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二百四十二卷目录

《经籍典》第二百四十二卷

《周礼部汇考》六

《经义考》一

《周礼》

《周官经》〈注〉《汉志》六篇〈存阙一篇〉
三礼正义，《周礼》《仪礼》并周公所记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则《周礼》，成威仪则《仪礼》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
马融曰：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郑康成曰：礼器经礼三百，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摄而作六职，谓之周礼。
荀悦曰：刘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经置博士。
韦昭曰：礼经三百，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承成数也。
徐勉曰：周官一礼，实为群经源本。
隋志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阙，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
陆德明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贾公彦曰：周礼后出者，以始皇特恶之故也。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灭绝之，搜求烧焚之，独悉以是，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惟歆独识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
又曰：按书传，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礼，即今《周礼》也。以设位言之，谓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谓之《周礼》。
孔颖达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七处。《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谓之三百也。
宋理宗曰：《周礼》为书，大纲小纪粲然，靡所不载。玉帛牲器之用，车旗冕服之制，豆笾罍爵之陈，钟鼓匏管之奏，品节度数，必加详焉。至于象纬之考察眚灾之抑损，亦莫不隶之。司存而不敢慢圣人于此，岂徒从事，于文物典章之饰，于外者已乎。要必有为之本者矣。
李觏曰：昔刘子骏郑康成，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硕谓末世之书，何休云六国阴谋，窃观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聪明睿智，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又曰：《周官》六属，其职三百六十，而员数则多如六乡、七万、五千家，尔自比长。以上卿大夫士万八千，馀人此大可怪。
王开祖曰：吾读周礼，终始其间名有礼经，有方者周公之志，为不少矣。其诸信然乎哉，罗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犹张官设职。奚圣人班，班与奔者不禁示天下无礼也，复雠而义，是天下无君也。无礼无君，大乱之道，率天下而为乱者，果周公之心乎？削于六国，焚于秦，出诸季世，其存者寡矣。圣人不作，孰从而取正哉？
张子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类，必非周公之意。
徐积曰：《周礼》不可全非，要须考其所言。合乎圣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强为之，说斯可矣。苏辙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完书也，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时，百官有六职，天下万事尽
备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分，苟舍《周礼》，未见其可。程伯子曰：《周礼》不全是周公之书，法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谓之《周礼》。至于六官之属，琐细悉备，疑其不尽为古书也。周公驱猛兽谓虫蛇，恶物为民物害者，蝈氏云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蛙，黾不过鸣聒人初不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爱物者，又牡菊焚灰大类狡狯戏术,岂所以为经乎？司经云：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说者谓不出于关，从私道出避税者，则没其财而挞其人。此决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远，纵不能不征，使凡货之出于关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设为避税法，没其货挞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从关出哉，此必汉世聚敛之臣，如桑弘羊辈，欲兴榷利，故附益是说于《周礼》，托周公以要说其君耳。不然，亦何异贱？丈夫登垄断而罔市利乎？郑樵曰：《周礼》一书，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傅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纷纷之说，无所折衷。予谓非圣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闽蛮夷貊祭天祀地，朝觐会同之事，皆非文王时政所得及也。以是书而加文王，非爱文王者也，虽其书固详于理财，然其规画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经入也。若丰而奉上也，甚约谓为理财之书，又非深知周礼者也。使战国有如是之法，则战国为三代矣，使汉儒有如是之学，尚或为汉儒乎，惟见其所传不一，故武帝视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而不知好也。至后世孙处又为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也。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城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预为之未经行也。是书之作于周公，与他经不类，《礼记》就于汉儒，则王制所说朝聘为文襄时事，月令所说官名为战国间事，曾未若周礼之纯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时虽著之七略，终汉迄唐寥寥千百载，间竟不置学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尝废《周礼》，太宗读《周礼》谓真圣作，其深知《周礼》者欤。