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凡以上之所为，视民之所向而已。比者淮甸有警，陛下决意亲征，诏下之日，民情欣悦。此无他，当于人心而已。夫民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古语谓谋从众则合天心，谓其众心之所同，有至公之理存焉。臣愿陛下推是心以见于用人，则用人皆慰人望，推是心以施于政事，则政事不咈于人情。三王之治，不过于得人心而已。

臣窃谓人主好恶，其犹天欤？天之所发生肃杀，固无容心于其间，是以人主法天而为治，赏善罚恶，惟才是用，何适莫焉。其于臣下也，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然后用人不失其宜矣。苟知其人之善矣，虽或憎焉，未尝废也；知其人之恶矣，虽欲爱之，未尝蔽也。昔汲黯之戆，常面折人主，汉武每恶其妄发。及与严助论之，必以黯为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也，唐文皇尝爱之，延入阁语，每至夜分。及称佳木，文帝必以佞人目之。二君之不蔽于好恶之私，故能尽其臣下之能否。陛下忧勤庶政，急于为治，然百执事之列，每患于乏才焉。臣愿陛下察臣下之忠佞，舍短取长，随才器使，各当其职，乃无乏才之患矣。

臣闻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则《春秋》者，诚经世之大法也。然诸儒弃经任传，使圣经之旨闇而不彰，郁而不发，故王通谓三《传》作而《春秋》散，岂不信然？侧闻陛下万机之暇，留意《春秋》，诚得进德之要矣。然臣窃谓帝王之学，与世儒之学异。盖世儒之学，从事于章句之末，解析文义而已，至于圣人经世大法，往往莫之察也。而帝王之学，在得其要，措诸事业，此其所以异也。昔九方皋之相马也，物色牝牡有所不察，而卒能得天下马。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也。臣愚窃谓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春秋》之学有类于是。伏望陛下深求作经之旨，自得于言意之表，而不惑于先儒之偏见，则《春秋》之旨昭然矣。

右，臣准尚书吏部牒：「备坐都省劄子：『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今来江北贼马已退，应行在及从便职事官，各条具利害闻奏』」者。臣谨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诗也，而诗序有及于《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以至于《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焉。夫《鹿鸣》之燕嘉宾，《四牡》之劳使臣，《皇皇者华》之遣使，《常棣》之燕兄弟，《伐木》之燕朋友故旧，如《鱼丽》美万物盛多，《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何预于北伐哉？及观《车攻》之诗，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疆土，复会诸侯于东都，乃知攘夷狄寔系乎政事之脩举也。又观禹之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以舜之圣，其不为漫游又何疑焉。而禹之陈戒，乃至于是者，盖臣之于君，所以告戒者，惟恐其有所不及，以此见其爱君之至也。然则，人臣之事君，可不法于斯乎？臣窃谓今日政治之本有三而已：一曰正心诚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党。三者既至，则夷狄不足虑也。何谓正心诚意？《记》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治天下、国家以至于脩身，皆本于正心诚意而已。盖诚者天之道也，意与天合，则动静语默不以毫发己私间于其间。无适而非道矣，心其有不正乎？举而措之事业，疑无难也。故《记》曰：「治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九经之多，该括万事，而谓行之者一也，所谓一者何也？亦曰诚而已。昔舜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以有苗之远夷负固不服，而舞干羽于两阶，乃能格之，则诚之所感，岂有远近之间哉？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不可不察也。何谓辨君子小人？盖君子小人若冰炭之异，不可以并用也。君子曰可，则小人必曰不可；君子曰然，则小人必曰不然；君子以为是，则小人必以为非。其相戾如是，而欲其共成治功，难矣。彼之不同，非固为不相侔也，以其智识之大小、见闻之广狭。此则喻于义，彼则喻于利，此则上达，彼则下达，何自而能一之哉？观齐侯伐鲁，展喜犒师，对齐侯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又观晋阴饴甥之对秦伯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则君子小人不同也常若是，可不辨之哉？何谓消朋党？昔唐文宗尝叹曰：「破河北贼易，破此党难」。当时牛、李之党互相倾轧四十馀年，臣窃以为当时之党，虽起于牛、李，而文宗寔成之也。盖朋党之成破，系于人君之取舍尔。苟文宗不以为党，则臣下孰从而成之？乃叹曰：「破河北贼易，破此党难」。是未知夫党之所以成，寔生于文宗之疑心，而小人因此以成之耳。一有所疑，则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苟以是数者推之，孰非朋党乎？又况近年以来，宰相数易，则人臣之立于朝，门户众矣。掊击多门，同于大公，惟才是用，而无彼此之间，则尽善矣。此朋党不可不消也。惟陛下正心诚意，以辨君子小人，而消朋党之所自。臣窃以为今日艰难之时，苟此三者既正，则馀不劳而正矣。臣区区之心，寔愿陛下万机之暇，留意于此。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臣闻道一而已，何古今之异乎？昔韩愈作《原道》，尝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若合符节，其揆一也。则前圣后圣，其所传者岂拘于方册之间哉？所谓传圣人之道者，非传其道也，传其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人之心扩而充之，可以参天地，可以赞化育。苟不能充之，则亦梏亡之矣。故治天下国家，必本于正心诚意焉。主于一身则为心，心有所感则为意。心既正矣，意其有不诚矣乎？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于此者。逮及秦、汉，则异于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操术任数，以御臣民。既失其本，所以治功终不近古也。譬之鉴焉，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伏惟陛下留意问学，固已默契于二帝三王矣。臣前所谓正心诚意者，既已得之。推此以决庶政，以待群臣，无非诚意，视彼秦、汉之君以智术驭下，何其浅也？然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汤之圣德，在于日新不已也。伏望陛下慎终如始，日新不已，则圣德日新，天下幸甚。取进止。

