之志也。容受直言，先帝之心也，其或触忤奸邪而去，非先帝之志也。陛下首取公论之所与者，特加召擢，登之要路，而天下知陛下有意于开言路矣，白身出官，特旨赐第，先帝之异恩也。谓宜何以上报知遇？而乃赃污狼籍，不知自反，常怀李振清流浊流之愤。不由儒科，径践二府，先帝之殊渥也。谓宜何以上答圣知？而乃窟穴畿甸，老不知退，躬蹈圣人患得患失之戒。陛下因公论所不与而屏去之，而天下知陛下有意于重名器矣。绝贡献以塞侥倖之门，尚先帝却长沙羡金之遗意也。洒宸翰以明正邪之辨，尚先帝亲君子远小人之遗训也。先帝所欲行，陛下善继而行之；先帝所已行，陛下善述而行之，先帝之心，惟陛下知之，而陛下之心，天下亦既知之矣。臣犹谓知之而不行，犹不知也。行之而不力，犹不行也。自昔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舜用十六相，先去四凶，明四凶不去，则十六相不能悉心以辅治。臣愿陛下充所知而行之，知其为君子，则爱之惜之，有言焉则用之，毋使小人得以乘其间。知其为小人，则去之远之，自其根萌而绝之，毋使君子或至受其祸。《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霜，阴之微也；冰，阴之著也。履霜而知其必至于坚冰，犹小人不可使长而至于盛，当自其微而谨之也。古今治乱，率由乎此。今阳明用事，而阴浊无所施其巧；众正汇升，而群小无所容其奸，以清明之朝廷，行快活之条贯，固世道之幸而苍生之幸。然而君子得志，小人不愿也。绍述之说行，则元祐变而绍圣矣。爱莫助之之图进，则建中靖国转而崇宁矣。是非国家之福也。今虽万万无是，必也圣心清明，终始如一，嘿察阴阳消长之机而辨之于早焉，庶几无坚冰之虑矣。抑臣又有闻，忧治世，危明主，君子所以异于小人也。古人日以水旱盗贼奏，尚唐虞相与儆戒之意。若后世所谓天下已太平，则狃于宴安，不为远虑，误人国家，必此言也。此君子小人之分也。昔唐宪宗留心庶政，谓李绛等曰：「凡好事口说则易，躬行则难。卿等既为朕言之，亦须行之，勿空陈而已」。绛奏曰：「陛下今日处分，可谓至言。然臣绛亦以为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不从陛下所言。愿陛下每言之则必行之」。绛之言，尚傅说知行之意也。惟陛下留神。

某幼而喜为文，至今二十年矣，于文无所不观，始诵其言，中探其义，卒明其道。其言则自简编以来，凡可以使人骇心动目者，皆是也；其义则学士大夫类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论，而独论其道焉。夫文何以为者也？圣人所以探深索隐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辅而翼之者相也，铺而陈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预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见于后世者，非宓羲、尧、舜、禹、汤之所为，则皋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当是时，不闻有卿大夫以文显于世，而况于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兴于上，则在下者无事于此也。今夫《易》之卦爻，则是圣人所以开物成务者也；《诗》之风谕，则是圣人所以移风美教者也；《书》之训誓，则是圣人所以发号敷命；而《春秋》之纪事，则是圣人所以劝善惩恶者也。此数者，皆圣人所操持以为化天下之具，则士安得预其间哉！周衰，开物成务之道不行于上，而后孔子彖而象之。劝善惩恶之道不行于上，而后孔子笔则笔，削则削，以至移风美教之道不行，而后三百五篇定焉。发号敷命之道不行，而后百篇叙焉。凡孔子之所条，皆上述尧、舜、禹、汤，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后世而已，非有意乎自为文也。后之学者不求其道而求其义，不求其义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为下矣，而尚有不能尽，则其于道岂万分之一乎？呜呼！自六经而后，文体何其多变也，其源皆出于六经，而寖失其体。是故学彖象者其流则为论、为义，学笔削者其流则为传、为记，学三百五篇者其流则为箴、铭、赋、赞，学百篇者其流则为表、启、疏、檄，又于其间增之以浮夸，杂之以靡丽，则文之用于下者多，而施于上者寡矣。故后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穷居之士，而时君国相以是为虚饰，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为一小技尔，岂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为治，今上睿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选于众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经世之文，当元宰秉钧之任，以昌言则益、稷，以赓歌则皋陶，以对扬则傅说，其设之于政事则又兼前代之轨模，耸远方之瞻听。盖道之不行，千有馀岁矣，于此时而吾君神明于上，吾相辅翼之于下，则是万世之一时也。以今准古，士虽无预于文，然上既责学者以古圣人之道，而士因于馀习，其文不能近六经，至有汉晋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独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为当万世之一时而不言，则古道当何时而兴耶？方今去夫子已千岁，而去夏、商则又远矣。如欲恢复古道，必将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体稍近六经，则于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为汉晋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补也。故尝著书八篇，粗论其事，既以上登闻矣，又以其副献诸相公。窃观自汉而下，虽世所谓贤相，特以簿书期会为急，未有及此者也。惟先正王文公数为神考言之，则某今日所望于相公者，岂浅浅而已哉！某一介之鄙儒，技艺无以踰人，前岁上书，诏得附试，是时相公位在黄门，事之本末所具见也。闻之道路，独尝辱借一言之重。然而命穷力薄，旋触闻罢，今二年矣，而犹茫茫未得入仕之路。诚见有道之世，丝毫之才皆得收用，故未分深潜远引，而复为今日之举，则今日所望于相公者，又非前日无意于人材者之所为也。昔王文公之为相也，诸生有徐禧者著书数十篇言时事，文公取以闻上而官于朝。盖古之人以道自任者，必旁求山林之士以为用，是以豪杰交归之，而功业著于天下。今某朴暗固不足以言世务，然其说不为无补。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辅翼神考之道，以佐圣主，某也不佞，愿以其不肖之躯为山林之士先焉，惟相公取八篇之书而省览之，如可观采，亦以言上，不胜幸甚！