若夫后世用《周礼》，王莽败于前，荆公败于后，此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之过也。又曰：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则《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传《周礼》阙《冬官》，未尝缺也，乃《冬官》事属之《地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羡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断简失次取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晁公武曰：秦火后《周礼》比他经最后出，论者谓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氏则曰周公复辟后，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同〈误〉谓之渎乱不经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昔北宫锜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则。自孟子时已无《周礼》矣，况经秦火乎，汉儒非之良有以也。
陈亮曰：《周礼》一书，先王之遗制具在，后有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
郑锷曰：以洛诰考之，周公营洛邑，乃自成王自服于土中乱，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法，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向即有僚，为成王齐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效其职也，成王灭淮夷而归在丰，董正治官治以新书从事，然只在丰而不往洛邑，故《周礼》虽成，终不尽用，故经之授田等事，今皆难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终不见行之实也。若如此论，则经之首篇，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之语，始有其归，其他疑非周公全书，可以意晓也。
孙之宏曰：《周官》在汉，最晚出。孔氏既无明言，孟轲之徒或未之见，疑信犹未决也。不幸刘歆用之而大坏，王安石用之而益坏，儒生学士真以为无用于后世矣。夫去古辽远，虽使先王之制烂然，固难尽弃今之法而求复其初也，然究观其书，以道制欲以义防利，以德胜威，以礼措刑，尊鬼神敬卜筮，亲宾客保小民，蔼然唐虞三代极盛之时，非春秋战国以后所能髣髴也，学者欲知先王经制之备舍此书将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经治之法也。秦人举竹简以𢌿炎火，汉兴诸儒掇拾于煨烬，藏于岩穴之间，其书已亡而幸存。汉既除挟书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为善，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学官。东都诸儒知有《周礼》，而其说不同，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何休也。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郑康成也。六官所掌纲正而目举井井有条，而诋以为战国阴谋，休谬矣。
郑耕老曰：《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
陈傅良曰：《周礼》设官分职，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国之事，司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纤悉皆归于太宰；自国中以及近郊远郊，小都大都，皆属教官；而职方、土方、掸人，凡邦国之事，皆属司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属。凡朝廷之狱，大小司寇，士师掌之。六乡之狱，乡士掌之。六遂之狱，遂士掌之。甸稍县都之狱，县士掌之。邦国之狱，方士掌之。四方之狱，讶士掌之。谓其皆刑狱之事，故虽自乡遂之外，甸稍县都，郡国四方一皆联络，而尽属之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贰，宜属天官，乃属春官。大小行人、司仪、掌客，宜属春官，乃属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复逆矣，则太仆、小臣、御仆之掌，复逆宜属天官，乃属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则司士正朝仪之位，宜属天官，乃属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设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险、掌疆、候人又见于夏官，天官掌财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领之矣。而泉府廪人、仓人又见于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过充官之庖者，悉领于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廪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卫之廪给，乃见于地官。自内司服至屦人，凡王宫服饰之用，悉领于天官。而司服、司裳、典瑞、巾车之属，乃见于春官，此其分职有不可晓者。自汉以来，凡礼事皆属太常，兵事皆属将军，光禄勋中尉刑事，皆属廷尉，其分量职守较然不紊，然临事之际反不免遗阙。先王设官如此，当时不见文移回复职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设，虽各有司存，然错综互见，事必相关。春秋时，叔孙豹卒，杜泄将以辂葬季，孙不从，杜泄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赐之辂，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书勋，夫诸侯之国惟三卿耳，一人受赐三卿皆与从周法也。后世礼官专治礼，刑官专治刑，兵官专治兵，财官专治财，并不相关，虽有遗失，他官不得撙节，而废旷多矣。
