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维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形失实，故朝野之伦，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巨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

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即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晋书·李重传》，《通典》十四）。

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咨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耄，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晋书·李重传》）。

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字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令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晋书·李重传》。大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云云。）。

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斯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始终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永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蕴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缙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咨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晋书·李重传》。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不应举，重奏云云。又略见《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引王隐《晋书》。）。

臣闻立法垂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晋书·李重传》。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云云）。

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治，而功在简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公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辄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得为治大体，所以远踪三代也。及至东京，尚书虽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钟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或还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世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众职率亦如此。陵迟之俗未返，笃上之风未洽，及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著，黜陟不得彰，此为治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书》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计群吏之治，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为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轻资，先亦试守，不称则继以左迁，然则俊才登进，无能降退，此则所谓有知必试，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又简法外议罪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之理尽，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官者日久，则政绩可考，人心自定，务求诸己矣（《艺文类聚》四十五，又《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又《通典》十六，又《御览》二百三并引《李重集》，「杂奏议」。案：《晋书·李重传》：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检今《晋书·职官志》，无此奏议，《治要》所用是王隐《晋书》即《李重传》所称见《百官志》者也。）。

魏氏宗室屈滞，每圣恩所存。东莞太守曹嘉，才干学义，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洁，性业逾之；又已历二郡。臣以为优先代之后，可以嘉为员外散骑侍郎（《魏志·楚王彪传》注引王隐《晋书》。吏部郎李重启云。）。

重忝曹郎，铨管九流，品藻清浊，虽祗慎，莫知所寄（《初学记》十一，又《文选·褚渊碑》注引《李重集》作「铨管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