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七十一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七十一卷

春秋部汇考五

明赵汸春秋集传

十五卷按汸自序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兴诸侯倍畔，蛮夷侵陵而莫之治也，齐桓公出纠之以会盟，齐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国，
而天下复归于正，晋文公承其遗烈，子孙继主夏盟者，百有馀年王室赖之，故孔子称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及乎。晋霸不竞诸侯，复散大夫专国陪臣，擅命楚灭陈蔡宋灭曹吴入盟诸夏，则天下之乱极矣，孔子生于斯时，道足以兴周而患，夫当世诸侯莫能用之，盖尝叹曰：苟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始盖有意于齐，晚尤拳拳于鲁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使仲尼得君复周公之法，脩桓文之业，率天下诸侯以事周，则文王之至德，吾无间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六卿之晋，田氏之齐，三家之鲁，出公之卫，可正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谨权量审法度脩废官，则文武之政可举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则戎狄可膺而荆舒可惩也，当是之时以夫子而合诸侯匡天下，犹运之掌也，既而道终不行则又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其心，岂能一日而忘天下者？于是西狩获麟，则夫子老矣，嘉瑞既应而天下莫能宗，予虽圣人，亦无以见其志矣，乃即鲁史成文断，自隐公加之笔削列霸者之功过，以明尊天王内中国之义贬，诸侯讨大夫诛其乱臣贼子，以正人心示王法，盖天之所命也，是岁之夏齐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适，当修书之际，夫岂欲托诸空言者哉？故曰：圣人经世之书也。书成一岁而孔子卒，当时高第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历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盖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周虽失政而先王诗书礼乐之教，结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恶有刺，人情犹不能忘于其上也，迨其极也，三纲五常颠倒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则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灭无馀矣，夫世变如此而春秋不作，则人心将安所底止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隐桓之世，王室日卑，齐伯肇兴，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伯攸废春秋之所由终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诬也，是以圣人详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议也，吾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失有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后世学者三传则无所师承，故主左氏则非公榖主公谷，则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臆决无㨿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使圣人经世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则其来久矣，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录为鲁氏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谷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削，则其不合于圣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盖尝论而列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踰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礼，军赋改作踰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之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霸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霸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霸者之兴，以攘却为功，然则自晋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灭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扺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录，则为褒恶而见录，则为贬其褒贬以千万世人心之公而已，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知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辨，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其刻深辨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虚辞说经之无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论圣人也，然后春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虽然使非孟氏之遗言尚在，则亦安能追求圣人之意于千数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谓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乃为善也，于是思之者十有馀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及诸家陈氏之书，而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复数载，然后一经之义始完属辞比事，莫不灿然，各有条理荐经离乱，深恐失坠，乃辑录为书以谓后世学春秋稍知本末者，赖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传为之补注，欲学者必以考事为先，其文与义，则三传而后诸家之说，苟得其本真者，皆传以己意畅而通之，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意学者，溺于所闻不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隐蔽传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新安赵汸序。
