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闻之，圣人之所谓道者，以简易为宗，以该天下之理；以仁义为用，以成天下之务。非幽远而难明，阔疏而难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学，随流而兴，百家异骛，众说殊骋，各习其师，忘失统要。故为《易》者不穷天地之本始、变化之至神，以推迹于人事，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系辞》非仲尼之作。为《诗》者不究风俗之代变，王道之初终，以参验于治体，而好议《商》、《鲁》二颂之不同，毛、郑两解之小异。为《春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权制善否，一归皇极，而争辨日月之为例，五始七等之成文。为《书》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义，号令施设之体要，而竞论《武成》之不可尽信，《秦》、《费》二誓之不当作。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求以援世率民、乂天下国家之大略，盖阙如也。昔者尧舜之盛，崇冠百王，而《书》称其德乃曰：「顺考古道而行」。傅说戒于商宗，则亦曰：「师古以克永世」。孟轲皇皇战国，开说诸侯，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未尝辄道。摭此而论，则君臣之际，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适治之具哉？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儿宽、公孙弘、夏侯胜、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之徒，皆以经术博彊，果于适用，其辅导世主，推明治统，建大议，施远业，率有考据，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若持权衡、按绳墨，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而学不执六经之用，以酬世务之变，乃放肆纷纭，乐为衍说，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离俗为高，求全于世而已。盖仁以为任，远而逾励，大则欲恢隆先务，以跻至治之极；小则欲举偏补弊，以便安于一时故也。然三代之盛时，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足以维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赋，而天下之食足；九赋以待用，九式以均节，而天下之财丰；制乡遂以为六师，农隙则教战，而天下之兵强；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皆立学以训导，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六卿率属，辅昌王治，中外之务必举，而天下之官无倖位。凡所以用于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贤智才能之人，惟在办事，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迨夫两汉之兴，皆乘丧乱之极，三代之宏规大范，盖无存者。其君臣之计议，多出于一时之茍简，而百度未俱，不足为后世之袭用。及其弊生变起，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是以七国交峙，而外有尾大之衅，反者将起，则晁错献削地之说，以弱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淫侈之俗日长，而财用大蹶，则贾谊陈务农之计，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以广储积。兼并之路不塞，而富室拥资巨万，贫弱愈困，则仲舒贡限田之议，以检过制而补不足。牧人之吏屡见罢易，而生民不能绥静，则朱浮申苛察之戒，欲久其职，俾人服从上教。选举失实，贤不肖混乱，而无以协宣风教，则左雄抗限年之请，以考练名实，要之得人而任。刑烦禁密，世主以峻政为威，而元元陷于惨暴，则陈宠上蠲法之疏，愿除其溢于甫刑者，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凡为是者，大概缀缉缺漏，枝柱倾邪，随形栽割，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闻，圣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学者之言，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以不足适用之言，陈不能无弊之政，则华采浮胜，而事非根切，岂所谓有补于世哉？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号为隆平，朝廷无大过，边鄙无大忧，天道地化无大变异，生民无大失职。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背理伤道，难遍以疏举。岂当时之势诚尔邪？盖亦激于忠愤，力为切直可畏之语，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陶尝读六经，探索要归，舍章句之习，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又尝历览旧史，窃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乱安危之变，而仅有得者，乃言而笔之。不溺于侈辞夸说，以求工于文，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采而闻诸朝。验于今日，则时异事变，而畴昔之论，多无取矣，然犹勉竭区区，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盖知其指归也。恭惟阁下德业。文章之懿，充积于中，辉光于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讲修国具，以幸万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俾尽其用，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奥训，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业。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惟阁下一与之进，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