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讷子作《经筌》，自叙其首曰：鱼可以筌求而经不可以筌求，圣人之道寓于经，如二仪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盖吾之所谓筌，心也；求鱼之所谓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以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则所谓威福者为赏为罚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则所谓威福者为褒为贬为劝惩。自其赏罚而观之，则贤不肖判然玉石矣。故虽识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举十六相，诛二叔，兴十乱，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其用，则深辞隐义，讵可亿而度哉？故五经鲜异论，而《春秋》多异说，麟笔一绝，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刘之《调人》，纷然杂出，几成讼矣，后学何所依从耶？及何休、杜预之注兴，则又各护所师而不知经，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非所谓忠于师者。彼所学者则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学者则兴卖饼之讥。各怀私意，以护私学，交持矛盾，以角单言片论之胜，于圣经何有哉？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然世之说者，例以为非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邪？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沈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馀，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三传固无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时有得圣意者。若何休癖护其学，吾未尝观焉；惟范宁为近公。至于论三家，则均举其失，曰失之诬，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学也。其师之失亦从而箴之，故谷梁子之传，实赖宁为多。如经书乾时之战，我师败绩，赤曰「不讳败，恶内也」，宁知其妄，正之曰：「雠无时而可通，恶内之言，传失之」。经书作三军，赤曰古者诸侯一军，作三军非也，宁知其疏，正之曰：「总言诸侯一军，又非制也」。若是者盖多有之，故愚以为宁之学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宁有志乎《春秋》焉。愚学《春秋》，每尚宁之志，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经筌》。左绵赵鹏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