吕祖谦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九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以觊觎，贱不亢贵卑不踰尊，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志虑不易，视听不一，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诏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理，而非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国野设官分职何？往而非以为民极哉，尝读晋《国语》，每叹绛之富商韦藩木楗过朝之事，以为富商之饶于财使之泽其车，而华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车服于过朝之际，不敢与士大夫混然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遗化固隐，然在此也。朱子曰：《周礼》一书，广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后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
又曰：《周礼》，乃周家盛时，圣贤制作之书。
又曰：胡氏父子，以《周礼》为王莽令刘歆撰，此恐不然。《周礼》是周公遗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据熹言古人立法，无所不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职，掌宫中巫祝之事，凡宫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则便无后世巫蛊之事矣。
陈淳曰：《周礼》，周公经国规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处。
李叔宝曰：仲长统以为，《周礼》，礼之经，《礼记》，礼之传。《礼记》作于汉儒，虽名为经，其实传也。盖《礼记》所记，多春秋战国间事，不纯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纯乎，《周礼》也。
陈汲曰：《周礼》一书，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马教战之法，或《考工记》，后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书，有周公之旧章，有后来更有续者。信之者，以为周公作，不信者，以为刘歆作，皆非也。
又曰周礼：虽以设官三百六十为额，然职事员数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馀人，地官除乡遂、山虞、林衡、司关、司门不可考者，四百馀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馀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为准，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为额，凡三千人其间兼摄者，必相半也，何者？盖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职，以三公六卿论之，如《周礼》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职，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时，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苏忿生以公兼司寇，故书《洛诰》云：司徒、司马、司空也。成王将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则是六卿中召公、毕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职则不可废，其官未必一一有，举其大略，则土训、诵训无他职事，掌葛徵絺绤、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齿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无事之日多矣。军司马、行司马、舆司马、戎仆、戎右，有军旅则用之。甸祝、田仆、有田猎则用之；有丧纪则用夏采，丧祝；有盟会，则用诅祝；建邦国，则用土方氏；来远方之民，则用怀方氏，先王岂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待有事然后用之，亦临事兼摄耳，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谓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是也，作礼者以职不可废，故各设其官职，以待智者决择耳。又六卿内治一官，外兼一乡，则周官每乡卿一人，每宫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实也。齐威公令国子、高子各率五乡，晋景公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命韩厥将新军且为仆大夫，晋悼公令戎御属校正司右属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书为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则周之建官，不能远过夏商，与其有兼摄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谓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总千里之内，安能胜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则分散甸稍县都之内，与尚书无甚戾。或者又谓乡遂设官最冗，六乡之民不过七万五千家，今设官至万八千，九百三十人，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过七万五千家，而设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为大夫者四十人，乡遂共十五万家，大扺官吏至二万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赋官禄，则十五万家之人所入能几何？而足以养二万三千官吏也，殊不知乡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则朝廷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属，分散在他处，且如乡遂人数势，不可得兼者，则各置焉。
陈振孙曰：此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考，不诬其为先秦古书，似无可疑。
叶适曰谓：《周礼》之书，一用而反至于乱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国，又有圣人为之臣，久于官而不去，其为地狭，而民寡治之者，众行之以诚，故米盐靡密无不尽今也。包夷貊之外，以为域事，虽毫发一，自上出法，严令具不得摇手，无圣贤为之臣，不久于其官，而又有苟简诈伪之心，乃欲靡密无不尽以求合《周礼》，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乱也。
魏了翁曰：《周礼》、《左氏》，并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周礼》，亦有圣贤礼法，然附会极多。
