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治道未有无其本也。本立则其见诸显设者皆自然而然，初非容其心也。六经者治道之本，盛帝明王之极致，举不外是。其措辞立论，虽非后来所可企望，然洪模懿范，昭布森列，挹其馀润，则典则程度自有可观者焉。世之有志于治道者，孰不欲举一世之治，使焕然皆有华藻之可述。然求之号令，鲜可人意。求之文章，徒饰虚言。或者见其不如古而归咎于号令文章之不修，不知此岂用力于号令文章者所能得哉！有经术以为之本，沉浸醲郁之馀，由是而充，则自有不容掩者矣。汉武帝承礼文多阙之后，迄能使号令文章焕然可述，盛哉！班孟坚述其所以盛，而先之表章六经之一言，吁，其知武帝治道之所自出也欤。孝武号令文章如何，请申之。发号施令，罔有不臧，涣汗大号，令出惟行，非六经之所以为号令者乎？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非六经之所以为文章者乎？号令之明，文章之粹，未有过此者，岂不足以垂百王之轨范，万世之龟鉴欤！然自三代而降，乘时施为，有志于治道者，岂不欲以古之号令者为号令，以古之文章者为文章？卒之卑陋蹇狭，瑟缩骫骳。行之一时，已不足以动天下之观听，尚何望其传之后嗣，诏之来世也哉！盖自《文侯之命》称述于东周者，辞体卑弱，已无复《君陈》、《康诰》之旧，而号令不如古。自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而文章不如古。自是而下，源流益远。秦人不师古，始焚灭六经，亦既自拔其本，自塞其源矣。徙木之令，封禅之文，徒足以驱一世于聋瞆，其于号令文章，何足多论！汉兴，高皇帝起自马上，不事诗书，一时所谓号令文章者，不过羽檄召兵、大风起舞而已。时方草创，君子无望焉。至于文、景，渐有可称。后元诏令，温然粹然，寖有古意。君子以为广游学之路，刺六经，作王制，实为之先也。若夫礼乐未遑，制度多阙，亦以时之未暇耳。武帝光绍鸿业，以言其时，则汉兴六七十载，烟火万里也；以言其资，则雄才大略，高迈前古也。汉家一代之治，发挥而润色之，岂非此其时乎。自今观之，兴廉有诏，求言有诏，举茂才有诏，号令班班，闻者至今可使耸动；得鼎有歌，天马有歌，乐章有歌，文章炳炳，见者至今犹足晃耀。夫烂然雅奏，玉振金声，斐然前陈，日光玉洁，人知其为帝之号令文章尔。岂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帝之自本自根，盖有在也。班孟坚述其灿然之盛，足以诒谋后嗣。而叙事之首，表章罢黜，实为之先。究其旨意，岂直以修郊祀、改正朔、协音律以此为盛而已哉？意者黄老之言，尽屏时好，儒术登崇，相与辨难，故能使文章尔雅，训辞温润。膏之沃者光茂，源之深者流长，信有自来矣。不然，异时内外相应，无非义理温润之文，傥非所积之宏，所培之厚，岂能强至是哉！太史公之作《史记》也，盛称建元、元狩以来文辞灿然，不述于《表》，不述于《纪》，而自序于《儒林传》之首，迁其知所本始矣。意者，班固之言，其犹有所祖述欤？厥后王通续书之著，既叹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不可复见，而于汉之制志诏策，深所致意，且曰：「帝王远矣，舍汉其将安之」！然则班固所谓后嗣得遵洪业，岂不信然。虽然，续书无传，君子尝深为文中子惜。如使汉之号令文章果能无愧于典诰之旧，则续书制志至今存可也。毋亦可以为汉之盛，而未足为五帝三王之盛欤？仲舒之言曰：「强勉学问，知益明」。武帝有可为之时，有能为之资，又有大有为之志，表章、罢黜以来意向，亦略定矣。惜夫多欲未克，不能勉其所未至。于是号令文章非不灿然，可述而可见者仅止此。如使以仲舒所谓强勉者加之意，则诗书所称，何以加焉。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