臣窃观《易》之《否》、《泰》二卦，考其成卦之由，《泰》则内君子而外小人，《否》则内小人而外君子。以《泰》通之时，于小人非能绝之也，特外之而已。自古愿治之君，未尝不欲辨君子小人也。而所进者未必君子，所退者未必小人，其故何哉？昔章子通国皆称不孝，而孟子为之礼貌；仲尼贤于尧舜，而鲁人以为东家丘。夫人之好恶之相去，岂直寻常之间哉？盖物我异观，是非相埒。彼君子曰：「吾之所好者君子也，所恶者小人也」。其小人亦曰：「吾之所好者君子也，所恶者小人也」。则君子小人，又孰从而辨之？及考《泰》之初爻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志在外也」。以此见君子逢时则出，而有为也。至《否》之初爻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志在君也」。君子不用，退处草野，而犹曰「志在君」者，以此见君子之心，惓惓不忘于君也。及观《需》之六四曰：「需于血，出自穴」。以阴柔而居三阳之上，小人在上之象也。必至于见伤，然后出于穴焉者，阴之所安也，则小人于进退之际可见矣。至《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盖小人之志所包蓄者，在顺承于上，以求济其否，为身之利而已，岂复顾于国家天下哉？昔赵充国，汉将之忠于国家者也，尝曰「明主可为忠言」，又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又曰「非公家忠计也」。则知君子之于国家，未尝不尽其忠也。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自是谏诤路绝，卒成天宝之祸。则知小人之于国家，未尝为忠谋也。由是观之，君子小人之分，在夫忠与不忠之间尔。陛下任贤使能，以图中兴之治。而臣区区之心，犹以是言之者，盖以小人难退而易进。苟可以乘间而入，必用其智巧，愿陛下常加察焉。取进止。

臣闻《乾》之象曰：「保合太和，利贞」，然后继以「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夫必太和之气保合，然后能首出庶物之上，而万国皆宁也。《泰》之象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泰通之时，所以财成辅相于天地者，岂智力所能及哉！亦全其至和之气而已。由是观之，人君所以赞天地之化育者，惟在于勿伤其和气而已。陛下学造精微，德配天地，所以赞化育者固已得之矣。然臣愚窃谓天地之大，四海之广，有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者，皆足以伤于和气。又况今日军兴，赋歛之繁，州县督责于民间者非一，岂无愁叹之声以伤于和气哉？陛下不可不察也。愿每留圣虑，以召和气，天下幸甚。取进止。

臣闻郑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以子产之为政，尚及三年，然后民信而爱之。则知为政之道，欲民之信服，必在久于其职也。今之郡守监司以二年成资，已不久矣，其间又有席不暇暖而易之者，欲民之信服其政，其可得乎？臣愚窃谓除授郡守监司，初宜慎择。及畀付之后，勿数移易，使得各尽其材，而无苟且脱去之心，庶几治功得以及民。伏望陛下加察，幸甚。取进止。