又曰：《周礼》与《左传》两部，字字谨严，首尾如一，更无疏漏处，疑秦汉初人所作，因圣贤遗言，足成之。刘炎曰：或问《周礼》，果圣人之全书乎？曰：司门讥财物之犯禁者，举而没之。司关凡货之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周公于民之意虑，不若是之察也。王与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论周公作《周礼》本旨也，书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此论周公授《周礼》于成王也。《左传》齐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未已，将自毙。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此见周礼至鲁犹存。孟子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见周礼至战国已亡，盖待汉以后，诸儒而始明也。
王应麟曰：《周礼》，汉河间献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补以《考工记》。刘歆校理始得著录，《汉志》所谓《周官经》六篇是也。
叶时曰：六经无全书，固秦人之罪，而《周礼》不全，不可独咎秦人也。战国暴君污吏恶其害己，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周礼》六官阙一，河间献王求《考工记》以足其书，曾是《考工记》而可补礼经乎？况
《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补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补也，天官有染人、钟氏，㡛氏虽阙，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鲍人，人虽亡，何损乎？虽无车人，而巾车之职尚存，虽无弓人，而司弓矢之职，犹在匠人沟洫之制已见，于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见于射人攻皮之工，五既补以三，而又阙其一，不知韦氏、裘氏，岂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职乎？以《考工记》补礼书之亡，献王之见然尔。
黄震曰：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此四书正经也。《礼记》虽汉儒所集，而孔门之《中庸》、《大学》在焉，《乐记》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礼》未知何如？夹漈郑氏尝谓《周礼》一书，详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严于职守而阔略人主之身，后来求其说而不得。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或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林孝存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至孙处又独为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预为之而未尝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礼》实汉成帝时，刘歆始列之为七略，王莽时刘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于王莽而败，再用于王安石又大败，夹漈以为用《周礼》者之过，非《周礼》之过，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试也。
又曰：周之建官备于《尚书》，《周官》一篇，各率其属，听之六卿而为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详，则自孟子时已不得闻矣。必如今《周礼》所载六乡、六遂之地能几何？而可养官司胥徒二三万，东西胥会朝夕读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书出于王莽，用于安石，皆乱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于经。而尽信其书，必古书也，亦不过《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训何在？而名经耶。虽然归之世变不同，而谓《周礼》不可行于后世，此则善为《周礼》解者也。马端临曰：《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虽有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虽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其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卿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一，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受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挠已极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
计，于是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无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昔子产听郑国之政，其所施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舆人谤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而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按郑国土地褊小，其在后世则一郡耳。夫以子产之贤智，而当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伪，其念虑必足以洞究得失，决不至如后世承流宣化者之苟且从事也。而周制在当时亦未至尽隳，但未能悉复先王之旧耳。然稍欲更张，则亦未能遽当于人心，必俟历以岁月，然后昔之谤讟者，转而为讴歌耳。况贤不及子产，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载之后，先王之制久废，而其遗书仅存，乃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诿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当时诸贤极力争之，苏长公之言曰：青苗虽云不许抑配，然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极，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苏少公之言曰：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受责，如此则鞭挞必用，而州县多事矣。是皆言官与民赊贷之非便也，盖常平者，粜籴之法也，青苗者，赊贷之法也。