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莫重于登极，礼莫急于告庙。盖即位必告庙，示敬亲也；告庙必于岁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庙之礼也。然礼以变而或殊，事随时而亦异，有不可以一例观者。议礼之家，各持一说，不致其辨，礼意无自而明。夫嘉礼之与凶礼不可以并行，举一必废一，故在礼经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盖不敢以卑而废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废，宗庙以亲，岂独可废乎！况《王制》三年不祭之说，诸儒之论亦自不同。杜预之说，以为既祔以后，宗庙得四时常祭。盖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庙为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说而论，即位踰年，告庙之礼，庶几礼简而易明，虚言无證，则论不定，请质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百官犹总己以听冢宰，则是太甲居仲壬之丧而告庙也。汉吕后以八年七月即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即祚，谒高庙，即是文帝居吕后之丧而告庙也。唐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于太庙。其后穆宗长庆之元年，敬宗宝历之元年，武宗会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庙。遍观历代之制，虽小节不同，大概居丧虽权住祭，踰年正月必告于庙，载诸经史，可考而知。汉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谒庙，不待踰年，则失之速。唐太宗贞观三年正月，方事于太庙，马周得以为言，则失之缓，皆非礼之正也。以历代之事而求其当，其惟踰年正月告庙乎！共惟陛下自登极以来，已享帝矣，大行梓宫发引在即，来年正月盍行告庙之礼。礼官未见申明者，岂非以《王制》为据乎！切谓即位之后，已曾谒庙，国有大故，故可以未祭。与居丧之后，即位未经谒庙者，事体不同。考历代已行之事，宜于来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庙之礼，庶几立一王之制，示万世之规，乞下礼官指定施行。

余尝铭光禄寺丞岷山何公之墓，考论世次及其里居详矣。君乃光禄仲子也，讳大临，字才叔，少读书，知名教，以修洁治身，以恭愿事亲。乡党以善称，闺门以孝闻。通《诗》、《骚》之学，仿约大致，作为篇章，适情寓物，平畅纯澹，有昔人风格。或告以释氏之说，当虔敬崇奉，乃享令报，则曰：「广慈心即佛，不妄语即经，若乃祸福之应，惟修其在我者，而顺以听命。吾知此而已」。晚从道家之教，信尚清寂，求以养心治气，归之虚静，故能委置世纷，无竞于物，漠然自得，有方外之趣。尤长于教子，择师取友必以贤，饬励以经术，欲其慎行而寡过；诱掖以辞章，欲其资身而得禄。凡朝夕所肄习而谓之课试者，每与之讲解，切劘不倦，若朋友然。由是起家中第，孟仲接武，西南士大夫举义方之训，皆推君为先。君娶倪氏，累封安仁县君，卒十年矣。子五人：宗范，朝散郎、眉州教授；宗奭早亡；宗诲以学求举；宗韩，资州磐石县令；宗哲，果州相如县尉。孙男十二人。元丰三年，神宗祀明堂，封君承事郎。其后五迁，至奉议郎。宗范又尝得五品服，请以赐君，不著于令，诏特可之，议者以为荣。君享年六十三，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八年正月四日，葬于青城县之怀仁乡赤木里先茔之北。初，倪氏之葬也，君为寿冢其旁，吊以诗曰：「我来同穴知何日，石火光中更十年」。已而其言验。嗟夫，始终生死之变，岂偶然哉！铭曰：

每读《五代·忠义传》，至明宗命何瓒入蜀制孟知祥事，未尝不废卷而叹也。夫以明宗区区暌弱之唐，任一何瓒而欲禦权彊僭叛之蜀，岂不难哉？瓒意不屈，继以死，何其易也！自瓒至君六世，而子孙之盛如此！究观前人之大节，推验后嗣之吉报，则福禄之来，抑有由矣。

丹阳张釜以绍熙甲寅正月四日，集宾僚庐陵胡槻、相台王思咏、吴门范藻、临川董居谊、新安汪楚材、郡人滑懋于报恩寺之翛然亭，食已，泛舟龙隐，遂过訾家洲，访水月洞，登慈氏阁，从容竟日而归。桂林山水之胜，冠绝西南。易节此来，虽去乡益远，而公馀登览，心开目明，归思为之顿释云。

议郎蔡邕议，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数无常。是以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及初，元用丁丑。行之百下产，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有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后，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郊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洛》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议著，非群臣义者所能变易（《续汉·律历志中》，《宋书·历志一》，《御览》六十）。

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

检准绍圣二年正月四日已降指挥节文，礼部据太常寺状，诸处官司定夺服纪等，自有颁降敕令格式、五服敕等遵守。如别曹寺监处关到部，即从本部详审，下太常寺定夺回报，合入礼部太常寺令。勘会今来每遇承准吏部等处连到戚里之家供写宗枝图本，行下太常寺，依绍兴丧葬格，契勘服属回报。缘太常寺即无所掌戚里及臣僚之家宗枝名讳图籍，亦别无勘验去处。窃见近来陈乞之人连到宗枝图本，节略隐漏不全，及供写宗派名讳异同，难以据凭定夺服纪。今相度欲乞今后如有具宗枝图到部，即吏部等处，先验逐官三代同，方召保官结朝典状委保，是与不是所供宗派下，方许经由礼部行下太常寺，定夺服纪施行。

