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尽其在我而不求其在人，此吏治之近古者也。夫为吏之患，莫大于求人之知，自其急于求人之知，而古人浑厚之风始散矣。盖皦皦以自洁者，不足以为廉；表表以自白者，不足以为平。要之有形之可指，不若无迹之可名也。古之善为吏者，惟知吾之处己不可以不廉，吾之持心不可以不平，至于人之知不知，不暇计也。斯民相忘于德教之中，而声绩泯然于形迹之外，至使史无可书之事，传无可名之功，此其气象涵蓄，圭角不露，岂若后世刻画以求名者之所为哉！若夫指一事而曰如是而为廉，如是而为平，吁！亦浅矣。班固传汉循吏，有取于吴公、文翁之属，以属言者不可以一二数也，然而或概谓之属而不表其名，或虽表其名而不著其传，或为之立传而廉平之迹复无所考，固岂略于此哉！或者汉犹近古，而吏治之盛又不可以迹观也。汉吏廉平如何？请以是论。古无忠义之名，而忠义有传自晋始；古无卓行之名，而卓行有传自唐始。愚读史至此，未尝不深为世道叹惜。士君子为国家任事，所贵尽其在我而已，正不必如是之表表也。夫使人得以忠义卓行之名，而归之我，或者已议其涵养之未深，而史氏又得以纪吾忠义卓行之迹，以垂于世，毋乃圭角之太露乎！甚矣！人之好名也。君子为名而为善，则其善必不纯；人臣为名而效忠，则其忠必不尽；郡县之吏为名而为廉平，则其廉与平也，必非出于中心之诚然。凡此者皆吾分内事也，而又奚以名为哉！名非古人之徇也，唐虞三代盛时，上自岳牧侯伯，下至邦邑都鄙，非无吏也，而未闻以廉平著名者，岂唐虞三代之人物，独不逮于汉乎！名之盛者，实之衰也。人必皆贪，而后廉之名始显；世必皆枉，而后平之名始彰。以廉平著名，已非盛世事也，而况于廉平立名，而欲人之知也乎！是当以世变厚薄论也。且廉平之名，始于谁乎？岂非班固叙汉循吏，有取于吴公、文翁之属者乎？夷考其传与叙，或概谓之属而不表其名，或虽表其名而不著其传，独一文翁有传，而所纪载终始乎兴学一事，而廉平之迹不传，固果何见哉？以固为掩人之善耶？则传叙所载，已首称之矣；以固为世远而无所考耶？则他传所述不为不详也。呜呼！此当以古论汉，而不当以汉论汉也。何以言之？有赫赫之名者，其所发必浅；无彰彰之誉者，其所养必深。古之人非不以廉洁自得也，而未尝沽激以为廉；非不以平易近民也，而未尝矫枉以为平。吾惟尽职分之所当然，而以安静和平之福遗天下，古人用心，大抵然也。汉兴至于文景，去古未远，议论务为宽厚，公卿耻言人过，蔼蔼然君子长者之风，而当时郡县之吏，不过承流宣化而已，又安敢立异以为能哉！自其谨身而至于帅民，自其不严而至于从化，无一而非廉平之实，初非指某事以为廉，指某政以为平，以自表暴于世。而民生斯时，陶陶然春风和气之内，亦不知其孰为廉而孰为平也。垂白之老，至有终身而不见官府，而老癃之民皆思见德化之成，农桑万里，相望陇亩之间，而鸡鸣犬吠，达乎四境之内，谓非廉平之功，不可也，谓以是廉平之迹，亦不可也。如是，则史何从而纪之耶？纪之其可胜纪耶？嗟夫！纪载如固，品藻如固，称其功而莫能名其所以功，述其美而莫能尽其所以美，兹其所以为近古欤！至于淳于公之廉平，亦齐中之所称者，今不见齿于列传，而乃附载于刑法之志，不见录于史氏，而乃仅形于少女之书，使淳于不被逮，缇萦不上书，万世而下，不复知有淳于之名矣，固之所谓属者，得非若人乎！彼淳于之名，特偶因少女一书而仅著，其他无所托而传，以至于泯没者，又不知其几人矣。名之存亡，传之有无，与夫事之详略，又奚足为汉史之增损哉！是知廉平之名，亦固强以是而称之，吴公、文翁之属，亦岂乐闻此名也！盖尝因是求之，宣帝之朝，帝以考核为能，以苛察为明，而当时人物亦莫不表表然求以自见，于是朱邑以廉洁称，而黄霸以持平显，载之史策，班班可考，非不足为后人之美观，而气象呈露，又非汉初之比也。然则循吏之传六，宣帝居其五，而文帝居其一，果孰优而孰劣耶！愚谓文翁之守蜀，向微兴学一事，则其功名事业，又将与吴公俱泯，而未必与朱邑、黄霸等齿也，学者试思之。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