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颀，字韵徵。遂宁张问陶继室。

李陈常（生年不详—卒年不详），字时夏。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今嘉兴市）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第三甲第二名同进士出身。授刑部郎中。四十八年（1709年），会试同考官。授两淮盐运使。五十三年（1714年），两淮盐运使，升陕西道监察御史，改两淮巡盐御史。胞兄弟年羹尧同党直隶总督李维钧，子李宗信娶张懋诚之女，即大诗人张问陶故祖母。

赵翼（1727—1814） 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殿试探花。曾任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中年辞官归里，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诗与袁枚齐名，并称“袁赵”，袁赵与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与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曾作五言排律《题黄鹤楼十六韵》，有“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之句。

字西厓，江苏人，顺天大兴籍。清代大诗人张船山岳父，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二十六年(1761)拣发入川，历署四川安县、威远、乐山、温江、荣县等处。乾隆三十一年(1760)授四川内江知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三十五年(1770)，调任成都知县，兼署华阳知县。勤政爱民，明于听断，颂声载道。三十五年(1770)夏，以丁忧离任，远近城乡前来吊者，日以千计，无不共深去后之思。

释真如，字清远。姓李氏，利川人，世守农田。襁褓时，姊负之堕峭壁中，而悬藤护之，竟无恙。少与群儿，登金山之巅，戏曰：“此处当建梵宇。”后果如其言，创金沙寺。稍长，竟脱白于金沙寺。有月祖者，与真如同出李氏，从父行也。寻于寺中受具足戒。年二十，随月祖朝五台，至雒阳病殆，野老延圃治之而愈，频行谓之曰：“后当弘法利生，善自护持。”珍重别去。过保阳，参宗庆长老，与制府梁公肯堂一见，而知为法器。入都往来法华、铁山诸寺，会长椿主人还天目，延之主席。寺有苦井，化为醴泉，时人叹异，惊为瑞应。声誉蒸蒸，而名巨乡，若朱文正圭、戴文端衢亨、阮文达元、蒋副宪祥墀、陈侍郎嵩庆诸子，皆乐与酬答，咨问法语。而张船山、吴兰雪、蒋笙阶，又以诗偈唱和，无虚日。蔡君镜舫，号称善人，见长椿院宇就圯，出橐重修，比及三年，殿寮彩绚，而主人亦归自天目。真如退息寿佛寺，众与俱往，蔡君即请主其寺。又三年，始得城南古刹于荒烟蔓草间，并得寺契于张氏。蔡君复为鸠工庀材，佛阁、僧房、厨库、廊垣，次第落成，乃移锡住之，时嘉庆十年正月也。居久之，恐修持或懈，宗风未隆，乃发十大愿，揭之寺壁，有僧不出寺，寺不募缘之语。又谓明心悟道，禅那为宗，而读《华严》始知富贵，瞻法相乃见精诚。于是退处静室，阅藏数春，而宗教一贯矣。已而南游高旻、天宁、金山，至天目而还。盖自中兴龙泉，已四十二年矣，寂于道光乙巳三月九日，寿七十有二，腊五十有七，塔于寺院。著有《语录》及《弥陀偈》，其发人深省者有云：“念头空处更须空，到得空空处处通。若是有些空不了，茫茫业识乱如蓬。”