太府，周官也，凡邦国之赋用取具焉。汉以大农领军国之经费，而少府给县官之私养，分画与古不同，故太府之官缺。置卿自梁、后魏始也，隋唐因之，实与版曹相为管键，以制邦财。国初财贿出纳阜通之政，颛领于三司，太府所掌，惟奉帨币、颁权度而已。元丰治官，尽循唐旧。中兴初并省，附于金部，独以一丞治鹾茗之质剂。凡省五年而后复，马承家盖初除也。初，元丰以在京司局分属寺监，而太府局二十有四，今虽颇省，犹剧于他寺，以式班内外之廪，稍覆其名数而钩磨之，则诸军诸司粮审四院属焉。颁财用于受藏之府，周知入出而会之，则左藏东西两库属焉。时禁省官府之需，以儥用物，则买务属焉。比物奠贾，俾从其抵，则编、套两局属焉。药石必良，以除札瘥，则和剂、惠民四局属焉。叙财币以待上之赐好，则祗候库属焉。制券之短长以通商，则钞引库属焉。所异于元丰者，惟内藏奉宸不外属，榷货颛隶于都司，盖经财制用有不同尔。寺凡再徙，面势非宜，与尘嚣溷。今寺故敕局也，淳熙十有五年夏局罢，白于朝以为寺。秋七月，乃迁，闳奥显厂，称其宫府。寺故有题名，岁久官溢，不足登载，离为三四，丛猥不章，不与寺称。于是欲更营穹石，叙次官氏岁月而镵之。同舍或迁或去不果就，惟曾君三复曩尝预迁议，再除复来为丞，实终始之，以成同舍之志。以湜于是寺也为有旧，移书命之记，不得辞，因考其沿革，系于碑端，并识迁焉。绍熙元年正月四日，郑湜书。

学之不可一日废于天下也久矣。自唐虞三代之所以为治，其迹见于书者莫不然，而法之存而详者莫如周。周以乡、州、党、族居其民，而居于其中者莫不有学，以教之德行道艺。而为之师者，则乡老、乡大夫、州长、党正之官，皆时之所谓公卿大夫者也。方是之时，其德行道艺不合于先王之法，不得为公卿大夫。非公卿大夫，不得为民之师。则民之所闻，有不出于先王之法，亦不得而缪之矣。故出长入治，须以为材，则兴于学之所养；发政议事，操以为术，则取于学之所习。学之所出者如此，则为天下者果可以一日而废哉？自秦灭先王之礼乐，而师用其私智，由汉以来不及见其全。间虽有闻风而慕之，而所以为天下之实者，未能异秦也。故朝廷高位有其智，以适当世之务，而尝困于无术。而立家守儒名，传先王之道者，多得于蒙颛鲁国之馀，而不可以经世。是以博士弟子以经术相授，而吏独以法令为师。所养则非所用，所习非所施，则学之兴废，亦何预于治乱哉！嗟乎，道之不复于世也可知矣。宋有天下百有馀年，而上之求治，尤剧于庆历之间。论者以为教化之发，实首于学，于是学校之设，周于天下矣。然其所以教之与其所以为之师，不改乎后世之旧，则虽侈其居，犹为虚器而已矣。而世之迫于名实者，遂以为无益而后之，于是州县之学，有废而不省矣。昔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而孔子不可，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今学虽异于先王之实，然由聚天下之艺文，以养一乡之材智，其为不可废岂特饩羊之比哉？乃一切不省，是亦虑者之过也。杭为吴越之会，其物之庶为天下剧，而学校之废而不省，比他州为甚。岂亦所谓虑者之过邪？抑为政者务先其所责，而有所不暇邪？枢密直学士王公之为州也，至则谋于其属，得浮屠氏之羡财，为钱四百万，因其旧地而斥大之，以幕府章君为学官，以典教育而治其事，未及成而去。转运使、集贤校理王公摄州事，继以赋之不隶于度支者，为钱一百三十万以补其费，而以其馀为待学者之资。今知军州事、端明殿学士蔡公之来，实终成之。盖营于治平二年正月甲子，而其既乃三年之十月壬辰也。土木之役，工之以日计者凡五十有四，斋祠次舍、讲习游居，咸各有所。州之民教子弟以往，而四方之游学者归，盖不绝焉。挟疑有问，劝叶有程，于是杭之学校蔚然为盛矣。学官章君与其徒请于州，使某以文记之。某以为王公者，其位皆朝之议人，而天下之士想望其风采，以为宜与天下出教化、造法度者也。今其为一州，固未能尽其所欲为。然王公者既以其政善于州之民，又以其馀笃于学校，凡文章议论，身为之式，而又为之择人以长之，以开发其蒙暗，则岂若后世一于虚名之悦哉？虽然，王公者岂特茍以是施之杭而已？使一日得行其所知，必将使先王之法修饰完具，陈于当世，以作天下之才而新之，是乃王公者之任，而士之所以望于王公者也。某于是原先王所以立学之意，与后世之所以异者，而卒之以兹学作治之终始，使识之石以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