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1601年—1645年），字仲及，号萝石，乾隆时追谥忠贞，山东莱阳县（今莱阳市）人。官至兵部右侍郎。弘光朝任使者，赴北京与清朝谈和，被扣押，不肯投降，被斩首。《甲申传信录》卷十以「使臣碧血」结尾，卷末载左懋第绝笔诗。后人称“明末文天祥”。崇祯三年（1630年），左懋第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举人，次年联捷辛未科进士 。任陕西韩城知县，崇祯十二年（1639年）升户科给事中，上书提出时局有四弊：民穷、兵弱、臣工推诿、国计虚耗。十四年，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出巡长江防务。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其母陈氏绝食而死。不久，清兵入关，堂弟左懋泰投降。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左懋第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又以陈洪范、马绍愉为副使，前往北京，通好议和。十月初，揩二副使及随从百余人至北京张家湾，住进鸿胪寺。懋第在鸿胪寺陈设太牢，率随员北面哭祭三日。十月二十七日多尔衮释放左懋第南归。左等走出永定门，冯诠（另有一说陈洪范）劝多尔衮不要「放虎归山」，十一月十四日多尔衮遣百骑在沧州追回，被扣留在北京太医院，墙上遍布荆棘，自言：“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十五日，清廷颁布剃发令，随员艾大选遵旨薙发，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清廷前来责问，懋第曰：“吾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预？”清廷设“太平宴”宴请，懋第拒食。又遣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怒斥说：“老奴尚在？先帝宠饯，勒兵剿贼，既不殉国，又失身焉，何面目见我？”左懋第又责问劝降的堂兄弟左懋泰：“此非吾弟也。”随之将其叱离。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懋第，懋第直立不跪。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回答：“头可断，发不可断！”金之俊劝他：“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懋第针锋相对答道：“汝何不知羞耻！”多尔衮知其不降，闰六月十九日，命左右推出宣武门外菜市口处死。临刑时，左懋第南向再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有绝命诗：“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随员陈用极、王一斌、张良佐、王廷佐、刘统等人皆不屈而死。

陈子龙（1608年—1647年），字卧子，号轶符，晚号大樽，明末政治人物、诗人，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青浦县籍。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天启三年（1623年）十六岁参加童子试。崇祯元年（1628）与湖广宝庆府邵阳县知县张轨端之女结婚。崇祯三年（1630年）中式庚午科应天乡试举人，崇祯十年（1637年）登丁丑科进士，出任广东惠州府推官。官至南京兵科给事中。福王于南京即位，子龙上防守要策，请召还前吏部尚书郑三俊，朝廷不听，隔年二月，以奉养父母为由离开朝廷。后出家，法名信衷。屡次起兵抗清，后联络太湖反清武装，图谋起事，最终兵败逃亡。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的仆人刘驯家里躲避，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不久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操江都御史陈锦所逮捕，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6月15日夜间，在登船前往江宁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投河自杀死，被割下首级，抛尸河中。陈子龙的学生们捞其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乾隆间追谥忠裕。

《唐书》之传隐逸也，才二十有二人，中间或隐或仕略相半，而为道士之学者数人焉。史臣谓隐之槩有三，而其所述皆下槩也。噫！何真隐之难也！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万乘之贵，寻轨而委聘；次则挈治世之具，弗得伸，或持峭行，汎然爵禄，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材，终无当于取舍，故遁迹不返，使人高其风而不敢訾。史臣之论率如是。以余观其论列诸人，若朱桃椎、田游岩、李元恺、卢鸿、陆羽之徒，其于泉石烟霞，洵膏肓痼疾矣。若王绩、吴筠、贺季真、秦系、张志和、陆龟蒙诸子，文词卓越，以诗歌相雄长，诙谐放荡，浮沉荣遇之间，当时慕之，后世传之；身虽隐而名益彰，岂寂寂无所表见者比哉！扬之泰州，有吴先生者，名嘉纪，字野人，隐居东淘，名所居曰陋轩。与世罕接，家最贫，虽礼年常乏食，以歌诗自娱乐。独与余兄舟次善，尝窃诵其诗于周栎园司农，为刊其初稿。继家芾斯分司东淘，慕其贤，为再刊其集。于是江南北家有其诗，渐达于京师。济南阮亭王公，尤时时口其诗不置。先生之名，虽欲俱隐不得矣！余获交先生久，间入城，必过余家，故得尽览其作。大抵四五言古诗，原本陶潜、王粲、刘桢、阮籍、陈子昂、杜甫之间；七言古诗浑融少陵，出入王建、张籍；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有王、孟、钱、刘诸家之致，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必传于后何疑欤？先生之诗日益多，不自收拾，其友方子于云，裒其前后诗，重刊精好，吾党义之。询其人，孝而乐善，又左右于先生，贤矣！先生以其所刊首示余，且属为论次。余何足为先生序，顾不鄙弃而必见属者，或以余之知之也！噫！余之所以知先生者，独诗云尔哉！大都号为隐逸者，多违乎时，不得已而托焉者耳。苟有知而举之者，即攘臂而起，肩相摩于道，求如桃椎诸人，尘芥徵辟，走林草以自匿者几人乎？若先生名虽闻于时，身处海滨，自甘穷寂，不肯托迹于终南、嵩少，为钓名窃禄之计，爱其诗而愿见其人者，至想像不可得此，其品槩何等也！先生生平无所好，惟酷嗜茶，有鸿渐、鲁望之遗风焉。他时有传逸民者，当与并列云。时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望日，郡同学弟汪懋麟拜撰于百尺梧桐阁。