按经解序东山赵子常先生，元季师事九江，黄楚望传春秋之学，著属辞补注，师说三书为三传之学者，尊称之先生复有集传十五卷，先属辞而成者，自序言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迨后属辞成以集传，义例微有未合，更须讨论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书，至昭二十七年，以病辍笔门人倪，尚谊援先生之义，续成之，即今书也，先生尝谓属辞，特推笔削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志，必二书相表里而后春秋之旨方完，则是书宜与属辞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顷堂藏本因论次焉，窃观宋元之际，新安沐浴紫阳之泽，老师宿儒多出其间，若云峰双湖，两胡氏定宇陈氏，仲弘倪氏见心程氏，皆能著书推明朱子之学，其与先生同时，又有环谷蓉峰，两汪氏枫林朱氏与先生辅翊开代脩，明礼乐为世儒宗，其纂辑群言羽翼，往说如环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义如先生者，先生蚤见楚望即告以穷经之要，在乎致思于是深悟，夫鲁史有一定之书法圣经，有笔削之大旨，鲁史亡而圣人所书，遂莫能辨独，幸左氏传尚存，遗法杜预注左于史例，推之颇详，公谷二氏多举书，不书见义，其后止斋，陈氏因公谷所举之书法以考正，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徵，故先生为集传本之二家而兼采众说要，使学者即策书之例，以求笔削之旨，则知圣经不可以虚词立异，破碎牵合以为说，而后圣人之经明矣。故朱枫林一见其书，辄曰：前无古人，其推服之如此，岂同时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后门人辑成藏，弆故人不见，嘉靖中东阿刘隅始得其书于先生乡人汪元锡，而属教谕夏镗传之噫，后之学者知三传之不可废，不仅抱遗经以究终始者，其必赖是书也夫。
赵汸春秋师说三卷
按汸自序黄先生所著，经说曰：六经辨释。补注曰：翼经罪言。曰：经学复古。枢要等凡十馀书所举六经疑义共千有馀条，其篇目虽殊而反覆辨，难使人致思
以求失传之旨，则一而已，盖先生中岁尝为易，春秋二经作传，既又以去古益远，典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故必积诚研精有所契悟而后可以窥见，圣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为成书，恐蹈前人故辙，遂阁笔不续务为覃思久之，乃稍出诸经说以示，学者欲其各以所示疑义，反求诸经，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涂辙既正户庭不差，而学者日众则何患乎经旨之不大明也？呜呼！先生于经学所以待天下后世之士者如此，吾党小子其可弗勉乎，汸自弱冠即往，拜先生于九江，时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学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绪而颛愚不敏往来，馆下数岁无千虑之一得焉，既而于春秋大旨一旦若发蒙蔽，急往请益比至，则先生捐馆矣，乃即前诸书中取凡为春秋说者，参以平日耳闻去其重复类次为十有一篇分三卷，题曰春秋，师说汸诚愚不敏，其敢自画于斯，慨思微言，盖将没身而已，岁至正戊子八月，几望门人新安赵汸敬题卷端。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按汸自序春秋鲁史记事之书也，圣人就加笔削以寓其拨乱之权，惟孟子为能识其意，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曰：窃取之矣。此三者
述作之源委也，自三传失其旨而春秋之义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谷梁以书不书发义，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赵以来说者，莫不曰兼取三传，而于左氏取舍尤详，则宜有所发明矣，而春秋之义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诸侯无王大夫无君也，故上不可论于三代盛时，而下与秦汉以来，举天下制于一人者亦异，其礼失乐流陵夷渐靡之故，皆不可以后世一切之法绳之，而近代说者类皆概以后世之事，则其取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说经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贬、曰实录而已，然尚褒贬者，文苛例密出入无准，既非所以论圣人，其以为实录者仅史氏之事，亦岂所以言春秋哉？是以为说虽多而家异人殊，其失视三传滋甚，盖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资中黄先生之教，乃谓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盖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学则取左氏传注，诸书伏而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既又反覆乎二传，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馀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者，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然杜氏序所著书自知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则其专脩左氏传以释经，乃姑以尽一家之言，陈氏通二传于左氏，以其所书證其所不书，庶几善求笔削之旨，然不知圣人之法与史法不同，则犹未免于二传之蔽也。呜呼！使非先生积思通微，因先哲之言以悟不传之秘，学者亦将何所寘力乎，第左氏传经唐宋诸儒诋毁之馀几无一言，可信欲人潜心于此，而无惑，难矣。间尝究其得失，且取陈氏章指附于杜注之下，去两短集两长，而补其所不及，庶几史文经义互相端绪有志者，得由是以窥见圣人述作之原，凡传所序事多列国简牍之遗，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记其微辞奥旨注有未备者，颇采孔氏疏畅而通之，诸牵合猥陋有不能逃，后儒之议者亦具见其说以极，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经，则致疑于传务为一切之说，以释经而无所据依，以持其说，则岂杜氏陈氏比乎？故三传之外不可无辨證者，惟二家他说固不暇及也，新安赵汸序。
