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之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政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诚得其宜，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总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因循先典，天下称理。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至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扣断尚寡，丞相王嘉等，轻为穿凿，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成律，凡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体害善良者，傅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权时拨乱，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诚宜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之末节，衰微之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天下幸甚（《后汉·梁统传》，《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又袁宏《后汉纪》六，与此小异。）。

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寻起之所奏，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经传，宜比方今事，验之往古，聿遵前典，事无难改，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状（《后汉·梁统传》，又见《晋书·刑法志》）。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坐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谋谟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岁以万数。间者三辅从横，群辈并起，至燔烧茂陵，火见未央。其后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珍，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势，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后汉·梁统传》「议上，遂寝不报」。）。

君非隗嚣，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文选·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注引《东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