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九十一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九十一卷

春秋部总论九

元黄泽春秋解

论因事实以考书法

春秋以事实为先，以通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覈，三传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络则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以为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说，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辩又以为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泥圣人酌时宜以取中，此实义也。贵王贱霸尊君卑臣，此古今通义，然人自为学家自为书，而《春秋》迄无定论，故一切断以虚辞作笔削本旨，尝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矣。其但以为实录而已者，则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为知圣人也，其说易有常变而《春秋》则有经有权易，虽万变而必复于常，《春秋》虽用权而不远于经，各以二义贯一经之旨，尝曰：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取物类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圣人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时取一二立辞，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隐微遂为历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历世不通之义矣，先生所谓废失之由有相似者，盖如此。

熊朋来经说周正考

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见于答颜渊，问为邦者然也，至于因鲁史作《春秋》乃当时诸侯奉时王正朔，以为国史所书之月为周正所书之时，亦周正经传日月自可互证，而儒者犹欲执夏时之说以弃之。譬如孔子言：车岂必止言？殷辂哉小戴记孟献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礼记尚然，况春秋乎？证于左传可见已若拘夏时，周正之说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书之即建子之月，书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经，十四年春正月无冰，若夏正春正则解冻矣，惟建子之月无冰，故纪异而书，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皆可为证。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夏正秋八月而书冬也，若建亥之月则陨霜不为异而亦无菽矣。大抵周人虽以夏时并行豳诗，周礼则然惟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学者惑。夏时之说谓至朔同日仅见于传，而经无有也，不思经传所书月日参考相同，试以僖五年经传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见分至之例，故书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证者，经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传书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又书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数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鲁闰晋难必在正月，故经以春书也，是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围上阳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两小月，该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卯且，后逼闰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谓冬十二月者，以周正书之，以经传月日参考可无疑矣。或谓昭二十年己卯传亦书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为失闰，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经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闰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正证相同。观僖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闰月逼其后。昭二十年闰在八月注者，以为失闰谓其闰当在日南至之前，则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说于理为近，自僖五年丙寅数至二十四年乙酉为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为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为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为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为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为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卯适当一章，宜至朔同日不当一一月朔，所以然者闰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后也。左氏据当时月日而书以见失闰，故于僖五年昭二十年互举其例，是以三统历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至闰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史伯璿文集三正说　改时改月

