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内臣赠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见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称制始预事，尚未有招权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权宠擅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辈皆因之取将相。林甫等既致时乱，力士贬死遐裔矣。肃宗朝，李辅国以扈从微劳，过受恩宠，至专掌禁兵。故辅国胁迁明皇，升黜将相，凶横既极，盗杀之于家矣。肃宗宠鱼朝恩，始命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之，又加天下观军容使。朝恩骄横既甚，势不可容，遂使之自缢矣。代宗又宠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险擅权，大为将相之害。代宗避狄陜州，诏诸镇兵赴援，诸将帅惧元振诬谮，多不敢至。及柳伉极言其状，元振贬死荒徼矣。德宗宠窦文场、霍仙鸣，命为神策中尉，憸人裴均辈附之，往往外取方镇、内取要官。文场、仙鸣辈权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鸣被盗以死，文场甚惧，坚乞致仕，仅免于祸。宪宗宠吐突承璀，至委镇州征讨之任，卒无功效，寻以其党纳贿事所连，出为淮南监军。后复宠任，以妄议太子，为穆宗诛死。文宗宠王守澄，奸恶既甚，竟至赐死。自明皇以后，内臣以罪诛死与贬者，不可胜纪；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于时，此内宠臣之尤盛者，然三诛死，二贬死，一为盗杀，一毒死，文场祸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观之，内臣取恩既盛，鲜有不罹祸者。盖受恩不知纪极，恣其所为，以至过恶之甚也。惟顺宗朝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翊载宪宗之功，位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不闻骄暴之名，及其卒也，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马存亮虽在中尉，不与王守澄同恶，力止其屠害宋申锡家属，又有保卫昭悯之功，权宠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赠扬州大都督。兹二人者生获令名，死有光宠，为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恶之效示之，无使权宠之过，不惟不害国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药而瞑眩，剧于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废药而养疾，知疾不可养，而治疾者必资于药也。食而致疾，因药以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药能安之，废食而嗜药，知药不可嗜，而养身者必资于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则？愚夫愚妇知其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泾师之变而惩戒用兵，姑息方镇；创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阍寺，弃远正人，曾无异于畏药而养病，舍食而嗜药者也。德宗虽中智之主，顾不贤于愚夫愚妇哉？顾恬然出于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远于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于远，照于显不蔽于晦，利之所在，虽大必睹，害之所倚，虽微必知，惟贤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殷勤反覆致论于大邑美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与于此，则亦何以振隆祖武，贻裕方来？故贞元之际，事失其猷，后世虽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略，终不能刬夷宿弊，收揽权纲，而复兴王业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诛锄天下，剪落枝叶，封殖本根，杀不掉之势，奋陵夷之绪，经国之达道也。建中初，承肃宗豢养之后，王室微弱，纪纲弗振，强藩悍将，犯分陵制，负固违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奋怒，命将出师，讨有罪而威弗庭，当矣。然兴事太剧，要功太速，乏万全之虑，而徼倖一切，至于虚环卫以济师，剥民力以足用，故泾师因之攘臂犯阙。是岂用兵之过哉，制置之术乖也，不知审料事势，择术而用师，申前志而济成功。自梁、洋还，惩艾前日之变，终其身以兵为戒，藩臣陆梁，一切不问。是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贾贩所职以射利，乏国家之事，贻君亲之忧，诛夷之罪人也。白志正当德宗经营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备军籍。泾师为变，咸畏匿而不得使，仓卒之际，六军无人，赖宦官窦文场以左右扈从冒犯艰阻，仅免于难。是岂用士之过哉，选任之术乖也。不知慎简忠贤，得人而后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祸难既夷，因谓士不可任举，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贞观之平，绍周汉之盛者，善兵农之制也。制农以永业，而民有常产，不困于上；制兵以府卫，而君有神武，不陵于下。故能内修仁政，成风俗之厚；外昭威棱，折强阋之冲。其后彍骑立而府卫之法亡，两税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贞观之盛不可复见，而太宗之烈微矣。虽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衅，覆李氏之业者，乃在乎方镇割据，宦官擅制而已。方镇之患肇于大历，宦官之宠启于开元。代宗承大盗之后，兵革方弭，藩臣罪恶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窃陵犯如朱滔、田悦者也。明皇安于无患，轻用爵赏，寺人巷伯袭朱紫而参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权如窦文场、霍仙鸣者也。贞元之后，假借方镇，则擅帝制者弗讨；委信阍寺，则付利器而不疑。使奸臣贼子轻冒犯律，无所顾忌；刑馀腐夫窃弄威柄，不可复取。明君哲辅劳于征讨，莫克骤夷；庸主愚相指为故常，无剪除之意。惮强明之资，则构祸不测；乘昏弱之隙，则肆欲无艺。由是外陵内夺，至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于国门之外；俯首惕息，受制于家奴，使胡越起于邦圻而羌夷满侧。此皆德宗之过也。噫！智不及于远者大者，昧吉凶祸福之几，投成业于乱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初元元年，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武帝之穷黩，继之以昭帝之仁爱；宣帝之刻刑，继之以元帝之恭俭，此民心所以不摇，而汉祚所以尚永也。昭帝得霍光，知至治之务，修孝文之政，故宽和仁爱，有以悦民之心。元帝虽有贡禹、薛广德、匡衡为宰相，忘所先之要，辅以优柔之政，故汉业至是委靡不振。夫元帝素闻贡禹明经洁行，即位之始，遣使召之，数虚己问以政事，元帝之求治亦切矣。夫委政非人，宦竖擅权，此政当时之大患，禹等无一言及之，恭谨节俭，元帝之天资，反谆谆言之，前后书数十上，无非简约之说；薛广德止猎之谏之外，无一事及时政。上问匡衡日食地震之变，衡首言民触法抵禁勿赦，徐以省靡丽、考制度言之。当时宰相类如此，许、史、恭、显亦何所惮邪！

