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布于方策，非高远而难知，迂阔而难行，汗漫而不可考信。大概以简易为宗，以尽天下之理；以仁义为用，以成天下之务。自微言既绝，章句之学，承流而兴，百家异论，众说殊指。学者各习其师，亡失本统，释数字之文，有至十数万言，而是非无所取正，求之以经世范民之用，为天下治国家之大略，盖阙如也，岂设教贻训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虽至诚深智，究达万事之表，必师式要道，以建皇极。是故《书》称尧舜禹之德，皆以顺考古道而行之为盛，至于傅说之戒高宗，则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孟轲区区战国，游骋诸侯，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说未尝辄道。由是而言，则为人君者，安可不知经术哉？舍是则万化之原无所稽法，而治乱之几惰于应变矣。人臣之处乎朝廷，虽远谋至识，欲尽致君之分，必通习经训，求古知今，然后可以剖决大疑而裁量先务。是以两汉诸儒若董仲舒、儿宽、公孙弘、夏侯胜、吕季主、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之徒，皆以经术博彊，果于适用。其辅导世主，究陈政教，建大议，施远业，率有考据，足以垂宪千古，若持权衡，按绳墨，以别万物之轻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由是而言，则为人臣者，安可不通经术哉？舍是则止于簿书刀笔之间，而无以谋王体，断国论，欲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难矣！永惟圣人垂教之原则既如彼，君臣之际，体道师经，则又宜如此，而学者不穷六经之用，以推治乱之变，规规于章句之习，务为衍说，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尝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为《易》之本始，由数而入象，得象以穷理，皆天地万物自然之蕴，不必旁摭异端，以就其说，故论《易》。政教之迹不同，则风俗代变，圣人著其始终，以贻后王之戒，可以意得，而有不可以文辨，故论《诗》。刑赏失柄，则王道归于笔削，其文则史，其义则裁之以权制，故论《春秋》。天人精祲之际，莫若修己以奉顺，政执其中，则万端不失于偏陂，故论《洪范》。明天性者长于教，故论孟轲。言而不知其归，则或叛去礼义，故论荀卿。经所以议道，而不可议以数，故论扬雄。不以天下动其心，则能保天下之治，故论唐虞。垂法创制，其效远者其流长，故论三代。得天下而无以守之，则亡必速，故论秦。乘可为之时，则不当茍简而治，故论西汉。先几预虑，则势不夺于小人，故论东汉。利害之体，必通究而善治，故论魏。祸乱之萌，必有以召而后发，故论晋。治人之道，必以诚为任，故论隋。天下之势，陵坏必有渐，故论唐。鉴于近事，则切直而易谕，故论五代。举其条目而著之篇，故有《论略》。言古验今，庶乎有补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