书伊训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传谓：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
按月数之说，朱子以为改蔡氏以为不改，然以诗七月篇考之，则凡七月九月之类是自寅月数起，夏正也，观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见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自子月数起。盖周之先公已用此纪候，故周有天下遂定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发栗烈之气候验之，可见矣。夏正周正同见一诗之中，可见月数之未尝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说，恐不如朱子之的，当近代惟陈定宇张敷言之论最为分晓，故备其说于后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陈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说，遂谓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于周而改春随正，而易證以《春秋》《左传》。孟子后汉书陈宠传极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晋侯使甸人献麦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时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书，可见十二月丙子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岂非夏十一月乎？经有只书时者。僖十年冬大雨雪，盖以酉戌为冬也，使夏时之冬而大雪何足以为异而记之？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盖以子丑月为春也，使夏时之春而无冰，何足以为异而记之？春秋祥瑞不录灾异乃载，惟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冰当严寒而不严寒，故异而书之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鲁虽按夏时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此所谓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鲁虽按夏时之春于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书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谓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书：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陈宠传尤明白曰：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间，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阳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传不敢谓王正月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谓以夏时冠周月，皆考之不审，安有隔两月而以夏时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时之正，适冬寒春煖之宜，则惟夏时为然，夫子欲行夏时，盖答颜子使得为邦，则宜如此耳，岂可但知有夏时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阳二阳三阳之月，皆可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为岁首，以一日论子时，既可为次日，子月岂不可为次年？观此则三代皆不改月数，与冬不可为春之说陷于一偏明矣。张敷言改月数议曰：或谓三代改正朔无异议，月数之改诸儒议论不一，学者病焉，亦尝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远无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谓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周诗甚明谓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无冰之类是也，然则无定论乎。曰：有间者伏读春秋，至春王正月窃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后世史书书正月即时王之正月也，何假称王窃意必其别有所谓正月者，故称王以别之，及读僖公五年晋献公伐虢以克敌之期问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童谣星象之验，皆是夏正十月，而其传乃书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实其年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称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载考之，老人所历正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当尽丑月癸未其传，乃书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则对君，一则对执政大夫，其岁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时王之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哉？听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诘？即知为寅月起数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笔之于史册者，即用时王正月月数，其民俗岁时相语之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如后世者自若也，而春秋书王正月以别民俗为无疑。周人之诗，孟子之书，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录，终不能晓然相通以祛，学者之惑曰：周以子月为正，为一月信矣，以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号新民之耳目，以权一时之宜，非谓冬必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谷上帝矣，便可牺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时矣。周公作礼正月之后不复曰：正岁矣。说正岁者不谓夏得四时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复以子丑之月为正者矣，曰：子谓必其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月月数，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矣。蔡氏以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则嗣王祗见及太甲篇之嗣，王奉归举不在正月乎，曰：后世嗣王冕服考之顾命，固有常仪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如何哉？朝而自怨，夕当复辟，尤不须于正月也，况正月但书十二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汉而下例之殷，不其独无正乎？曰：秦以亥正犹称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谬，安足取法？盖秦于寅月书正岁，首十月其制又异不若殷之全无正也，曰：或者谓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则又何说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后，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献公之世，是时篡国日浅，二军始备，晋文未兴，齐桓尚在，虽尝灭霍灭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纳贡之不暇，亦何敢毁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则愚之所见为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辞，今古诸儒不敢轻议者，固著明矣。