赵汸春秋属辞十五卷。
按汸自序六经同出于圣人易诗书礼乐之旨，近代说者皆得其宗，春秋独未定于一何也，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圣人既作六
经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盖诗书礼乐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观，阴阳消息以见吉凶，圣人皆述而传之而已，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苟非圣人为法以教人，使考其异同之，故以求之，则笔削之意，何由可见乎？此属辞比事所以为春秋之教，不得与五经同也，然而圣人之志则有未易知者或属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详，则义类弗伦而春秋之旨乱，故曰：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深于春秋者也，有志是经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远，而不得闻此，故虽博览遗文略见本末，而于笔削之旨无所发明，此所谓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谷梁以书不书发义，啖赵二氏纂例以释经，犹有属辞遗意，而陈君举得之为多庶几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于褒贬不能推见始终，则圣人之志岂易知乎？若夫程张邵朱四君子者，谓可知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属辞比事有未暇数数焉者，此五经微旨所以闇而复明，春秋独郁而不发也，自是以来说者，虽众而君子一切谓之虚辞，夫文义虽隽而不合于经，则谓之虚辞可也，而亦何疑于众说之纷纷乎，善乎。庄周氏之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弗辩。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绝教义弗彰，于是自议而为讥刺，自讥刺而为褒贬，自褒贬而为赏罚，厌其深刻者又为实录之说，以矫之，而先王经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谓虚辞者也。故曰：春秋之义不明，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岂不然哉？间尝窃用其法以求之而得春秋笔削之大，凡有八盖制作之原也，春秋鲁史也，虽有笔有削而一国之纪纲本末未尝不具，盖有笔而无削者，以为犹鲁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圣人拨乱以经世，而国书有定体，非假笔削无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笔削以行权，然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笔削有不足以尽其义者，于是有变文，有特笔，而变文之别为类者，曰：辩名实。曰：谨中外。故其三曰变文以示义，其四曰辨名实之际，其五曰谨中外之辨，其六曰特笔以正名，上下内外之殊分轻重浅深之弗，齐虽六者不能自见，则以日月之法区而别之，然后六义皆成无微不显，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类，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文，然特笔亦不过数简，故其八曰辞从主人，是皆所谓议而弗辩者也，虽然使非是经有孔门遗教，则亦何以得圣人之意于千载之上哉？乃离经辨类析类为凡发，其隐蔽辩而释之为八篇，曰：春秋属辞。将使学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安得属辞比事而不乱者相与订其说哉？
按明宋濂序春秋古史记也，商夏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则因鲁国之史修之，以为万代不刊之经，其名虽同其实则异也。盖在鲁史则有史官一定之法，在圣
经则有孔子笔削之旨，自鲁史云亡学者不复得见，以验圣经之所书，往往混为一涂，莫能致辩所幸，左氏传尚存鲁史遗法，公羊谷梁二家多举书不书以见义，圣经笔削粗若可寻，然其所蔽者左氏则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公谷虽详于经义而亦不知有史例之当言，是以两失焉，尔左氏之学既盛行，杜预氏为之注，其于史例推之颇详，杜氏之后唯陈傅良氏因公谷所举之书法以考正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徵，斯固读春秋者之所当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滞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会而同之区而别之，则春秋之义昭若日星矣，奈何习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于此，而发千古不传之秘者，则赵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于九江黄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经明晦为己任，其学以积思自悟必得圣人之心为本，尝语于子常曰：有鲁史之春秋则自伯禽至于顷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则起隐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后圣人之笔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说以归昼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传杜注备见鲁史旧法，粲然可举，亟往质诸先生而先生殁已久矣，子常益竭精毕虑，几废寝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谓春秋之法在乎属辞比事而已，于是离析部居分别义例立为八体，以布列之集，杜陈二氏之所长而弃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补之，何者为史策旧文，何者是圣人之笔削？悉有所附丽，凡闇昧难通历数百年而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属辞云，呜呼！