释元彻，字壁山。姓侯氏，高淳人。襁褓失怙，茕茕孑立。年十六，发心出家，依宁国莲花禅院一枝剃度，复圆戒于漂阳崇福寺石鉴。寻至报恩，作苦两载，勤方参究，终无省发。因行脚吴越，踏遍禅丛，每触云山烟水，花发鸟啼，觉非境缘。性灵绝待，虽不自信，为有悟处，而随响答机，颇无滞相，归省一枝。夜起廊下，举头见月，直下豁然，一如身外无馀。有偈云：“通身即见大光明，犹是迷云遮太清。明暗两关俱打破，驴胎马腹任纵横。”时年二十有六，己亥中秋也。过漂水塔下寺，见永泰互相勘发，亦有入处。为数日留，乃访铁舟金陵天隆，叩自閒于宜兴芙蓉，更于福岩谒费隐，各见机用，当仁不让。随至嘉兴万寿寺，听三宜讲《楞严经》，颇新见闻，多落窠臼。闻太平采石镇麓心寺大咸，善诱方来，诲人不倦，往依杖履，视其语默，时或触机点拨，生大惭愧。清夜感悲，深怀悔责，咸见其真诚，因勉之曰：“众到无边誓愿度，已身未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烦恼无尽誓愿断，断一切烦脑，證一切菩提；法门无尽誓愿学，佛称种智，修假多闻；佛道无上誓愿成，虚空真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圆智种。”彻聆斯语，服膺拳拳。淹忽三年，随咸退归东山，以联芳源流付之，勖其躬行实践，深蓄厚养，以待时节因缘，不可轻出浅露。康熙丁未，将往盛京，道出维扬，与刘居士调元遇于舟中，萍水契合，受其约请住古燕观音道场。六月望日入院，云：“释迦已过去，弥勒犹未来。”乃顾左右曰：“相逢不识面，著眼莫依稀。”著有《语录》二卷。有《住山偈》云：“居在深林远市廛，山中无事绝攀缘。荆门镇日无人到，时看残霞落照前。”《栽松》：根深培植在山隈，日见青青覆缘苔。可与山门标景致，四时苍翠拂云堆。”又《和友人韵》：“深山幽谷且随缘，种粟浇蔬数亩园。寒暑来时浑不觉，披云坐起覆西轩。”

高宗砺（1645年6月15日—？年），号介公，四川夔州府梁山县人，习《礼记》。顺治十七年庚子科四川乡试中式举人，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中式进士。历任通江县训导，康熙十三年任盩厔县知县。

翟俦（？～？），山东掖县人。清廪生。嘉庆六年 （1801）十二月与嘉庆九年七月曾任北路理番同知，嘉庆七年（1802）正月与嘉庆十年八月任彰化知县，嘉庆七年（1802）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澎湖海防同知〖编者按：蒋镛《澎湖续编》〈官师〉记：「翟俦：山东人，嘉庆十年（1805）六月十五日署任，七月十五日卸事。」〗。（许俊雅撰）

陈廷宪（？～？），清嘉庆八年至十年间（1803～1805）任澎湖海防通判。〖编者按：蒋镛《澎湖续编》〈官师〉记：「陈廷宪：嘉庆八年（1803）九月初七日到任，十年六月十五日卸事。」林豪《澎湖厅志》〈职官〉记：「陈廷宪，八年七月任，以能诗称。」〗（许俊雅撰）