臣闻和气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一身也，保和气者其国治，保元气者其生全。故人之恃元气以生，所以保养之者，其精在于喜怒哀乐之际，而其粗在于饮食起居之节。有天下者恃和气以为治，所以培护之者，其微在于心术之感通，而其著在于百姓之休戚。此不可不察也。昔东海杀孝妇而旱，颜真卿辨狱而雨。以匹妇之冤与狱之情，乃能感动如是，而况天下百姓之休戚乎！比年军旅之兴，兵食之费取足于东南，固所不得已也。然监司守令苟逃谴责，以不恤者谓之辨事，以残忍者谓之敢为，能以赤子为念者有几？如和籴军储、和赁舟船之类，名为情愿，寔是抑勒，未易以一二数也。诏令丁宁，非不切至，然终不能革者，其弊在监司守令不得人耳。使监司守令得人，则百姓受寔惠矣，亦不在诏令之数下也。近者有诏铨量监司郡守已尝有罢黜者，天下晓然皆知德意之厚，然其间宜罢而幸免者亦不少矣。至于县令，尚未有澄汰甄别之法，此正今日之急务也。元元垂命于县令，可不为之虑乎？伏望陛下万机之暇，令二三大臣讲求所以旌别澄汰县令之方。使民安于业而颂声兴，则和气充溢，岂复有愁叹之苦哉？取进止。

臣尝谓为治之本在于定国是，国是定则人心正，人心正则风俗厚。昔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夫国之所是乃至公之理，君子之所同也，而叔敖曰「众之所恶」者，何耶？盖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此正论所以难胜也。惟能审其是非，示以好恶，使知所向，以定国是，则人孰不归于正乎？今日之国是，尚有可言者焉。臣愿陛下每留圣虑，天下幸甚。取进止。

蘋闻大臣事君以人，则宰相在于知人而善任使耳。然似是而非者有之，似非而是者有之。如章子通国皆称不孝，而孟子为之礼貌；仲尼贤于尧舜，而鲁人以为东家丘。其似非而是有如此者。如殷浩隐于山林，谢尚、王濛候其出处以卜兴衰，而庾翼乃谓此曹可束之高阁，其后终不能有功。其似是而非有如此者。所以知人为难焉，自非知道者未易究此。伏惟执事深得此道，发于事业以济中兴之治。而蘋区区犹以是言之者，盖至诚无息。惟不息，则能合内外之道，内外之道合，则孰能间之哉？推于知人，宜无难矣。不识仆射相公然之否也。

窃谓人君每恶朋党，而人臣每成于朋党。至于小人之欲去君子也，亦必以朋党而去之。盖人主之于臣下，贤则进，否则退，初无心于其间也，故臣下之为朋党，未尝不恶之也。人臣之执其政柄者，固非有意于为朋党也，然分别邪正，苟失于过甚，则不幸而近似之矣。而小人者乘此以中伤于君子，则必曰非其党不用，故造为疑似之谤以倾之，而君子往往以是去矣。伏惟执事以公忠直道，简在上心，固无偏私矣。然近年以来，宰执数易，士大夫之立于朝者，门户众矣。伏望执事掊击多门，同于大公，则人才短长皆不弃矣。蘋区区之心，非谓其有此也，盖将逆虑其未至尔。

蘋自前年冬罢官毗陵，即还村落。复以贱累，疾病相仍。去冬，山妻不幸，伤悼之切，殊不能堪，以此不获为记室问。然怀仰德义，朝夕台诲，感佩不胜。舍人日与道俱，想聪明才智不能为胸次累也。老氏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此舍人所深晓也。于道既得之，则圣人所以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顺于道德者，皆不过此。斋戒者，若颜氏之心斋是矣，未始有回，方能如是。所谓密者，意必因我有一尚存，则不密矣。如庄生谓未始出吾宗，释氏谓鬼神窥觑不见者，乃密也。既如是，则于道德未有不和顺者。所过者化，则所存者神尔，神初无二也。学者所造未至于极，则不能无先后之序。自志学至于立，至于不惑，至于知天命，皆其序也，故不成章则不能达。子思云：「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不以躐等为贵也，人与仁异」。孟子以学者分此，故谓仁乃人也，能体合之即道也。孟子以人与仁与道未尝异也，学者正欲合之尔。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则，如耳目者物也，能视听者则也。心主于身，不存则放矣，性则养之尔。二者学者之事，故谓之事人。远蒙下问，不敢不报，然辞拙理暗，不胜愧汗。

