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冑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叹慜，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悯此文教错乱，学士若兹，虽深照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篇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邱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常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穴契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昧死谨上（宋本《山海经》，又《道藏》本。）。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湣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

《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叠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汉书·韦玄成传》：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又略见《御览》八十八引刘歆《宗庙议》。案此议列名先王舜，以位尊也，据下文云歆又以为，明是刘歆文。）。

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大禘则终王。德盛而游广，亲亲之杀也；弥远则弥尊，故禘为重矣。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孙常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礼无所不顺，故无毁庙。自贡禹建叠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失礼意矣（《汉书·韦玄成传》：歆又以为。）。

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兴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辑海内也。昔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纪咸张，成在一匮，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阼，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顾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汉书·王莽传》上：居摄三年，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太后诏议其服，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云云，莽遂行焉。）。

诚思拾遗，冀以云补（《文选》□□□□□□□注）。

歆叩头，昨受诏五官郎中，田仪与官婢陈征骆驿等私通，盗刷越巾事，即其夕竟归府，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𡨃代语僮谣歌戏，欲得其最目。因从事郝隆𡨃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无见文者。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当使诸儒共集训诂，《尔雅》所及，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诂鞫为病，及诸经氏之属，皆无證验。博士至以穷世之博学者，偶有所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于歆身，修轨不暇，何偟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云淡雅之才，沈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良为勤矣。

歆虽不遘过庭，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今闻此，甚为子云嘉之已。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徭俗，适子云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时发仓廪以振赡，殊无为明语，将何独挈之宝。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罢朽，所谓知蓄积善布施也。盖萧何造律，张仓推历，皆成之于帷幕，贡之于王门，功列于汉室，名流乎无穷。诚以隆秋之时，收藏不殆；饥春之岁，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箓，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歆叩头叩头（《方言》、《古文苑》。案张溥本有《邓析子序》，今编入《刘向集》。）。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南，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然无信，诸侯畏而不亲。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畏其强而亲信之，存亡继绝，四方归之。此管仲、舅犯之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卫鞅始自以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也。尝舍于树下，后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树，况害其身乎。管仲夺仲氏邑三百户无怨言。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然惠王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也。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哉（《史记·商君传赞》集解引《新序论》，《索隐》曰：《新序》是刘歆所撰，其中论商君，故裴氏引之。案此论今《新序》有之，《新序》，刘向撰，而云刘歆，岂向书杂有歆论乎？亦异闻也，故录之。）。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隋书·律历志》上：其斛铭云云。祖冲之以为刘歆造。）。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馀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而著其法于《春秋》，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三统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十一三之以为实。实如法得一。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矣。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繇出也。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馀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以会数乘之，则周于朔旦冬至，是为会月。九会而复元，黄钟初九之数也。经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馀于终，事则不悖」。此圣王之重闰也。以五位乘会数，而朔旦冬至，是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为中法。参闰法为周至，以乘月法，以减中法而约之，则六扐之数，为一月之闰法，其馀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术也。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言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三统闰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正也，何以为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闰，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叠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叠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则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于太极上元，九章岁而六之为法，太极上元为实，实如法得一，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气体之数，天下之能事毕矣（《汉书·律历志》上：向子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案《律历志》下，仅末一条系班固所补，其全卷皆《三统谱》也，文多不录，褚少孙《历术》以下放此。）。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书·艺文志》如淳注、《北堂书钞》十二、又一百一两引、《初学记》十二、《艺文类聚》十二、《文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御览》八十七、又二百三十三、又六百十九。）。

（《子夏易传》）汉兴，韩婴传（《释文序录》）。

《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

《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證也（《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复立于学官，三家之学，于今传之（《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案《尚书正义》引作《别录》，《文选注》引此作《七略》，不题刘向，今并入此。）。

《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

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九。）。

礼家先鲁有桓生，说经颇异（《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

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苍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文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