翁心存（1791年6月15日—1862年12月27日），字二铭，号邃盦，江苏常熟人。翁心存出生于1791年6月15日，江苏常熟人。父亲是翁咸封(1750-1810)，曾考取举人，官至江苏海州学正，主要负责地方基层教育行政工作。翁心存于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早年任尚书房总师傅，是咸丰帝、恭亲王奕䜣、惠郡王绵愉的师傅，晚年入值弘德殿，侍读同治，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敖彤臣（1798年6月15日—？年），字珥卿，又字丹崖，号镜海，行一，四川重庆府荣昌县人，道光五年乙酉选拔，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会试中式，因覆试不列等，被罚停殿试二科，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殿试成进士，嵊县知县、咸丰元年任德清县知县，咸丰五年任仁和县知县，浙江海防同知，署温州府知府，钦加道衔。

吕佺孙（1804年2月23日—1857年10月18日，嘉庆甲子正月十三日卯时－咸丰丁巳九月初一日卯时），字元相，号尧仙，一号兰溪，室名运甓轩，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常州市）人。早年为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式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十五年（1835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十六年（1836年）中式丙申恩科会试，殿试位列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1838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1840年），丁父忧去职。二十二年（1842年），服阙，仍任翰林院编修，充起居注协修官，兼国史馆协修官，协办院事、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为二等，获赏文绮。七月，丁母忧去职。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服阙。六月，以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七月，协办院事，兼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充补办事翰林官，并以办理院事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八年（1848年），充国史馆纂修官。二十九年（1849年），京察一等，吏部引见后由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充教习庶吉士。三十年（1850年）正月，孝和睿皇后、道光帝先后驾崩，吕佺孙渊雅练达，受翰林院掌院学士倚重，长篇祭告文章多出其手。南书房缺人，掌院学士将吕佺孙列名于首列，但因病未能参与考试。三月，充庚戌科会试同考官，兼充实录馆纂修官。咸丰帝即位后，非常希望澄清整肃吏治，谕内外大臣保举人才，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保吕佺孙，咸丰帝召见文庆询问吕佺孙的出身背景、所办事务、所拟文章。四月二十八日，奉旨补授广东高廉道谒见时；咸丰帝训诲与勉励备至，谕：「作外官仍不可脱读书人本色。」请假于赴任途中回乡省亲。未及赴任，八月初四日，补授为四川按察使。吕佺孙上摺谢恩，并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毋庸前来」。十二月十八日，到四川按察使任。四川司法案件量极为繁重，每年秋审事件往往达五六百件，吕佺孙认为按察使司是刑名总汇，如果没有细心审理，则必定有纵放与冤枉发生，所以对于招供后解送到省的人员都细心审问查究。以往提审的案件都发交谳局委员推勘，吕佺孙则亲自提审，时常审到深夜，一时间平反许多冤案。尤其留意亲属伦理问题，常说：「小民虽愚，无不可教者。教之，当自孝悌始。」又四川省啯匪横行，充斥道路，危害多年，吕佺孙饬令属员广泛搜捕，有犯必定惩处，匪众闻风暂时收敛。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三日，升授贵州布政使。六月十五日发摺谢恩并请陛见，上谕：「知道了。著毋庸前来，即速赴新任。」八月二十一日，交卸印篆。九月初八日，到贵州布政使任。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巡抚乔用迁卒于任上，十月初六日，接获云贵总督吴文镕通知奏委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初八日接巡抚印。贵州位置毗邻湖南、广西，苗、民杂处，民情浮动，容易滋生事端，且广西对太平天国战争军情紧急，吕佺孙调遣驻兵、招募团勇，防禦攻剿并行，饬令各州县清查保甲，贵州境内得以保持安定。同月，充辛亥恩科贵州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检阅贵州抚标、贵阳城守营兵，清查省库徵存银两收解，交代依法定时限结报，并查禁私铸语行使小钱。