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无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三代以还，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遗其子孙，故不得不为久恃无恐之计，然天下犹因其自私之心而获少安于其间。至于秦、隋、魏、晋、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则并与其自私之计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于不爱己，固无望其爱民矣。而独惜夫爱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浅陋，足以跻时于小康，而不足以凭藉维持于无穷也。三代圣人之纪纲法度、宪章文物，所以本诸身而布诸天下者甚设也，而尤周密详备于成王、周公之时。彼其处心积虑，上彻乎尧舜，下及乎万世者也。外不惧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继日，尽吾精神心术而为之。其兵农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乡遂，其养士以学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后其品节条目日夜讲求而增益之。其上则六典、八法、八则、九柄、九贡、九赋、九式之序，其次则祭祀、朝觐、冠昏、丧纪、师田、行役之详，下至于车妆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与夫画缋刮摩抟埴之法，又其细者则及于登鱼、取龙、擉鳖之微。毕公所谓克勤小物者，周公尤尽心焉。盖一而再三申复之，贻谋燕翼。后世岂无辟王，而皆赖前哲以免流彘之难。共和摄政而天下复如故，龙漦作孽，宗周灭矣，犹能挟鼎玺而东。当战国之相吞噬，周块然而处其中，天下犹百馀年而宗主之。至于垂亡临绝之际，自分而为东西，其子孙益缪戾乖忤而弗念厥绍，故天下始去周而为秦。法亡则周亡，天下后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风》之思周道，则陈淫桧乱之极，一变而复见《豳风》之正。圣人序《诗》，所以寓其意于十五《国风》之末也。秦人变古不道，不足深恨。汉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讲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虑而尽防范，大抵不过为握持天下之术耳。苟简目前，非能深长之思、经久之虑也。封君古也，止于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于议名田之法。刑法止于定箠令，军旅止于京师之南北军、郡国之都尉。建官则仿秦旧，制礼则杂秦仪，学校则隶太常，而选举则数路，乡里则烟火万里。其浅近功利，已略足以随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几亡而仅存，终不足以垂裕而传后。其当世敏秀奇杰之士，深见远识而有志于先王之治者，则或请定经制，或欲退而更化，或愿建万世之长策。每观王符论汉家失业之民岁至三十万，则田赋、乡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长统欲定吏禄，重三公之权，改税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乱为治之意，论甚美矣；至于请废封建，复井田、肉刑，亦复讲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几先王之治，而补汉氏之缺。收召豪杰，相与修废起坠于贞观一二十年间。税为租庸调，田为口分、世业，兵为府选，士为明经、进士，官为七百三十员，天下为袭封刺史。然亦驳杂而不纯粹，疏略而无统纪。未几，兼并不禁，课役不均，更租调为两税，变府兵而为彍骑，停世袭而为州县，不爱名器而为墨敕、斜封。唐之子孙，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当其弊端未见，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获苟安之利，一旦利尽害形，罅隙呈露，则遂以大坏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开皇、仁寿，夫岂不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数，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汉唐之事，何以得此！虽然，汉承亡秦绝学之后，不独二帝三王之法度无复馀脉，虽五霸七雄区区富强之事，亦一扫而无遗。草创之初，大臣无学，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图书，固难责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齐以来，受民以田，分民以乡，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继以苏绰之在周，约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绪，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继以隋文帝之富盛，苏威、高颎之损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蹑其后而行之，使其深观详酌，纤悉委曲，有以补前世之未备，则以唐之治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仅以若此，此岂无所自哉？世变不古，功利之蟠结于人心，而此书之宏博浩翰，读之难晓，而说之易惑也。彼其煨烬于秦火，贬驳于汉儒，好古如武帝，反谓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伏藏泯没于山岩屋壁之间。汉之末年，虽入秘府，竟未尝一出而试之于治。其后刘歆取以辅王莽，五均六干，列肆里区皆有征，天下骚然受其弊。其馀杜氏不过能通其句读，马、郑诸儒亦止于作为训诂而已。隋唐之间，文中子讲道河汾，颇深识其本末，以为经制大备，后世有所持循，然徒载之空言，不及见之行事也。唐太宗尝与群臣语及《周礼》，而房、杜、魏徵虽出王氏之门，然本无素业，留宿中书，聚议数日，竟不能定，问及礼乐，复不能对。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学起相熙、丰，又尝一用《周礼》，而计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祸甚于刘歆。伊洛老师、横渠张夫子固习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盖自有《周礼》以来，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横渠诸子，则恨不及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则愧不能用；汉之刘氏、宋朝之王氏，则又悔不善用。自汉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驳杂而难考、弊坏而不可收者，大抵出于是三者之间也。是以时君世主厌薄儒生，姗笑《王制》，悉意于浅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为是目前苟简之谋，傥可以维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阔之谈也。嗟乎！千载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学者所不能而见也，有能讲明周公之制者，学者所不能而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