子路问强，夫子告以南北方之强，而纵言至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皆以强矫之士之特立独行，至死不变，亦可以无愧矣。进德至此，亦不可以有加矣。夫子又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强即毅也，何待于弘哉？而子思称孔子之圣，必曰：「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乃能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信知弘毅之不可偏也。李子勉，余畏友也。刚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与人合，如胶漆不复可解；不合，不能忍见。虽忤大臣，拂流俗，曾莫之顾。然有意而为之，未若无心而适当；直前不顾，未若应之从容。余尝有意于斯而未能，愿与子勉共进之，故书以告焉。绍兴六年岁在丙辰，四月望日，长乐王蘋序。

读书须求圣贤所以言，反覆玩味，优游涵泳，期于默识，心通洞达无间。然后为学者祗循习训诂，解析文义，适足为玩物尔。崇宁二年甲申岁九月十八日题。

谏议先生忠言至论，为时蓍龟，虽愚夫愚妇皆知尊仰。至于业履之精微，通于神明，盖人有不得而尽知者。观谏议《为龙舒公求铭书》，辞意勤恳，必诚必信，虽字画之末，悉尽其至。传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于谏议见之矣。绍兴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长乐王蘋谨题。

张思叔世为寿安农夫。思叔自幼已不乐为农家子，凡三易业，始游庠序，即有能文声。及屡试礼部不偶，乃冥心进取，有求道之志。是时伊川先生归自涪陵，遂受业以终身焉。先生之门，晚进甚众，然得之多、行之力，未有能及思叔者。思叔明敏疏通，学问深造，真有用之才也。偶于箧中得思叔书二纸，惜其中年而亡，为之怅然。因录其诗文五篇于后，亦可以见思叔所学矣。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立秋日，长乐王蘋题。

《中庸》论天下之达道，而终于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之书，是为入德之要，其言乃曰「一而已」，疑若不以斯道示人也，岂欲骜天下后世，而不使之有知乎？盖道本无在，惟造道者能出于言意之表，超然自得，有契于心，则万善兼该，不待博观而泛取也。故夫子以「一以贯之」告于曾子，而曾子应之曰「唯」，则固已默识之矣。及门人之问，则告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信乎忠恕足以尽夫子之道也。然既曰「一」矣，而曾子以「忠恕」言之，何哉？忠恕之名既分，果可谓之一乎？忠以处己，恕以接物，则忠恕非一也。忠以事上，恕以济众，则忠恕非一也。自其末而求之，则忠恕未尝不二；自其本而求之，则忠恕未尝不一。夫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所谓尽己者，岂有意于为忠耶？克己之私，一毫不留，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廓然无际，而心无有外，非尽己而何？天地之造化与之同流矣，万物之散殊与之同体矣，举斯心以加诸彼，乌往而非恕乎？则恕之为用，岂外于忠哉？是忠恕者，合内外之道尔。斯道也，圣人体之，君子行之。体之者从容中道，大而能化，故发于言也，亦不见其迹焉。行之者方且勉进于是，故必显其入德之由。所以夫子言「一以贯之」，而曾子语门人必及于忠恕者，告之以入德之由也。盖夫子之言，有德之言也，有德之言所言，皆己之所有也。曾子之言，造道之言也，造道之言，贤人之言、圣人之事也，欲由而未至也。然率是以往，其入圣域也必矣，则曾子称夫子之道何疑焉？其后曾子传之子思，子思笔之于书，亦曰「忠恕违道不远」，岂非有得于斯乎？夫子之门，自颜渊死之后，门弟子于圣人之道，信之笃、得之深、行之力、守之固，未有如曾子者。其称夫子之道，宜其异于众人也。以子贡之智，足以知圣人，犹以圣人为多学，而识之未达夫一贯之理，及圣人语之而后知，则曾子之言，非造道者能之乎？