十二月，指挥思州府缉获多次抢劫拒捕的凶盗杨浪子、张化成等36人，分别按律审办。后因给事中焦友麟上奏整顿捕务摺，咸丰帝命吕佺孙议奏，吕佺孙覆奏：「黔省地处苗疆，山深箐密，盗贼易于潜藏，请饬认真缉捕，以获案之多寡，验捕务之勤惰。」二年（1852年）正月，因有人奏称贵州苗匪结党聚劫，官吏瞻顾处分，隐匿不办，且贵州学政翁同书也如此奏报，咸丰帝命吕佺孙查办。吕佺孙覆奏：「各案已获苗匪多名，并无回护情事。惟万山厂等处，本产矿砂，利之所在，人尽趋之，恐有匪徒潜匿。现当广西会匪滋扰，大兵云集，难保不四行奔窜，已饬严密查拿，务使内匪无可潜踪，外匪无从勾结。」朱批知道了。正月十六日，因新任巡抚蒋霨远抵达贵州，仍回布政使本任。此时广西战事激烈，太平军窜入湖南，贵州有奸民乘机煽动起事，勾结苗匪为患，而贵州官兵已徵调到邻省作战，军营空虚，人心惶惶，吕佺孙知悉黎平府知府胡林翼才能，委任其总理省境沿边保甲、团练事宜，制定章程，与胡林翼往返通信筹画周详，还将湖南、广西境内靠近贵州的村落一体纳入团练，贵州得以安稳。贵州省地丁钱粮仅十馀万两，一向需他省协济，此时道路梗塞，且各省用兵耗费巨大，无法顾及贵州，户部也无处筹款；吕佺孙努力维持，裁减冗费，加铸当十大钱，设法流通，得以维持财政，深受巡抚蒋霨远倚重。总督吴文镕曾说：「藩司为通省表率，当为缺择人，不可因人择缺，致开调剂干求之渐。」吕佺孙严格约束布政使司书吏，曾有某县出缺，书吏向吕佺孙家人探听以谁委署，吕佺孙获悉即立刻将该书吏斥责驱逐。五月，捐养廉银二千两给江苏赈灾之需。八月，充壬子科贵州乡试提调官。九月，捐养廉银一千两供防堵经费，得到谕旨优叙。三年（1853年），充癸丑科贵州乡试监临官、武乡试主考官。十二月，因历任已三年，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再俟三年奏请。」四年（1854年）正月十九日，升调福建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吕佺孙奏请赴京陛见，并率先迎摺北上，但走到湖南辰州时接获咸丰帝朱批回覆：「知道了，不必来京。」于是改道赴福建。八月十五日，到任福建巡抚。吕佺孙考虑到福建各地会党自前一年起事后，城邑残破、村落萧条、持续动荡、吏治败坏已久，在到任日期摺中一并奏报：「闽省地处海滨，势当繁要，上府则山深路僻，奸宄易藏，下府则俗敝风顽，兵戈未戢。至吏治之虚浮，营伍之阘冗，财用之空乏，民气之嚣张，在在均须整饬。臣受事之初，一切利弊情形未能遽悉，惟有协力图维，与督臣虚衷商榷，事事处以实心，不敢以矜能沽振作之名，亦不敢以姑息市宽平之誉，庶几勉竭愚忱，冀酬高厚生成于万一。」奏入，上谕勉励：「知道了。闽省疲玩情形甚于他省，时时振作精神，力求整顿之实。」御史蔡徵藩奏请变更闽鹾章程，户部议按盐场徵收，按色抽税二条，请咸丰帝谕令吕佺孙筹办，佺孙会同闽浙总督王懿德奏称：「场灶均在下游，会匪馀逆未靖，民气凋残，难以就场徵课。至按色抽税，现就悬额先行试办，以冀扩充。」获得允准施行。当时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延平府永安县会匪林俊、黄有使先后起事，林俊窜入仙游县盖尾乡境内，当地乌白旗匪首领陈尾帮助林俊；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督饬官兵剿捕，擒获陈尾，并于永春州逮捕黄有使，皆按律判处死。十月，增设汀州府、福宁府官银钱分局。此时有给事中奏徵收铺租以补充军费的方法，已于京师试办，请求推广到各省，一律照办；户部移咨到福建，吕佺孙奏言：「闽省依山滨海，地瘠民贫。省垣住家者多，开铺者少，非京师商贾辐辏、货物流通者可比。且每铺月收租钱数百文至一二千文，至多不过三四千文，其中富户十仅二三，而藉店租以为全家衣食者十居七八，即使按铺徵收，亦属为数有限，殊于国计无裨。至于省外各属地方，或被匪徒滋扰，或系逼近贼氛，各自捐赀团防已觉力有未逮，更未便再议铺租，应请一律免予徵收，以示体恤。」咸丰帝允准不徵铺租。十一月，拆造福州厂战船。同月，户部因鼓铸需铜量大，议请民间禁用五斤以下铜器；吕佺孙奏言反对：「禁止铜器，诸多未便。呈缴稍迟，差役即藉端讹索，况五斤以下者，多系常用之物，而业铜者一旦失业，恐遂流为盗贼，请弛禁以安民心。」经军机大臣与户部会议后采纳之。十二月，漳州府漳浦县匪徒蔡全已滋事扰乱半年，吕佺孙偕同王懿德饬令属漳州府知府王肇谦、笼溪县知县赵印川接办军务，迅速剿除为首要犯，咸丰帝嘉奖其办理妥速。五年（1855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因福州宝福局缺铜，奏请铸铁钱以充实民间流通，获准施行。另因御史蒋达奏请更改兵制「令计户出丁，按户出钱，但守乡闾，不相徵调」，而山西巡抚恒春也奏请「裁兵节饷，富者出财、贫者出力，编练乡兵」，兵部奏请咸丰帝发下各省督抚议奏。吕佺孙覆奏：「兵、农之分，其来已久。我朝民惟完赋，兵以卫民，即有差派，亦皆给值。闽地负山面海，兵额甲于他省，而地多斥卤，俗悍民贫，械斗之风几成锢习。台、澎又粤、闽杂处，气类尤分，必藉客兵以资镇压。他若巡洋、守卡，水陆交严，往返动逾千里。今以犷悍之众，授之戈矛，既恐助其骄横，又复限以方隅。不听远调，则拨戍、巡防更属无从措置，是有籍丁名而无实兵之用。兼之丁粮归并以来，任田始有钱粮，力作从无徭役，兹复以抽丁之古法，歆以免役之空言，不独民易阻疑，抑恐粮多抗欠。况兵额既改，营制自裁，而所抽之丁若隶州县，则牧令尽掌兵权，仍设营官，则将备兼理民事，尤与大局相妨。