高鹗（1758年11月17日—1815年），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因酷爱小说《红楼梦》，别号红楼外史。镶黄旗旗鼓佐领下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恩科进士，清代文学家、官员。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1758年11月17日），出生。高鹗的“始祖可仕，世居沈阳三台子（在今沈阳市北陵公园之北）”，为其六世孙。祖父八十一，祖母庄氏，父存住，母孙氏。当代研究者指其家族在高鹗中进士前，家族并无人入仕。其自称“铁岭高鹗”、“奉天高鹗”，是为攀附铁岭高氏（高其位、高其佩、高其倬家族）。高鹗的旗籍隶内务府镶黄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五旗鼓佐领延庆下（据《钦定八旗通志》，延庆的前任是巴宁阿（内务府正白旗汉军、两淮盐政、总管内务府大臣；胞姊汪氏封乾隆帝之惇妃），巴宁阿的前任是延祺（其父内务府镶黄旗汉军、文渊阁大学士英廉），延祺的前任是伍德，伍德的前任是杨作新（系内务府镶黄旗汉军、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进士宜振及堂弟继振之高祖）。少年时喜冶游，同“少时酒伴”，“趁蝶随蜂，浪赢两袖香留。”，“天才明敏，遇事如锥脱颖，无所不办”，工戏曲，绘画、于“金石之学亦靡不通晓”。热衷仕进，累试不第。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顺天乡试举人（时隶内务府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五旗鼓佐领巴宁阿下，据《钦定八旗通志》科举），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恩科进士，殿试三甲第一名（时隶内务府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五旗鼓佐领延庆下，据《钦定八旗通志》科举）。历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嘉庆六年（1801年）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四年，由侍读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十八年，升刑科给事中。以“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见称。晚年家贫。《清史稿·文苑二》载其事。高鹗的唱和诗友包括程伟元（盛京将军晋昌幕僚）、内务府正黄旗汉军桂龄 (道光年间侍郎)（胞兄百龄）、正红旗汉军杨书绍（族亲杨能格、杨霁）、正白旗满洲图们氏鹤算（字砚畲；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其子巡抚青麟，孙延昌之子崇雯和纳兰后裔容山之女结为姻亲）、正蓝旗满洲他塔喇氏秀坤（即秀楚翘，乃珅女婿贵庆之密友，贵庆《镜心堂七言律诗》诗集上印有秀楚翘点评）、顺天乡试同年巴蜀大诗人张问陶（清末民初曾被认定为高鹗姐夫，今学者否之，其岳父林俊为福康安世仆，由福康安、和珅弟和琳保奏，乾隆破格特旨擢为四川布政使）、杨启庭(杨书绍)、爱青运(爱山，内阁中书）。

法式善（1753年—1813年），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陶庐、小西涯居士。蒙古尔济氏、又尔吉氏、勒济氏、伍尧氏，内务府正黄旗包衣管领下蒙古人（属内务府正黄旗蒙古姓满洲旗人）。进士出身，清朝诗人、学者，官至国子监祭酒。工诗，善书画。法式善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十七日，本名运昌，其生父广顺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顺天乡试举人，广顺师从进士翁方纲。法式善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中举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考中庚子恩科三甲进士（榜名运昌，时隶内务府正黄旗蒙古九格管领下，据《钦定八旗通志：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迁国子监司业。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亲临辟雍时，其率诸生听讲，各获赏赐。奉旨改名“法式善”，即满语“竭力有为”之意。曾任《四库全书》提调。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擢国子监祭酒。仕途多舛，以病乞归，长期在北京居住。法式善所居地安门北，正是明朝李东阳住所旧址。曾被阿桂、丰绅济伦极力推荐，但为嘉庆不喜。嘉庆朱批：丰绅济伦滥保法式善，并未深知法式善平日声名才具，仅以在伊家课。读嘉庆十八年（1813年）二月初五卒。《清史稿·文苑传》有传。乾隆四十二年，法式善和内务府正白旗苏完富察氏徵瑞侄女结婚，其妻来自尚书德保 (清朝)胞弟德元妻子富察氏家族，遂次年他和妻子入住德元家，和德元子英贵，即大臣英和的堂兄弟，一起读书。德元子英贵后亦娶法式善妻子富察氏家侄女为妻，即徵瑞侄孙女。此支傅察氏亦有科举良卿、经闻、锡荣、兴恩、贵诚等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成立“城南诗社”，与王芑孙、刘锡五等被称为“城南八友”，聚会地有陶然亭（今陶然亭公园）。又常与诗友集结于极乐寺。京师家居名“且园”，内设“诗龛”室，供诗友雅集与诗画收藏之用。又与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百龄、内务府正白旗满洲英和、翰林编修谢振定、正白旗满洲画家梦禅居士瑛宝（孙儿恩隆）时有唱和往来。法式善曾师从内务府正白旗满洲、礼部尚书德保 (清朝)和德保兄弟德元。法式善在京时，交际广泛，亦拜师汉人翰林曹秀先、周煌等人为师，其中周煌为其好友张问陶原配周氏之父，而张问陶继妻之父四川布政使林俊正为傅恒、福康安家仆，法式善曾被傅恒妻那拉氏聘为长孙丰绅济伦之子的家教。丰绅济伦继妻伊尔根觉氏是法式善女婿世泰的姐姐。阮元作《梧门先生年谱》。进士诗人李銮宣作《法时帆祭酒挽诗三首》。

