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语类》总成七十家，除李侯贯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首尾该贯；或不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某人同尔。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盖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后世理学不明，第以文辞为学，固有竭终身之力，精思巧制，以务名家者。然其学既非，其理不明，则其文虽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于后，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而《大学章句》所谓高入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陷溺矣，诚非小补者。故尝谓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后，虽斯道未能盛行于世，而诵遗书，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于千五百年之久绝而不续。反复斯编，抑自信云。

《语类》成编，积百四十卷。同志艰于传录，而眉山史廉叔愿锓于木。士毅之类次，虽犯不韪，而不复固辞者，庶几无传录之艰也。独池本陈埴一家，惟论仁一条，按遗文，乃答埴书，不当取为类，故今不载。又辅广所录，以先生改本校之，则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馀条，今亦惟据改本（自首连数至「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注云：「自此以前，皆先生亲改。」亦传闻之误。当时杂改定者八十馀条耳。）。或有一条析为三四条，如窦从周录所见先生语之类，今则复其旧。或士毅所传本多于刊本，如黄义刚者，悉类入而不去。文异者，则姑注一二条云：「一本作某字」。以上皆与池本异者。盖池本虽黄侯直卿之所次辑，然李侯贯之惟据所传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据所授以加雠校，且有增改于已雠校之后者不与焉。故近闻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至于或出于追述，或得于传闻，则文辞之间，不无差误。凡此之类，读者详考《四书》及他记录，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学》类七卷，虽出于臆见，而实本先生教人之方，后学于此三复而得夫入道之门，则能总会是编，而体之于身矣。己卯九月望日，门人莆田黄士毅谨识。

平江府虎丘西庵尹公和靖先生祠者，嘉定甲戌今军器少监丁公煜通守吾邦之所创也。祠在山之西北隅。后二年，贰卿孟公猷闻有殡在西阶之上，甚惧非所以祓不祥而致蠲祀之诚者。告刑狱使者柴公中行，乃属长洲丞赵君崇侃即上方通幽轩之南辟地而迁焉，盖先生寓居之所也。知府事沈公皞悉资其役。为堂三间，西向。群山前列，环陇近护，老松修竹，交閟左右，高明靓深，称祀如昔。甫成，而柴公以召去，王公涔继之，复摹先生晚岁片纸手书、圣贤格言五千馀字，刊置西序。常平使者吴公格割公田四十六亩，俾住庵者为增葺费。孟公以始创遽迁，合有以示来者，命士毅书之。士毅因窃慨，念昔登朱子之门，获闻先生之学严于持守之本，在此用力之真，体验之熟。复发「主一无适」之旨，至「讲说而不践行，则为虚语；问答而少差失，则至误人」，与夫「未至于磨不磷、涅不淄，则不可如圣人之见南子」者，类皆务于简实，而戒谨恐惧之意隐然于其间，未尝不三复警省，是皆持守之功也。盖持守则心存，心存则其言斯讱，其行斯察，有不期然而然者。于是深叹夫周、程之所以上续孔孟者，至于朱子，粲如日星，有目咸睹，先后本末，区别在前，大小精粗，各有攸属。学者于此，不患讲习之不能明，所患因讲习之易明而忘持守之为本耳。则尝推明先生之学，以励后进。今之祠事，仰止遗像，如亲炙之，必求先生之学而学焉。是乃兴起之渐，岂曰小补之哉！此又其所可书之大者，遂不复辞。既次其略，辄附所闻如此。然自先生来居，积七十有五年，未有表其事而出之者，而二三年间，其役再举，始克就绪，则感夫事之难成，而俾终弗坏焉，以兴起于无穷者，又有待于后之君子也。先生居之岁月出处之大致，已详于黄侯干之前记。是役也，始于四月甲午，而讫于六月庚戌，实丙子岁云。后学黄士毅记（《吴都文粹》续集卷一四。又见洪武《苏州府志》卷四七，乾隆《虎丘山志》卷二三，道光《苏州府志》卷三五。）。

因：原无，据洪武《苏州府志》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