嘉祐六年，某既为迂堂，明年，于署之西偏辇粪壤，除恶木，薙荆棘，辟园以植树，疏池以养莲，傍池之漘，又为斋以自居，明窗净扉，澄澈虚爽，波光日辉，影射檐角，嘉花美果，下荫地碧，左右景物，皆有可爱。予终日来此，盘桓徜徉，洒然自得，不知身之穷蹙困挫，而其心油油，以乐夫贫贱而自晦也。夫自昔处穷养晦，非特一人。方其沉湮下流，蟠缩未振之际，藏照匿光，畜德隐耀，不竞挠，不屑志，不凌猎于声名，无它也，自处者有所恃也。伊尹晦于耕，不知者以为莘野之鄙夫也；傅说晦于筑，不知者以为商岩之穷人也；太公晦于钓，不知者以为蟠溪之贱叟也。为伊尹者不以鄙夫动其心，然后起而为汤之阿衡；为傅说者不以穷人耻其身，然后起而为高宗相；为太公者不以贱叟悼其迹，然后起而为文王师。是岂屑屑于其心哉！屠狗负贩，坐肆卖卜，是皆人之所薄者，昔人有蒙垢被辱，安而为之无憾焉，何谓也？人不之知，我无自鬻也，是所谓自处者有所恃也。故愚以晦其智，狂以晦其圣。予于斯人之徒，学夫晦，以求安处。夫晦以求明，所以自养，而有待其发矣。噫！志在天民，予非晦其心；遥怀本朝，予非晦其用。身晦而心愈明，迹晦而用愈光，此予之所以终日无闷也。以名斯斋，孰曰不可邪？嘉祐七年二月七日，南隆蒲某记。

臣闻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义，当得贤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孙弘以布被修德，擢备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贵。昔成汤拔伊尹于鼎俎，文王招吕尚于钓滨，武丁显傅说于版筑，桓公举宁戚于击角，皆以立霸王之功，腾茂绩于无穷。岂以利耳悦目为得意哉！今大司马卫将军高安侯董贤，累世无功于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主历天文，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物喧哗，偶言道路，诚不当天心也，昔褒神蚖变为化为人，实生褒姒，乱周国。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贤有小人不识进退之祸，非所以见卓尔垂法后世。陛下采刍荛，贤负薪，冀有益于毫厘（荀悦《汉纪》二十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上书谏，不从。案：此书班书未载，《御览》七百十六引《汉名臣奏》云云，王莽斥出王闳。太后怜之，闳伏泣失声，太后亲自以手巾拭闳泣，亦班书所未载。范书为王闳立传，亦简略不详。）。

居家循理，乡里和顺，出入恭敬，言语谨逊，谓之善士（《文选·范蔚宗〈宦者传论}》注）。言求取辅佐之术，既得之，又有大难三，而止善二。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贱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夫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爱其尤，此三难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壹不当合，遂被谮想（旧校云「想」恐「愬」），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兴起，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吕之见用，傅说通梦，管、鲍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又说多言，亦甚多端。其欲观使者，则以古之贤辅厉主（疑当作「之」），欲间疏别离，则以专权危国者论之，盖父子至亲，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设（疑当作「失」）。及景、武时，栗、卫太子之事，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铲，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维诸高妙大材之人，重时遇咎（旧校云「咎」恐「合」），皆欲上与贤侔，而垂荣历载，安肯毁名废义，而为不轨恶行乎？若夫鲁连解齐，赵之金封，虞卿捐万户与国相，乃乐以成名肆志，岂复干求便辟趋利邪？览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观之，世间高士材能绝异者，其行亲任亦明矣，下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