李师舒（1756年—1817年），字谊原，河南济源县人。清朝官员。李师舒为监察御史李绍周曾孙。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式癸丑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初大考，改广宗县知县，候补知州。任内纂修县志。官至江南江安督粮道。子直隶祁州知州李杰娶张问陶和林颀之女。

石韫玉（1755年—1837年），字执如，号琢堂，晚号独学老人，又号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人。清朝状元、政治人物。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八旬万寿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乾隆末，由湖南学政入川，成为好友张问陶岳父四川布政使林俊的幕僚，历任四川重庆府知府兼川东道、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摄)。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

《太玄》之草成，而刘歆欲覆酱瓿；《三都》之赋出，而士衡欲盖酒瓮。同是时也，桓谭以为绝伦，张华为之纸贵。岂文无定体，嗜痂者有异癖，嬖眇者多一目欤？李百药曰：『文章者，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张融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又曰：『文岂有常体，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裴子野论文曰：『人皆成于手，吾独成于心。』北齐祖莹亦语人曰：『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生活哉？』读刘协之《雕龙》，不如通挚虞之《流别》；读钟嵘之《诗品》，不如追韩婴之传说。见其委海若天吴，见其原岷觞积石。统四千年之文为一文观，合四千年之诗为一诗释，而古今诗与文之正变，洞然胸中矣。法律一新，如曹参守萧何之文；旌旗一变，如光弼将子仪之军。非谓师涓奏乐，必造新声；徐摛作文，不拘旧体也。或曰延年隘薄，灵运空疏，为之奈何？曰：『此不尽读天下之书与诗文，而漫然操觚之谓也。』汉郭宪、王嘉全搆虚辞，孟坚所以致讥，张华为之绝倒，《抱朴子》所谓『怀空抱虚，有似蜀人葫芦』之喻乎？南史氏曰：『文章容易逋峭难。』又曰：『文章不妩媚，正如疥骆驼。』今世之勉力宏词者，班马奇字，白孔陈羹；华林类苑，叠韵双声。骤焉而苏绰《大诰》，忽然而王莽金縢。著《渊通》以拟《道德》，仿《太玄》而作《测灵》。以艰深文其浅陋，以奇险幸其功名。扬雄以为哓哓之学，绣其鞶帨而目之为翰林主人者，非也。亦有好事焉者，铸贾岛而拜，像东坡而祀。蜜膏饮杜少陵之灰，遍体刺白香山之字。老兵之貌中郎，优孟之学期思。高冠大屐而自居某一家之诗与文者，悖矣！气，水也；言，浮物也。袁先生曰：『重而能行，乘万斛舟；重而不行，猴骑土牛。』水浮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不然，而任昉、沈约结其集，魏收、邢邵为之偷，斯文之末流也。鼻马颊牛之论，中军听之而生争；捣齑啖杵之谈，洗马思之而成病。则又斯文之魔业、翰墨之魇境。至若宏通硕彦、经师大儒，郑玄之文，通人不取，温公之笔，四六不能。此不可以辞章律之者，其经济大也。乐旨潘词，广谈虞笔，三千年以下兼而有之者，繄何难哉？予髫幼成文，中年万里，经史烂于胸中，云山乱于脚底，自以为才学识皆当有也。乃志功名，急经济。遭台官之祸，纂述之成书者，经史之论辨者，乐府之未谐宫商，金石之未付雕镌者，吴中郡县官持抱以去，而挚仲治半生之文书荡然矣。并非关通丁谓之书，而概与一烧；亦不借重洪乔之寄，而投之江底。此砥柱之沉灾，荣宫之火洗。当时也，郭子横之救火，任文公之逃水，何暇计及著与撰之存焉否耶？幸而王阳僰道，险路求生；韩愈华山，危途获济。或藏之殷浩手巾，或寄之王恭如意。主人《庄子》，仅留《渔父》残篇；中书《孝经》，惟剩王混摘句。抑不啻嵩山蝌斗之文，显节陵中之蠹也已。窃惟彦章死豹，名以皮留；楚国神龟，生以骨贵。而乃陆澄著述，力已倦于经年；任昉属辞，才将尽于晚岁。五行志少，尚可暗抄；三箧书亡，多难默背。忆当日十吏环书，五题岔集。门庭藩溷，尽是赋才；户牖门墙，无非刀笔。沉虑而王充为之气衰，苦思而桓谭为之感疾。见杨汝士『兰亭』『金谷』，元白无诗；闻孟浩然『疏雨』『微云』，中书罢唱。议《礼经》则白虎堂中，讲《论语》则金华殿上，何其壮也！无谷子云之笔，而空有乐令之口；无扬子云之才，而徒有光庭之手。开顷刻之花，造逡巡之酒。斯文之道，有《急就章》乎？苏明允之诗，祇有廿篇；杜子美之赋，不过十首。片羽苟重其吉光，千金可享其敝帚。仆今年四十五岁矣，前不遇古，后不遇今。死不见岘首沈碑，英雄堕泪；生不见阿难结集，活佛伤心。李旭曰：『文章之事，不足传于后世。』萧恭亦曰：『千秋而后，亦复谁能传此？』呜乎！未为伧父，已笑衙官；才读《离骚》，便称名士。刘季绪才非一世，偏能诽毁文章；徐孝穆一代传人，未尝讥诃作者。留达生廿四首丈人之集，娱我馀年；传枚皋数十篇必不可读之文，自伤娸诋。哀我文者，亦庶几韪我言而恕我狂也。