粜籴之法以钱与粟两相交易，似未尝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简便，赊贷之法捐钱以予民，而以时计息取之，似实有以济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繁扰。然粜籴之说，始于魏文侯，常平之法，始于汉宣三代之时，未尝有此，而赊贷之法，则《周官》泉府明言之，岂周公经制，顾不为其简易者，而欲为其烦扰者耶？谓《周礼》为不可信之书，则《左氏传》言：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春秋之时，官之于民固有赊贷之事，虽当时未尝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为，然熙宁诸贤，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盖以为贫者愿贷，贷予之而不能偿，则亏官富者，不愿贷抑配，予之而责令保任贫者，代偿所逋，则损民两无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听从民便之，为简易两得之，然《左氏》所述郑、宋、齐之事，谓之善政，以为美谈，未尝见其有熙丰之敝，何也？盖郑、宋、齐，列国也，其所任者，罕氏、乐氏、陈氏，则皆有世食禄邑，与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与夫州县小吏，则皆干进徇时之徒也，然非郑宋齐之大夫尽贤，而介甫之党尽不肖也。盖累世之私土子人者，与民情常亲，亲则利病，可以周知，故法虽烦而亦足以利民，暂焉之承流宣化者，与民情常疏，疏则情伪不能洞究，故法虽简，而犹惧其病民也。以青苗赊贷一事观之，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识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道也。
罗璧曰：《礼记》，古今议其杂，《周礼》，则刘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且汉儒林传叙诸经皆有传授，礼独无之，或者见其详密，谓圣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于《周礼》，即孟子时，周室犹存，班爵之制已云不闻其详，而谓秦火之后，乃《周礼》灿然完备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
王若虚曰：东莱云《周礼》者，古帝王之旧典礼经也，始于上古而成于周，故曰《周礼》。予谓此书迂阔烦渎，不可施之于世，谓之《周礼》，已自不可信，又可谓古帝王之典乎？
陈友仁曰：周公六典《周官》，经制之书，画井田立封建大而军国调度，礼乐刑赏，微而服御饮食医卜工艺，毫介纤悉，靡不备载六官之属，各从其长，其
要则统于天官，大纲小目截然有纪，万世有国者之龟鉴也。
黄溍曰：三代法制见于经者，惟《周官》一书，大纲小纪详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
何异孙曰：先儒疑《周礼》非周公全书，大纲是周公作书未全备，而公殁，故尚缺《冬官》一篇，今考《尚书》《周官》，其三公三孤，与《周礼》不合，此知六典官制未及施行，中间必有末世添入者，繁冗琐屑处多汉儒增益，如盟诅之类，府史胥徒之属，丛杂可疑。汪克宽曰：《周礼》一书，果为周公作乎？汉武尝谓《周礼》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又云六国阴谋之书，欧阳文忠谓《周礼》可疑者二，苏颖滨谓《周礼》不可信者三，是皆论以为非周公之遗制也。然则《周礼》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盖尝以周家法度广大精密，言之尝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称之，又尝以周公从广大心中流出称之，张横渠谓周公治周，莫详于《周礼》。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又谓郑元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则又明为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汉志》于周公未之见，东汉《儒林传》乃谓《周官》经六篇，本孔安国所献。《隋书·经籍志》乃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补成六篇，奏之。孝武时，盖有其书，特未与五经例置博士耳。至西汉刘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后，世因有《周礼》作于刘歆之说，是则《周礼》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为而缺也？经罹秦焰散佚之馀，与汉儒编录附丽之误，而始谓之阙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补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礼，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则掌邦土，或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此《冬官》之大较也。见《考工记》所载者，其属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与商农之职，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妇、内宗、外宗皆宫中之职，本属《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诸子，皆掌士之职，本属《冬官》〈疑作《春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士、质人、廛人、贾师、司暴、司稽、胥师、肆长、泉府，此皆主于商。土均、草人、稻人、场人、司稼等职，此皆主于农。皆本属《冬官》，因其职与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类，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谓非编录附丽之误不可也，况小宰、纪六官、六属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空》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独缺？而为数不及五官，皆盈而馀数过之，无是理也。他如《仪礼》有啬夫之官，《国语》有司商之官，皆不载诸《周礼》，此亦《冬官》之脱简也。要之见载于《考工记》者，固为《冬官》之属，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职，不止此当。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下掌商、农与夫啬、夫司商之数，并今《考工记》所载之，工总属《冬官》，则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职与小宰、六官、六属之目，而且周官制作之盛，灿然溢著于篇，使人得以观其会通，而为太平典礼之全书也，克宽因并录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记礼，其间所载之礼，乃职掌之所及者尔。