中书令洪恭石显谮萧望之，令自杀。

自古宦官误人国多矣，然非宦官罪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不可无之，皆用以通内外之言而已，何与于朝政？而论者深以误国为虑而欲去之，何也？惟人主聪明，故百邪不能蔽，人主刚毅，则柔佞不能欺，此必然之理。惟聪明刚毅之君不常有，此宦竖之所以能为国患也。石显自宣帝时使之典枢机，其计虑至深巧也，举贡禹之贤以文其奸，诛贾捐之之荐以示其公，而壅蔽人主之术精矣。萧望之不能委曲和缓，以潜消其邪谋，乃决裂于一逞，以中小人之术，使宦官敢于杀贤者，自望之激成之。是以东汉之衰，曹节、侯览设党锢之狱，尽戮天下名贤。虽然，犹假借人主之权而后敢为之。唐之事惨矣。自唐元宗任一高力士，肃宗用李辅国，代宗用程元振、鱼朝恩，德宗以兵授窦文场、霍仙鸣，自是兵权归内竖矣。自元和之末，宦竖骄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不特残害善良，而唐之社稷由是倾危矣。原其所由，皆人主信用之偏，养成其祸，遂至于国亡，而小人之身亦不免肝脑涂地，为小人者，亦何利哉！

永光三年，诏曰：「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汉元帝知时之乱，京房比以幽厉而不辞；唐文宗知治之衰，自比以赧献而不知愧。二君皆能善讼其过，而不能善行其言，抑郁不乐，甘心于委靡柔弱而已矣。自元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纪灾异，殆又甚焉。永光灾异之诏，令各悉意以对，当时所谓「悉意以对」者果何人邪？萧望之略言而死矣，贾捐之弃市矣，周堪、张猛又自杀于公车矣，京房委曲开谕，帝与之反覆辩论，似若感悟者，未几房亦下狱、弃市。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反诬之以堪猛用事之咎，元帝之柔弱易欺如此，忠言何自而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