至于富出财而贫出力，必寇患逼处，民有戒心，行之一时，未尝无效，然人情懈于已安，民力难以持久，安可编为定额？遂欲议以裁兵，不如仍遵旧制，以免纷更。」奏摺递入，咸丰帝认为吕佺孙所奏明白清晰，谕不必改制。又因福建自咸丰三年开徵茶税，所徵甚微，而连年用兵，藩库存银已用尽，其他省份协济的饷银也落空，于是吕佺孙考量茶贩之情形后与王懿德商议，共同奏请改革茶税：「闽省商贩茶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商人之贩闽茶者，官私莫辨，议请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起运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自粤匪滋事，各省茶贩裹足不前，恐藉茶维生之人失业生事，不得已暂弛海禁，于是闽茶尽入海，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江浙各关税课愈减，即粤、江西亦形短绌，而商利乃大肥，逐末者益众。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因思茶乃闽地所产，类于滨海之盐，茶商身拥厚资，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夷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添设科条、加增田赋者比。应请徵收税银，以抑逐末而裕国课。并拟章程四条：一、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以便盘验；一、定课则以裕经费；一、给印照以凭稽覈；一、严法制以杜扰累。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咸丰帝发交户部议准施行。二月，会奏酌议劝捐兵饷章程，并改造台湾道厂战船。三月，修台湾、福州等厂、台协烽火各营战船，并会奏请拨兵饷。此时太平天国窜扰江西，攻陷广信府，广信与福建接壤，且为上游要害，福建邵武府、建宁府为之震动，吕佺孙急速调兵，与江西协剿防堵。江西缺乏军饷，向福建告急，有人认为福建尚且不足，无法顾及江西；吕佺孙认为没有江西就没有福建，便著手筹款解送。五月，起运运往天津的漕米，并奏请暂停米捐采买。六月，会奏捐输成数，酌加科举中额、学额。七月，因各省提议于商贩抽徵釐金，户部奏请由福建调查情形、计划筹办，吕佺孙会奏：「闽省滨海岩疆，物产稀少；水路则滩河险阻，陆路则山岭崎岖，是以商贾鲜出其途，较之江南各处水陆交冲、货贩荟萃者，情形迥异。自咸丰三年上下游会匪滋事之后，民气凋残，本地客贩半皆歇业。偶有商贩贸易，成本均属无多。设局抽釐，为数有限，不足以助饷项。再三筹度，实有窒碍难行之处，相应据实奏恳请天恩俯准免予抽釐，以安民业。」又奏请豁免福宁府受水灾影响的田地钱粮，都得到准许。八月，充任乙卯科福建乡试监临官；增建宝福局铸炉，并分建官厂，新设十二炉，增加铸币量。九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十月，充任乙卯科福建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修造漳州厂战船；并抽查保甲。十二月，修造福州厂战船。会奏各府属未补仓谷，请缓发买，并饬查保甲。又会奏缓徵各受会匪影响府县的地丁正耗钱粮。六年（1856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奏请拨兵饷。三月，清查钱粮二限各地方官员完欠数额；修造漳州厂战船。此时太平天国连续攻陷江西各县，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分别派遣兵将扼守省界要隘，屡次击退太平军；军情紧急，军书旁午，前线禀报吕佺孙都亲自批答，常至半夜子时，积劳成疾，体力逐渐不支。旁人进言让属员摄理部分事务，吕佺孙表示：「吾受恩深重，未效涓埃，况当国家多事之秋，苟稍耽安逸，何以上副宵旰耶？」四月，会奏筹办捐输防剿经费酌议章程。五月，会奏请补发空白捐输执照；饬令府县捕获行劫南台岛盗犯程智泉等6名，分别审办。六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奏报奏销掣肘情形。七月，会同总督奏请颁发空白监照。江苏、浙江大旱，外省米商无法运贩，缺粮危急，吕佺孙急谕台湾商人运米至上海接济，江浙得以安稳。九月，会奏劝捐兵饷防剿经费案内，佐杂各员仍准捐纳、免验看；饬令下属捕获福宁府会匪谢成汶等36人；奏报漳州府属龙溪县、南靖县、平和县水灾，委任属员勘灾抚恤。十月，会奏劝捐防剿经费，请照原奏七折收兑。十月初二日，因入秋以后精神更加衰减，恐怕贻误公事，发摺请假两个月。十一月十一日，上谕：「吕佺孙奏患病未痊，恳恩赏假一摺，吕佺孙著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福建巡抚印务著庆端暂行护理。」至十二月，病情恶化，言语困难，精神恍惚，医药无效。七年（1857年）正月初八日，解任调理。五月，自福建返回江苏原籍，已病重无法出声。九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四岁。吕佺孙陈奏的事件，大都洞切事理，例如停铺租、饬盐课、榷茶税、免抽釐、弛铜禁、铸铁钱及请豁水田钱粮，都获得采纳施行，福建军需得以充实而不危害百姓。佺孙工于书法，嗜好金石学。