姚元之（1783年—1852年），字伯昂，号曼卿。安徽桐城人。清代官员、书画家。姚元之出身书香门第，曾问学于族祖姚鼐，与崔旭、梅成栋并称“张门三才子”。嘉庆五年（1800年）庚申科直隶乡试为张问陶所取士，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直南书房。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刊刻乾隆《圣训》有误，元之负失审之责，被降为编修。之后历升咸安宫总裁、右春坊右中允、日讲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升工部右侍郎，后擢左都御史。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事降二级调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年老请休归里。咸丰二年（1853年）卒。《清史稿》有传。

【生卒】：1777—1853 【介绍】： 清江苏娄县人，字春木，一字子寿，号樗寮。监生。在京师与洪亮吉、张问陶等唱和，有诗名。后受学姚鼐，以古文名。曾主讲荆南、景吴书院。工画墨竹。有《通艺阁诗录》、《晚学斋文录》、《樗寮文续稿》。又辑《清文录》。

自十五岁乾隆戊戌年始，至四十岁嘉庆癸亥年止，共二十六年，得诗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删存一千七百四十六首，分为十五卷。其甲子四十以后诗，另卷附后，观存者之有不必存，知删者之有不应删矣。惬心之事，难哉。嘉庆戊辰冬日，船山记，时年四十有五。

余未及冠，居里门，为博士弟子，与二三同志学为诗歌。客有自京师来者，盛称翰林检讨张船山先生之诗，见示一二篇，余读之飘飘有仙气，心窃爱慕之。又数年，有以先生《宝鸡道中题壁》诗抄示者，余始骇然以惊。见其跋涉关河，崎岖戎马，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又数年而先生解组侨寓吴门，余以南北奔驰，留京师者十年，恨未之见。及丁丑旋里，而先生归道山矣。然所作诗业已刊行，悬书林不胫而走。余乃购得而尽读之，则见其诗空灵缥缈，感慨跌荡，脱尽古人窠臼，自成一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洵乎天才亮特，非学力所能到也。然所刊诗，先生手自删定，而叙中所言多至三千馀篇，存者仅千馀篇。余平日所见，如所作《分龙行》七言古风及《赠姚春木上舍》五言律数首，集中不载，意集外之诗，必有佳作弗得见者焉。先生所自言存有不应存，删有不应删者，其信然乎？