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颇观简策所载说春秋者，多至数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变焉，其始变也，三家竞为专门各守师说，故有墨守膏肓废疾之论，至其后也，或觉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乃仿周官调人之义而和解之，是再变也，又其后也，有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诸经，择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变也。又其后也，解者众多实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会粹成编，而集传集义之书愈盛焉，是四变也。又其后也，患恒说不足耸人视听，争以立异，相雄破碎，书法牵合，条类哗然，自以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实之，是五变也。五变之纷扰不定者，盖无他焉，由不知经文史法之殊，此其说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欤子常生于五变之后，独能别白二者，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自非出类之才绝伦之识，不足以与于斯，呜呼！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窃尝从事是经，辛勤钻摩不为不久卒，眩众说不得其门而入近获缔，交于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题，其书之首简濂，何足以知春秋间与一二，友生启而诵之，见其义精例密咸有据依，多发前贤之所未发，譬犹张乐广厦，五音繁会若不可以遽定，细而听之，则清浊之伦重轻之度，皆有条而不紊，子常可谓深有功于圣经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辄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经世大旨所以垂宪将来者，已见子常之所自著兹不敢剿说而渎告之也，子常姓赵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宁人隐居东山，虽疾病不忘著书，四方学子尊之称为东山先生，子常别有春秋师说三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与属辞并行于世，前史官金华宋濂谨序。

张以宁春秋春王正月考

二卷。按以宁自序道：学至朱氏而上接孔孟之传，何传尔？其世异，其理同也。儒先依经，而言理有功于经甚大也，而独于春秋之书。春王正月未能无疑之也，何疑
尔？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为春之疑也。曰：夫子尝以行夏之时告颜子也，是以有夏时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汉武帝之用夏时首寅月逮于今，莫之能改也，是以传书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数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时，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则说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宁早学是经以叨一第，亦尝有疑于此而未能决也，间读鲁论夫子之言，行夏之时，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历稽经史传记及古注疏之说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为周之时，由汉逮唐诸儒举无异说也，而刘向周春夏冬之说，陈宠天以为正周，以为春之说最其著明者也，而犹未敢自信也，比观子朱子语录晚年之三说亦同也，其门人张氏集传之说又同也，于是涣然冰释而无疑也，窃尝欲笔于书而夺于世，故未遑也，兹因忝使安南假馆俟命之暇，始克会稡而成编也，本之于孔孟朱子徵之于经史，而下而汉儒之说为多，以其去古未远有据而足徵朱子之著书，多因其说也，若易诗书之用夏建寅之月以为说，则朱子于孟子之集注既主改月之说，而于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窃取朱子之义求朱子未尽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说次于春秋经传之后，以尊经也。仍辩群疑悉具于右，非以宁之，敢为私言也，尚其与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洪武三年春三月三日，晋安后学张以宁序。
按经解序春秋纪事之书也，纪事者必有岁时月日，此经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笔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鲁史册书之旧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
子之特笔也，后世不知册书之义，于是有夏时冠周月之说，而夫子从周之志荒矣，翠屏张志道先生始采摭，群书以考订之本之，以语孟之言而归宿于紫阳，晚年之定论别引三传与他经及史传以證之，其说之庞者，则为辨疑以析其误，凡为书二卷嗟乎，六经之旨未易窥也，学者治经必先明其大者，则其馀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诗二南之关雎书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经旨之大者于此，无定论焉，则微言精意皆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书剖析精当于开章之大义，井如学者诚有得于此，则于全经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领者哉，先生举元泰定丁卯进士累官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国王，是书安南寓舍所著，书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孙隆始取手泽而梓之。
饶秉鉴春秋提要一卷。
按罗伦序自三传后说春秋者，纷如春秋圣人之用也，假鲁史以寓王法为后世王者修也，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词非不能赞也，谓不能与笔削之旨也，亲炙
且然，况后世乎？邵子曰：圣人之经犹天道焉。浑然无迹书实事而善恶自见，世之说春秋者率以一字为褒贬，以时以月以日详略其事以国、以爵、以人轻重，其君以官、以氏、以名、以字、以人荣辱，其臣一字也，于此见为褒于彼，则为贬几若舞文弄法之吏所为者，孔子见王政之不纲痛哭流涕而作，此书立经世之大法，其若是之纤屑欤云峰饶秉鉴氏著春秋提要一卷，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如指诸掌，学者得是书而读之，约足以该博矣，书成云峰属伦序之，故著予说于篇端使学音并以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