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权荆湖北路安抚使，曾按发汉阳知军范寅亮违法事，今寅亮除湖北路转运判官，乞回避。

攻讨水贼黄诚、杨太等。勘会辰州、沅、靖州峒丁，内有牌弩手，今边州宁静，可以摘差与官军夹带使唤。缘昨准朝旨，峒丁不须勾抽，致未敢一面行下。乞于逐州峒丁刀弩手内选差刀弩手三百人，前来鼎州，相兼使唤之，仍候捕贼了日，发归元来去处。

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实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挥推到任赏。

昌县尝谓古今利害，特在于名实之閒。事责实，故有利无害；徇名，有害无利。昌县尝深究其源，非谓朝廷遣使乐于徇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责实，势使然耳。使命一出，张官置吏，不下数百员，与夫屯师聚兵之费，当取给于州县。州县比年所至匮乏，常赋之入，曾不足以自赡，矧有馀赀以供使命之用。一被督责，必令办具，不过重费鞭朴，取之于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缘为奸，殆有不胜其扰者。至于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于所部军马又须抽摘随行，赴置司去处。州县一或有警，不过告急于使司，相去既远，应接每不及。以至调发人夫，征取财赋，行过郡邑，仓库一空，应报文移，日不暇给。其閒至有将懦兵骄，稍无纪律，则滋长贼势，为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则使命之出，将以保州县，而州县反被其扰，将以抚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将以治盗贼，而盗贼愈长其恶，可谓有害无利矣。朝廷凡使事之毕，亦尝计其岁月所费，以较其利害多寡乎？比者伏睹遣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得之道涂，谓朝廷因献言者以今日大计在于图秦，故特遣大臣出领使事。昌县窃谓朝廷急于图治，辍枢臣使远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势考之，岂能使之责实？虽负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徇名而有害无利也。昌县备员武陵，首尾五年，川陕事体，粗闻其略，试言之。且张宣抚入蜀之初，责任非不专，事力非不盛，财用非不富，士马非不强，当时人心又皆鼓勇，乐于赴功。而累年之閒，迄无功效，徒上下怨憾，以谓四川初无盗贼之扰，止缘宣抚使入蜀以扰之。宣抚入蜀，而人被其扰，亦岂为宣抚者固欲重困州县乎？盖张官置吏，屯师聚兵，官吏之所赡给，将士之所犒劳，所过所留，征求调发，势有不得不然者耳。况今五路陷没，四川危动，民力已困，财用已竭，强胡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势，较之张宣抚入蜀之初为何如？州县彫弊，似亦极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将带官吏，摘抽诸军，又入蜀地，征求调发，号曰图秦。窃恐秦未暇图，而腹心肘腋之变先起矣。昌县所以妄意谓未易责实，近于徇名，而有害无利也。抑尝闻乃者富平之战，骑兵凡十五万，士马亦可谓强矣，而竟致败衄。今四川士马不过吴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图秦乎？昔曹操以百万之众，顺流而下，吴之群臣已为迎降之说，操于图吴，势若可必矣。周瑜以谓：「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乃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后操果有赤壁之败。今都督之来图秦也，东土已安而果然无内忧乎？南寇已平而果无后患乎？中国士众果能习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县愿朝廷鉴此，审处利害而行之，无令轻举妄动，近于徇名而无实也。至如近复襄、邓等州，都督之行，就当措置，拨军屯守，军势愈分。昔吕蒙为孙权论徐州曰：「今操远在河北，不暇东顾，往自可克。然地势通陆，骁骑所骋，今得徐州，操后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尤当怀忧。不如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用其策，后果擒羽。今朝廷复襄、邓州，亦犹权之取徐州也。取之为易，守之实难，能保强虏之不争乎？孰若命大臣或大将，益重兵，聚赀粮，守荆州，以据长江之险。今天下根本大势，实在长江，保守长江，以固根本，然后可以图秦保蜀，料理襄、汉，经略中原，随宜度势，以次施设。今根本未固，遽欲辍大臣于数千里之外，以孤军抗强虏，期以复西秦残破之疆。昌县谓四川民财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动，而都督又将入蜀，万一强虏乘我閒隙，或压以重兵，或传以伪檄，则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系岂小哉！昌县初闻枢相赵公出使，赵，近世伟人也，忠义激昂，慨然有康济四海之志，然事势如前所陈，昌县实忧其行。窃意枢相洞达利害已久，身为大臣，义当徇国，不敢辞避耳。今闻大拜，脱或别议遣使，愿试以昌县所陈，更加讨论，熟计利害而行之。且命大臣或大将守荆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亦岂易事，特不得已而用之。兵非有五万之众，钱粮非有三年之储，且将不假岁月，责以近效，亦岂能使之胜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万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关师古既叛，阶、成州一带无人控扼上流，势须益兵也。昌县以事干国计，不敢缄默。或谓昌县言轻不足信，伏望更加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