余以亏累被劾，匏系皖城，赖笔墨消遣，而陈君驭珊频来视余，閒与谈艺。先生其乡人也，因言先生之诗不主故常，空诸依傍，句句出人之意外，语语入人之意中，心灵笔妙，为人所难及。尚有未刻之诗十五六卷，在其犹子张君立轩处，传作尚多，可取以观。余闻之不禁狂喜。翼日，果偕立轩挟诗以来，请于余日：「此先叔父删剩之诗也，命藏于家，弗灾枣梨。而吾乡诸耆宿咸以为可传，愿代为决择，序而传之。」余惟先生之诗，如波斯宝藏，珊瑚木难、明珠翠羽充牣于中，而富商大贾往往不自宝重，及寒俭之家得其一二，方且誇耀于人，诧为希有，一旦委而弃之，不深可惜哉！爰择其词之名隽及有关风教者，复得四百馀篇以授立轩，谓之补遗。余不足以序先生之诗，而有不能已于言者，以道其平日爱慕如此也。道光二十有九年岁次己酉十月朔，梁溪后学顾翰蒹塘氏谨撰。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孟品，原籍浙江上虞，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清代翰林，地理学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幼年时其父在京师为官，随父移居京师（今北京市），落籍为顺天府大兴县。嘉庆十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师张问陶。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文颖馆担任《全唐文》提调兼总纂官；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后由翰林督学湖南。好藏书。

甲戌春，余与秋舫定交京师，初见其诗，推为船山劲敌，别才五年，精进若此。卷中古体尤胜，五言造意深妙，用力坚苦处，殆非船山所能也。七言才壮而气逸，间有一二浮句冗字，惟固存而慎发之，则谨严中益见排奡，当与昔贤抗衡千载，况吾辈耶？承示又将出都，索诗贶别，即题此卷，附呈教正：少年摇笔吐长虹，人海莺花电埽空。万古居然回腕底，一魁曾不介胸中。青莲祠畔金尊月，黄鹤楼前玉笛风。料得怀人高咏地，江天兀傲又孤篷。渔弟吴嵩梁。

王闿运(1833-1916) 字壬甫，一字壬秋，号湘绮，初名开运。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肃顺欲延之，不就。佐曾国藩戎幕，不称意，退归讲学。主尊经、船山、两湖书院讲席。光绪三十四年(1908)赐检讨，加侍读。入民国，受聘为国史馆馆长。治《春秋公羊传》，又精子学史学。诗与邓辅纶并称"王邓"，为湖湘派领袖，宗汉魏六朝，独步一时。亦工文，散文探贾谊、董仲舒，骈文揖颜延之、庾信。词希踪北宋，鄙薄浙派。有《湘绮楼全书》、《湘绮楼词》。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屡掌成都尊经书院、衡州船山书院、武汉两湖书院。后授翰林院检讨。著有《王湘绮先生全集》。

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咸丰七年（1857）中举人，先是结交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再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不久辞职返归湖南，隐居衡阳西乡石门12年（1865-1876），潜心学术研究，并在石门观设私塾授徒，夏时济、曾熙、马宗霍等皆出其门下。后相继受聘为成都尊经书院主讲、长沙思贤讲舍主讲、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其中尤以在衡阳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25年（1891-1915），力倡船山之学，培育了一大批英才，如杨度、夏寿田、蒋啸青、陈兆奎、程崇信等。清朝末年，官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民国初年，出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兼参政之职。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可见当年享誉之盛。王闿运之学兼包九流而归于经学，崇奉“春秋公羊”之说，被誉为“经学大师”、“湘学泰斗”。诗文亦称天下第一，门生弟子遍布天下。著作非常丰富，曾撰《湘军志》、《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古今文尚书笺》、《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联语》等数十种。门人辑其诗文为《湘绮楼全集》。

1874-1931.9.17，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