按张氏此说与陈定宇之说互相发明，甚善，至于商书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补陈氏之缺，故备录于此云，或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书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商虽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愚窃谓以蔡传推之，固是如此，然敷言之说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耳，崩年改元乱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礼证夏商则然耳。然三代之礼至周大备，乌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当在尧舜既崩三年之后，不知踰年改元之礼将朱均行之乎，将虚其年数俟，舜禹即位而后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礼有不如周之大备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质踰年改元之礼亦至周之文，而后备事固未可知也。苏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犹顾命中，推春秋之礼以议召公者，相似召公亲与周公，同僚为周公所敬信知礼，乃不得如苏氏耶！正恐苏氏以后推前，皆未得为至当耳，蔡氏引春正为不改月数之证亦是以后推前，其得失张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庸赘
或又谓：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周东迁以后，则然春秋所书时月以事考之的于子月起数意者，平王于迁洛之后，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以合之焉，愚窃以为蔡氏主不改月数之说而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为此说盖欲为蔡氏剔拨此碍，会诸经而定为不刊之说也，但此事须得先秦古书为据，方可以决数千载之疑，而取信于来世，今皆无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发其端殊，未得为定论也，且以夫子之圣能言夏殷之礼，尚以杞宋无徵而不敢从，况今并杞宋之属无之乎，然则虽有夫子之圣复生于今，若无证据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见其独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来，儒者有此等议论皆是臆度附会，不足引以为据也。
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传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书谓改年始朝贺，皆以十月起数矣。
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矣，安在其为建亥乎？

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当是时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礼乐已不自天子出，号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间私称已皆是以寅月起数，周既亡矣，则建子之正既不得为时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谓周正者乎？然则秦所谓冬十月者，是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无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说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也，不知识者以为然否？
书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传云云又按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盖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冠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辨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尤为无义，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郑氏笺诗维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曰：此汉儒承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麰将受厥明？盖言暮春则当治其新畬也，今如何哉？然麰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矣，麰麦将熟则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义，则其考之固不审也，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圣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时改易冬不可以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时之一言证之足矣。夫时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数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时，而言甚明，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矣。颜子问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时，则当时所行未必是夏时也，未必是夏时，非周之时，而何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以异于夏时者，则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时为哉？馀则陈定宇之言备矣，至于郑氏笺诗盖亦不知民间私称，只是夏时而例，以时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误耳，蔡氏非之诚是也，若以张敷言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二说例之，则不待多辨而自解释矣。盖诗为咏歌之辞，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数者，不特臣工一篇为然，正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郑氏必欲拗以从子月，固误蔡氏又欲援以为不改月数之证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馀则前辨已详，更不再述。
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传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曰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为子月，蔡氏不从其说，窃意一月便是子月，无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时方举事，商命未改，时王正在丑，周家虽因国俗纪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书前事亦不容因后改前，失传信之意也，与七月诗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书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见者，亦非一处，若如皆以寅月起数，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则是惟夏为有正殷，周虽改正朔而皆无正月之名，乌在其为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也，
陈定宇又曰：愚按蔡氏传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为建寅之月，与二孔之说不合必证。以前汉律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师初发，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月癸亥至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以惊蛰为寅月中气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以节气证之，则武成以周正纪月数，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汉志虽非先秦古书，然终是近古可信，较之陈宠，传则此尤为近古，皆非唐宋以来诸儒臆度附会无所证据之，比读书者，宜有取焉。窃尝又按易临卦象辞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为自子月起数，当是今六月，遁卦虽本义兼存，或说是今八月观卦之说，于右终是不如主前说之力，况前说胜后说，又朱子平日解经之通例乎，兼语录答学者之问，又只主周正，可见愚窃以为临象元亨利贞与有凶，皆主阳言以二阳上进，凌逼四阴，故其亨在阳，将来诸爻尽变，则二阴长而四阳遁，故其凶亦在阳，况临观与遁三卦皆就阳爻，取义名卦阳浸长，则为临阳退避，则为遁阳在上示下，则为观然，则退避可以有凶言明矣，观虽亦是阴长阳消之卦，然圣人扶阳抑阴，固已别取义名卦矣，不应于此，又指为有凶也，然则八月指遁而言明甚，卦辞是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数者，亦犹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纪数也。
右正朔月数，改与不改之说自孟子以来，千五六百载，诸儒无有定论，近代陈定宇张敷言之说，议论援据似觉平正确实，虽未得为定论犹为彼善。于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诘纷然酬答，不暇近得月数因革观之则知乡也，同志所辨诘者，尽在此矣。暇日褒集诸说于一处，仍疏己见于后，以就有道而正焉。

