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问：《易》之为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其始有画而无文，后世圣人始为之辞，盖亦微见其端，而其或为仁，或为义，或小或大，则付之后世学者之分。然世益久远，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易》者，特以防闲其邪说，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为必然可指之论也。是故其用意广而其辞约。窃尝深观之，孔子盖有因爻辞而申言之，若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者甚众。《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损》之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则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则有不胜言者，故愿与诸君论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时，《诗》非尽亡也，《黍离》降而为《国风》，则《雅》之诗亡矣；《雅》亡则无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窃比于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盖当是时，周虽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庆赏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为褒贬，以代刑赏，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谓之「作」。然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或以「潜龙勿用」为孔子，是不知乾之为君，而初九之潜者，不复可飞也。或因孟子所谓「孔子不有天下」之说而不思之欤？岂孔子之志哉？不可以为后世训也。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于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举舆而知轻重者，必在舆外；游生死而知其终始者，必践形理也。魂魄之变，茫昧莫测，岂可以情识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达也，达者不畏焉；不畏者犹未能践形也，常流乎四胜之间。何谓四胜？或曰存亦乐，亡亦乐，是齐生死也；或曰聚则有，散则无，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没而愈光，是轻生死也；或曰安时俟命，力不可为，是任生死也。齐、泯、轻、任，是四胜也。帘窥壁听，彷佛未真，姑立言广意以胜之，终为生死所囿。昔夫子读《易》，三绝韦编，于是原始要终，知生死之说。其于乾坤之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状，如目辨苍素，手数奇偶也。然当时弟子微言奥义问答多矣，季路一发问，夫子拒之，学者遂谓吾儒所急脩己治人而已，三纲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预穷哉！是知听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圣人岂忽之哉？负手曳杖，逍遥而歌，往来之际，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见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惧学者守易晓之空言，而不闻至精至赜之道也。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夫子虽不切切言之，而常诲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闻学妙矣，其践形梁径，与学者何言之浅也。登堂亲炙，佔毕领会，固曰闻所不闻矣。没身勉励，莫际其极，不幸奄忽于桑阴未徙之间，政恐有惜乎之叹也，夕死可乎？因知闻学之妙，非口传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开、怡然顺者，故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剖石者乘其璺，开钥者透其簧，义有会，理有解，浮聪蔽聪，杂见移见，弗省是焉。口勤诵，心勤记，目勤觇，耳勤剽，映萤雪，锥股髀，童髦兀兀，方寸不暂开焉，闻性何由发哉？予欲无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决，引学者于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践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毙，君子之终，他人固有未能从容于此者矣。扬雄有投阁之骇，范滂有为善之疑。大贤犹尔，况其下乎？盖方其平日，志充气盛，自谓了了，及卒然当变，无以应之，尽失其素守矣。是以学者不可不自考于未然。且莫大于生死，莫小于违顺，莫重于生死，莫轻于梦寐。违顺之来，怵然惊怖，梦寐之间，纷然错乱，莫知所主，况生死之变耶？学者未须论此，但当昼验之违顺，夜察之梦寐，若湛然如一，无少动摇，则生死去来，直犹旦夜。苟为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闻耶？

昔者孟轲著书七篇，其末章历叙尧舜至于孔子。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而其终继之以「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其意以谓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无适不然，必有人焉发明而推行之，然后传之万世而无弊。是数圣人者，道之所赖以传者也。道固不穷，传亦无尽。由孔子而来，至于轲，犹可以耳目接也，得其传者，非轲而谁？故自汉迄唐，知道之士，如扬雄、韩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无二致也，岂诸子百家之所可拟欤？近者陛下诏天下学者，当以孔、孟为师，无所偏执，此诚万世不可易之论也。然孔、孟之言载在方策，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岂非所谓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则孔、孟之所以为孔、孟也。若夫诸子百家之学，或蔽于人而不知天，或蔽于天而不知人，或蔽于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于兼爱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归，内外不合，于是诙诡谲怪之论兴，诐邪淫遁之词胜，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学者以孔、孟为师，则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来，天下学士无所适从。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谓宜明诏有司，审所去处，毋溺于诸子百家之说，唯大中至正之道是从。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志复行于今，岂唯今日学者之幸，将天下后世实幸。

光禄，史失其字，讳灵产，会稽山阴人。宋泰始中，罢晋安太守，有隐遁之志。于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元徽中，为中散大夫，颇解星文术数。齐高帝辅政，沈攸之起兵。光禄白高帝曰：「攸之兵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高帝验其言，擢迁光禄大夫，饷以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赠君古人之服」。当世荣之。于是守志山阿，怀道毕世，后解形潜蜕云（事载《南史·孔德璋传》及《龙瑞山记》。）。赞曰：

其善者机，星纬之传。孰知光禄，一念通天。眇视污世，泉石终焉。勿以方伎，浼此大贤。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臣闻天地之间，惟感与应：我以此感，彼以此应，断断乎不可易也。盖好善好暴，惟上所使；德风德草，其机如神。民吾赤子，欲生恶死，趋安避危，亦均是心也。弃商农工贾素习之业，而甘心于鸱义之为；以父母妻子仰赖之身，而自陷于怙终之典，岂无所自来哉？臧武仲有言：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良以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渍谓之化，有非重赏所能劝，严刑所能止者。吁，可畏也。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对之。释者谓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其发明孔子之意，何其深切著明也。今以邦畿之近地，辄效潢池之弄兵。始则匿身陂湖，继则攘臂市井；始则杀越齐民，继则驱辱官吏。据有榷酤，聚党之具也；袭取舟舰，争疆之渐也。外示恭顺，内实跳梁，以缓捕逐之师；暂焉散群，俄而啸聚，以为苟延之计。大家殊无固志，类多相率而逃生；细民不能自拔，将至相挺而为变。事势如此，通国忧之。而臣以为可忧者，固不专在此也。何者？鱼釜偷生，自知非可久之谋；绣衣遣使，未必无击断之略。无拘文法，宽以安之可也；设格斩捕，严以治之亦可也。特盗平之后，尚有当劳圣虑者耳。凉州可博，吏道多端；南山可移，民怨莫雪。羡馀之进，皆入时多量，出时减尅者也；今或指泛索为定额，而每岁拘催也。田产之献，皆己不能有而以与人者也；今或指民业为官物，而一迁钉矣。是可忧者在近习也。殉货无刑，溪壑不厌，名田无限，阡陌相连。府库之藏，已为厉民以自养也；今乃视公帑如私财，而暗中移易矣。赋税之额，已为重于尧舜之道也；今乃视民财如外府，而百计渔取矣。是可忧者在官吏也。然则欲民之不为盗，其可乎？臣愿陛下深念孔子之训，正风俗之枢机，纳斯民于轨物，知朝廷无过可以杜奸雄，知善人在上可以无幸民，知选用廉吏可以使民自不为盗，则区区癣疥之疾，有不足虑者。不然，汉能平琅琊负固之党，而不能清五侯贪浊乱政之源，卒之山东之地，悉为盗区；隋能破河北数万之众，而不能除郡县刻剥媚上之吏，卒之洛口之粟，亦为盗有。病證虽除，病根犹在，天下纷纷之故，未知所终也。惟陛下亟图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