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人称翁帝师、翁师傅，江苏常熟人，清末大臣、书法家、状元。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参加科举得恩贡，咸丰二年（1852）壬子顺天乡试中举，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陕西学政，因病回京。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同治帝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慈禧太后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五年十一月，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通商十八条，六年八月十八日，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面对两宫皇太后，翁认为伊犁可以割走，但十八条不能应允，特别是在西安、汉中设立通商口岸以及在松花江上行船等两条不可许。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翁同龢对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颇为排斥，对于该运动也有所批评，并影响往后光绪帝亲政后的举措。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以反腐等各理由刁难北洋水师，光绪十七年，暂停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两年。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无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后，6月15日，翁同龢突然遭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传统说法认为翁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故遭到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翁同龢对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百般刁难所致，有次恭亲王奕䜣病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探望，光绪皇帝曾询问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是否值得重用，恭亲王奕䜣对光绪帝表达反对意见，最后光绪皇帝在与慈禧讨论后决定忍痛罢黜翁同龢。戊戌政变后又遭严厉斥责，将其罢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逝于故乡。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然而，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道：「那拉氏（慈禧太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此朱谕实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闻系出于荣禄私人李盛铎所拟云。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然后可以为所欲为也。」可见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为「荣禄私人」李盛铎所草拟。但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却记载翁同龢被罢前夕，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摺，李上之。」可见康有为替李盛铎草拟之「明赏罚、辨新旧」的奏摺，即是弹劾翁同龢的奏摺，将翁同龢视为「旧」而加之以「罚」。变法派领袖康有为竟然帮「荣禄私人」李盛铎草拟奏摺，岂非怪事？因此，李盛铎不但非「荣禄私人」，而且可能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与拟稿之下，上书弹劾翁同龢。翁同龢的被罢，不是「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而是康有为「除旧布新」的结果。宣统元年（1909年），翁同龢获得官方「平反」，追复官衔，并追加谥号为文恭。著作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瞿鸿禨（1853年—1918年），字子玖，号止庵，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人，清末大臣。瞿鸿禨生于清文宗咸丰癸丑年（1853年）六月十五日。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举人，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大考名列第一，擢为侍讲学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升内阁学士，先后典福建、广西乡试，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中日甲午战争时，曾上四路进兵之策。庚子年曾随两宫西狩，出任工部尚书。返京后任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请以策论试士，开经济特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任首任尚书，秉承慈禧太后意旨，屡献求和之策，深得赏识。赏黄马褂，加太子太保。“新政”中，有些政府机构以“兴学、通商、劝工”为名，借端巧取。他请求降旨禁革苛派，任民间自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授协办大学士，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改官制大臣。三十三年（1907年），岑春煊入朝留掌邮传部，利用杨翠喜案，秘密上疏弹劾庆亲王奕劻。因瞿平时善用岑春煊，与袁世凯互相倾轧，遭奕劻嫉恨。又因平时对慈禧太后直言，被侍讲学士恽毓鼎弹劾为“揽权恣纵”，遂被罢官归故乡长沙。辛亥革命湖南起义后，赴上海避难，民国七年（1918年）病逝于上海。废帝溥仪追谥文慎。