程端学春秋本义春秋纲领

《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犬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说而诚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公孙丑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
又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三尺之童子羞称五霸，谓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
春秋无达例。
杜氏曰：春秋不以日月为例。
王通氏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取衷矣。
韩氏曰：春秋谨严。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霸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春秋为君弱臣彊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夫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欧阳氏曰：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谷梁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应天顺人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后世以史视春秋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又曰：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亦穷理之要，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
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辞异者，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
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龟山杨氏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
又曰：学者若得五经之理，春秋诚不难知。
康侯胡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耳，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子发明宗旨，以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斯文之兴废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善自此可劝，恶自此可惩，其志存乎经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龙蛇驱虎豹。其大要则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
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备矣。仲尼因事属辞深切著明，非五经比也，本夫周室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于隐公之初，逮庄僖而下五霸迭兴，假仁义而行以戴宗周为天下之共主，号令征伐，莫敢不从，霸德既衰，诸侯放恣政，在大夫专权自用，官之失德，宠赂益章，然后陪臣执国命，秦楚制诸夏，皆驯致其道，是以致此极耳。仲尼自以无位，与时道不行于天下也，制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同垂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春秋则凡庆，瑞之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若事斯语，若书诸绅，若列诸座右，若几杖盘盂之有铭有戒，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
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
吕氏曰：春秋之书凡以使克己复礼而反人道之正云尔，毫发不合于礼则于心术之微，必有不得者，惟能自克以义而求合于礼，则心广气盛，其终必可以至于圣人也，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夹漈郑氏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
又曰：春秋正义明道，贵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类，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
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春秋本明道正义之书，今人止较齐晋霸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春秋是末后事，惟理明义精方见得。
黄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志此，其为天子之事，故春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论春秋者矣，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为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也？春秋弑君弑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晓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理无定形，万变而不齐后世法吏，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也。
朴乡吕氏曰：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则后实任之。尧舜禹汤之圣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迹熄政教，失俗败坏，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几若与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施为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虽圣不得位，则绥猷修道之责谁实尸之？然而不忍绝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而其义则异矣，鲁史所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鲁史所书其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长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真伪之溷淆也，吾析之，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遏人欲于方炽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之成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之所谓乱臣贼子恣雎跌荡，纵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恐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也，惟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幸而上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而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之为不善者，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几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其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圣人因而明之，则固有犁然当乎。人心者彼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不惧于明而惧于暗，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不惧于人欲浸淫日滋之际而惧于天理一发未亡之时，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顾不大矣乎。孟子断然以为有一治之效，盖真有见乎？此夫使先王之纪纲法度既已荡然不存，天子之礼乐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仅不泯者，独有人心，是非之公理尔，而又颠倒错乱，贸贸不明，则三极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以存乎？此固春秋一书所以有功于万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遂以为春秋之作乃圣人赏善罚恶之书，而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者也，彼徒见夫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书氏，或不书氏于是为之说，曰：其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名书人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所谓章有德讨有罪者，圣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以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以操赏罚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己，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赏罚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则不敢专也，故夫子不得假鲁史以寓赏罚是非，道也，赏罚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私诸己也，夫子以鲁有可以变而至道之质，是以托诸鲁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也，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也，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而圣人之祚嗣也，赏罚之权夫子不以自执，推而予之于鲁，鲁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于周，周之典礼周公之为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鲁诸侯之国也，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赏罚之权，而夫子乃固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而鲁独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鲁僭之，圣人尤不如是也。大扺学者之患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于是过为之论意欲尊圣人而实背之，或谓春秋为圣人变鲁之书；或谓变周之文，从商之质；或谓兼三代之制，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圣人之所以告颜渊者，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谬妄之论，其大要则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尔，夫四代礼乐孔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故所修者鲁史其时周也，故所用者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者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其为伤教害义，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既破而后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又曰：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牴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褒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卒。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书日也，而或书时入宜书日也，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为褒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子，或书侯，或书伯夷狄。一也而或书州，或书国，或书人，或一事而前爵后人，或一行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有异也，于是有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愚请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其不与小敛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不日远也。然公子彄亦远矣，又何以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季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而言，当是时公子争国隐之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赗，而王不书天则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咎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贬之，滕子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来朝称侯说者，曰滕薛微国也，以其先朝隐公故褒之，朝隐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隐为始受命之王，则尤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贬而称子，朝桓公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岂皆以朝桓公之故而贬之乎？或曰：为时王所黜也。夫使时王而能升黜诸侯之爵，则是礼乐刑赏之权，天王自能执矣，安得为春秋之世乎？先书荆继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进夷狄也。圣人作经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顾，乃进夷狄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故凡朝觐蒐狩城筑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时成也，会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戍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时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战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其时，某时当书日而鲁史但书其月，则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必书名者皆贬，而书字者皆褒也，假令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但著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著其字，则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其名与字，而后著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日月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称爵号之异同而知其事实，则固有之矣，非圣人固以是为褒贬也。