薛瑄曰：《周礼》后世用其制者，犹不可易，可见为圣人之书。
何乔新曰：《周礼》规模极其广大，节目极其周详，非圣人不能作也。其官名莫不有义治非天事，谓之天官者，治以道为本也，教非地事谓之地官者，教以化为本也。礼以仁为本，故礼曰《春官》《政》以礼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义为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为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变为义，名曰夫以帅人为义，以正人则曰正，以长人则曰伯，司者伺察之谓氏者，世守之称，尊其智故称大夫，卑其人故称人，大纲小纪莫不具载，非圣人心胸广大，孰能与于斯彼不知而妄议者，乌足以论圣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烬于秦火。而圣人之经，不全附会于汉儒，而圣经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内史、司士之类是也。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天官》者，如甸师、世妇之类是也。《地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大司乐诸子之类是也。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地官》者，如闾师、柞氏之类是也。《春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类是也，亦有他官之文杂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类是也。《夏官》之文，有杂在他官者，如衔枚氏、司隶之类是也。亦有他官之文杂在《夏官》者，如职方氏、弁师之类是也。至如掌祭之类，吾知其非《秋官》之文。县师、廛
人之类，吾知其为《冬官》之文，缘文尊意以考之，参诸经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尝亡也，杂于五官之中耳。汉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记》补之，岂知乡师、载师之属，则杂于司徒，兽人、䱷人之属，则杂于大牢，土方、形方之属则杂于司马，雍氏、萍氏之属，则杂于司寇。郑贾诸儒承讹踵谬，莫觉其非，至临川俞庭椿始作复古编，东嘉王次点又作《周官补遗》，草庐吴氏又从而考订之，由是《周礼》六官，始得为全书矣。
又曰：《周礼》一书，其兵农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乡遂，其养士以学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后其品节条目日夜讲求而增益之。其上则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之序，其次则祭祀、朝聘、冠婚、丧纪、师田、行役之详，下至于车旗、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与夫画缋刮摩抟埴之法，又其细则及于登鱼取龙擉鳖之微莫不备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载非聪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毁于战国之诸侯，再毁于秦坑之烈焰。汉兴百馀年，河间献王始上其书于秘府，又百年，刘歆始列其书于录略，惟其晚出，故当世儒者共疑之，或谓文王治岐之书，或谓战国之阴谋，或以为汉儒之附会，窃谓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礼，朝觐会同之事，皆非文王时所得为也。虽其书固详于财，然其规画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经入也，似丰而奉上也，甚约谓理财之书，又非深知周礼者也，使战国有如是之法，则为三代矣，使汉儒有如是之学，尚为汉儒哉。不幸书未成而公亡，其间制度未有施用，故封国之制不合于《武成》，建都之制不合于《召诰》，设官之制不合于《周官》，九畿之制不合于禹贡，凡此皆预为之而未经行也。欧阳氏疑其设官太多，非惟一官可兼众职，而有其事则设，无其事则废者，亦多也。岂常置其官，而多废廪禄乎？苏氏疑王畿千里，无地以容之者，盖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远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齐如画，棋局亦其设法然耳。而其地则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图哉？胡氏疑冢宰论道之官不当统宫壸财用之事，殊不知财用统于冢宰，则用度有节，而无泛用滥之弊，宫壸统于冢宰，则身修家齐，而无女宠嬖倖之习，是乃格心之要务也，又岂可轻议其非哉？昔卢植言周礼与春秋相表里，盖《周礼》为尊王作，而《春秋》亦为尊王作也，故《周官》记三百六十属之分职，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辞，《春秋》载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书王之特笔，兹非二书之相为表里乎？然则诋以为非圣人之书者，谬矣。
又曰：《周礼》一书，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尧舜禹汤之法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距今数千载，其致治之大本大法于今可见者，《书》与《周礼》而已。书载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礼》载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于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书何以哉？秦火之馀，书轶其半，然诸儒无异论？《周礼》固多错简，诸儒论说何其纷然也，独程朱二大儒洞识圣人之精微，以为非圣人不能作，然亦论其大旨而已，微辞奥义未及论著，残章断简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尝亡也，何必以千金购之，以《考工记》补之，至临川俞氏寿翁始悟《冬官》散见于五官之中，作复古编，以正汉儒之非。永嘉王氏次点亦作《周礼订注》，以羽翼俞氏之说。其后临川吴氏、清源丘氏各有考注，乔新自幼读是书，沉潜有年，以为四家之说备矣。惜其得于此者，或散于彼，乃重加考订，每篇首依郑本列其目，存旧以参考也。次则取四家所论，定其属正讹以存古也，黜《考工记》别为卷，不敢淆圣经也。参考诸说附以臆见作集注，以俟后之君子择焉。有天下国家者，以《书》之所载立其本，以《周礼》所载措诸用，孰谓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复哉？世谓《周礼》不可行者，以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也。呜呼！是非圣经之过也，彼不识圣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苏绰之制，以为建官授田制军诘禁之法天下，岂有不蒙圣人之泽乎。