陈基成（1858～1932）〖参考其弟基六〈哭胞兄基成先生〉诗云：「海外灵光殿，人间野史亭。天催双鬓白，鬼妒一衿青。影忽分鸿雁，原愁过鹡鸰。吹埙何处去，丹旐叹飘零。」「世世为兄弟，来生可有缘。昔称三列宿，今剩一臞仙。花萼楼无色，池塘草不鲜。眉山风雨夜，肠断对床眠。」此诗收于《诗报》第三十七号，1932年6月15日；杨基础〈挽陈茂才基成先生〉：「鳌峰物望久推崇，少日怀才入泮宫。汉学兴隆凭鼓吹，艺林拔帜建奇功。」同刊《诗报》第三十七号，1932年6月15日。据此推知其卒年当在1932年。

〗，台中牛骂头（今台中清水）人。清光绪年间县学庠生。为陈锡金（1867～1935，字基六）之兄，时人并称为陈家二难〖参考洪以南〈廿四日赴陈世科君午宴于福建会馆〉、〈同夜又赴陈世望君之宴于富春亭〉以陈世科、陈世望称「陈家好二难」，因之当时亦有称陈基成、陈基六兄弟为「陈家二难」。

〗。改隶后曾任牛骂头区街庄长数年，后因对公务极度投入，积劳成疾，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辞职〖参考《台湾日日新报》，「岛政」栏，「台中近信」，1901年4月26日，第三版。

〗。目前所见作品不多，兹据《江濒轩唱和集》、《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辑录。

邹嘉来（1853年—1921年），字孟方，号紫东，自号遗盦。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光绪八年（1882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第二甲第一百二十三名进士出身。授主事，签分礼部。十八年（1892年）授总理衙门章京。二十七年（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改任外务部庶务司主事，升员外郎、外务部考工司郎中。受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赏识。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时，依国际公法维护国家利益，获得重用；九月二十一日，升授外务部右参议，同时以右参议署理外务部右丞。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十一日，授外务部左丞。九月二十一日，中央官制改组，仍任左丞。 ，赏紫禁城骑马。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十一日，以外务部左丞署理外务部右侍郎。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外务部左丞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二日，迁外务部右侍郎。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改外务部左侍郎；四月二十日，署理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六月二十二日，实授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充参预政务大臣。三年（1911年）四月十日，改组庆亲王内阁，署理外务部大臣。六月十五日，改授弼德院副院长。民国后，袁世凯聘为外交部顾问，邹嘉来拒绝，避居天津、青岛，与其他遗臣密切往来。二年（1913年）自青岛前往河北拜谒隆裕太后梓宫、清崇陵。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授弼德院顾问大臣，复辟行动失败后转徙苏州、上海。十年（1921年）九月卒于苏州宅邸。

曾光爔（1867年7月16日—1934年3月24日，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民国二十三年3月24日），字礼藩，原名光鲁。四川省邛州直隶州外北九龙乡(今南君平乡江山村)人，其祖籍乃广东嘉应直隶州长乐县人氏，清初迁入四川简州文庙沟，后迁至邛州。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曾任法部主事、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知县。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26个年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对人生、事业的感悟越来越深刻，我们对父亲的敬重、思念之情也愈来愈浓烈。除刻骨铭心的养育之恩，我们更景仰他的人品、他的学识、他的意志，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奉献精神。

父亲一生极不寻常，他从小体弱，中年又患严重的肺心病和哮喘，以这样羸弱之身孜孜不倦地工作，在40多年的时间里，克服了种种干扰，写成赢得国内外一片赞誉的近600万字的科学著作，涉及古农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农业教育等领域。他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按他的计划，他还能奉献出更多、更多。