有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有以见才阅三时而土功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有以见连历二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有以见其阅三时而劳兵于外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有以见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有以见其朝夷狄之国，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则有以见其阅，九月日而后雨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则有以见八日之间，而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有以见旬日之间，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有以见其尝于灾，馀之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则有以见明日乃葬之为无备，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有以见晋人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然以是为圣人以日月之书，不书寓褒贬则误矣，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则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辞因之以详略者，亦有前目而后凡者，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以一例尽而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已而书楚子，吴一也，始书吴再书吴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夷狄之浸盛矣。鲁柔溺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浸强矣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于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丧称子有书子而预会预伐者，于以见居丧会伐之为非礼也，杞公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其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大小为强弱也，会于曹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则不复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会，男先，侯戚之会，子先，伯萧鱼之会，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霸者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而无复礼文也。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会霸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而见之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褒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圣人褒贬之意，则窒碍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为之说，则务为新巧，何所不至，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也，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或曰：子谓春秋不以日月名称爵号为褒贬，则信然矣。若是则春秋所书皆据旧史尔，所谓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者，其义安在？曰：春秋有日则书日，有月则书月，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与夫盟则书盟，会则书会，卒则书卒，葬则书葬，战则书战，伐则书伐，弑则书弑，杀则书杀，一因其事实而吾无加损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愚尝深惟春秋之义，窃以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义，二曰正名实，三曰著几微。所谓明分义者，何也？每月书王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所以序君臣，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所以别夷夏，书陈黄卫絷所以明兄弟之义，书晋申生许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羁郑忽长幼之序也，成风仲子嫡庶之别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明分义。所谓正名实者，何也？传称许止不尝药而经曰：弑则非不尝药矣。于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经曰：盾则赵盾之情不能掩矣。齐无知陈佗踰年之君也，而经曰：杀正讨贼之名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正名实。所谓著几微者，何也？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后朝也，公自京师遂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明因会伐而如京师也，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著公子结之专也，葵丘之会宰周公与焉，已而书曰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与盟也，溴梁之会诸侯咸在，已而书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类皆所以著几微。其他书法盖亦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则不出于三者之外矣。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一意常流行于其间，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若曰：春秋但约鲁史之文，使其文简事核而已。则夫人皆能之矣，何以为春秋？
读春秋者，先明大义其次观世变，所谓世变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刘知几有云：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盖书之终春秋之始也，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平王之始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雠未报也，而其命文侯之辞曰：汝多修捍我于艰患已弭矣，用赉尔秬鬯一卣功已报矣，其归视尔师宁尔邦国家无复事矣。即此一篇而观之已无兴复之望，然而圣人犹不忍绝也，盖迟之四十九年而无复一毫振起之意，圣人于是绝望矣。由是而上则为西周，而下则为春秋，此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犹时有胜负也，盖至于获麟之前岁，而吴以被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会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犹未至于窃位也，盖至于获麟之岁而齐陈恒执其君，齐自是为田氏矣，在鲁则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之政尽在三家，而鲁君如赘旒矣；在晋则自赵鞅入戚之后，晋国之政尽在六卿，而赵籍韩虔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国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鲁国东方之望而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诸侯犹有霸而今也霸主不竞，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日以扰扰而无一息宁矣，故自获麟之前其世变为春秋，自获麟之后其世变为战国，此又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是春秋之所以终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经观之，则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隐桓之春秋，霸主未兴之时也，庄闵之春秋，霸主未盛之时也，庄之十三年而会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矣，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无有也。僖之四年，伐楚，五年，会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权皆在霸主矣，霸主之未兴，诸侯无所统也，而天下犹知有王霸主之既兴，诸侯有所统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霸主之兴，固世道之一幸，而王之迹熄独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国无霸者，十馀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于是中国之霸，昔之在齐桓者，今转而归晋文矣，晋襄继之犹足以嗣文公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继悼公再霸，而得郑驾楚尚庶几焉，自是而后晋霸不竞，盖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会，晋楚之从交相见，昭之元年再会于虢，于是晋楚夷矣。四年而楚灵大会于申，晋盖不预中国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虽曰：再主夏盟。而晋之合诸侯由是止，鄟陵以后参盟见矣，参盟见而诸侯无主盟者矣，天下之有霸非美事也，天下之无霸非细故也，天下无霸而春秋终焉，故观隐桓庄闵之春秋，固已伤王迹之熄，观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伤霸业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来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后则名字著于经矣，无骇挟卒，诸侯之大夫始未有名氏也，于后则有生而赐氏者矣，始也。诸侯盟诸侯，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始也。诸侯自相盟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诸侯僭天子于后则大夫僭诸侯矣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经观之，大扺愈趋愈下，愈久愈薄愬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之极不至于秦不止。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观世变以研事之实，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
学春秋者舍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说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近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谷乃经生也。惟其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惟其出于经生所传，故虽近于理而事多谬，二者合而观之可也，然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公谷虽曰：言理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盖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世故，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势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言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论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强谏楚子临之以兵，而谓鬻拳之为爱君，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汉东骎，骎荐食上国，齐桓出攘之，晋文再攘之，其功伟矣，此正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岂能骤举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党与，而后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于侵曹伐卫则曰：为观裸浴与块。故此其病在于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纪事往往类，此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也，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者，然左丘大旨多与经戾，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氏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于孔子之后，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盖有證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盖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證也。若夫公谷二氏固非亲受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传闻，又不亲见国史，故其事多谬误，略其事而观其理，有精到者而其害于理者亦甚众，此尤致知者之所以当明目而深辨之也，公羊论隐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谷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谷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逐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生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纪侯大去其国，圣人盖伤之也，而公羊则以为齐襄复九世之雠，春秋之后世有穷兵黩武，而以春秋之义自许者矣。祭仲执而郑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弈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僭上卑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人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诏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岂不甚于叙事失实之罪哉？故尝以为公谷左三传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一二而何休之，谬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而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公羊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何休则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何休又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之兄弟，而薄于父之枝者。未必不斯言启之，公羊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其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不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义，则曰：王者不治戎狄，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中外之分，乃谓之不治，戎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赗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之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隐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过曰：记异也。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过曰：记灾也。而何休则曰：先是桓篡隐，与专易朝宿之邑，阴逆与怨气所致。凡而地震山崩星电雨雹螽螟彗孛之类，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考验其为异之，应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春秋记灾异而其说不书，曾若是其琐碎磔裂乎？若此之类不一而足凡，皆公羊之妄也。愚观三子之释传，惟范宁差少过，其于谷梁之义有未安者，辄曰：宁未详盖讥之也。而何休则曲为之说适以增公羊之过尔，故曰：范宁谷梁之忠臣也，何休公羊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