丘浚曰：《周礼》出于汉，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记》补《冬官》亡，未始有异议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复古编，谓司空之篇，实杂出于五官之属，且因司空之复，而六官之讹误，亦遂可以类考。嘉熙间，王次点复作《周官》补遗。元泰定中，丘葵又参订二家之说，以为成书，由是以观，则《冬官》本未尝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谓惟王建国至以为民极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国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职二条尔。
王鏊曰：《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规模大节详备，有
能举而行之，则治效可立，致而其间，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职也，而宫禁妇寺之属，皆在乃至兽人、䱷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何琐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乃属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谓教者，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员而已。其他六卿六遂，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市城管钥门关而谓之教，何哉？职方氏、形方氏、遂师之属，岂得归之司马？大小行人之职，岂得归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汉儒以《考工记》补之，宋俞廷椿王次点独谓未尝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则土地之图人民之数与夫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为司徒之职。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则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与夫起土役令赋之事不宜，为小司徒之职，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诚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从，何哉？曰乱经。
张诩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谓郁郁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矣，而无其辅；王通笃好矣，而无其时；刘歆有志矣，而昧于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于苏绰似矣，而其人品相去夐绝，安能扩充？以致周公广大之治，无怪文武之政，寂寥千载而莫有继之者已。
陆深曰：《周礼》一书，文密意详，固是圣人之制作。王道曰：文武周公，圣人也。其所讲画，必简易明达，决不至如《周礼》之烦冗琐屑，以为治岐之政理财之书，断断其不然矣。然谓之阴谋，则实迂谬不类乎？阴谋谓之附会，则实片段不类乎？附会惟斥之以为末世黩乱不验之书，庶为切中其病，而《周礼》之不足信也的矣。
金瑶曰：此书周公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其有关于治道甚大，汉人乱以伪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国家因以不列于学官，乱句之为此书，累甚矣。
李材曰：《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当与五经并传，今《周礼》废而不讲，是经之阙也。
郝敬曰：《周礼》非阙也，而世儒以为阙；《考工记》非补也，而世儒以为补。非阙而使人疑其为阙，非补而使人疑其为补，是书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两手，而不知其同也，是书所以愈奇也。世儒谓汉儒补记，谓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圣人之作，而记亦非汉儒所能补，其诸六国处士之学，其纵横之言乎。
又曰：六经有圣人治天下之道是书，则后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计算约束而望其理也。圣人贵道，不贵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礼》之书，徒法而已矣。王应电曰：世人疑《周礼》者，率以行之者，无效也。夫后世篡夺者，祖揖让战争者本放伐，岂尧舜汤武之过哉！王莽动法先圣以文其奸奚止于《周礼》，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术中间良法美意，皆罔然也。以是而訾圣经不已异哉，或以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会等语，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注家解释之误耳。故林孝存谓为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今其书见存，黩乱阴谋安在？玩其文义，有能作此者，虽非周公，即圣人矣。
陈仁锡曰：以《周官》全经言之，洵有可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刖罪五百，太平之世，残形刻肤赭衣菲屦，交臂历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职，官与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横则欺民，民猾则，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详于颂昊天之诗，郊祀无分祭之文，般之诗望祀四岳河海，四望与山川无异，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文母妣与祖无各祭之文其作乐，亦未闻有用历代之，奏以分祀之礼，疑三也。周西都，则关中也；东都，今洛阳也。以千八百国计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礼》一书，非圣人不能作，然其书残阙错乱，必草创而未成者。周公既没，遂不复行，宋迁而后复多散佚，战国纵横之士，以意附益之。谭吉璁曰：《易》、《诗》、《书》皆有序书，《周官》一篇，即《周礼》之序矣。

《周官传》〈注〉《汉志》四篇〈佚〉
按《汉志》：儒家别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注云：献王所述，似与《周官》相表里，惜乎，其皆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