父亲不仅是一个有建树的科学家，而且兴趣爱好广泛，诗词、书法、篆刻都颇有造诣。

父亲自笑酷爱文学，有很高的古文修养。他12岁开始赋诗，14岁起填词，写过近400首诗词，令我们惋惜的是仅留下不到百首词。父亲手书的词集及“忧谗畏讥——一个诗词故事”一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当作“黑教材”。1979年幸得父亲的助手姜义安先生发现，及时抢救，才免于焚毁。姜先生还曾冒着风险抄录父亲的另一些诗词及其解释。在此，我们对姜先生谨致衷心的感谢。

父亲的词集主要是1948年以前的作品，抒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爱与恨。词集展示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他为了“不负六亿人民四五十年来之供养”，而拼全力耕耘，他饱受讥谗而绝不消沉，备尝穷困而绝不潦倒，历经忧患而意志弥坚。父亲的词表达了对黑暗腐朽的愤懑与痛恨，写出了对亲人、朋友真挚的爱，感情细腻而浓烈。词集中有16首倾吐了父亲对我们母亲的一片深情，还有不少词描述了他们患难与共的生活。

我们的母亲许慕贞（又名许桢），1908年6月15日生，广西梧州人，毕业于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旁听。1929年，父亲因病去广西休养，经挚友赵佩莹举荐，在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代课，因而与母亲相识相爱。母亲的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们说，母亲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却是功课最好的学生。1932年7月他们在广州成婚，这三年多的热恋感情成为《䜶䝄集》的主旋律。1933年秋，父亲赴英国留学，母亲带着刚出世的定机返回梧州娘家，在《西海集》中父亲写出了深挚的离别相思之情。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善良、贤惠、勤劳的东方女性，她与父亲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在长期艰辛的岁月里，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支撑着家庭与父亲的事业。母亲伴随着父亲从南到北，有从北到南颠沛流离。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奉养祖母，接济我们的三个叔父完成大学学业，拉扯大六个儿女，使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母亲放弃了小学教师的工作，全力操持家务。她省吃俭用，将清贫的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抗日战争期间，每月发薪后，她把有数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寄给祖母和叔父，另一份维持自己小家庭生活。从我们记事到长大离开家，从未见过母亲有闲暇和任何的娱乐。她每天自天不亮忙到深夜，除洗衣做饭外，还要做全家的衣服鞋帽，干不完的家务活令她走路像小跑一样。我们每日功课的检查也大多由母亲负责，她还经常为父亲誊写文稿。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父亲得以安心于教学、科研和写作，我们兄弟姐妹也得以顺利地大学毕业。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深深地怀念父亲，心情抑郁，于1978年11月病逝，享年70岁。她为父亲、家庭、子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杰出成就中也饱含着母亲的心血。出版这本词集也是表达我们对可敬的母亲深深的爱和怀念。

父亲说过“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以词人文士见目”，他填词作诗是为了“自写块垒”，抒发自己的情怀，除亲人、密友外，很少示人。许多熟悉他的人并不确知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出版这部词集可能违反了父亲的意愿，但为了更好地纪念父亲，让一切关心他、怀念他的亲友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他；也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位值得骄傲和怀念的祖先，将这份感情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决定将这部词集公开发表。1982年定机曾将父亲的手迹复印了200份赠送亲友，反响强烈，至今海内外仍不断有人索要。父亲的挚友，前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先生曾在《怀声汉》一文中动情地写道：“我希望这些词及其笔迹将作为文化遗产永远保存。”定扶在退休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对词加标点、说明和注释。我们兄弟姐妹一直努力为词集出版营造环境，其中包括必需的经济条件。现在这部词集终能付印，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父亲生前还喜爱篆刻艺术，常用篆刻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我们将珍藏的二十余枚印章制成印谱附于词集之后。希望从另一方面展示父亲的才华。

我们兄弟姐妹均未从事过文学工作，诗词知识肤浅，望各位前辈及朋友读后给我们一些指点，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父亲的作品。

父亲的词作，自辛酉迄丁卯（1921-1927）年间的作品，自己命名为《蓬梗词》。从丁卯暮秋寄居岭南后所写的几个集子，如《䜶䝄集》、《西海集》、《弄沤集合》、《病骥骥》，均以《荔尾词存》结集，并说“嗣是历岁积存，皆用荔尾为名”。如今我们把父亲各个时期的词作汇为一编，总括冠以《荔尾词存》。为了有助于理解父亲和他的词，将他写的《忧谗畏讥》、《与杨东莼书》和二叔石声淮生前所写的“《荔尾词存》手迹复印本后记”刊于卷首。并附上我们对词集所加的标点、说明和注释。

定机 定杜 定枎 定朴 定桓 定栩 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